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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新华:城镇化,谁来种地?
  •  2013-02-21 09:56:05   作者:孙新华   来源:南风窗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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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发表于《南风窗》2013年第4期,发表时略有修改

     

    在城镇化背景中,“谁来种地”,土地如何流转,土地制度又向何方改?这些问题,日益逼近。

     

    作者:孙新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在2013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到“家庭农场”这一概念,并主推它的发展模式前,安徽的河镇已经“探索”多年。

    在城镇化背景中,“谁来种地”,土地如何流转,土地制度又向何方改?这些问题,日益逼近。

    放大到中国农业的发展进程,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合作社,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工业化背景下的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经营,到今天经营规模为200亩左右的家庭农场,可谓回环曲折,代价沉重。

    但家庭农场仍然只是开始。问题也在开始中产生。

     

    大户

    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来经营土地?时间可以回溯到4年前。

    从2008到2009年两年间,河镇借助国家项目完成土地平整1.2万多亩。这些耕地如何分下去?应该由谁来耕种?成为一个头等问题。

    镇农经站站长程小河说,“县镇村三级反复讨论后认为,国家投资2000多万进行土地平整,再分给农户进行分散经营,就浪费国家资金了;再加上农村种地的人也不太多了,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所以最后决定把大面积耕地流转给大户经营。”

    后来,程小河又补充道,“其实,我们就是为了大户经营才实施土地平整的,不然也申请不到土地平整项目。”

    程小河所指的“大户”,基本上都是工商企业。河镇平整好的1.2万亩农地,最后由8家这样的企业或老板流转,最大的一个大户流转了3000多亩,最小的一户也不低于1000亩。这些企业多为涉农企业,从事粮食加工、农机销售、农技服务等。

    最近几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地方政府推动工商企业下乡流转土地的热潮。各地政府在竞相攀比中,将大量工商资本吸引到农村经营土地。新华社的报道称,到2012年6月底,流入到工商企业的耕地面积达2500万亩,比2009年底增长了84.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则表示,目前我国公司经营的土地占到流转土地面积的20%。

    政府的推动是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直接动因。河镇镇政府有关土地流转的文件上赫然写着,“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

    为了实现政府的规模经营目标,当地政府出台了各项针对大户的奖补措施。大户每亩每年可以获得60元的奖励、10元的柴油补贴、10元的中央财政补贴。流转土地1000亩以上的大户,还可以获得1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资本是逐利的。大户之所以敢下乡种地,除了政府的补贴,还因为他们认为种地是可以赚到钱的。流转了1100亩的大户吴新民当时就认为,“农民一亩赚500元,我赚100元总可以吧,1100亩不就是11万?”

    吴新民万万想不到的是,3年下来,自己当初的赚钱梦被摔得粉碎,不仅没有赚到钱,还亏了上百万元。

    由于河镇属于国家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大户必须种植粮食作物。同样是种晚稻,农民每亩一般都能产千把斤,而吴新民最高只有600多斤。有时候管理不过来,还会造成大面积减产。2010年吴新民就有三四百亩发生草荒,每亩只收到二三百斤稻谷。

    说到大户的产量,当地一位老生产队长讲了一个故事。2009年底,镇里召集村组干部开会,几十个本队流转了土地的生产队长聚在一起算了一笔账,结果吓大家一跳:1.2万亩地一年减产了近500万斤。

    大户的经营效益之所以上不去,根本还在于无法解决劳动监督。

    劳动监督解决不了,就会带来劳动力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现象。这不仅使单产上不去,劳动成本也很大。吴新民说,他每年每亩的雇工费用至少在200元,高的时候都有250元。产量不高,成本又大,亏损就不难理解了。

    连年的亏损,成为大户的无法承受之重。

     

    家庭农场

    承包土地的安徽巢湖人的出现,解救了陷入水深火热的大户。

    2009年底第一批巢湖人接包了一个大户的2000多亩流转地,到2011年下半年所有的大户都将名下的土地转包了出去,其中90%都由巢湖人接手。

    与大户不同的是,这些巢湖人经营的规模都不大,约在200亩左右,正是1号文件所说的“家庭农场”,而在河镇,他们叫做职业农民。

    从吴新民手上租了200亩地的巢湖人张祥和说:“我们除非不出门,出门就种200亩,种少了不划算,种多了投入大,也不好管理。200亩正好,不烦神,稳赚!”“我们租200亩地,每年至少赚5万,高了10多万,平均也有七八万。”

    张祥和对自己的职业很满意:“一般打工的比不上我们,打工怎么搞都赚不到5万,我们一般七八万。我们一年到头还没人管,打工要受人管着,不自由,还要看老板脸色。他们打工要忙12个月,我们在家闲8个月。”“现在再让我打工,我都不干了。”

    巢湖人能赚钱,关键在于他们规模适当、雇工较少。张祥和说,他们平时的主要劳动和管理都是由夫妻两人承担,只是在农忙时少量请工,一年下来平均每亩雇不到一个工,也就百把元。“我们种200亩地,赚的就是自己的辛苦钱。”粮食生产的利润本来就很微薄,雇工太多就赚不了多少钱了。

    河镇的一位老村支书对巢湖人的印象也比较好。他说,“这些巢湖人的产量比大户高很多,有的比我们还高。他们能吃苦,一天到晚地干,不像大户,都是开小轿车的,从不下地”,“他们经常在外面种地,有技术、有经验”。

    “一般农民种得少,没有压力,技术跟不上没关系,我们完全靠种地吃饭,必须得靠技术提高产量,”张祥和说,“小面积的地农民不重视,他们大部分时间干别的事情,只有一小部分时间放在种地上,差不多就行了;我们就得一门心思扑在地里。”

    张祥和今年50岁,在外面专门种地已经有15年了。他早年主要在浙江嘉善,近年来回到老家安徽种地。论种地经验,他绝对是个老师傅,据他自己介绍,至今从他手上带起来的“徒弟”已经接近20人了。

    其实,在巢湖人的带动下,河镇很多农民也开始走上了职业农民的道路。去年流转土地的15户职业农民都是当地农民。程小河介绍说,“在同等条件下,我们肯定会优先考虑本地农民。”

    家庭农场的出现,可以说是城乡双向运动的结果。

    这从张祥和的包地经历上看得比较清楚。1997年在浙江嘉善打工的张祥和发现,当地很多农民进厂后自己的地就不种了,好好的地就这样抛荒了。惜土如金的张祥和夫妇捡种了四五十亩抛荒地,没想到种地收入比打工还高些,从此他们干上了包地这个行当。但由于土地比较分散,他们的规模都维持在几十亩的范围,收入也比较有限。

    2009年前后,张祥和耕种的土地被开发区占去。正在不知所措之时,他听说安徽老家有不少地方都有资本下乡搞大户经营,土地不仅平整而且集中连片。更让张祥和喜出望外的是,很多大户都对外转包土地。这下他可以继续种地了。

    从此,张祥和回到安徽发展。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他的经营规模扩大到了200亩左右。在其他地方种了两年后,他来到了河镇。

    大户的破产和家庭农场的出现,也使当地政府认识到了家庭农场的优越性。当地分管农业的副县长高祥告诉笔者:“夫妻两人种150亩上下的土地,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两个人赚七八万,完全超过了社会平均收益,这是经济效益;他们的产量不低于老百姓,甚至还要高,这是社会效益。大户即使不亏,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会成为问题。”

    从大户接包土地的张祥和们,现在最不解的是,他们不仅拿不到政府的奖补资金,每亩每年还要向大户交100元左右的转包费。张祥和去年交给吴新民的转包费是每亩每年80元,而他的老乡小王交给另一位大户的费用是100斤稻谷,折合成现金就有130多元。

    就此,程小河解释道:“我们与大户签的合同是7年,还有4年才到期,我们总不能现在中止合同吧,只有在新签订的合同中给职业农民相应的奖补。”笔者了解到,去年流转土地的15户职业农民确实拿到了奖补资金。

    据程小河介绍,河镇目前还有2万多亩土地没有流转,但是镇里已经定出方案,计划未来3年将剩余的所有土地纳入土地整治范围,平整后流转给职业农民。

     

    小农

    在农村人口加速流动的背景下,土地流转势在必行。所以,中央在稳定承包关系的同时历来都允许土地流转。

    但土地流转要与农村实际相适应,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不得损害农民承包经营权益。笔者在河镇的土地流转文件上也看到,“农村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但在实践中,何谓农民的意愿,却是个“模糊”的问题,并且可以操作成对农民意愿的违背,对他们权益的损害。

    徐世林,今年65岁,家有7亩地,2009年全被政府拿去流转给大户了,现在是巢湖人在种。他说,他们村90%以上的土地都被流转走了。当时很多人也不想流转,但是没办法,村干部三天两头往家里跑,最后看在干部的“面子”上,只有把地“让”出去了。

    徐世林说:“你说我们愿意吧,那肯定不对;你说我们不愿意吧,我们又签了合同。现在很多人后悔了,但是合同都签了,咋办呢,只有等到合同到期再说了!”

    徐世林所在村的村会计袁化武说,“当时好多人不愿意流转,主要是55到65岁的老人,他们在农村还算壮劳力。没工作,没固定收入,又没企业,他们想‘我就种地呗’。有的亲戚朋友出去打工,土地都流转给他们,还不要钱,他们肯定乐意种。所以,很多出去打工的人愿意流转,在家的人不干。”

    “种地我有两头收入,既能种地又不误打工。现在消费水平那么高,我种地,什么都不用买,一年不掏钱,照吃饭;地收走了,又不安排工作,我们吃啥?光靠打工?今天打点零工,有吃的;明天不打,就没吃的了!”徐世林这样说。他现在的固定收入就是每亩的流转费400斤稻谷,有活就在附近打些零工,没活就在家闲着,生活大不如前。

    袁化武讲,当时至少有一半农户都得做工作,工作难度很大。“我们村干部包片做工作,晚上跑到人家家里做工作,做不通就找他的亲戚一道去,跟征地拆迁一样的。有的死活不同意的,跑一次、两次、三次,实在做不通,就让他种,但只能种自己的那几亩地。”

    目前,依然种地的农户就是这些干部眼中的“硬钉子”。

    河镇进行土地平整和流转的原则基本是“整村推进”。去年流转给家庭农场的3000多亩地都是一个行政村的土地,这个村只有不到10%的地还留在农户手中。

    “应该是谁想种地,就给他种,出去打工不想种的,流转出去。但是现在,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拿出来,就像1958年的共产风、大跃进。”徐世林有些愤慨地说。

    村干部也感到委屈。袁化武说,“我们有时候做工作也没办法,镇里给我们下了死任务,就得硬着头皮去做。”

    也许,更上一级的政府也会感到委屈。不委屈的,似乎是进行“锦标赛”的行政体制。

    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副教授的研究,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局面下,中央政府的指令在地方政府之间很容易演化成激烈的竞赛,而中央的主要指令就是竞赛的“锦标”。地方政府为了在竞赛中胜出,其他一切都要为“锦标”服务让路
    随着中央力推家庭农场,各地应该也会从推动大户转向家庭农场。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在“竞赛”中获胜,是否依然会像推动大户时那样不惜牺牲小农利益?

    河镇的实践敲响了警钟:保护小农,任重而道远!

    (文中人名、地名采用了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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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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