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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破3600万 养老问题将凸显
  •  2013-02-26 11:00:08   作者:sn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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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破3600万 养老问题将凸显

    2013年02月26日06:59  东南网 我有话说(4人参与)
    50岁的李先福站在团凤村小学废弃的校舍前若有所思,这里如今安顿着10名“五保户”。李先福不清楚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几年,正在为日后的养老发愁。   50岁的李先福站在团凤村小学废弃的校舍前若有所思,这里如今安顿着10名“五保户”。李先福不清楚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几年,正在为日后的养老发愁。

      2月17日(正月初八),农民工返城高峰即将到来之际,早报记者再次来到全国第一劳务大县——重庆开县。

      这已是早报记者连续第五年走进开县的典型打工村——团凤村,体验中国农民工的历史变迁。开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人口165万,常年外出务工者达55万人。团凤村共有898户,3086人。

      今年,早报将目光聚焦在50岁以上的“高龄”与“超龄”农民工(基本涵盖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关注这一3600万人群体的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将到来的养老困局。

      早报记者在团凤村随机采访的72人中,就有19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最小的50岁,最大的已65岁。19人中只有一人,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选择了新农保缴费标准中的最低档100元/年,每月只能领取养老金80元,只能依靠子女赡养。新农保缴费标准共分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个档次。

      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接受早报采访时表示,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困局是一个社会问题。此前,因欠薪、工作环境差等问题突出,养老困局未得到普遍重视,而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凸显,而30年来农民工福利拖欠累积的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

      据袁万祥介绍,2008年国家几个部委来开县调研农民工问题时,开县就曾提出,农民工福利短缺,日后养老问题严峻。不过,开县目前还没有对50岁以上的农民工进行监测与抽样调查,当然也就没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今年开县或将就此展开监测调查。

      早报记者 邱萧芜 于松

      发自重庆开县

      59岁的谢国万蹲坐在家门口,嘴里念叨着“我老了,没用了”,但心里却在盘算着再次南下广州的建筑工地。

      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

      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

      自2009年始,早报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

      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然而,“卖苦力”终会有枯竭的一天,谢国万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多久,1小时的采访中,他长叹了5次,不停地吐着烟圈。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

      一个人的

      22年打工生涯

      从最初月薪300元到现在日薪100元,谢国万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4年前接受采访时,行动敏捷看不出是55岁的人,如今走路已略显蹒跚,头发落了大半。

      早在1980年代,团凤村的村民们就掀起了南下广东的打工浪潮。

      谢国万是1990年开始外出打工的,第一站是海南省,在一建筑工地做普工,工资300元/月。

      1995年,谢国万离开了海南岛,跟着老乡来到深圳,还是做普工卖苦力,包住不包吃,月薪涨到了1000元/月。

      10多年来,谢国万一直扎根广东,打工收入上升缓慢,直到2010年才迎来一波“大涨”:工资涨到了80元/天,包吃住,有时一个月干40个工(算上加班),月赚3200元;前两年更是涨到了100元/天,加班则是150元/天。谢国万说,银行户头里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

      2009年正月十四,早报记者在团凤村村口第一次见到了谢国万,当时他55岁,穿着一件深色外套,头戴一灰色“前进帽”,与早报记者打招呼时,“嗖”的一下就从老乡的摩托车上跳了下来。

      但4年后,谢国万看上去衰老了许多。他佝偻着腰,走路已略显蹒跚,头发也因2012年的一场脓疮脱落大半;岁月的痕迹印在了他的面额,笑起来皱纹紧缩,犹如一个核桃。

      22年的打工生涯似乎压垮了他的身体,只有在与人握手时,他的手掌传递出“还有干活的力气”。

      谢国万不服老。“我干体力活现在还撑得住。”他抡了抡臂膀说,“你看,我的体格还过得去。”他很在意自己的“秃顶”,逢人就解释,“我的头发不是自然脱的,是去年生过一次病才这样的。”

      一双黄胶鞋,一套耐脏的衣裤,谢国万这身行头,显示出他还是个可以随时“上阵干活”的人。谢国万说,已穿了5年的上衣是40元买的,穿了4年的裤子25元买的,脚下的黄胶鞋20元一双,一年至少要换3双,“建筑工地最耗鞋,去年就换了4双。”

      不过,谢国万还是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并注意挑些轻活干。2011年,他就想返回开县务工,但连续两年走访了开县数家建筑工地后,还是发现自己不适合返回家乡。原因只有一个:开县工程队配备的机器设备不全,需要拼真力气的活计太多。

      在采访中,村里人提起谢国万就会露出同情的目光,称“59岁了还上工地,不是一般的苦”。但谢国万不以为意,并称,“我还不算最老的,身边的打工者中,与我年龄相仿的不下10人,60岁以上的都有好几个。”

      第二天,在团凤村一处40米高的山坡上,早报记者碰到了扛着锄头的李家定。65岁的李家定去年在深圳的一建筑工地干杂活,月入3000元。他已决定今年继续南下广东“卖苦力”。

      一个村的

      “超龄”务工现象

      团凤村共有3086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300多人,其中55-60岁的“就有50多人”。该村今年1月的统计显示:1576人在外打工,其中超过年龄参加劳动的有196人。

      据开县公安局2013年1月17日的数据,团凤村共有898户,3086人。而团凤村最新的统计显示:18-35岁的有724人,35-60岁的有1157人;在劳动年龄内的人群中,35-59岁是绝对主力,超过了60%。

      “村里50岁以上的农民工多,与谢国万相仿的有一大把。”村民廖玉翠说。2月18日,团凤村村主任谢国祥告诉早报记者,团凤村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300多人,其中55—60岁的“就有50多人”。

      在团凤村外出打工人员的描述中,打工是个体力活,要抡得起大锤,扛得住钢筋,还要熬得住时间。在陈苏林等村民的记忆里,村里是年轻人外出打工,年长者在家守护着农田与小孩。

      然而,20多年过去了,这一“布局”已悄然改变,曾经的壮小伙慢慢变老,外出打工者的平均年龄一直蹿高,而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人数也在飙升。

      4年来,早报记者目睹了易兴合、扈立坤、唐昌六、李先福等村民由40岁迈入了50俱乐部,也见证了陈立春、陈龙源、向可平等村民由50多岁步入花甲。不变的是,他们依旧像候鸟一样,每年都外出打工。

      团凤村一份2013年1月的统计表显示:1576人在外打工;其中,不到年龄参加劳动的有18人,超过年龄参加劳动的有196人。

      所谓“超过年龄参加劳动”的分界线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团凤村村委会文书罗建国说,196名“超龄”劳动的,此前基本都在家里务农、养鸡鸭。

      早报记者在团凤村随机采访的72人中,就有19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最小的50岁,最大的已65岁,60岁以上的“超龄”农民工有5人。

      谢国万与李家定说,人上了年纪,体力下降是肯定的,这个年纪干体力活,比较容易发生磕碰。那么,老板对“高龄”、“超龄”员工的年纪不忌惮吗?

      57岁的陈四九提起这个问题直皱眉头:“唉,我就在烦恼这个事,工头老是说我的年龄大了,跟我说到了60岁就不让我做了。”就在2011年,时年61岁的陈立春在广东直接被劝回了开县。

      “当然是在意的了。”谢国万说,老板的唯一目的是赚钱,当然是想招聘那些力气足又肯踏实干活的人;不过,老板选人并不是只看体力,也看人品,“那些干活认真,肯吃苦的人,即使干活慢一点,老板也会喜欢。现在的老板最怕招进那些干几天就跑路的年轻人。”

      在团凤村,谢国万、向可平、李井兴等人就因踏实肯干,才获得老板的认可。向可平和谢国万告诉早报记者,工头今年主动邀请他们继续外出打工,并承诺“工资不会比2012年低,也不会比年轻人少”。

      不幸的是,也有“超龄”农民工倒在了异乡。2012年,62岁的村民陈昌全在新疆突发脑溢血,医疗费花了好几万元,“花光了打工的所有积蓄”。如今虽已基本康复,但他26年的外出打工生涯也基本宣告结束。

      一群人的

      “退休”养老隐忧

      早报记者采访的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有18人称因“经济压力大”才选择外出打工的,他们或没职工养老保险,或无儿女,或子女日子过得紧巴。

      为何60岁左右了还要像小年轻一样外出打工?

      “不打工,哪来的钱供儿子读大学?”为了供20岁的儿子读大学,63岁的向可平依旧在工地挥洒着血汗。向可平早年丧父,家庭生活贫困,1980年代,50元的提亲费都拿不出来,直到37岁才结婚,婚后育有一对儿女。如今,23岁的女儿已成家,20岁的儿子在湖南株洲读大学。

      2010年,向可平就已步入60岁老人行列,每月领取80元养老金。然而,20多年的打工积蓄仍不足以供儿子读完大学,于是“咬咬牙,继续外出打工”。

      2012年以前,向可平一直在广东湛江的建筑工地。不过,为了每天多赚30元,2012年2月,他毅然从温暖的广东跑到了东北辽宁,他说“辽宁3月还飞雪,冬天风吹刺骨,刷牙都冻口”。就这样,他用130元/天的苦力钱,赚来了儿子2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掏8800元为儿子买了电脑。

      每当提起儿子,向可平褶皱的面颊就会挂满笑容。他说现在搅拌混凝土的工作还能“撑得住”,等2016年儿子大学本科毕业了,就可以不出去打工了。不过,那时他已66岁了。

      团凤村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该村人均年收入达7200元,外工经济所占比例高达80%。早报记者采访的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有18人称因“经济压力大”才选择外出打工的,他们或没职工养老保险,或无儿女,或子女日子过得紧巴。

      谢国万膝下无儿女,“趁着还能干得动,就多攒点积蓄养老”;李家定说儿子只是保安,女儿闹离婚,“根本指望不上他们”;而50岁的李先福在惆怅,女儿17岁儿子才11岁,“日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64岁的陈龙源说,儿女们现在日子都过得紧巴,“我能多干一点是一点”……

      但也有一部分是“闲不住的”。

      61岁的陈立春育有两子一女,3个儿女都在做皮鞋生意,早已成家置业且生意兴隆,但陈立春却一直坚持在建筑工地卖苦力。他告诉早报记者,呆在家里没事做,闲不住。除了打工,他还和老伴在家里养了一头猪、4只鸡、5只鸭、6只兔子和5只羊。

      早报记者调查发现,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只有陈龙源一人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13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除了80元/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外,只能依靠子女赡养。

      一代人的

      “养老保险”期望

      陈龙源所在的公司自2000年起就给他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可享受700多元/月的养老金。而据多位50岁以上农民介绍,团凤村同龄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等,未能享受到陈龙源的待遇。

      在团凤村,50岁以上的农民工似乎都喜欢笑,但笑容的背后更多的却是凄凉。

      谢国万与人打招呼时,总是迎着笑脸,问“吃饭了没有”。但与他长聊下去,更多的却是感叹。他后悔第一个老婆跑掉后没有立即再婚,结果耽误了生儿育女的大事,现在只能与比他年长5岁的老伴相依为命。

      2月19日,向可平笑着把早报记者迎进了屋。这是一幢建于1996年的二层砖房,但至今都是“清水房”。采访中,他一直唠叨着人生的两大遗憾:未能赚足钱装修房子;儿子2016年毕业后找工作、结婚的事情都帮不上忙了。

      李家定以前是村里的计生干部,2002年“退休”。不过,2009年他在过完62岁大寿后,便南下深圳打工。一般是年轻时外出打工,年老了回村养老,而他却恰恰相反,年轻时在家,62岁了才挤火车外出打工。他现在遗憾未能把儿女们培养得有“一技之长”,没法安心在家养老。

      60岁的李井兴今年春节回来7天就吵着要去深圳打工。2012年他在深圳一建筑工地,2500元/月。儿子李运销每月能赚3000元/月,但要抚养3个孩子“生活有些困难”。为此,李井兴4年前(56岁)开始出去打工。

      57岁的赖纯丙,因患了虫牙,2012年底牙齿掉得只剩下5颗。今年春节期间,他花了2000元补上了20颗。村民说,如今“他喜欢大声说话和开口大笑,这样可以露出两排小白牙”。

      赖纯丙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小孩,穿着小青年酷爱的白色休闲型运动鞋,却穿着板正的西裤,上身套着一件棉袄。赖纯丙头发乌黑还上翘,看似在理发店染过,但他坚称是“自然黑”。

      有村民说赖纯丙“人老,心不老”,自10多年前爱人过世后,他就一直想再找个老伴。但他始终没有如愿,他告诉早报记者:挣不了几个钱,别人看不上。

      而提起李先林和陈龙源,谢国万等人脸上都写满了羡慕。

      陈龙源虽然64岁了还在为生计打工,但他今年7月后就可在家享受700多元/月的养老金了。而55岁的李先林,则教育出来了能赚钱的儿女,今年正式宣布“退休”,住在儿子家看孩子。

      陈龙源告诉早报记者,他10多年来一直在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打工,月薪虽然不高(最高时2100元/月),但公司自2000年开始给他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据谢国万等人所述,同龄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或跟着小包工头做事,未能享受到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

      自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已连续3年发布了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11年),其中一项数据引人注目: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已由2009年的4.2%,飙升到了2011年的14.3%,暴涨了近3倍。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

      谢国祥告诉早报记者,农民工丧失劳动力返回家乡后,80元/月的新农保并不能维持日常生活,绝大部分还得靠子女赡养度日。

      近年来,已有多名学者撰文指出:在第一代农民工中,传统养老模式仍占主导,“养儿防老”的观念和“以儿养老”的现象仍较为常见。

      据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介绍,数据显示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16%,而平均退保率达到40%。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缺乏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过高、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累计缴费15年门槛难以逾越、地方政府不愿增加支出、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费等。开县今年或将就此展开监测调查。

      来源:东方早报

    (原标题:第一代农民工面临高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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