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学良人生百年,一直致力于国家和平统一,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甚至是半生的自由。当他到了晚年回首往事的时候,并没有计较以往的个人代价,而是沿着民族要独立,国家就得强大,国家要强大就得统一的思路继续前行。在回顾历史、总结人生经验的同时,他把注意力很大程度上投在了两岸统一问题上,并从国家未来、台湾岛情、国际局势三个角度谈了他对于两岸统一重要性的理解、统一难点的症结所在、破解困局的办法等。

         “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两岸统一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问题,是因国际势力干扰而导致的迟迟未能解决的国家内政问题。是现实问题,又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内政问题,又由于台湾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及部分国家封堵中国、扼制中国和平崛起的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在目前看来显得非常复杂和困难,同时台湾和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愈来愈显得重要和迫切。如何破解?需要今人的智慧,也需要历史的经验。“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这是人类破解难题的一把钥匙。张学良在谈他的经历、人生经验时,也引用过这句话,他说道:“请你们不要说老气横秋,倚老卖老,这是我从心坎子里说出来的良心话。‘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我引用这两句话,不只是指着读书时,我所说的事,也都包括在内了。请三复斯言。”忠恳之情,溢于言表。
        谈到国家统一问题,张学良确实是从“山下路”走过来的人。他主持过东北易帜、指挥过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包括领导发动西安事变,都是他在这条路上行进时的主要“站点”;谈到两岸统一,他也确实有“过来人”的经历,他生在大陆,长在大陆,在大陆40多年,曾经是东北地方政府的当家人,民国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开启人之一;他在台湾40多年,虽被幽禁,毕竟生活在台湾,虽远离政治,毕竟和台湾一些高层(如宋美龄、蒋经国、张群)时有私人交往;他去过日本,在欧洲游历了近一年的时间,直接参加和指导过对日交涉和对苏联的谈判。相对而言,他是既熟悉全国政务,对台湾岛情也不陌生,又有一定国际视野的“特殊人”。具有如此特殊身份、特殊经历和特殊情怀的人物谈两岸统一,自然具有其独特的视角和特殊的意义。

        一个国家,要有地位,有力量,不受人欺负,非统一不可

        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竞的是力量,争的是尊严,无论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希望生存得有尊严。尊严决定于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地位决定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有力量才有地位,有力量才不会受他国的欺负。不受他国欺负,是国家独立、尊严的外部特征,而独立、尊严的基础是国家强大。张学良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他说:“一个国家,要有地位,有力量,不受人欺负,非统一不可。”在张学良看来,一个国家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国家没有尊严,受人欺负。因为,他生于1901年,是中国最衰落的时期;他的出生地,是中国的辽东半岛,是日俄两国争夺最激烈之地。他的家庭最初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11岁进入东北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民国中将师长的公子;进而随着他父亲张作霖一步步成为“东北王”、安国军大元帅、北洋政府末代元首,他也步入了中国政坛的漩涡中心;他父亲的突然遇害,使这位年仅28岁的“少帅”受任于危难之际,突然成了东北的执政者。这一特殊的经历,使他的国家意识、对国家尊严和个人尊严的关系有了超越普通人的认识。
        国家尊严包括政府的尊严,领袖的尊严,民族和个体民众的尊严,领域、领空、领海受到保护的尊严,法律道德得以遵守的尊严等等。1922年,22岁的张学良代表政府赴旅大和日本谈判,国家尊严和个人尊严受到了严重挫伤。“旅大租界地是根据中俄签订的条约来的,条约规定租期是25年,到民国十二年(1923)都已经期满了,日本赖着不走,我就想把它收回。因为交还这个事儿,我们想事前去谈一谈这个事情。我事先划定了一个政策,知道实际上是收不回来的,我们当时没有这个能力。我提出的方案,也考虑到了日本的立场,我跟日本人说,旅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很好地合作解决,我承认日本在旅顺、大连的建设权力,我们可以将旅顺、大连这两个港口变成自由港。换句话,就是主权是我中国的,名义上我收回来,但是旅顺、大连这地方可以变成一个自治区,就等于是自由港啊,市长由在这地方居住的人自由地选举,只要是这里的居民,人人都有选举权,大家选,选出谁,由谁负责治理这个地方。”“我给你们的条件已经够好的了……我们情愿当个小兄弟,那都不行啊。”“日本强硬派的一句话,让我看透了日本的野心。什么话呢?说我们日本有句话,这个城是我们用箭射来的,你要拿回去,可以,但你必须用箭射回去。你要拿,只有武力打,你光拿嘴呀,没有那回事。条约什么的,我们都不遵守。”
        弱肉强食,什么条约、主权在强盗国家面前通通是废纸一张。对于强盗国家只能以强对强。张学良由此慨叹:“本来我们中国,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国家,到民国时代,根本没有地位可言了,更不用说尊严了。”政府没有尊严,民众更无尊严可谈。20世纪上半叶,东北有条铁路,叫南满铁路,铁路建在中国的领土之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老百姓连靠近这条铁路的权力都没有,“你一靠近,如果被日本人发现,就把你抓住,扔到火车锅炉里,烧了,等我们的外交人员赶到时,人烧没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到”。
        当时中国人没有尊严,在自己的家门口受外国人欺负,原因何在?中国人口不可谓不众,中国军队不可谓不多,为什么不能撑起国家的尊严?为什么保护不了老百姓?问题出在哪里?张学良认为根源就在于国家不统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家不统一,地方诸侯各霸一方,互相攻伐,造成国家四分五裂。比方说,郭松龄倒戈,这是东北内部不统一;奉直战争,这是北方不统一;直皖战争、北伐战争,这是南北不统一。南方也是一样,和北方差不多,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等等,北方不统一,南方不统一,南北不统一,有点势力的诸侯,都在那为了自身的利益,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结果,遭罪的是国人,牺牲的是军人,受损的是国家形象和地位,占便宜的只有一个,不怀好意来中国的外国人。”
    张学良由于长期被幽禁,读了大量的史书,他在探索国家尊严受到挑战和伤害时指出:“学习历史,一定要抓住重点,依我的眼光看,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有地位,在别的国家面前有尊严,让人看得起,国家必须统一。如果国家分裂,混战不断,就不会有人瞧得起你。也不单中国是如此,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从历史上看,就看得十分明显,中国在世界上站得有地位的时候,都是中国统一的时代,中国被人欺负,被人瞧不起的时候,都是四分五裂时期。”1992年1月,他在作口述历史时,当时南斯拉夫正在内战,因而他说:国家只有统一才不会受人欺负,“历史上是这样,中国是这样,现在别的国家也一样。比如,现在欧洲的南斯拉夫……有内战,对外就没有力量,没有地位”。

        台湾不具备独立的条件,搞台独没有任何出路

        一些台湾政客,不顾台湾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不顾海峡两岸人民盼望统一的渴望,不顾因两岸政治分离导致台湾在政治、经济上被人不断地“敲竹杠”的惨状,不顾历史事实,大肆鼓噪台独。张学良说,不管台独分子怎么鼓噪,也改变不了台湾的历史,改变不了台湾回归大陆的总体趋势。“台湾局势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小小问题也许会有……我看民进党没什么作为,至于搞台独更没有出路。”
        “搞台独更没有出路”,这是张学良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分析岛情、国情和世界局势之后作出的判断。张学良说:“很可惜,我也不在政治上活动了,但我要阐明我的观点,阐明我什么观点呢?一个地方能够独立,它得具备很多的条件,它得有很多的背景,它得有历史的传统,台湾这些个事情都不够。”张学良说的很多条件,其中包括背景和历史传统。
        第一,台湾独立不会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世界公认的。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地区独立成一个国家必须具备四大要素:领土、人口、主权和政府,四大要素之中最主要的是主权和政府。而衡量一个政府是否拥有主权,不是看你自己说如何如何,关键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认与否。目前世界上拥有主权的国家有190多个,和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只有20多个,而且都是非主流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拥有中国主权的国家共有160多个。这就清楚地表明,台湾独立是不可能的。因此,张学良说:“简单说吧,其他的不说了,就一件事情,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从台湾面临的世界局面看,它绝没有独立的能力。”
        第二,台湾独立一定会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反对。如果一个地区政府违背民意,强行宣布独立,也不可能存在下去。皇姑屯事件之后,日本首相田中派出特使,游说张学良东北独立,要张学良至少可以“在南京和日本之间两边耍”。张学良回答得斩钉截铁:“‘你忘了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做。’日本可能想,也许我父亲不在了,我还好糊弄一点儿,好合作一些,我年轻,没有经验啊。我跟日本人说,你们日本糊涂啊……国家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跟你们合作?我跟你们合作了,中国的事情我还做不做了?中国人会怎么看我?还要我不要我了?”日本人“以为搞点利诱,给你点好处,给你个皇帝的虚名,你有困难我帮你一下,就可以当他的傀儡啦。这种思想,结果必然失败。中国那时候,实实在在说,谁想做傀儡,当汉奸,谁也办不到,中国老百姓不拥护你,你还能做什么?你有势力,部下不赞成,你有权力,百姓不听你的,当时多数中国人,已经觉醒了。”“现在的台湾和当年的东北一样,你别跟中国脱离开来,你假如要脱离中国独立,那你自个儿也站不住,一定会被旁的国家拿走,不是日本就是美国,你自己站不住。”
        第三,台湾如果真要宣布独立,大陆一定动武。蒋介石和蒋经国去世之后,张学良曾经到台湾几个主要的军事基地考察过,“我去金门、环岛旅行,看看风景是主要目的。不过,空军的基地也看一下。”海军基地也看了一下,“台湾没法跟大陆比”。“不仅是这些(空军、海军),大陆还有原子弹。可以这么讲,真是大陆使用原子弹的话,台湾整个没有了,整个毁了。”“但大陆不会轻易使用原子弹”,不过,“大陆动武的理由是有的”。张学良认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大陆可以动武:一是“台湾闹独立要是闹得出格了的话,大陆就可以动武了。”他引用郝柏村的话说:“搞台独就是两千万台湾人自杀。”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民进党真把台湾弄得自个儿管不了了”,一旦“有外敌人侵”,那大陆绝不会坐视不管,动武“一点不含糊”。
        张学良认为:“大陆对台湾也用不着打,台湾的军队不会跟大陆打的,军队不会帮着那些台独分子。军队是这样,我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我绝不能帮着你民进党。”

        两岸统一的障碍是因为有人要突出自己,把国家利益扔在一旁

        台湾和大陆为什么迟迟不能统一?究其原因,张学良说主要有两点:
        一是外部原因。有些国家不希望中国强大,它要做老大,中国一旦统一了,这些国家认为会影响它老大的地位。“现在台湾这个样子,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没好处,但对旁的国家有好处。”旁的国家指的是哪些国家,张学良说得也很清楚,一个是想做亚洲“老大”的日本,一个是想做世界“老大”的美国。
        二是台湾内部原因。因为台湾当局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地位”,“执政党”想继续“执政”,“在野党”想重新再来;当上“总统”的不愿意放弃,没当上的,或者下台的还想上台。本来是地方领导人,非要成为“国家领导人”。所以张学良说:“地方诸侯要突出自己,把国家扔在了一旁,要自己的面子。”
        张学良愤怒地指斥这些人缺乏应有的道德良心,“什么是良心?你是国家的人,国家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尽力而为,这就是良心。如果为了自己,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加重国家的问题,就是没良心。”历史上的“地方诸侯”是这样,结果造成内战不断,国势衰微,列强趁机入侵;台湾地区领导人也是这样,结果导致两岸统一迟迟不能得到解决。
        作为执政一方的“诸侯”,在国家遇到外来干扰、受到外来军事威胁、遭遇外来政治挑战的时候,应该以国家核心利益为重,应该放弃自己和本集团的利益。“兄弟阋于墙,你就不能在外面起窝棚。”“一个国家如果内部不统一,既削弱自己的力量,又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欺负你的机会。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兄弟之间有矛盾,在家里吵架,容易受到外人欺侮,一旦受到外人欺侮,兄弟之间必须停止吵架,各退一步,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人。如果外人已经欺侮你了,你还是内部争吵不止,还在外面起窝棚,那整个家庭都该倒霉了。”
        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需要关键人物有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不要为了一己之私、一党之私、一地之私,寻找借口,拖延统一进程,影响国家利益。“我为什么决定易帜?简单讲,我服从中央。为了中国统一,我不能闹独立,大敌当前,我不能在院墙外面起窝棚。”“我是从东北起来的,这件事情我是看明白了。当年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统一,我自己在东北可以做王,我实在可以做王啊。但是我要是做王,换句话,我就是亡国奴了。我宁可在中国做奴隶,也不愿意当亡国奴。”
        张作霖被炸,张学良主政东北,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中央联络,当然是暗中联络啦。那时候,中央代表到东北来了好几位,有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能说会道的汪精卫,共产党人林祖涵,后来,参加过南北谈判的那个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和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都来了。不管来多少人,不管他们怎么游说,如果我不点头,中央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东北当时是这个样子,要说独立,不是一点条件没有……但我一点没这个意思。”“东北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这也是实情。假使我不跟中央合作,就得跟日本合作,东北独立,我个人没这个能力,没有能力承受来自日本和中央两方面的压力。我跟中央合作,虽然那时中央没有帮我什么,但我还是可以依靠的。比如,日本来捣乱,他要想一想,东北不是单独的东北,这是中国的一部分,东北的后面,站着的是整个中国。”

        两岸统一,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换面旗

        尽管两岸走向统一的路并不平坦,种种阻碍交织难解,但张学良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前途并不悲观,他判断:“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可能这样长期下去,中国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时间问题。”当外国记者追问他,两岸何时能统一时,他以外交官答记者问的口气回答说:“至于两岸什么时候能统一,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
        90多岁高龄的张学良,谈起两岸问题,头脑十分冷静,他说,统一是必然,“不过,暂时是统一不了。”他在分析暂时不能统一的具体症结时指出:“主要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旗帜的问题,挂谁的旗?台湾要挂青天白日旗,大陆要挂他们的旗,这是一个。再一个是国号的问题,叫谁的国号?还是叫别的,台湾现在叫中华民国,大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叫什么。就这么两个最核心的问题,其他问题和这两个问题相比,都算不上问题。”
        如何破解这两个难题,地区领导人需要顺应民意,要敢于拍板。他以东北易帜为例:“我当年换旗,是怎么考虑的,国家要统一,总得有人作出牺牲,总得有人敢拍板。我当年的阻力也不小啊,国际环境、国际压力、内部分歧……”
        “我在台湾时写过一首诗,题目是《谒延平祠》:‘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稚’就是小孩子,‘儒’,是学者,书生。‘稚儒’就是一个年轻的书生。这是说我自己呢,是讲东北!如果我不易帜,东北在中国地图上不就找不到了吗?易帜的目的,就是不让东北落人日本人手中,‘确保东北入版图”。“可以说,我是相当独裁的一个人。我有好多决定,不一定跟我的部下商量。比如东北易帜,我好多部下根本就不知道,我也没跟他们商量。我一贯的主张是中国统一,所谓易帜”,就是为了“中国统一,没旁的意思”。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能够为两岸统一提供最直接借鉴意义的历史事件,恐怕就是东北易帜。东北易帜前,奉系集团被国民革命军赶出了北京,张作霖带着北京政府的五色旗、政府官印、档案退回到东北,这和1949年蒋介石退到台湾差不多。张学良说“我父亲出关时说的是安国军大元帅府搬迁到奉天,不是北洋政府没有了,是搬个地方办公,我这一换旗,统治中国十多年的北洋政府等于寿终正寝了,中国南北实现了统一,两个政府变成了一个政府,东北军和中央军也就属于一面旗帜下的军队。这很了不起了,像现在大陆给台湾开出的条件,不也是结束敌对,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就行,最核心的是你不能脱离中国,不能独立。现在难就难在换旗上。所以换旗不是一件小事,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历史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
        在张学良看来,两岸统一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说难,难在地区领导人的面子,说简单,如果地区领导人敢于拍板,勇于承担,那就是换面旗的事儿。“中国的事,历史上的事,你换了旗是那样,不换旗也是那样,不过你换了旗,你算是归属了中央了,你不换旗等于你在那独立。易帜的意义不在中央能不能派兵到地方去,一换旗,标志着那个地方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你外国就别在我这儿下蛆了,我们和中央之间没有可下蛆的缝,我们遵从一个中央政府。”两岸如果统一了,不仅对中央政府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好处,对台湾地区的好处也是十分明显的,最起码台湾在政治上不会孤立于世界之外,在军事上不会处处受治于人,尤其是作为台湾民众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做后盾,可以以中国人的身份堂堂正正地行之于世界各国,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本来是中国人,又不敢报国号,一被问到“你是哪国人”,就有点不好言表的尴尬。

        两岸问题是家里的事儿,还是要坐下来谈,和平解决

        两岸问题,有些问题是绕不开的,比如前面所说的挂什么旗?叫什么国号?谁来拍板?还有几个问题,张学良都谈到了,如民心问题,大陆导弹、航空母舰问题,谁统一谁,换旗是不是投降和统一的具体方式问题等。
        1992年9月10日下午,张学良在台北首次会见大陆记者,记者问,“两岸大多数人民都希望统一,您的看法呢?”张学良回答:“我也是大多数人之一。”“目前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很不错的。头一个要把敌意取消,这是最要紧的。问题虽然很久,也很复杂……但慢慢来,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当谈到大陆的原子弹、导弹、航空母舰时,他从国际政治本质、大国战略的角度作了一番解读。基本观点是,如今的国际政治,实际上是大国政治,大国政治的本质是力量的对比和战略角逐,大国之间的博弈是以世界为舞台的,一些区域性问题、具体问题只是战略棋盘上的棋子,人们解读问题时应该看到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比如,有人认为大陆购买航空母舰是为了打台湾,张学良说:“大陆购买乌克兰的航空母舰,那不是对台湾的,也不是防日本,那是世界问题。大陆要强大,就要拿力量说话。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要成为强国,你武力不够,就没有说话的地位,人家就看不起你。”“在世界舞台上,是靠拳头说话的,看谁拳头硬,谁的嗓门就大。我的拳头硬,我就有说话的份儿,你不硬,你就没有地位,你说话声音也小,别人听不见,听见了他也说没听见。现在慢慢地看,除去美国之外,俄国已经不大行了,日本想做亚洲的领袖。日本的科技可以,一旦有机会允许它建军,它的航空母舰立刻就会造出来了。”“什么叫现代军队,陆海空军都有,都强,才叫现代军队。”“中国自己的问题,大陆能做,牵涉到世界性问题,大陆也会谨慎的,它要使用原子弹,就是世界的问题了。政治上的问题,世界外交格局,不能轻易牵动的。”“中国国际地位很高,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感到高兴。”
        张学良判断:“大陆不会对台湾使用原子弹。问题是这样的,美国也有,它使唤或不使唤得看形势,衡量后果。比方说,大陆如果使用原子弹到台湾来,把台湾整个毁灭了,对大陆是好还是坏?台湾的经济与大陆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把台湾炸平了,那大陆图啥呀?它要考虑。”“我是军人,我知道,比如作战,要攻击这个地方,你攻击下来之后,是你的,你就不能把这个地方毁灭了。毁灭了,对胜利一方没好处啊,你得到的是一片废墟,要重新建设吧,那得付出多少啊?战争是有目的的。”“台湾对于大陆的关系太重要了,政治因素,咱不用说。单说经济关系,台湾可不是荒岛啊……台湾的经济不但在大陆,在世界上也有一席之地。那台币,在世界上都有地位。台湾的问题,不单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也相当重要。”“我不是经济专家,但这也不是只有经济专家才懂,谁都懂,台湾的经济不管怎么发达,在中国来说,就是国家的资本,这资本固然是在台湾,但它是中国人国家资本的一部分。所以大陆也不愿意摧毁它。这个话怎么讲?就是台湾的经济不光是台湾的,也是中国人民的,你不能破坏它,你破坏它就是把中国整个人民的资本破坏了。”因此,“大陆不想打台湾,台湾没有能力打大陆,我看这仗打不起来。”
        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喊反攻大陆,蒋经国时期,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张学良认为:“台湾统一不了大陆,这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说是信仰三民主义,有谁能说清楚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那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意思在什么地方?直到今天,孙中山死都死六十多年了,不说大陆,就说台湾,台湾是接受三民主义的,你随便抓一个人问问,三民主义怎么讲?八股文章!和牧师在那念圣经八股一样。”
        三民主义统一不了中国,“武力反攻大陆”,张学良更不赞成。“我自二十一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我是很富感情的人,打仗则求必胜,要打仗必须派精锐亲信,也就是自己最喜爱的部下,可是,每次派出去的多半回不来。打死的,不说个个,绝大部分是相当的佼佼者,剩下的,不说都是,好多属于无能之辈,佼佼者一眨眼功夫就没了,到你眼前晃来晃去,请功领赏的,有佼佼者,但绝大部分不是。这要真是有意义的战争也可以,这样的战争为了什么呢?所以我对这内战恨透了。”“作为中国人,对台湾、对大陆当然我都有期望,我不愿意看到双方分裂,我希望看到双方以和平方式竞争,看谁干得好,谁干得好,积累的财富、地位,都是中国的,将来还不是统一吗?”“我坚信,台湾跑不了,大陆不会胡来,总会有一个统一的机会,在默契中寻找,在理解中走向统一。”“统一的条件,大陆不都开出来了吗?给台湾特殊的地位,你们自己有军队,老百姓生活方式不变,税收什么的都特殊。”台湾“要是闹独立,那可就是出头的钉子--等着挨砸吧。我想不是昏头的人他绝不敢冒这个险。”
         “我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坐下来谈,否则各自坚持单方面的国旗、国号,不是办法。台湾说我是正统,大陆说我是正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不能说,这个是中华民国,那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中央政府啊!”“我在美国时问过吕正操,他说,政府不能搞两个,台湾是特别行政区,两种制度,武力是不能放弃的,若放弃了,岂不是给外来势力、台独分子以可乘之机。我和他说,这我能理解,不过,我认为武力冲突是最不好的,最好是中国人不伤害中国人。”“从以前到现在,我就一直觉得不要怕和共产党谈,不要怕和他们比。如果自己强的话,你怕什么?怕就是心虚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0期,摘自2012年第10期《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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