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民主是权贵和私有资本集团抓住的一个试图实现这种转型的切入点。这一切入点无疑也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盲点所在。如果资本主义私有资本经济仍是今后中国社会的主要选择的话,那在此基础上实现这种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必然也是唯一结果。而这,却意味着中国左翼社会主义事业的彻底失败!
因此,实际上,对中国左翼的事业,具有真正的决定性意义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定。这正如卢麟元先生在《左翼仍需努力》一文中所说的:“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不再是左翼崛起的问题,而是左翼以何种方式崛起的问题。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教训都告诉我们,正确的策略和方法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些带有左翼色彩的政治家,意识到中国左翼崛起的现实意义,他们率先开始了向左转的历史实践。但是,由于他们对于左翼崛起的理解过于肤浅了,他们比较热衷于左翼的一些表现形式,而不够重视左翼的思想内涵和系统方法,他们没有将左翼的思想和方法,充分运用到现实的工作当中去,真正创造出制度优势和社会成果。一句话,仍然没有创造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左翼施政模式。结果,极为珍贵的社会实践有疾而终了”。
毫无疑问,要“创造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左翼施政模式”,必须确立左翼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确立出具有真正比较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方式才行!但是,观察现今中国左翼的思想主张,占据主流的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具有相当的顽固和坚持。或许是需要国有企业集团提供资金和赞助的原因,或许是对理论与现实把握得不够确定,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怎样证明这种“封闭僵化的老路”是行不通的,不符合经济基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大部分的左翼仍以这种“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根本的经济观点和主张。
实际上,今日中国右派资本主义势力之所以如此强盛和嚣张,社会主义的事业如此弱势和迷失,完全是其传统的思想主张:“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行不通、不科学、不正确,导致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中国有一大批的人士现实地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是中国社会唯一的出路和选择,所以才默认右派势力的嚣张和做大,导致右派在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动方面肆无忌惮、明目张胆。面对严峻的现实,左翼显然缺乏面对实质问题的勇气,还没有发挥出攻坚克难的应有智慧。
事实上,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虽然没有成功扬弃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其本身存在致命的不可改良的缺陷,但并不等于私有资本经济就是无可替代的,不等于人类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别无选择。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虽然符合马克思本人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但这种设想其实并不科学,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要求。那种“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计划经济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个人基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因缺乏实践经验而初步形成的一种不成熟的设想。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消灭阶级以及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劳动人民的自由与解放,完全没有必要固守马克思的这种简单设想,而更应该思考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基本原理和实现无产阶级人民解放事业的根本目标。
在笔者与一些左翼思想者聊天时,这些左翼人士无不把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当作共产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认为:“马克思的经济主张就是两条,一条是全民所有制,一条是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在苏联和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也是以这两条为基础,以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并声称:“否定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了”。
事实上,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主张主要体现在其《资本论》中,而《资本论》揭示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与弊端问题。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主张是以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和目标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思想中,共产主义的一切都是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的一种结果。只不过,马克思设想的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有效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是一种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计划经济制度而已。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脱离实际的种种凭空臆想出的美好事物,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而产生形成的一种经济社会状态。作为一种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理论思想,共产主义应是一种科学,而非某种凭空的臆想。
因此,这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设想并非是必然科学正确的。事实上,基于马克思个人的历史局限性,这种设想存在一个马克思自己也知道的致命的缺陷,就是过于笼统和理想化。因此,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没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过多的研究、描述和论述,而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简单、笼统、整体性的论述。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部分,实际上是一片空白。在经济制度上,由于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的后果过于理想化,以为必然会使“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恩格斯《反杜林论》),因此,他们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和货币,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真实的集体”完全置放到了全社会的范围,过分强调整体性而忽略了个体的价值、作用和意义。他们排斥市场,是因为在他看来,生产与竞争的无政府状态正是私有制产生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转方式和必然结果。他们以为一旦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会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恩格斯《反杜林论》)。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化、理想化。
事实上,人类社会根本就离不开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解决,不能也无须以消灭个人的私有财产,杜绝产品交换的方式进行。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是生产社会化的一种要求和表现。在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中,改变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同样可以消灭或解决这种矛盾。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理想,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完全可以在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之下进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资料”(恩格斯《反杜林论》)完全可以私有财产和市场交换为基础。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本身就是一种私有财产。而有私有财产就有市场交换,要不然个人的生活和享乐资料从那里来?
人们往往把私有财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其实这大错特错。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剥削性质”。私有财产是个人对物的一种占有,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则是专指个人对生产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虽然两者有时可以重叠,但私有财产雇佣劳动者时,就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但两者并不就是相同的。共产主义所要消灭的只是个人对生产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并非是消灭个人对私有财产的占有。个人的私有财产一般都是指消费资料,消费资料的个人占有并非资本主义占有。马克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指出:“除了个人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这里的“个人的财产”显然也是私有财产,马克思本人其实是认可私有财产的存在的。
因此,那种没有商品、没有货币,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所谓共产主义目标理想,并不属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而只是在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实现之后,即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之后,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而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极端理想的状态。马克思自己也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们显然不应把这种在遥远的未来只是有可能出现的事物当做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实践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这种不科学的东西从我们的行动目标中排除出去。而一旦把没有商品和货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按需生产和分配等非科学的成份从指导我们实践行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排除出去,那坚持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思想和主张就更没有必要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要实行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由社会占有和管理生产和生产资料是正确的,但是由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的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却未必正确。社会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方式多种多样,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可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拥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不一定非得采用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生产的占有和管理方式。不同的只是,在共产主义的占有和管理方式中,没有了雇佣劳动,从而没有了资本主义占有方式,没有了资本的剥削与压迫而已。
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占有和管理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指出:“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82页)。
显然,实现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是以这种“真实的集体”为基础、条件和目标的。其特点是:“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就是由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就是生产关系对于人的束缚,是要建立一种由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的生产关系;“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是指通过劳动者共同占有和管理生产资料的方式,消灭人与人之间这种雇主和雇工不合理分工,建立由劳动者自己占有和管理自己生产劳动的生产关系。因此,共产主义的“真实的集体”,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方式,一定是以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劳动者的最好生存与发展,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为根本特点、目标和基础的。显然,实现这种真正共产主义占有和管理生产的“真实的集体”的方式,是全国范围内的,还是企业范围内的并不绝对和重要,重要的是劳动者自己的自由与解放。为此,一切应由劳动者自己来决定才是正确的。无疑,马克思个人是认为这种“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是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克服与解决,符合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的需要的。而这恰恰就是马克思个人的局限性所在。显然,马克思个人再怎么伟大,也无法判断哪具体一种集体形式才是真正符合劳动者自由与解放的客观需要的。
马克思认可这种“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设想,不仅是认为其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弊端,符合实现劳动者自由与解放的客观需要,也是出于避免私有制重生的目的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总是会有,而似乎只有根据生产的需要进行社会生产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制度才能在极度理性的基础上安排好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安排好社会的生产与劳动。因此,那种没有商品和货币,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得以确立和出现。然而,20世纪末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思路是行不通的。任何的高科技手段都无法确保这种全社会统一计划和管理社会生产的方式是科学、合理和有效的。因为任何的高科技方法和手段都是无法确定无数个人的千变万化的生产与生活需求是什么,具体该怎样才能最好的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实践已经证明,人类只有通过一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由生产与交换的方式,才能最好的满足人们变化多端的生产与生活需要。
实际上,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与不足,实现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并有效避免私有制的重生。这就是通过一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方式,为劳动者个人提供一定生产资料服务,让劳动者可以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与方式下,以实现劳动者自己私有财产为目标、基础和纽带,自由、自主、自愿地以真正集体合作制的方式进行生产合作。这是一种由企业劳动者平等、共同占有企业所有权的社会生产方式。显然,由此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完全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要求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有效、合理地避免了雇佣生产关系,可以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各种弊端。这是一种由劳动者自己占有和管理自己社会生产,因此也实现了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的共产主义目标。同时,由于劳动者自己拥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可以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生产,劳动者真正成为了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没有必要去给别人打工,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私有制的重生。显然,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集体所有制市场经济制度,才是真正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显然,这一切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思想,马克思本人只是限于历史经验的局限性,没有看到或深入挖掘这种方式而已。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关键特点在于劳动者受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限制而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能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就以一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让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资料,自由、自主、自愿地进行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使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从而实现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显然,这才是共产主义的本意。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全部内容和根本关键在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使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实现人的解放,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消灭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压迫现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一切要求、理论,在实践中、在社会制度上、在生产方式上,都表现出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集体所有制,实质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恩格斯也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显然,那种顽固坚持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是真正的教条主义。中国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是有其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基础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些左翼人士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来说明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而事实上,“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正确解决方式并非这种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而是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集体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根源于其雇佣生产方式,是雇佣劳动所产生的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结果。资本的利润增长大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这种不均衡增长长期积累起来,就造成资本主义供给与消灭的失衡,进而导致经济危机。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有两种,一种是社会范围内的,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方面的需要。比如,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国家财政、货币政策等,都是生产社会化的宏观需要;另一种是微观企业方面的,表现为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主要正是这种微观企业制度上的生产社会化需要,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必然,使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和存在种种弊端,使共产主义实现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的社会化时,是从封建社会后期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谈起的。当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时,社会生产升级了,需要进行分工合作,而生产资料却仍是私有的,才导致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产生。分工合作就是企业合作,生产合作也是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劳动合作,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生产必须以企业的范围和形式进行运转。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应首先在企业的范围内,确立社会主义的企业生产合作方式,然后以此为基础形成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化生产体系。显然,这时的企业制度应是一种集体所有制,而非全民所有制。即便存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劳动,也非国有计划经济的那种方式,而应是各集体企业之间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资本家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建立一种没有雇佣的企业内部之间的劳动合作关系,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只有集体所有制企业才是唯一没有雇佣关系的企业生产关系。国有、全民所有经济的本质都是国家或全民人民雇佣具体企业劳动者的一种生产方式,实质仍是一种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企业。
一些左翼人士认为:“理想的是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而不是现在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弊端,国营企业却可以克服弊端”。实际上,国有、私有、国营、全民所有等,在本质上都是一致。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的生产方式,都要依靠雇佣劳动者进行社会生产,因此都是一种实质上的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关系。名称和老板不同,不能改变雇佣方式本身的特点和属性。在这些企业中,劳动者都没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可以进行劳动、怎样劳动、为谁劳动的问题,劳动者们既不是自己的主人,也不是自己生产劳动的主人。而只有在生产劳动是由劳动者自己占有和管理时,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中,存在许多的劳资纠纷问题、劳动者生产与生活条件悲惨的问题,社会也存在大量的失业者和贫穷者,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社会生产的所有权不归生产劳动者自己所有,而是归各种形式的资本家所有的结果。一旦让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把社会生产的所有权交给生产劳动者自己所有,让劳动者真正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那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自动消失。
还有左翼人士说:“现实一点考虑,只有国有经济,才能得到国家的实力背书,才可能打败西方资本。其它经济,国家政权是没有兴趣的”;“消灭了资本主义世界大鳄的主力是国家队”。我明确地告诉他:“错了!单纯依靠国有经济,不推行发展真正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只有死路一条”。国有经济根本就战胜不了私有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多少年来的普遍的社会现实还不能证明这一点吗?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有经济的逐渐消亡,国企的私有难道仅仅是一些人故意出卖的结果吗?国有经济就是不能在现实竞争中胜出,现实中的国企才节节败退。国家队的生产力不如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才导致国企的私有化。国有经济不可能战胜私有制,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国有经济都不行。30年的改革过程,实际也是一个为国有经济找更好经营方式的过程。结果,找来找去除了私有化似乎就没有别的选择。早在20年前,就有人专门写书探讨国有经济的出路,几十万字的研究结果,最后只有一个结论,就是私有化。显然,至少在目前,无论在哪一方面,学术、理论、道德、生产力上,国有经济都不是私有经济的对手。国企私有化,不止是一些人的主观故意,也是客观社会经济的一种发展要求。国企要是能够满足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发展需要,就不会象今天这样处境悲惨了。实际上,国企可以有较高的社会性效益,却不适合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顶多在涉及国家战略,需要国家专营的少数垄断性产业才行。如果要对国企进行改革,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唯一科学正确的改革就是集体化。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要能够良好运转,就必须充分发展市场经济。而国有经济在本质上是反市场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和规律。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能够战胜私有经济的,才能是真正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竞争,本质上靠的是劳动者的才能和劳动。私企、国企都不能发挥员工的最大生产力,只有在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的企业,才能发挥出企业员工的真正生产力,企业才能具有最大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就是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只有发挥出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战胜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因此,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所有制的企业,应是以一种集体合作企业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实行这种以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才能有出路,中国左翼才有出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才有出路。
显然,当今中国的左翼,再不能抱残守缺、不求甚解了,应勇于开拓进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空才行。实际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失败,现今朝鲜的社会局面,古巴的社会现实,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失败都无不根源于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这种致命缺陷。如果要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有一定道理的话,也是基于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缺陷的。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都已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实行这种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其结果必然是一种封闭僵化的窒息性经济发展局面。当年毛泽东设计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就是要克服和解决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这种缺陷的。修正主义接连不断地产生显然并非偶然,完全是这种计划经济制度的一种内生必然。如果连文化大革命这种非凡、激烈的革命措施都无法有效抑制修正主义的不断产生,就足以说明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是根本行不通的了。
理论和现实都早已明示出,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解放事业,需要再一次的根本性革命。这种革命不是无意义的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是根本的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革命。人类的出路,需要从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的迷思中走出来,拥抱另一种现实问题的解决方式:让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实行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集体所有制市场经济。
如果把消灭不平等的阶级差别当作共产主义的本质要义,那这种根本性革命的实质是把实现共产主义提前到当下中国的实际生产与生活中来。如果把这种既拒绝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老路,又拒绝更老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邪路,而走出的一条崭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话,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共产主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论精华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具有实质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一条真正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是一面真正光辉伟大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