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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克威:以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为着眼点
  •  2013-03-12 10:38:22   作者:许克威    来源:作者赐稿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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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为着眼点

    推进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闭幕了;然而,人们对此次会议提出的有关社会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却显得更为迫切。十八大的政治报告对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框架性意见。如何将这些意见转变为改革举措?何时启动这些改革?社会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究竟何在等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政治起源于社会,政治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加快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的进程,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同时,这也是政治建设的长远历史使命。

    一、政治体制不适应中产阶层的发展

    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必然,它和政治体制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的成长离不开先进政治体制的支持,而中产阶层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之中及之后都会不断地向政治体制提出新的政治诉求所谓政治体制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党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包括政党、政府同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法律、政策、制度等政治元素的运行机制或组合模式。而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就是调整各种政治元素的组合顺序和模式。组合模式不同会对不同的社会目标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对中产阶层发展有利的政治支持体制。政治体制范畴内的各项改革都要围绕这一主体来推进或实施。早在1980年代中央就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后来只是缘于政治风波而被迫中止。在以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中央也曾多次部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些重要的改革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原地踏步,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就标志着我们的制度供给只能延续过去的社会支持目标,而不能突出重点、转向支持社会转型的关键力量——中产阶层。

    政治发展和中产阶层的成长一样都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即便是社会的主体力量尚未形成,社会条件不成熟无非就是暂不进行复杂的、需要社会广泛参与的的政治进程;而不应当影响我们依据突出的问题对基本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否则,有利益中产阶层的成长壮大的政治支持体制不能形成,最终还是会影响社会的全面进步。

    多年来,我们积累了多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有些对中产阶层发展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必须尽快启动。

    首先是加快反对和预防腐败制度体系建设。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内部如果各类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那就说明其政治体制有缺陷。多年来,我国社会对从根本上反对和预防腐败的呼声很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类腐败行为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制约了中产阶层的发育。建立反对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是政治体制建设的本来任务。实事求是地讲,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我们是有制度但没有体系,预防、监督、腐败问题的查处、对涉腐人员的处理等反对腐败的各环节也难于构成有机整体。反腐败制度体系整体效应因此而大打折扣。建立反对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创新反腐败的领导体制,我国现行的反腐败的领导体系和工作格局呈多元化态势,如各级纪委(或监察局)系统、检察院系统、审计系统等。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不适应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需要。我们必须创新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建立直属中央的专业、精干、高效的反腐败组织体系,跨区域、跨部门设置工作网络。取消现行的隶属于各级地方党委的纪检监察机构,把党规党法的宣传教育职能整合到地方各级党组织。这是对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党章也要因此而修改。二是建立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制度,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贪污、收受贿赂、挪用公款等案件的立案还设定了一个立案标准,这个“标准”其实就是一个“门槛”这个“门槛”的存在就意味着对腐败行为的某种“容忍”。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制度是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我国应尽快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法律上不给任何腐败行为留下空间。三是抓紧建立和落实党政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这是我国建立反对和预防腐败制度体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建设,是我们制度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其实,这个设想中央早在10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只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得到落实。要尽快立法,对党政干部和公务员的财产登记公示的范围、程序、办法等进行明确,让干部的财产和收入置于社会、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建立财产公示制度的意义就是构建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的机制,纠正过去体制内反腐败存在的弊端是应当加快立法,治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行政审批领域存在的腐败行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各环节、行政审批包括公共财政资金的审批、拨付等是腐败现象多发、高发领域,也是我国反腐败的难点、焦点所在。治理建设和行政审批领域的腐败必须依靠立法,走公开、透明的路子,让依靠权力寻租的人无处可“寻”。当然,腐败问题之所以突出和难于治理既具有深刻的体制原因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解决之道还在于通过先解决体制问题,然后再通过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推动克服社会方面的问题。

    理顺党政关系或者实行党政分开是我国政治体制基本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党政关系必须理顺、党政必须分开。在当前的形势下,党政不分既是政府的职能不规范或权力界限不清的原因,也是政权同利益群体联姻,导致资源配置不公、削弱中产阶层发展的原因。老实讲,现在我们处于一种既想党政分开而又怕党政分开的矛盾境地;想分而又难于分开的主要症结不在于这个过程有多么复杂、难度有多大,而在于党内某些人怕丧失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这些人虽是少数,但都是位居要职的关键人物,因而反对每每有效。也在于党务和政务分开以后,从事党务的人没有从事政务的人那么“风光”,容易导致党政干部队伍的矛盾。说到底还是个利益问题在作。实行党政分开的核心是党如何领导的问题,党政分开以后可以采取政府定期向党委报告工作制,政府组成人员定期向党委述职制,党委对政府的质询、批评、问责制等。其次是要明确党、政的不同的职责及权力界限,对党、政部门及其职能进整合和改革,使党委、政府的职能或机构设置不重叠,党委、政府组成人员的分工不交叉。第三是要规范、创新党务部门的职能、将挂靠党委的社会组织分离出去;要为党务部门提供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使他们有激情、有条件作好党务工作。第四,政府部门的职能必须规范,办法就是所有的公共财政投资的项目以及财政拨款全部由各级人代会审批,财政部门按法律规定的程序严格执行就是了;土地、环保等有关的行政审批也要在社会的广泛参与、监督下公开进行。最大限度地防止行政审批环节的暗箱操作及设租、寻租”行为的发生。这样党政分开才有基础。

    权力需要监督、监督的目的在于维护权力规范运行。无论在什么国家,监督都是其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或政治运行机制必不可少的环节。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国已经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看起来,我国的监督体系似乎很强大,而实践却表明,我国既存在监督体制多元化的问题,也存在监督的政策和制度体系不完善的现象。这种状况使我们的监督工作存在重复监督、就轻避重、热衷于专项突击、轻视常态化监督的问题。党委部门也好、人大部门也好,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怕趟浑水、怕得罪人的倾向,不愿进行认真、切实的监督。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在现行的体制下党委部门、人大部门、包括政府部门都是党领导下的机构或部门,相互之间一种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从一定的意义来说,监督认真了暴露的问题就多,人民群众的诟病也会随之增加,遭责难的既是各级政府,但更使党的形象受到损害。这就是所谓的体制问题,同时监督不到位也有个部门利益问题。客观上讲我国的监督存在一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履行监督职责的部门和被监督的部门常常遮遮掩掩或心有所忌,其结果是不少监督流于形式。总体而言,我国存在着人大和政府部门的监督职能发挥不够,对舆论和社会监督放心不够、放手不够和利用不够的问题。切实强化监督既是我们政治体制建设的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的强烈呼声。

    构建新的监督体制首先要解决思想观念问题。在这里,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权力不容挑衅的观念、怕得罪人的观念等落后的、封建的观念必须纠正。其次、关键还是要解决制度问题,尽快整合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和党内监督的资源规范监督的程序和途径,使各类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创新监督机制,让这个机制不仅能监督政府及其部门,还能监督党委系统、人大系统。总起来讲,我们就是要构建一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级政府的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大型拨款问题进行法律监督或规范监督,媒体社会舆论随时随地进行即时监督、深度监督的综合监督体系,使全方位、有效的监督成为我国社会政治或社会生活的常态。建立社会和人民群众有序、积极参与的监督机制是中产阶级成长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制度。

    政治体制的优化和完善是关乎中产阶层成长壮大重要因素。能否对基本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是对我们的决心和意志的考验,也是关系到共产党还能执政多久的重大问题。

    、社会体制是中产阶层成长的导向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名符其实大社会。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不懈的奋斗目标。从根本上说,我们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或“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能否形成。因此,我们必须改革和完善社会体制,为中产阶层的发育创造社会条件。客观上讲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的社会发展成就巨大,但这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推动的结果。真正意义的社会体制发育并不完备、或者说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代替了社会体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体制的完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我国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落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公共社会保障及服务供给普遍不足,社会组织发展不够,社会活动缺乏影响力,公众参与社会组织或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不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和我国特有的政治社会生态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是一个政治大国,政治意识、政治观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类社会组织及其活动都要和政治联系起来,并时刻对政治做出保证,象现实之中存在的归口于各级党委或政府的工会、青年、妇女、科普等社会组织就是这样。另一方面,过去我们偏重经济建设、忽视了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这就形成了一种“强政治、强经济、弱社会”的发展局。“强经济”就不再说了。所谓“强政治”就是政治至高无声,政治无所不在、政治能统领一切。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是政府包办一切,政府代替一切,老百姓有事都找政府,很少找社会组织。政府和社会搅和太深,包揽了大量的事物却不能赢得社会的认同。由此看来,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弱在什么地方呢?弱在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小、缺乏话语权,弱在公众对社会活动缺乏积极参与的热情、弱在各类社会活动难于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社会处在一个弱势地位,其发展不足就是势所必然。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因此在加强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淡化社会组织政治色彩,建立一个有利于社会事业和社会组织发展体制是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

    改革社会体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我们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发展不够主要是受思想和观念的禁忌。而思想的禁忌、观念的禁忌又在哪里呢?在于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的政治意识太过强势,总是用政治的标准强行地衡量一切、要求一切;在于对社会组织及社会活动时刻存有戒心,甚至认为,社会体系完备,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影响大了以后会削弱党的形象、不利于掌控驾驭社会;在于政府包揽一切、代替一切的观念在我们的大脑中形成的路径依耐等等。几十年来,我们对于社会组织及其活动基本上是拒绝的态度,防范甚紧。加强社会建设、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必须首先放弃“不放心”的思想,必须放弃包揽一切的思想,必须放弃对社会组织过多的政治要求的传统,必须构建新的政治观,还社会组织于社会空间。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社会组织加强了、社会活动健康了既有利于党的建设,也有利于党的执政;既有利于政府行政,也有利于社会自我管理。未来我国需要构建共公共事务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社会自我管理的格局。我们应当为社会组织及其活动让出足够的思想空间和制度空间。

    其次是要解决社会组织泛政治化的问题。泛政治化就是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都象一个政治组织,政治色彩淹没了社会色彩。从长远发展的趋势来讲,我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必须解决泛政治化问题。否则社会组织是没有发展出路的。一是将现有的挂靠党委领导的各类社会组织分离出去,使其成为一个名附其实的社会组织;二是不再对社会组织提过多的政治要求、不给社会组织下达政治任务,让社会组织专心从事社会活动。

    第三、明确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体制改革是我国整体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那么,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呢?社会体制必须服从于社会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社会体制改革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基本同步,政治发展同社会组织、团体的发展相协调,社会组织、团体的成立、发展、运行、活动、监督等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备,各类社会组织能够依法、自由地开展活动的制度体系。只有形成这样一种体制,我国的社会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体制的改革、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应当走立法途径。目前,我国仅有一部《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远不能适应社会组织发展和壮大的需要。国家应当尽快制定一部《民间和社会组织管理法》,对各类社会组织成立、发展、内部管理、组织活动的开展等进行明确。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发展高潮作制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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