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摘要 日常生活转向无疑是当代西方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主客体二元论问题和日常生活政治问题无疑是这一转向的核心理论问题,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日常生活转向在各种理论的分歧中为我们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基础地位,然而这一转向依然一定程度地困扰于主客体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其对超越现代日常生活之道路的寻求也步履维艰。
关键词 日常生活转向主客体二元论 日常生活的政治 西方社会学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发生的西方社会学的转型过程中,日常生活的转向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维度之一。这一转向不仅从社会学已有的日常生活研究中汲取营养,而且还大量吸收哲学领域中的日常生活思想。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以消费社会的兴起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反思,这一转型充分揭示了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以实证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传统主流社会学对日常生活的忽视日益暴露出其狭隘和局限,其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的捉襟见肘引发了学术领域的激烈斗争。
笔者的研究旨在探讨日常生活话题所蕴含的最为核心的理论问题,正是这些核心的理论问题为我们指明了这一转向的思考方向,而从日常生活理论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这一转向的基本特征,也可以洞见其所存在的局限。
一
主客体二元论是近现代西方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这对于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也不例外,甚至日常生活转向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主体和社会秩序的主客体二元论问题的阐发而体现出来的。
与诸如福柯和布希亚这样的后结构主义日常生活理论家不同,作为日常生活转向重要代表人物的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反对那种无视主体能动性的客体主义立场。受现象学和现象学社会学的影响,加芬克尔力求揭示社会秩序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被人类行动者所建构起来的。加芬克尔认为,以实证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主流社会学对社会秩序的研究,不过是一种由技术理性所主导的通过形式化的统计分析所实现的对社会秩序的理论重建,并错误地将此种重建的产物视为事实本身①。与传统主流社会学否认在具体的日常情境中存在着秩序性相反,加芬克尔认为,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事实意义上的“物”是可以在具体的日常情境中被直接看见和听见的①,它并不是结构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只能通过理论的方式加以再现的潜在的结构,而是日常生活情境中普通行动者们共同协作的实践活动所建构的经验现实。加芬克尔认为,日常的实践活动具有地方性的特征,它具有文化的特殊性,这意味着共处于特定的生活世界之中的人们可以一种基于特定情境文化的索引性的方式来彼此理解对方的行动。而传统主流社会学通过定量技术所实现的秩序模型却遮蔽了此种特殊性,它无法看到秩序是在特定情境中所形成的内生现象,正是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活动的不断重复性、一致性和集体性的特征为我们揭示了“物”的一般性或结构性。不过加芬克尔反对将社会秩序的一般性特征还原为人们自己的独特的原创②,他所关注的是情境的结构性层面,他认为社会秩序相对于秩序的特定生产者是不朽的,也就是说无法以个别生产者甚至共同行动的某一群生产者的存在来还原秩序的存在,当一群生产者离开情境之后,新来者依然会以相似的方式将秩序生产出来。这便是秩序的结构性特征。加芬克尔将其思考的重点放在了米德所强调的互动实践上,他所关心的是以此种互动实践来探讨帕森斯的秩序问题,他反对将社会成员的实践方法或者说常识的一致性还原为个体的主观性。加芬克尔试图在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还原论之间寻找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突显了人类行动者在他们能动的共同实践中不断地再生产着日常生活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并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客体,也不是个人的主观性投射,它是在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直接可见的细节中的集体性的成就。
尽管我们反对将加芬克尔对人类行动者的态度等同于主观主义③,但与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相比,加芬克尔的确突显了主体的能动性,并且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人类行动者对社会秩序的不言而喻的日常建构上,这使得我们有理由认为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是日常生活转向中强调主体视角的代表。它继承了现象学有关不言而喻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基础性的世界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一种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视角。此种强调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性的立场构成了日常生活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显然缺乏对主体的社会建构的分析。在分析现代身体的过程中采取了客体主义立场的福柯与加芬克尔一同分享了日常生活的基础性的假设。与胡塞尔主张生活世界是不言而喻的自明的世界不同,福柯笔下的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完全是一个成问题的世界。福柯不仅批判了现象学的保守主义,而且坚决拒斥现象学的主体主义,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有关现代身体的研究之中。对福柯而言,现代人并不是笛卡尔主义和康德的哲学人类学所想象的那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相反他不过是权力—知识在社会历史性的话语实践中所建构的产物。先验的主体不过是现代人文科学的话语所建构的一个幻觉,因为人文科学并没有像其所想象的那样研究所谓人的本质,它完全停留于表象的领域之中,它所研究的不过是在时间中变化的人④。然而这个幻觉却以日常生活的话语实践的方式深刻建构了现代西方人的无意识,以至于人们并未意识到,他们自信所拥有的先验的主体性其实质不过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权力—知识的战略效应。福柯在否定先验主体性的同时却矫枉过正地将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特征也一并取消,因此探讨人类行动者的日常实践如何建构社会秩序便失去了理论上的重要性。
福柯认为:“依据权力所进行的分析,与其假设国家的统治权、法律的形式或统治的全面的统一是作为前提而给出的,毋宁说它们仅仅是权力所采取的最终的形式。”⑤统治权的力量正是以纪律权力的关系网络作为其生活世界的基础,而对身体的建构则是这一基础发挥其最大效能的重要途径。在常人方法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重复性和例行化概念对福柯而言依然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对身体的不断重复的规范化训练以及各种例行化的监视、检查和相关的时空安排等构成了纪律权力运转的基本方式。正是在这些例行化和重复性的过程中,权力—知识的战略才得以成功建立起个体的无意识,并将一种外部的强制转化为自我的强制①。
与热衷于撰写关于现代历史的福柯不同,布希亚更关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布希亚显然受到巴特的符号学及其师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影响。不过他并未像列斐伏尔那样试图超越主客体二元论的困扰,相反他彻底否定了主体的能动性,并谈论一种工具理性化的技术统治②,这是由编码规则所支配的客体化的统治,它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真正的主体不是人类,而是符号的秩序。
布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无疑是围绕日常生活而展开的,日常生活的符号消费成为他探讨当代资本主义模拟(simulation)阶段的原型。布希亚认为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正在控制整个生活,而支配这一消费现象的模拟过程正在整个日常生活的范围之中发生着③。因此对布希亚而言,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活动绝不仅仅是众多社会现象之中的一个单纯的组成部分,它所承载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常识的理解,布希亚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编码,而时尚是其标志。……时尚处于现代性的核心,甚至延伸进了科学与革命之中,因为整个现代性的秩序(从性到媒介,从艺术到政治)是被这个逻辑所渗透的。”④
布希亚拒绝传统主流社会学轻视和贬低日常生活的态度,他将日常生活视为一个由符号的编码规则所支配的意义系统⑤。在布希亚的眼中,正是这一充斥着文化霸权的日常生活世界以一种客体主义的方式建构出了个体的存在,因此个体并不是什么先验的主体,主体充其量只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神话,而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消费社会之后,即便连这一神话也失去了立足之地。因为消费社会是一个通过符号间的关系来生成意义的符号统治的社会,这就意味着一切都仅仅是符号的建构,即使有关实体的想象也是多余的,甚至连消费本身都只是当代社会有关其自身的一个陈述⑥,它仅仅存在于人们对消费的符号建构的无意识的盲从中,这已经足以维持一种符号的统治。正是在此种宣称参照价值的毁灭、现实与确定性已死、意义由编码规则所支配的极端文化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视野中,想象一种真实的意识主体自然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剩下的不过是由编码所支配的无意识的统治⑦。虽然布希亚对消费的研究经历了生产秩序的优先论时期和后来的消费转向时期,但他从未改变其有关符号秩序的客体主义立场,一种符号的秩序将社会的需求强加于个体的无意识,以至于个体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欲望不过是符号秩序的统治工具。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常人方法学的主体视角还是后结构主义者的客体视角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立面的潜能,从而使得自身的研究存在着明显不足。埃利亚斯通过对文明进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指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盛行的有关纯粹自我和社会之间对立的论调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形态,换言之,这一对立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然而然⑧。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促进的高度的社会分化日益加深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⑨,由此才导致了内在自我与外在社会之间的二元论的错觉。埃利亚斯笔下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由关系的链条所支配的世界,但与福柯不同,埃利亚斯并未将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彻底排除出去。埃利亚斯明确拒绝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甚至拒绝那种主张彼此外在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论,但他对主客体二元论的批判显然是不彻底的。
类似问题也在布迪厄的日常生活理论中出现。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有关基础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论。与福柯等多数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家一样,布迪厄将现象学所诠释的前反思、前对象的不言而喻的日常生活实践视为是无意识的,他采用了埃利亚斯的习性概念,并对之进行了系统的解释。布迪厄认为,习性不是理论性的话语知识,而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实践感,它是个体内化社会场域的客观结构而形成的一个倾向性的系统①。布迪厄与埃利亚斯一样对社会结构采取了一种关系性的解释,不过他所谓的场的关系结构意指个体和机构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它具有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客观性②。但布迪厄并未因此而否定习性的能动性特征,他甚至认为习性是在特定限度内的创造的源泉③。然而,这一看似积极的论断并没有在布迪厄的具体研究中获得有效的展现,布迪厄更关心的是主客观结构之间的完美的对应以及主观结构对客观结构的再生产。不仅如此,布迪厄还强调客观结构相对于主观结构在逻辑上和时间上的优先性,这体现了其理论对客体主义的同情态度。他与埃利亚斯一样在批判主客体二元论的同时却不自觉地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重新引入了二元论的思维。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尽管一些作者试图超越二元对立的困扰,但是他们工作中所存在的缺陷则表明,彻底地反思和批判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依然是日常生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
前文的讨论有意淡化了日常生活转向中的广义的政治维度,即对各种权力斗争和不对称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往往导向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考察,甚至推动某种超越的意图。事实上,对绝大多数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家而言,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本身就包含着对广义政治的研究,正是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去探讨对特定日常生活的批判与超越。
前文提到了福柯有关现代权力—知识对身体的压制性建构的研究,提到了布希亚有关文化或符号霸权的分析。虽然他们的研究涉及的具体领域有很大的差异,以至于他们所研究的权力类型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描绘了现代权力相对于人类行动者的单向支配的特征,并批判了这一特征所具有的压制性内涵。然而在超越现代性压迫的问题上,福柯有意回避了实际出路的问题,而布希亚也未能给出任何切实有效的方案。而且他们都未能结合具体的社会阶级或群体的统治关系来展开各自的日常生活政治的研究,这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理论的现实意义。但列斐伏尔和德塞托这对师生则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围绕群体间的统治关系而展开的日常生活政治研究。
列斐伏尔认为,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日常生活已经转化为社会总体的一个层次④,虽然这个基础性的层次并非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的层次,但它却始终面临着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化压迫加以吸收和同化的威胁,从而不再是富有潜在主体性的主体,而是沦为社会组织的一个客体。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化为一个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他将其诠释为一个试图实施总体性压迫的恐怖主义的社会,恐怖主义社会的恐怖是弥漫的,它的暴力是潜藏的、未被认出的、无所不在的,其压迫从所有的方面施加于它的成员。恐怖主义社会“建立在日常生活的组织之上(这也正是它的目标所 在),恐怖正是日 常 生 活 组 织 的 结果”⑤。不过,当列斐伏尔看似十分悲观地谈论日常生活被资本主义的统治战略收编为充斥着陈词滥调的毫无生气的异化现实的时候,他依然坚信日常生活隐含着一个截然不同的维度。列斐伏尔指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这个概念只是相对的,仍然存在着不可还原的东西,存在着矛盾和反对,它们介入并反抗着线路的封闭,使结构分裂⑥。事实上,战术与战略这一对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的,既存在着资产阶级统治社会现实的战术与战略,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反抗统治秩序的战术与战略。
在列斐伏尔看来,“所有的社会群体,从‘微观的’级别到‘宏观的’级别,都具有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潜在的或阐明的(公开地加以证实的)战术和战略”⑦。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任何群体都有其不得不加以面对的相对不确定的未来,它们以相对明确的方式为这一未来做出准备①。列斐伏尔主张战术与战略是任何群体所同时具有的彼此不可分割的不同的层次,他试图探讨反抗现存社会秩序的战术与战略,此种战术体现了日常生活的一种现实状态,它表明被统治和被压迫的群体并没有完全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僵化和陈腐的异化状态之中,而是在各种微观的力量关系、计谋和怀疑中有所作为。但是战术本身并不能够为日常生活带来根本的变革,日常生活的变革发生在事件、战略和历史时刻的层次②,这意味着仅仅有战术是不够的,战术必须与战略密切联系在一起,战略主导了日常生活的变革,它为群体提供方向和目标。被压迫者的战略正是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历史辩证法的希望所在,它带来了不连续性,以颠覆日常生活异化的连续性;它关注于未来的时机,以回应日常生活中单调乏味的陈词滥调;它指出了不可避免的选择,以此来挑战现存秩序的同一性幻觉。但这并不是历史的宿命论,因为历史的时刻终究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而选择的决定将遥远的不可能性改变为一种即将发生的可能性③,如果这一可能性终将在不确定的未来到来的话,那么没有理由断定它将在何时何地必然出现。尽管它同样也不能够被日常的现实所界定,因为它是超越日常的可能性,它是去异化甚至再异化的辩证的可能性,任何非异化都可能陷入新的异化之中,但也正因如此,新的激变的可能性从中开始酝酿。此外,有关革命在不确定的未来必然到来的论断,还意味着超越并不取决于那些相关的人们是否已经意识到它的可能性,那些身处战术和战略之中的人们正是在无知中等待着他们的时机,而战术和战略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运转。这表明战略和战术不是绝对主体所操弄的派生物,但集体选择的重要性表明它们也不是强加于人的客体,人们正是处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模棱两可的状态中。列斐伏尔试图以此超越主客体二元论。且不论这一立场是否能够真正地解决主客体二元论的问题(事实上,列斐伏尔并没有摆脱一种相对温和的二元论④),我们在此所要强调的是,列斐伏尔的此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乌托邦理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缺乏有效的论证,它充满了有关战略的宏大想象,却无法给出有关战术的具体而详实的讨论。而被列斐伏尔作为其日常生活政治批判的重要理论工具的异化理论本身就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政治理论的现实意义。
与列斐伏尔不同,德塞托认为战略是统治者的或者说强者的战略,而战术则是被统治者的或者说弱者的战术。德塞托将战略视为对权力关系的操纵⑤,他将战略和权力关系中的强势方联系在了一起,这意味着被统治的弱者根本无法拥有战略。德塞托将战术视为弱者的艺术,他写道:“战术是一种特意计划的行动,它是由缺少一个适合的地点所决定的。没有任何有关外在性的划定为它提供自主性所必要的条件。”⑥弱者没有自己的场所,他们不得不在强者所主导的场所中生存,他们无时无刻不面临着一种由强者的战略所强加的秩序,这个秩序始终试图消解弱者的抵抗,试图将世界同一化。与列斐伏尔所描绘的包含同一性战略的“抽象空间”相类似,德塞托赋予空间以战略的优先性,这种将空间描绘为统治战略的工具的思想显然受到列斐伏尔和福柯的影响。德塞托认为,弱者并不拥有将强者拒之门外的场所,他们不得不有意地去施展一种实践的艺术,这门艺术与其说是弱者对强者的主动进攻,还不如说是弱者在面临那个强加于他们并始终试图将他们彻底征服的秩序时所做出的勉强应对(makingdo),它使弱者得以在强者的世界中保持一种不被完全吸收和同化的尊严,它的智慧、欺骗和计谋无不显示出缺乏权力者为抵制强权所做出的抵抗。
对德塞托而言,战术的存在意味着人民不是傻瓜,但实践的方法对实践者而言是无意识的,它不被任何个别的主体所拥有⑦。可见战术所显示的抵抗的能动性并不支持一种笛卡尔式的主体主义意识哲学的论断。德塞托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影响①,由此消解了启蒙的主体,但是他并没有像福柯和布希亚那样将人类行动者视为完全消极的对象,而是在个体和群体的无意识中探讨一种并非绝对的主体性的可能,以及此种主体性在实践中对日常生活的建构(不过此种无意识的理论和他有关战术是一种特意计划的行动的观点之间显然并不那么协调)。然而德塞托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回应主客体二元论的偏见,虽然他反对把战略(统治秩序)和战术(抵抗的能动作用)截然对立起来,但是战略与战术的差异在实质上显然是两种社会存在(即强者的社会存在与弱者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差异,谈论战略与战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然无法充分地解释它们各自在概念上的分析性特征,换句话说,德塞托还需要从两种社会存在本身入手来进一步解决二元论的问题,但这方面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
德塞托将战略描绘为以空间为其主导向度,与之相应,他认为战术则将其赌注下在了时间之上②。这与列斐伏尔在赋予现代空间以霸权特征的同时赋予时间以解放的潜能有着某种相似之处③,但是与列斐伏尔不同的是,德塞托赋予战术的时间特征并不涉及革命的意图,它充其量只是通过空间的实践来使用、操作和转移由强者的战略所主导的空间④,这就暗示了此种勉强应对在实质上并不能够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事实上,当德塞托不再谈论弱者拥有战略的可能性时,他已经放弃了列斐伏尔的革命话题。也许德塞托的意图只是要颠覆福柯所错误描绘的过于消极的现代社会图景,他力求向人们证实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在实践着某种反抗僵化的空间统治的时间策略,时间在列斐伏尔那里被赋予的社会变革的象征意义在这里被转化为一种温和的背叛,这是弱者在体制内的越轨,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迈向一种总体性的革命。坦率地说,德塞托所描绘的日常生活的战术实践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撼动战略的地位,它那伺机而动的突然一击往往只是流动于远离战略的核心价值的含混地带,“德塞托提出了许多战术的例子,这些例子非但没有直面和‘反对’一种‘战略’的形式,相反,它们发生在盲区”⑤。不可否认,战术所揭示的日常抵抗的能动作用对于社会的变革乃至革命的确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但仅有此种战术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德塞托无法证明他所描绘的日常的战术有可能推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那么这种战术就很可能沦为一种精神的鸦片,统治秩序在付出战术所索取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代价之后便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日常生活平凡的外表之下,战略和战术的讨论为我们揭示了日常生活中所隐含着的斗争的不同维度,从总体革命的可能性到弱者的反抗艺术,日常生活并非只是在简单地再生产着社会的统治秩序,看似乏味和重复的日常生活中包含着权力网络的复杂运转,其所揭示的方方面面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别样的日常生活的政治画卷,它意味着社会统治结构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在日常生活中有其不易察觉的基础,日常生活是社会分析和批判的核心领域,它既是希望所在,也是压迫的核心。
社会理论的日常生活转向意味着,人们不再满足于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俯瞰我们的社会生活,这种方式往往将日常生活视为无关宏旨的次要领域,仿佛只有研究那些宏大的政治经济秩序及其变迁才足以发现社会运转的机制和奥秘,其结果是完全忽视了日常生活世界所蕴含的巨大动力。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正是试图摆脱这种传统的偏见,它要求潜入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之中,不再被它的平淡和无聊的外表所蒙蔽,只有在这一社会世界的根基处,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领会社会世界是如何生成、运转和变革的。
(本文作者:郑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