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最大的恨事,是看到祖国内忧外患,人民流离失所,而不能担起匹夫救国之责;人生最快意的事情,莫过于可爱的祖国富饶秀丽,群众安居乐业,食足衣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多少民族英灵曾为国家的兴旺以身报国,血沃中华。将来的我要以这些英烈为师,献身革命。为天下劳苦大众的新生活奋斗一生……”这是1927年年仅11岁的肖华在他的一篇作文《将来的我》中的一段心灵独白,而历史也奇迹般地展现了他“少年英武咤风云”的人生之路。
13岁的少共兴国县委书记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全国上下乌云密布,就连兴国这个偏僻的地区,同样是血雨腥风。这时,“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肖华却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28年加入了少共青年团组织。那时,党团生活没有严格分开,他就被编入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从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展少共组织的工作。
1928年4月,中共兴国特区委在“冰心洞”召开党团积极分子会议,传达党的“8.7”会议精神,决定举行武装暴动。肖华参加了这一活动,他的任务是传递党的信件,进行各种方式的集会和联络。
1928年冬,兴国县举行了农民暴动,肖华是暴动队伍的积极参与者。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内应配合工作,使红旗第一次胜利地插上了兴国县城,受到了起义领导的表扬。
1929年4月,正当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盛开的时候,毛委员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四军前委派胡炳田到兴国组建少共团县委,肖华当选为少共县委的组织委员。同年,年仅13岁的肖华作为青年团的干部,有幸参加了毛委员在潋江书院举办的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聆听了红四军政委毛泽东、三纵队政委蔡协民、司令员伍中豪的讲课,学习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和土地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思想水平和基础理论知识有了很大提高。同年12月,肖华被推选为少共兴国县委书记,承担起全县团的领导工作。
兴国地处赣南北部,交通不便。在组建团组织的日子里,肖华几乎天天都是自带红薯,脚穿草鞋,手提灯笼,爬山涉水,风尘仆仆地走区串乡,挨村挨户地发动青年参加团组织。那时,虽然农民都有强烈的革命愿望,但也有人害怕反动分子的报复,不敢让孩子参加团组织活动;还有的干部认为有党支部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建立团组织呢?为了打消这些顾虑和思想阻力,肖华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事实说话。于是,他组织大家每到一区,先找一个基础比较好的村子,物色思想进步的青年建立团小组,进而建立团支部。团的组织建立起来后,再挑选骨干,组建起少年先锋队。团、队组织建立后,立即展开活动:团员们夜里派人站岗放哨,白天轮流监视土豪劣绅的行踪;少先队员则在村头路口查看路条,盘问行人。这样一来,使土豪劣绅和坏分子变得规矩了,连土匪、小偷也不敢轻易进村过境了。团员们还利用工余修桥补路,帮助孤寡,村里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再深入其他乡做工作,用这个乡的生动事例告诉大家:地主豪绅之所以敢欺负我们,敢对群众进行报复,就是因为我们涣散软弱,只要大家组织起来,攥成一个拳头,那就什么邪恶力量也不用怕了。铁的事实驱散了群众心头的迷雾,广大农民纷纷让子女参加团的组织。这个区的团组织建立起来后,他们又转移到另一个区。就这样,仅用1 0个月的时间,肖华就跑遍了全县的14个区64个乡,在每个区建立了一个团委,每个乡建立了一个团支部,团员也由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1000多人。他们还以共青团为骨干,组织起了少年先锋队,全县绝大多数青少年都在革命的旗帜下组织了起来。肖华出色地完成了建团任务,多次受到赣西南党团组织的表彰,不到入党年龄的肖华被光荣地提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3月,毛委员第二次来兴国。他听说兴国有个年轻的团县委书记,工作搞得很不错,就派警卫员把他找来,向他了解兴国县共青团的工作。听过肖华的汇报,毛委员连连点头称好,并指示了今后青年团工作的重点。这次谈话,给肖华以极大的启迪,使他对做好团县委的工作更加充满了信心。
17岁的“少共国际师”政委
1930年3月,毛委员离开兴国后不久,肖华便接到了去红四军工作的通知。罗荣桓政委对他说:“这次是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组建少共青年团,相信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在繁忙的行军作战当中。肖华仅用个把月就把红四军少共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在任红四军青年委员时,还先后兼任过连、营、团政委。1932年秋,肖华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
1933年春,蒋介石调兵遣将,纠集50万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这种形势下,“紧急动员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捍卫胜利果实”,便成为当时工农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中心战斗口号。为此,肖华主持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组织大家讨论“怎样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在研究“扩红”问题时,他们向中央提出了建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中央采纳了该建议,作出了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号召青年踊跃参军,用武装上前线的实际行动,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
“少共国际师”着手组建时,肖华正在前线。一天,突然接到电话,说是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叫他迅速赶回总部。还有什么比在前线动员部队准备打仗更重要的事情呢?他带着疑问,风尘仆仆地赶回总部向周恩来报到。周恩来亲切地告诉他,经军委研究,决定派你到“少共国际师”担任政治委员。肖华感到自己缺乏独立带兵的经验,尤其是要领导一支全部由娃娃组成的“少共国际师”,担子的确太重了。周恩来听后笑着说:“正因为你年轻,才叫你去嘛!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样部队更有朝气。只要认真学习,经过斗争的锻炼,就会逐步走向成熟。”
1933年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博生县跑马场正式成立。
这个师在当时的红军中是一支最年轻的部队,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18岁,还有不少十三四岁、人没有枪高的红小鬼。为了这支部队的建设,肖华和“少共国际师”的领导费尽了心血。开始训练没有武器,他们就动员战士自己从家里带来梭标、长矛、大刀操练军事动作,上军事常识课,学习利用地形地物,挖战壕修工事。有些红小鬼初到部队,训练上课哇哇乱叫,训练回来就四处跑,政治训练和思想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肖华要求全体干部象爱护小兄弟那样爱护每一个战士,并拟定了一个全面的教育计划,决心从一点一滴做起,把大家培养成自觉的红军战士。课堂上,肖华手拿草鞋,对大家进行红军和白军两种军队对比的教育,使大家懂得了许多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革命传统的大道理。
广昌集训刚结束,“少共国际师”就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他们打的第一仗,是闽北拿口与白军周志群部的遭遇战。战斗规模不大,但打得很激烈,在肖华和陈光师长的指挥下,前后共消灭敌人300多,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初战打得干脆、漂亮,士气更加高昂。朱总司令、周总政委特地打电报给“少共国际师”,称赞他们这次战斗是“铁拳初试”。在后来的作战中,“少共国际师”越战越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22岁的八路军“娃娃司令”
1938年8月,肖华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到冀鲁边创建抗日根据地。当时,华北的国民党正规军跑光了。毛主席、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在华北敌占区的后方,以五台山、太行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建立了,尔后八路军主力部队又先后向河北、山东敌后挺进。他们哼着“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歌声昼行夜宿,专拣人少难走的路,或是借着青纱帐前进。每当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肖华都亲自听取当地老乡介绍敌情,换上便衣亲自与侦察员去侦察突破地段;宿营后,肖华总是捧着一本《论持久战》边读边想,直至深夜。
部队通过同蒲线,进入太行山,突破平汉线,于9月27日到达了冀鲁边中心--山东乐陵县城。这里虽然未被鬼子占领,但也是兵荒马乱,局势十分复杂。除了我党领导的几支游击队外,其余的就是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下的游杂部队,他们各据一方,称王称霸,有的还假借抗日之名,到处勒索人民钱财。此外,还有爱国人士自动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当蒋介石发觉日本人并不能全部控制占领区,而八路军、新四军却在敌后创建根据地时,便唆使他的杂牌军也纷纷钻到敌后来,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制造磨擦。
在冀鲁边区,论实力,我八路军处于劣势;论根基,过去这里是国民党统治区,我党在这里很少活动,加上这里大部分是盐碱地,本来粮食产量就低,又因局势动荡,盗贼纷起,搞得民不聊生。同时,这里东临渤海湾,西靠津浦路,北临天津卫,南依济南府,四周都有日寇重兵,随时都可能合围“扫荡”。内忧外患,困难重重,要把这里建成坚强的抗日根据地,谈何容易?这样一副重担,落在一位年仅22岁的司令员肩上,肖华能行吗?
肖华没有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重托。他率部队来到边区后,坚决贯彻上级指示,一是发展武装。当时该区有地下党领导的第31支队,这支部队打了一些胜仗,占了一些地方,但在日寇、汉奸、土匪、民团的四面包围之中,处境很困难。支队里有共产党员,但他们原多是学生和教师,革命热情很高,但对作战、训练和管理部队则缺少经验。肖华便派了一些红军时期的干部来该部工作,使这支部队进步很快发展也很快,没有几个月,就编成了由2个主力团、1个特务营组成的支队。与当时以红军部队为基础迅速发展起来的曾国华、孙继先支队合称为边区的三支主力部队。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了运河、津南、商河、泰山等地区性支队,以及十几个县的县区武装。到1939年初,边区部队已发展到2万多人。二是建立政权。在发展部队的同时,肖华与地方负责同志一起,积极建立抗日政权。边区成立了以肖华为主任的冀鲁边军政委员会。他们要求部队打到哪里,抗日政权就建到哪里。到1938年年底,他们在乐陵、宁津、庆云等15个县建立了抗日政府,还建立了以杨靖远为专员的津南督察专员公署。三是培养干部。部队的发展,政权的建设,都急需大批干部。为此,边区成立了以符竹庭主任为校长的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肖华经常挤时间给学员上课,作形势报告,讲解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学校分军事、政治、民运三个队,分别培养军事、政治和群众工作干部,边学边做。每期3个月,先后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干部。
由于冀鲁边战略位置的重要,敌我顽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1938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密谋策划组织“冀鲁联防”,妄图以软硬兼施、南北夹攻的方式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乐陵县是冀鲁边领导机关所在地,县长牟宜之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早先派来的,沈鸿烈给他写信,让其尽最大可能限制、刁难八路军,“尤其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给。”但牟宜之早年参加过共青团,倾向抗日进步,在肖华的争取下,牟宜之坚决抵制了沈鸿烈的阴谋,更加支持抗日和靠拢我党。他与我党“约法三章”:“第一,我是抗日县长,不是国民党县长;第二,国民党有害抗日的政令,我概不执行;第三,我的钱粮一概供31支队。”
为阻止我党领导的抗日势力向北发展,鹿钟麟收买了民团头子孙仲文,给他枪支弹药。肖华与纵队领导研究后,向孙仲文盘据的大赵村发动进攻,不仅打破了鹿钟麟的妄想,而且乘胜向北挺进,开辟了盐山、沧县、新海地区,直逼天津,致使“冀鲁联防”计划泡了汤,沈鸿烈和鹿钟麟都败在这位“娃娃司令”的手下。
1939年1月,肖华指挥了韩家集伏击战,我军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消灭了敌中队长西村以下100多名日军,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此战被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誉为“平原战斗胜利的光辉战例”。
由于肖华及边区人民的共同努力,冀鲁边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1939年底.肖华率主力转移到鲁西。肖华在冀鲁边区虽然只战斗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但这片广阔的平原上,却留下了这位文武兼备的年轻将领的英雄足迹,传颂着这位智勇双全的“娃娃司令”许多动人的传说。
29岁的辽东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于南满一带,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参见194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绐中共山东分局的电报)肖华接受命令后,率部横跨渤海,进军东北。9月末就任辽东(南满)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辽东地区不仅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而且物产矿藏丰富,人口稠密,工业发达,铁路公路多,有深水海港,为陆海交通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此时,美蒋正策划进攻东北,形势非常紧迫。为了争取时间,迅速打开局面,肖华一登陆即向东北局报到并请示工作,然后进驻凤凰城展开工作。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关内到关外,从革命根据地到敌占区,从农村到城市,从战争到接管等等,许多新鲜而生疏的事情、繁重而紧急的任务摆在肖华面前,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政治思想水平来勇敢、坚决地完成这些艰苦的任务。
他召集已渡海各部队负责人开会,研究步署:以一部分兵力控制营口、丹东一线,防止蒋军的可能登陆和保证我大批后续部队进入东北;大部则以营、连为单位分散于广大农村、中小城市和交通线,集中做好三件事:
第一是装备部队和建立政权。从关内到安东(丹东)时,正值中秋。到达新区的部队,物质生活异常艰苦。弹药缺乏,衣服单薄,急需补充。他们就用接收到的大批敌伪物资,先把部队装备起来,甚至穿上了敌伪军的服装,然后清剿日伪残余和土匪。
1 0月下旬,直属第一、三支队歼灭了安东市和郊区的日伪“第十五路军”,生俘伪安东省省长曹承宗、次长渡达阑治。第二、三纵队歼灭了岫岩、盖平之间的大股土匪。11月下旬,第二纵队全歼了千山地区的日伪“先遣军”三个团。1 2月上旬,杨靖宇支队和直属第一支队收复集安、临江、安图等县城,消灭了逃避在临江的伪“满州国”宫廷残余,收容了伪“皇后”和“贵妃”……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灭了日伪军残余两万余人,基本上铲除了盘据在辽东地区的日伪残余势力,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同一时期,各部队和民运工作队配合地方工作人员,宣传组织群众,开展反日伪残余、反汉奸、反特务的控诉清算斗争,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进行社会改革,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削弱了敌伪封建统治势力,建立了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选举成立了区、县民主政府。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以东北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先生为省主席的安东省民主政府,完成了初步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第二是整编和扩充部队。当时辽东我军有冀东(十六军分区)来的和山东来的部队。抗战胜利后,十六军分区部队率先出关,接收了沈阳、鞍山、本溪一带。他们吸收了一部分被压迫的东北同胞参军,也收容了一部分散兵游勇,部队从四千多人猛增至八万人。但因新兵太多,老兵太少,部队不易巩固。于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冀东部队合并到山东来的部队中去以加强主力。肖华司令员就与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唐凯主动沟通,冀东同志以大局为重,认为部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决赞成合并。这样老部队扩大了,也能消化新成分了,是有利于战争准备的。
与此同时,迎接后续部队的工作,也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到年底,短短的三个月就迅速打开了局面,开辟了辽东根据地,壮大了我军的力量,对准备粉碎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并为以后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第三是加强军队建设,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是人,是人的政治素质。为了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肖华及时发现并推广了“诉苦运动”。从诉日本帝国主义残暴压迫的民族苦,发展到诉地主压迫的阶级苦,以“吐苦水” “算总账”,挖出阶级敌人的总根子是蒋介石,他是代表地主阶级勾结美帝国主义来占领东北的。通过诉苦运动,大家头脑清醒了,阶级觉悟提高了,复仇情绪沸腾了。为了复仇、翻身,就得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要打倒强大的敌人,就得练兵,提高军事技术水平,把本事练出来。营房里,操场上,练兵热忱十分高涨。
1946年3月底,敌人用六个师的兵力开始进攻本溪,肖华指挥辽东我军迅速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4月9日又指挥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四纵队,先后用两翼迂回包围和“口袋”战术,歼灭敌人四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震撼了东北蒋军将领,挫伤了敌人士气,提高了我军的胜利信心。当敌又集中五个多师(八万多人)的兵力,在飞机掩护下,向本溪发起了第三次猛烈进攻时(此时我第三纵队主力已经北调参加四平方面作战),为了避免被动,保存实力,进行长期斗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坚守的同时,肖华司令员向党中央建议及时放弃本溪。经批准后,辽东我军主动放弃了本溪转而发动“鞍海战役”,既创造了争取敌人一个师起义的光辉战例,又调动了敌人,使其在四平战役之后不敢继续北犯,从而不得不被迫签定了东北暂时休战协定。
肖华在指挥作战上有卓越的胆识,敏锐的思想,坚强的毅力,敏捷的行动,善于捕捉战机。在新开岭战役中,他率轻便指挥所赶赴宽甸指挥,把敌二十五师调动、围击、引诱到我新开岭地区预设战场,像搏击长空的雄鹰将敌人紧紧捕住,敌七千多人全部被围歼,俘敌正、副师长以下五千八百多人,创造了东北我军首次歼灭敌人一个整师的战例,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传令嘉奖。
肖华建设辽东军区,坚持南满斗争两年多,对于东北的解放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以后南满我军的反攻打下了相当巩固的基础。
32岁的兵团政治委员
1948年,东北野战军在战略反攻的形势下,准备攻打长春。肖华所在的辽东军区机关改编为东北军区前方第一指挥所,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5月间,“两肖”率领指挥所由通化乘汽车北上,27日到达长春东南的李家屯。此时该所先改称为围城指挥所,后改为第一兵团,肖劲光与肖华仍任兵团司令员和政委。
长春是一个碉堡林立、沟壕纵横,有着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1948年,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奉命固守长春,其兵力有新七军、六十军及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人。郑洞国提出“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刮粮食”的方针。
6月1 5日,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在吉林市主持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东北局的指示,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二肖”麾下的十万大军开始向长春附近调集,并进行扫清外围的战斗,占领了长春守敌赖以空运的大房身机场。从此,长春完全陷入我“东野”的包围之中。
为贯彻“东野”的指示,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肖华在会上作了围困、封锁长春的政治工作报告,阐明发动群众封锁长春的重要性,针对守敌嫡系与杂牌之间互相排斥、矛盾尖锐、供给断绝、困难日增、士气低落等特点,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口号,要求“政治攻势的开展,必须与军事的围困、经济的封锁密切结合”,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的群众运动,迅速在部队中展开。广大指战员创造了对敌喊话、散发传单、打宣传弹、阵地联欢等多种多样的宣传攻势,开设了蒋军官兵投诚接待站,发给投诚官兵优待证,按照党的政策和本人的意愿,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留的转送后方留守处。强大的政治攻势,有效地涣散了敌人的军心,瓦解了敌人的士气;使城内的守军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托枪,由单兵到整建制地逃出城来向我军投降,从6月到9月的三个月里,我军共接收国民党投诚官兵一万三千七百多人。
在对长春进行军事包围、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也派人在国民党守军内部加紧进行争取上层军官的工作,特别是对原滇系的第六十军的争取。肖华指出:“在瓦解敌军的工作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滇军的历史情况和现状,针对蒋军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主动接近,大力争取滇军爱国将领,力争滇军整师、整军反蒋起义。”并派遣负责滇军工作的刘浩作为我军正式代表先后几次进入吉林、长春,到六十军会见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等人,对他们晓以大义,讲清形势,宣传政策,陈明利害、指出前途,策动和联络起义。还请原滇军将领、后任我东北军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冲和海城起义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等人多次给曾泽生、陇耀等人写信,指出他们的危险处境和光明前途,劝说他们选择适当时机,争取正义行动。为了争取六十军,我军还多次把俘虏的六十军官兵,经过短期教育后,及时释放回去;我吉林省军区遵照东北军区的指示,将六十军逃离吉林时没有带走的家属、小孩一百多人和被俘的军官二百多人,在做好工作后及时遣返长春。东北军区又从哈尔滨“解放团”挑选出一批经过教育表现较好,与曾泽生、陇耀等人关系较深又在中下级军官中有一定影响的六十军被俘军官张秉昌、李峥先等以放俘形式,派遣他们回六十军做工作。这些被俘军官和家属回六十军以后,在官兵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又经过他们的现身说法,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澄清了部分官佐的糊涂观念,解除了一些思想顾虑,进一步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对分化敌人、瓦解士气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8年10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九万多人。锦州大捷,引起了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同一天,蒋介石在长春空投手令,严令郑洞国立即突围。10月1 7日,经过我党积极争取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毅然率部起义,国民党新七军也纷纷投诚。1 0月19日,陷于绝境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在全国开创了国民党军一个兵团的部队先后起义和投诚的先例。至此,被围困了五个月的古城长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这一辉煌的战果,首先归功于中共中央作战指导方针的英明正确,同时也充分显示了32岁的肖华政委作为这场心战执行导演那高超娴熟的指导艺术。
34岁的总政治部副主任
1 950年4月,肖华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还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等职,工作非常繁重,身体又不大好。为此,毛主席批示:“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罗荣桓主任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决定由肖华副主任主持总政的日常工作。
肖华不仅具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的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出色才能,而且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毅力惊人,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常常忙到深夜一、两点钟,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在总政初建时期,肖华协助罗荣桓主任主要抓了三项工作。
第一、协助罗荣桓主任迅速地健全了总政治部的机关。
我军总政治部是1931年2月建立的,当时叫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总政就是八路军政治部。
无论是在大革命、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与部队分散在各地的情况相适应,总政的机关很小。建国初期仍然如此。当时总政治部只有付钟副主任从西柏坡带来的两个研究室、一个秘书处,不到一百名干部。面对新任务,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为此,中央军委决定要健全总政的组织机构。
肖华遵照罗荣桓主任确定的“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扩大总政的组织机构。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具体情况,总政机关除保留加强了原有的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外,又增设了政治干部管理部,恢复了青年部,成立了文化部。在建立充实各部门的基础上,又逐步建立了工作制度,使总政的工作较快地上了轨道。在机关的组建过程中,肖华公道正派,不搞山头,在调配领导班子时,总是要充分照顾到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各个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野战军。所以总政机关的干部完全是根据工作需要兼顾各个方面选调来的。如组织部长是一野来的,宣传部长是二野来的,青年部长、保卫部长是华北来的,文化部长、干部部副部长是四野来的,秘书长是原延安总政的。这样的组成格局,不但使领导班子、领导机关便于了解各方面情况,吸取各方面经验,听取各方面意见,而且其本身就体现了全军的大团结,提高了领导机关的威信。
第二、协助罗荣桓主任抓抗美援朝中的政治工作。
1950年6月2 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派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并命令第七舰队向中国台湾沿海出动。10月上旬,鉴于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东北边境,严重地威胁了我国安全,根据朝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当时总政刚刚组建,尽管工作千头万绪,百端待举,十分繁忙,肖华还是协助罗荣桓主任尽力抓好抗美援朝这件大事。
肖华对路过北京的志愿军兵团和军的领导干部都给予周到热情的接待,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部队的情况,陪同他们去见中央军委的领导,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1 0月底,九兵团入朝参战前,肖华及时召集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等军、师的政治委员和主任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汇报,传达党中央及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的指示,介绍首批参战部队的作战经验。然后,他讲了抗美援朝的目的和意义,胜利的条件和主要困难以及我们的作战原则等问题,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政治工作的新特点是由和平状态转入战争状态,离开本土跨国作战,以及同美帝国主义打现代化战争等,为此政治工作要有新内容,顽强性和灵活性。出国作战,语言不通,作战对象和作战区生疏,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要进一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开展立功运动;要严格政治纪律,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他们人民的一针一线”的指示。肖华以战前动员的方式,对出国部队的组织装备、保密、敌军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要求总政各部门帮助解决总队的具体问题。
在抗美援朝紧张的岁月里,肖华出色地协助罗荣桓主任具体组织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教育,做好国内部队出国参战的动员工作,调配志愿军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加强志愿军政治工作研究,组织全国规模的慰问志愿军活动,开展瓦解敌军和管理战俘的工作等,都费尽了心血,做出了贡献。
第三、协助罗荣桓主任搞精简整编工作。
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了五百五十万人。其中除少数是海、空军和特种兵外,绝大多数是步兵,与和平时期不相适应,与现代化战争的要求也不相适应。因此,中央军委要求部队既要精简一百五十万人,又要加强各军兵种的建设。
为了顺利而稳妥地搞好部队的整编和复员工作,肖华在罗荣桓主任的指示下,首先组织总政机关对部队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中他们了解到,有的战士不愿意复员,甚至发牢骚说: “打仗的时候用得着我们,和平了就不用我们了。”有些体弱病残的人担心回到农村后生活没有保障。还有些干部认为全国解放了,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准备“解甲归田”,去过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定生活了。针对这些思想实际,在肖华同志的领导下,总政起草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指战员们懂得:部队精简整编既是减轻人民的负担,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有利于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改变和加强军队建设的需要。为此《指示》号召全军广大指战员要正确对待去留。留在部队的要做保卫祖国的好战士,到地方的要做模范公民,在生产建设中起带头作用。《指示》还要求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各级领导一定要采取既对国家、又对指战员负责到底的态度,对每个人都要慎重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到留得安心,走得满意。
在精简整编的过程中,由于方针正确,工作细致,几个月内,全军就顺利地完成了近一百万人的复员转业的巨大工作,并为以后的整编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军队复转工作的好传统。
整编部队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加强领导机关和各军兵种的建设。从新中国诞生开始,解放军就在步兵的基础上,陆续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兵、通讯兵等领导机关和部队。这些军兵种的建立,无不凝聚着肖华的心血。
肖华协助罗荣桓主任主持总政工作期间,非常尊重罗荣桓主任,凡遇有重大问题都亲自到罗荣桓主任家里去请示。总政有些重要会议,肖华还要请罗荣桓主任来主持和讲话,重要的文件、电报都要经罗荣桓主任签发。罗荣桓主任的夫人林月琴同志这样评价肖华: “在五十年代的几位副主任中,他年纪最轻,始终处在第一线……肖华对荣桓十分尊重,他几乎天天都往我们家跑,有时带着文件讨论修改,有时谈至黑夜。但他又非常关怀荣桓的健康,尽量减少荣桓的负担……当时肖华同志处在这样一个枢纽岗位,他鞠躬尽瘁,任劳任怨,竭力协调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关系,在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
48岁的总政治部主任
1964年9月,肖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担任总政主任期间,他致力于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注重研究和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鲜经验,对政治工作做出了重大建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着手创作了许多表现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文艺作品,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数他在1965年创作的《长征组歌》。
1964年,肖华得了肝炎,在杭州疗养。但他身在病床,心想工作。他考虑10月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30周年,他是伟大长征的参加者,又是幸存者,回忆起那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倒下去的战友,深感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写出来。
从当年9月到11月,肖华在西湖之畔的一座小楼里,以抱病之躯,克服重重困难,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长征组诗的创作之中。他以长征的亲身经历作为创作的深厚生活基础,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刘伯承等许多老同志有关长征的精辟论述,广泛浏览古今诗词,进行充分比较,又几经摸索,最后确定了“三七句,四八开”的诗词格式,用通俗简炼的语言来表现丰富深刻的内容。找到了组诗的形式,他就按照长征的历史进程,从极其复杂丰富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十二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安排了组诗的整体结构。
有了明确的主题思想,适当的表现形式,合理的结构安排,肖华就夜以继日地进入了组诗的创作高潮。他经常夜不能寐,往往夜里从床上爬起来,奋笔疾书,写诗作词,激情和泪水湿透了纸背。当时的写作情形,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那样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到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眼泪的。”
肖华把组诗写完后,把总题目定为“红军不怕远征难”。他把写好的诗稿从杭州寄给北京的一些负责同志,并约请他们座谈,提出修改意见,寄到杭州。肖华根据这些意见再作修改,再寄到北京座谈研究。这样往复循环地研究、修改达八、九次之多,直到十一月中旬,才基本定稿。
为纪念红军长征三十周年,肖华把长征组诗谱曲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1965年4月下旬,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李遏秋等到杭州向肖华逐段唱了组诗的曲谱。“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他们把高度的政治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较好的结合起来。肖华听后很满意,对他们详细讲述了组诗创作的整个意图,每段组诗的历史背景,谱曲和演唱的要求,并且指出一些不够理想,还需要修改、加强的地方。晨耕等同志遵照这些指示,就在杭州对曲谱立即进行了加工修改,重新试唱。肖华听后认为改得不错,可以回去进行排练了。晨耕等回到北京后,战友文工团经过认真准备,从5月份起进入正式排练。这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军区的杨勇司令员、廖汉生政委等许多经过长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长征组歌》的排练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给予了很大的关怀支持。
1 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同月,肖华由杭州转至天津疗养。此时,战友文工团对《长征组歌》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决定7月下旬到天津预演,请肖华审查。肖华看到舞台上身着红军服的演员们,做着简单朴实而又恰如其分的表演;听着他们时而气势磅礴,时而委婉凄切的演唱,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长征路上,重温着一幕幕难忘的情景。预演一结束,他立刻同杨勇、廖汉生等同志一齐走上舞台,同指挥、演员们一一握手,祝贺他们的表演成功,并一再表示感谢。同时,他还对灯光、布景、道具、效果以及表演动作等,提出了需要改进的具体意见。
预演结束后,战友文工团回到了北京。根据肖华等同志的建议,又作了加工排练,“八一”建军节在北京正式演出。《长征组歌》连续演出30余场,观众之踊跃,反应之强烈,为建国以来音乐会演出所罕见。当时的广播电台,也不断播出《长征组歌》的演出情况。在那些日子里,《长征组歌》在首都真可谓家喻户晓,男女老少争相传唱。
1967年“一月风暴”骤起,肖华被打倒,《长征组歌》也和它的作者同样遭到了厄运。
1974年国庆前夕,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肖华被平反。197 5年肖华出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1977年肖华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甘肃省委书记。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5年8月1 2日,肖华因病逝世,享年69岁。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6期,摘自2012年第10期《军事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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