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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黎亚彬:集体所有制是唯一正确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
  •  2013-03-25 13:01:02   作者:黎亚彬   来源:草根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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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人们探讨扬弃资本主义的新方式。在此背景下,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和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进入人们的视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论者,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在其《反对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的著作中就提出一种所谓“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来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他指出:“一种充满活力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形式必须是工人自我管理的、市场的社会主义”。

      显然,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戴维-施韦卡特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非常类似于我所提出的集体所有制方式。在此,我们就把这种两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与我所主张的集体所有制方式进行一种类比性分析,看看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一种更加合理科学与切实可行。

      戴维-施韦卡特在其《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

      “本部著作所要辩护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日本资本主义和‘猛龙’合作社会主义享有共同的特征,但它不是这三者中任何一种的模式模仿”,“‘经济民主’是一种以工人自我管理为特征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不像1989年以前的南斯拉夫,‘经济民主’是以政治民主为先决条件的”。“我要假定的是,政治民主并不与我所提出的经济制度相矛盾”。“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在工厂里是民主的(从理论上讲),但它毕竟只有一个政党,是个专制的国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上是民主的(从理论上讲),但在工厂里是专制的。而我们的模式在这两个领域都是民主的。”

      显然,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模式,是在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加入多党的民主政治,再并入一些西班牙“猛龙”合作社会主义组织和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因素而已。这种东拼西凑,综合设计组合而成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非常像马克思曾经批驳过的浦鲁东的那种“任何事物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的思想。他把几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好的一面留下来,把坏的一面去掉,然后综合起来。这种集中了各种社会制度的好处的东西,在戴维-施韦卡特看来当然要比经过他筛选过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好。

      正如戴维-施韦卡特自己所说的,“让我们挑选一种投资机制,他刚好大致处于刚才所述的两个极端之间的半路上。它比日本的模式更民主、更非集中化,又比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让社会更具有投资上的积极调控力。”显然,戴维-施韦卡特并不在意一种社会制度的整体性和产生形成的历史因素,不在意一种社会制度内在各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不管日本资本主义的特色的产生根源和意义,也不管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局限与应用范围,他只在意现成的世界各种制度中,那种制度模式拥有那种好处,然后把这些好处集合起来。他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猛龙”的特征去医治南斯拉夫模式的弊病,用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模式的积极因素去医治中央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弊病,用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医治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病,最后形成了他的“经济民主”模式。可是,他这种组合起来的“市场社会主义制度”科学么?行得通吗?

      戴维-施韦卡特指出:

      “我所提出的模式有三个特征:1、每一个生产性企业是由其工人民主管理的;2、日常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原材料和消费品是以由供求力量所决定的价格进行买卖的;3、新的投资是由社会所调控:投资基金由税收所生成,依照民主的、合乎市场的计划进行分配。”

      1、“每一个生产性的企业都由在那里工作的人所管理。工人对围绕设备操作的一切活动负责:工场的组织、工厂的纪律、生产工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净收益如何分配等等。有关事物决策是民主作出的:一人一票。”“尽管是由工人管理工厂,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这些资料是社会的集体财产。”“如果一个企业经营困难,工人可以自由重组,或者离开公司,到别处找工作。然而,在没有等价股份替换的前提下,他们不能自由地廉价出售他们的资本股份,没有从社区而来的权威,他们也不能这么做。倘若一家公司破产,流动资产可以拍卖,以偿还债权人。偿还后的余额必须返还作投资基金,固定资产返还给社区,这两个过程都由所附属的银行实行干预。工人必须到他处找工作了。”

      2、“工人自我管理是我们这种模式的最基本特征,而市场是其第二位的特征。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起码就现存消费品和资本配置而言是这样的。与市场配置相对立的是中央计划,中央计划有助于权力的集中,也助长了无效率现象。”

      3、“这个特征是:对投资的社会调控。这是一个关键的特征。工人自我管理的目的在于打破劳动力的商品特性及其伴随而来的‘异化’。市场是对过渡集中和官僚化的一种遏止。对新投资的社会调控无疑是对市场作用的一种反作用,它意在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这是戴维-施韦卡特对他的“经济民主”模式的主要描述。我们一开始有点莫名其妙,看不出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企业制度。是民主管理,却无权决定企业的投资?只有生产性企业才能民主管理?其他类型的企业不能民主管理?工人只对围绕着设备操作的活动负责?对非设备操作的活动不能民主管理?既然是民主管理,怎么还有什么股份?股东与民主管理下的工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经济民主”模式是一种股份制么?既然民主管理,那么所附属的银行为何还要干预?而且企业还要附属一个银行?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企业?

      不知为何,戴维-施韦卡特似乎刻意回避企业的所有权,他没有明确企业的劳动成果归谁所有。既然工人可以民主管理企业净收益如何分配,那么企业所有权就应该归工人所有,工人也肯定这么做。可是,企业的生产资料和资产却不能归工人所有,那么工人们会把企业的收益投入到企业资产中么?没有生产与技术等等企业资产方面的投资,企业怎能会有经济效益?如果这种投资是由社区来决定,那么社区如何知道该怎样投资,投资什么项目?那个项目比较好?企业的资产不改进和增加,企业又怎能发展和进步?显然,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制度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是不现实的,矛盾重重的。

      如果我们帮他疏理一下他的思路,刨去他矛盾和含糊不清的地方,帮他设计一下,我们会看到,戴维-施韦卡特设想的“经济民主”模式,实际上是企业内部的一种双重经济:资产是社会的,依据资产进行的劳动其收益归工人所有;企业的投资和收益是分离的,工人负责生产,并拥有生产收入,但工人无权决定投资;投资由社区或政府按民主的原则按计划分配;企业使用社区的投资进行生产要以税金的形式进行偿还。

      显然,这实际上仍是一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只不过企业经理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工人的收入与企业效益挂钩,企业并不归工人所有,工人也无权占有企业资产,而新的企业投资却要由民主的政府或社会、社区按计划分配。这显然完全类似于中国曾经的那种承包制,只不过企业不是承包给企业经理的,而是承包给企业工人的。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模式,实际上是在这种类似的承包制的基础上,加上了多党民主政治。其所谓的市场经济,也是以这种类似承包制的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其实我们已经不用再论证了,中国很早以前的承包制实践就已经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失败。承包制下国家聘用的企业经理和工人选举出的经理,都一样缺乏生产积极性,缺乏有效生产与经营的条件和基础,一样无法经营管理好企业生产,在此基础上加上所谓民主政治也无济于事。

      投资是企业生产中一项至关重要的经济活动,而政府却不可能是一个合格有效的投资主体。无论怎样科学和民主的政府,都无法像人民群众这样无时不刻、绞尽脑汁地为自己更好生产与生活去思考和创造。而人类社会正是在人民群众这种为了自身更好生存与发展的思考和创造中发展和进步的。

      因此,国家或政府应该把社会生产的思考和创造活动交给人民群众自己去进行,国家或政府没必要,也不应该去代替人民去思考、活动和创造,更不能去占有人民的思考和创造。国家和政府对人民生产投资的占有和限制,只会压制人民的思考和创造活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企业生产投资的有效性。国家只应为人民的这种思考、创造和投资活动提供服务和帮助,而不是相反。

      国家或社区以计划分配的方式来确定企业生产的投资事务,必然导致企业生产投资上的无效化。社会经济是千变万化、纷繁芜杂的,那些生产项目需要投资,怎样投资,投资多少,从而怎样使生产能更好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国家所无能为力的事情,本来也不是国家的事情。企业的生产投资只有企业劳动者自己依据社会的需求,根据自身生产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才行。国家对企业生产投资的计划安排必然是无效的,必然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该投资的没有投资,不该投资的地方却花费大笔资金!

      在戴维-施韦卡特所描述的“经济民主”模式中,企业不能自己决定投资,新的投资只能根据税收,从民主的政府那里,依照政府的计划分配而来。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基本做法,也是传统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出现各种弊端的根源所在。南斯拉夫虽然自称为民主自治社会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自治,没有逃脱中央计划经济的根本思路,本质上仍属于国有计划经济的一种,只不过企业的管理是工人的民主自治管理而已,与戴维?施韦卡特所描述的“经济民主”模式差不多。

      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正在于其生产投资不是由企业自主决定的,其资产也不归企业自身所有,而是由社区或银行按计划分配进行,归社区或银行所有的。戴维-施韦卡特在这里所引用的资料正好说明这种模式失败的原因:“……尽管存在着大规模的人员配备过多的现象,但无论在工业还是在政府机关……有100多万人注册在找工作,其中五分之四是年青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员过多,人们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显然在于生产投资不足!为何生产投资会不足?根源就在于这种政府决定投资的无效的计划投资制度上。

      国家对企业生产投资的这种计划安排上的无效化,必将使得企业的经营也困难重重,使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职工收入也减少。在此情况下,企业也不愿意上交投资基金。企业的投资效益本就不好,企业收入本就不高,企业工人怎么可能原意上交投资基金呢?虽然上交投资基金是法定任务,但企业却无能为力。这也最终会导致国家投资基金的日趋减少,国民经济日趋衰落,一样会出现戴维-施韦卡特所引用资料中记载的这种状况。

      显然,戴维-施韦卡特的这种“经济民主”模式和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模式的致命缺陷都在于企业工人没有企业所有权,没有生产投资决定权上,决不是仅仅企业内部管理上的问题。企业的资产不是工人的,工人们怎会原意去增加和改良企业的资产?不去进行各种技术、设备等的投资,产品如何更新换代?工人们只在国家投资基金的计划下从事简单的企业生产,没有权力决定企业生产投资的重大决策,企业又怎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需要,获得良好效益?工厂本身就没有多少权利,实现了工厂工人的民主管理又有多大意义?

      戴维-施韦卡特错误地认识了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南斯拉夫模式的失败,根源于其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正是经济上的失败加上政治上的所谓民主,才导致政治上的混乱,人民的不满,从而导致国家崩溃,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因此,根据戴维-施韦卡特的说法,在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上实行像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一样的政治制度,并不能解决南斯拉夫的问题,不但不能使社会主义获得成功,也将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南斯拉夫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经济失败的原因却成了戴维-施韦卡特先生所主张的“经济民主”模式中的主要特征。显然,他所主张的这种所谓“经济民主”模式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其实践结果也将会和南斯拉夫一样的失败。

      戴维-施韦卡特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都坚持这种投资控制的做法都有相同的原因和目的。一个目的正如戴维-施韦卡特先生所要实现的“对新投资的社会调控无疑是对市场作用的一种反作用,它意在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显然,资本主义美国的学者戴维-施韦卡特先生也和其他教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一样,受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的煎熬,都把杜绝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必须。

      其实他们都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要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目的和意义。马克思这样主张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杜绝私有生产,因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直接导致了私有生产的产生。而其实,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所以会导致私有生产,根源却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生产本身。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则根源于自然资源的私有制,根源于社会存在贫穷与失业的劳动者,资本有着足够的产业后备军,而不是私有财产制。

      生产资料的真正来源是自然资源,而不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可以购买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但并不就是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社会生产依靠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而不是依靠私有财产来进行。自然资源是人民生产与生活的根本和关键,自然资源由少数个人占有,其他人民自然就失去了自然资源的使用权。这样,人民在正常的生产与竞争中,在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生产中,相互之间就处于一种不平等、不公平的状态,自然会产生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而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为了生存就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样私有生产才得以产生。

      显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生产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不合理的自然资源私有制,以及进一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更进一步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生产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个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同其他人自由竞争,这些本身都没有什么错,错只错在自然资源的私有制,以及缺乏人道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社会制度上。

      因此,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扬弃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办法,在于扬弃其自然资源以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不是违反客观经济原则地杜绝什么生产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私有财产制。人类社会生产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只能扬弃而不能抛弃,应辩证的否定,而不是片面的杜绝。因此,国家统一计划管理社会生产投资,以期杜绝生产竞争的无政府状态的做法是错误的,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要求,也不符合客观经济的基本原则要求。

      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应由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这自然杜绝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避免了私有经济的产生,这看上去似乎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戴维?施韦卡特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没有想到,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设计是存在不足和缺陷的。马克思、恩格斯显然缺乏实践经验,他们没有认识到那种“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没有认识到也可以有其他更合理、科学的扬弃私有经济的方式。事实上,杜绝私有雇佣经济的方式不止一种,但绝不应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方式。

      戴维-施韦卡特和一些社会主义者们一提到社会主义经济,似乎就必然是一种在国家控制下的经济。无论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经济,或者是戴维-施韦卡特先生的这种“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无不把国家或社区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当作社会主义理所当然的选择。甚至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在谈论到社会主义时,也把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这种控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实这一切,完全是一种误解。

      在戴维-施韦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中,把日本的资本主义实行了“1、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尤其在投资决策上;2、双重经济,一半是由一帮竞争性的大企业集团所操纵;另一半则由成千上万的小公司组成;3、以终身就业保障为特点的工厂员工关系(在大集团部门)、同资历紧密挂钩的薪水、同公司收入相关联的充足分红、股份、以及颇具规模的工人参与决策行为”等的措施说成是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做法,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其实这些根本就与社会主义粘不上一点边,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社会主义性质。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社会经济进行一定的控制和干预,但社会主义决不就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占有和干预。政府可以管理社会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且社会经济也应该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但这并不等于必须由政府占有和管理社会经济。无论如何政府都不应代替人民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和投资,而只应为人民的生产和投资提供服务,使人民能够更好的生产与投资。这同样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同样可以实现杜绝私有经济、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缺点弊端的社会主义目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存在种种缺点弊端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企业是其表现形式。因此,只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人民摆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束缚,而能建立和拥有自己的社会生产,才能有效克服这些缺点弊端。而国家占有社会经济的做法其实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相悖逆的。国家占有社会经济显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要让社会生产摆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束缚,让一无所有的人民也能够建立和拥有自己的生产劳动,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的目的。国家占有社会经济只是把生产资料和社会生产掌握在了国家的手中,而并没有交给劳动者自己。

      国家占有社会经济不但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缺点弊端,反而会使社会经济更加弊端重重。因为国家显然不如私人资本家能够更好管理好具体的企业生产,以国家占有和具体管理社会经济的做法来限制市场经济的市场作用是无效而不合理的。由于其并没有实现任何一点的社会主义目标,也根本谈不上任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意义。

      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只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设想,是服从于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目的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否定的目的和意义更在于肯定,在于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能更好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社会。因此,不能简单的把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当作社会主义。这只是马克思的初步设想,这种设想是否现实,怎样实现,是否有效还不一定,怎么能就这样把这一简单设想无条件、想当然地当作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否定私有制是马克思等人的任务和目标,而建设社会主义则是现在已经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人们的任务。马克思等甚至还不知无产阶级革命何时能成功,又怎么可能完成对他们来说还几乎是一片空白的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他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这样的设想而已。

      戴维-施韦卡特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强调“有计划的投资控制”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不敢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投资决策权交给工人们。他们和马克思、恩格斯等一样,都认为如果把企业所有权交给企业企业劳动者,必会导致私有制的重生。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会导致私有制的重生,但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就不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使所有劳动者都摆脱生产资料的束缚,能够轻松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从而就不必再去出卖自己劳动力,就不会导致私有制的重生。

      如果一个人可以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生产,既可以获得工资收入,也可以分享企业的利润,拥有自己劳动的所有成果,就可以比较容易、高效率地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私有财产,就不会再去走弯路,不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不必冒道德和人身安全的风险去获取私有财产,从而私有制就不会重生,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也会不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认识到这另一种更为有效合理的私有制扬弃方式是因为没有经验;而后来的社会主义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完全是没有真正掌握社会主义理论,片面坚持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全社会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设想的结果。

      因此,戴维-施韦卡特和其它社会主义者们顽固坚持一种“有计划的投资控制”的思想和做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错误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确不好,这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缺点弊端。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直接占有和管理社会经济也的确可以有效地杜绝这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违反客观经济的基本原则的。

      管理社会经济,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社会弊端不应是国家占有和管理社会投资的方法,而应是协调、服务和帮助,让劳动者在一种真正公平、平等的条件下,以一种真正平等合作的社会主义方式,从事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国家的一切宏观计划、政策措施完全应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国家简单地占有和管理社会投资,不但会抑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会抑制社会经济的活力,压制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以及更重要的生产活力与创新积极性。过去的国有计划经济存在种种弊端并最终失败的原因明显就在于此。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重要。但在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投资权的企业机制下,是不会有成功的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企业,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投资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无法充当有效的市场主体,市场经济发展就残缺不全,就不可能有效化、完善话、成熟化。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避免私有经济的产生,不应通过占有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而只能通过帮助或扶持、协调人们更好从事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法。西方经济学早已证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大多是不合理的,不必要、不应该的。政府的干预不符合客观经济的基本原则,无法有效满足生产和社会的利益需要。

      符合客观经济原则,可以占有和管理企业生产的,只应是人民自己,只能由有自己特定利益目标,具体的、有自己独特思想要求的现实的自然的人来承担。可以取代和有效扬弃私有经济的,应该是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的劳动者之间进行的企业形式的联合,即集体所有制企业。既可以有效充当社会经济的主体,也可以有效避免雇佣生产关系的,只能是一个个联合起来的个人及其联合体。社会主义的联合生产应由劳动者个人为主导,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由劳动者个人产生和决定,为了实现劳动者个人的利益而以集体企业的形式产生和存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主义的国家或政府当然应该做一些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政府不可能去做,也不会去做的,真正正确、有效、可行、合理的事情,就是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帮助劳动者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集体企业的社会生产,让人们真正在一种公平合理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生产与生活。

      没有国家或政府的这种帮助,劳动者人们是不可能广泛建立和拥有这种真正平等的劳动合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真正的、唯一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但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只应是帮助,而不是控制和决定,更不应是占有和管理企业生产。只有一种员工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制度、生产方式,才符合这一要求。

      其实戴维-施韦卡特先生在其引用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料中已经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工厂应该留守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唯一的规定是:他们得为军事和其他国家需要而纳税”,“工厂属于工人——这是还未实现的东西”。

      这些思想和主张显然都是正确的,和我们的员工集体所有制企业遵循的是一样的原则和道理。但是,南斯拉夫在具体实施时却必然地、错误地留了一手: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交给了社区或银行。企业的工人虽然拥有投资决策权,却没有投资后的所有权;每一项投资都要向政府或管理者申请,这显然使投资这一社会经济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劳动的形成严重不足和滞后,使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畸形化、无效化。这就像中国的承包制一样,只不过不是承包给企业的经理,而是承包给了企业的员工。

      到1985年时,南斯拉夫存在大量的失业现象就说明其所谓民主自治经济模式的致命缺陷正是在于工人仍然没有企业所有权上。如果是真正的民主自治经济,人民在投资上也是自治的,企业及其生产资料都是属于工人的;当人民可以自己投资设立属于自己的企业,企业投资和生产劳动的所有权都完全属于企业员工,那么企业的效益不会那么差,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会那么低,工人们也不会失业。当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没有出路,加上南斯拉夫对民主思想的宣传,使得人民对社会的不满空前膨胀,最终导致了人民政权的垮台和社会的动乱。

      如果真的把工厂交给人民,人民就可以自由建立自己的企业,摆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束缚,再得到国家的资助,人民怎么可能会失业呢?如果企业真的可以是工人的,工人们还有必要放着自己的企业不要,而恢复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制度,去给别人打工,出卖自己劳动力吗?

      显然,戴维-施韦卡特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模式既没有摆脱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思想框框,也受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预想的影响,最终只是形成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拼凑起来的东西。如果应用在中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这种所谓经济民主模式只有坏处,而无好处。

      戴维-施韦卡特的这种“经济民主”模式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民主。企业的工人虽然可以民主管理企业,却没有对企业的整体所有权,没有投资等等的权力,怎能说是经济民主?戴维-施韦卡特可能没有想到,人民生产与生活需要是变幻莫测的,政府的投资调控无论怎样的科学和民主,都没有办法去有效把握和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依靠政府占有和管理社会投资事宜,注定是无法满足社会和人民发展的需要的,必然导致一系列经济弊病,最终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陷于瘫痪。斯大林式计划经济的失败根源在于其投资的无效化,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同样是失败于其投资的无效化。如果在实践中,戴维?施韦卡特的这种“经济民主”模式同样会失败于其投资的无效化上。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的缺点,不自然地实行了股份制改革,这使中国的企业一定程度地减少了国家对生产投资的干预,企业具备了一定的投资权。因此,近几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得以初步形成和发展。而戴维?施韦卡特的这种“经济民主”模式,在客观效果上,还不如中国现行的股份制改革。因为股份制企业,尽管是国家控股的也使企业至少有了一定的投资管理和分配权。

      但中国股份制改革本身也有致命弱点,就是这种改革最终将使社会经济脱离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标,而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复辟。由于国有经济不符合企业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在企业和市场经济中已成为一种毫无意义、不合时宜、早晚要被淘汰的东西,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国有股份早晚将被减持,最终从企业退出。现实中的股份制经济发展,显然已经有要求减持国有法人股的比例的需要。

      戴维-施韦卡特刻意主张社会主义要实现政治民主。“不像1989年以前的南斯拉夫,‘经济民主’是以政治民主为先决条件的”。“我要假定的是,政治民主并不与我所提出的经济制度相矛盾”。“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在工厂里是民主的(从理论上讲),但它毕竟只有一个政党,是个专制的国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上是民主的(从理论上讲),但在工厂里是专制的。而我们的模式在这两个领域都是民主的。”

      显然,戴维-施韦卡特所主张的政治民主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民主”。民主政治的确有助于政府的决策,从而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方式,一种生产方式,其有效性不能建立在政府的干预基础之上。不能指望政治力量来实现经济的有效发展。合理有效的社会经济,应该可以依靠其自身内在的动力因素健康完好的发展和进步。

      对社会主义应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无疑是对的。但是,社会主义实现政治民主要有个前提,就是要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就是说,要首先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后,才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民主。而戴维?施韦卡先生的“经济民主”,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民主,不是正确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此错误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民主只会导致如南斯拉夫一样的国家崩溃。

      南斯拉夫民主自治社会主义模式的积极意义在于部分地实现了经济民主,但其缺点或经验教训就是在没有彻底实现经济民主,在没有真正把企业交给劳动者的情况下,从而没有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的情况下,就轻易实行了政治民主,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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