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军战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他英勇善战,曾经两次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红星奖章;他军政兼优,先后和胡耀邦、杨得志、杨勇、萧劲光等搭档过;他出身农家,本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放牛娃,却成为毛泽东公开表扬的学生;他人到中年才接触海军,却让毛泽东放心:“管海军靠你!”
        这位传奇人物,就是开国上将苏振华!

        一、从贫苦农家的放牛娃成长为红军中团政治委员,组织鉴定为:“经常表现英勇坚决”

        1912年6月2日,湖南平江县三墩乡戴家铺,一个苦命的孩子降生在一个贫苦的苏姓雇农家庭。由于前面的六个孩子已经糊不上口,不想让孩子活受罪的母亲含着热泪想放弃这个小生命,幸亏祖母哭着劝阻才留下来,并取名苏七生。
        苏七生童年生活艰难,他六岁开始放牛割草,七岁上山打柴,八岁下农田干活。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难,使这个饱受磨难的孩子早早走上了革命道路:十四岁即加入儿童团,十五岁加入少年先锋队,十六岁参加平江农民暴动。
        1930年6月,苏七生带领37名少先队员去参加红军,受到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接见。得知了他的辛酸童年后,彭德怀说:“你已经是红军战士了,取个新名字吧!”彭德怀略一考虑:“叫苏振华,你看好吗?”
        就这样,苏七生改名苏振华。
        1931年11月,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之际,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了。作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光荣代表之一,经历过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考验的红军排长苏振华,亲眼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1932年12月底,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经理处政治委员的苏振华,带领队伍浴血奋战,大腿被子弹打穿,颈部也中了弹,但他兀自死战,直到战斗结束。颈部的子弹,陪伴了他40多年,直到逝世后才从骨灰中剥离出来!
        1933年8月1日,由于“经常表现英勇坚决”,苏振华荣获红军总司令朱德亲手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4月,苏振华被提升为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政治委员,随即参与指挥了军史上著名的高虎脑战斗。
        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中央苏区北大门江西广昌,继续以重兵沿广昌、石城之线,向苏区腹地步步推进。为遏制敌人的进攻势头,红三军团接到布防的命令:担负头陂以南、石城以北广大地区的防守任务;具体到十三团,则担任坚守高虎脑的重任。高虎脑是位于驿前北面、半桥镇东北的一座山头,附近多为高低不等的小丘,南面环绕着巍峨群山,地势险要,是扼制敌人南进的要地。
        苏振华深知责任重大,立即和团长黄镇研究如何防御。一天,军团长彭德怀来到十三团团部视察,黄镇、苏振华马上当面请教应敌良策,彭德怀郑重告诫说:高虎脑地势险要,是构成整个防御地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敌人一定会死力争夺。接着,他又具体指示:阵地应该如何配置,兵力应该如何使用,工事应该如何构筑……回忆当年,苏振华感慨万千:“我是彭老总培养起来的,是他教会我如何打仗!”
        7月,敌人开始进攻了,第十三团严阵以待:“子弹虽缺,土造手榴弹倒有的是,麻绳尾巴的,掼起来很便当。我们的骄傲的敌人,这时却变成了泥鳅,在外壕前三四十米这一段地带,你挤我轧,乱蹦乱跳,叽哩哇啦,又哭又喊。--想不到军团长指示敷设的‘副防御物’,竟发生了这样巨大的作用!……敌人第一次密集队形的冲锋,只以丢下数不清的尸体而告结束。”(苏振华语)苏振华和战士们一齐喊着鼓动的口号:“同志们,遵守自己神圣的诺言!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喊叫!”“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为十三团争光!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阵地前就是敌人的坟墓!”在有力的战时政治工作配合下,十三团像钉子一样钉在高虎脑!“由于彭德怀采取了巧妙的防御部署,守备高虎脑的红三军团红五师十三团在团长黄镇、政委苏振华指挥下,沉着应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敌人虽几次发动攻击,仍未前进一步,阵地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见《彭德怀传》)在成功地大量杀伤敌人后,十三团胜利撤出战斗。同年8月1日, “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苏振华,荣获了第二枚三等红星奖章,这是红军将领中极其罕见的!

        二、“我是毛主席的学生,这不是乱拉关系,这是真正的师生关系!”

        1936年6月1日,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一期在这里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宣布:林彪、罗瑞卿分别担任校长、教育长,由他本人兼任学校教育委员会主席。红大第一期分三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团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苏振华、刘亚楼、张爱萍、彭雪枫、杨成武、谭政、王平、黄永胜等38人,他们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身上有3处伤疤。时年24岁的苏振华,能够置身这个群体,可见他在红军中的地位。
        7月初,国民党军第86师高双成部袭击瓦窑堡,红大被迫移驻保安县(今志丹县),县城外几十个一直没人居住的石洞成了红大300多名学员新的校舍。那时,红大的学习条件是极其艰苦的,没有课堂、没有凳子、没有课桌。不过,困难没有吓倒苏振华,他豪迈地说:“雪山、草地、腊子口,穿着草鞋照样走,这点困难怕什么。”没有课堂,大家就把山峪、场院当作天然课堂;没有坐凳,大家拣块破砖便是坐凳;没有课桌,大家两个膝盖就是课桌。
        苏振华出身农家,文化程度低,因而对学习抓得很紧。教员授课,他能记的就记下来,有的字不会写就先用同音字代替。除了听课,他就是刻苦自学。石洞里很暗,他便走到洞外枣树下看书,看书累了就和战友们漫谈讨论。最终,苏振华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文化程度低的困难,顺利学完规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课程。在红大的一次集会上,毛泽东曾公开表扬:“工农分子很多人是没有多少知识的,但是通过努力变得有知识也是可能的。我看,苏振华同志就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
        由于毛泽东是红大的兼职教员,苏振华曾经激动地说起:“我是毛主席的学生,这不是乱拉关系,这是真正的师生关系!”
        “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1937年1月,林彪、罗瑞卿奉命把红大迁到延安创办第2期。因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原来计划的红大第2期自然而然地称为抗大第2期,共招收学员1000多名(编成14个学员队),知名的有陈赓、罗炳辉、杨得志、余秋里、胡耀邦、张震等,苏振华担任第五队队长。同年8月1日,抗大第3期开学,共招收学员近1300人,知名者有王树声、许世友等,全校编为三个大队,苏振华担任政治大队大队长。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4期开学,共招收学员5600人左右,相继编为八个大队。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学员集中在第一大队(军事大队),苏振华担任大队长,胡耀邦担任政治委员。由于本期学员人数猛增,延安的校舍容纳不下,苏振华、胡耀邦带领第一大队迁驻瓦窑堡。
        第4期开学当月,苏振华和胡耀邦就一鸣惊人,他们学习苏联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年8月30日夜,苏联顿巴斯的年轻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通过劳动创新把生产率提高13倍。于是,苏联在全国范围兴起学习斯达汉诺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史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经验,结合抗大的具体情况,领导第一大队掀起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革命竞赛运动。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记载,“这次革命竞赛运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全大队教职学员的革命积极性,克服了一些同志的拖拉、懒散作风,对于推动教学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罗瑞卿副校长得知后,十分重视,立即率校机关工作组前往第一大队深入调查研究,并很快在全校推广第一大队开展革命竞赛运动的经验。”“通过革命竞赛运动的开展,抗大总结出一套适合青年特点和学校实际的工作经验。这些成功经验,为抗大以后开展革命竞赛,推动教学及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9年1月28日,抗大第5期正式开学,学员总数近5000名,学员编为5个大队,苏振华继续担任第一大队大队长。4月9日,抗大召开总结表彰大会,苏振华作为20个优秀行政领导干部之一受奖,他领导的第一大队作为9个先进单位之一获奖。

        三、从延安挺进到晋东南,从抗大学员团长到冀鲁豫军区主要领导

        1939年6月,抗大奉命迁到晋东南敌后办学,更好地为八路军前线部队培养抗日人才。为便于行动,抗大改称八路军第五纵队(不久改称青年纵队),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各学员大队相应地改称团,第一大队遂改称第一团,由苏振华担任团长。
        8月上旬,第五纵队兵分3个梯队相继从延川、延长一带出发向晋察冀挺进(取道晋察冀折向晋东南)。这次历时两个半月的“小长征”,第一团等部途经陕西、山西、河北3省25个县,横渡汹涌澎湃的黄河天险,徒涉水流湍急的滹沱河,翻越吕梁山、云中山、太行山,穿过据点林立的敌占区,突破日伪军严密设置的封锁线,行程3000余里,于次年2月下旬抵达山西武乡县洪水镇、蟠龙镇一带。总结从延安到晋东南的曲折历程,罗瑞卿评价:“苏振华的第一团,确实有第一团的样子!”
        1940年4月1 5日,抗大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举行第6期开学典礼,朱德、彭德怀出席典礼并讲话。这一期共招收学员4900多人,编成4个学员团、1个特科大队和2个直属女生队,苏振华担任第一团团长。这时,苏振华已经整整在抗大学习、工作了四年,抗大共办学8期(1941年1月、1942年5月,第7期、第8期均在河北邢台县浆水镇开学),苏振华就连续亲历了6期。1941年6月7日--这时苏振华已经调离抗大一年多,《抗大五周年受表彰的教职学员名单》公布,表彰“在本校工作很久,成绩显著,值得特别提出表扬的”人员,名列第一的就是苏振华!在抗大的多年任职,这是苏振华的荣耀,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在抗大学习、工作了四年,还没有真刀真枪地和小日本干过,实在有点遗憾!”听了他的“诉苦”,彭德怀决定让他一尝夙愿,“到鲁西地区去,加强我党的领导力量!”
        1940年5月起,苏振华相继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政委兼鲁西军区政委、鲁西军政委员会主席。遵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发动群众、壮大队伍、坚持敌后斗争的指示,他和旅长杨勇积极扩兵、整军,将运河支队、泰山支队、晋西独立支队第2团等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并组织指挥了有名的潘溪渡战斗,创造了在鲁西平原地带痛歼日军的范例。
        1941年5月,苏振华出任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主持了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工作。7月中旬,冀鲁豫军区与鲁西军区正式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新的冀鲁豫军区由八路军第2纵队兼,杨得志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纵队兼军区政治委员。两区合并伊始,苏振华就和杨得志主持召开了军队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严峻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问题。“这次会议,坚定了冀鲁豫边区坚持平原根据地的信心,开始探索争取主动权的策略和方法,在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自高干会议后,苏振华、杨得志一直在思考争取军事斗争主动权问题。1941年底,他们总结对敌斗争经验教训,组建小型游击支队(亦称小部队),深入接敌区和敌占区,与地方党政组织紧密配合,开展反“蚕食”斗争。次年2月,苏振华、杨得志又召开军事会议,专门研究游击支队的组织领导和战术问题。会后,将游击支队由12个扩大到20个,各游击支队在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其中,以吴忠为支队长、邵子言兼政委的昆(山)张(秋)支队表现很突出。自1942年底到1943年2月,昆张支队前后三进敌占昆山、张秋地区,配合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苏振华等军区领导总结并在全区推广了昆张支队的经验,游击支队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
        苏振华、杨得志能积极发扬军事民主,深入调查研究,在战术上能积极采纳部下的意见并运用于指挥作战当中。1943年11月,在冀鲁豫濮阳地区偷袭八公桥歼灭伪治安军孙良诚总部的战斗,就是他们积极听取下面“掏心战术”建议的范例。这一仗全歼了孙良诚总部和直属队,活捉了伪第二方面军总参谋长甄纪印,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由被“蚕食”分割得到恢复、巩固和发展。到1943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全年攻克敌碉堡、据点比1942年增加了4倍多,收复、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约4000多个村庄。在这些战果中,凝结着苏振华的大量心血。

        四、“一年中,本部转战冀南、冀中、冀东、冀热辽、热河、晋察冀等解放区,往返跋涉七千余里”

        1945年9月,日本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就加紧酝酿内战。为应对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内战,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奉命组建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1纵队,杨得志担任司令员,苏振华担任政治委员,这就是著名的“杨苏纵队”。
        10月9日,刚刚组建的第1纵队,在河北清丰县柳格集地区集结,参加邯郸战役。
        根据刘邓制定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作战方案,将引诱进犯的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部主力到预定战场的任务交给第1纵队第1旅。由于敌人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加上参战部队在连续战斗中伤亡和消耗大,第1旅上下产生了急躁情绪,盼望早日对敌实施总攻。而上级的决心,是诱敌到预定战场--滏阳河套地区,以后发制人的战法歼敌,夺取整个战役的胜利。为了保证这一目的实现,苏振华、杨得志针对部队的思想情绪,在沙河镇召开了各旅军政首长会议,进行政治动员,“号召部队向打上党战役的兄弟部队学习,来一个打胜仗比赛,配合部署于平汉路西的兄弟部队打胜邯郸战役,活捉马法五。……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怕任何牺牲,密切协同,团结一致,争取战役全局的胜利。要求发挥干部的以身作则和党团员的模范作用,准备打硬仗、打恶仗。发扬近战、夜战、连续战斗的作风,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坚决完成战斗任务。”政治动员之后,部队士气大振,急躁情绪得到遏止。
        为了对敌形成合围之势,防止敌人继续北进并从沙河镇迂回邯郸,苏振华、杨得志决定在屯庄、崔曲、夹堤、小堤、南泊村、北赛等地区,以村落为依托,组织大纵深的坚守防御,在第2纵队的配合下粉碎敌人的北犯企图。于是,“第一纵队留1个团在临漳以北阻击敌人,主力赶到邯郸以南的屯庄、崔曲、夹堤到东西向阳地区组织防御,坚决不让敌人进入邯郸。”“我一纵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率领指战员与敌人展开反复争夺,节节阻击敌人。经4昼夜激战,使敌军深陷于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两岸狭窄的河套地区,钻进我军预设的口袋阵。” (见《刘伯承传》)由于杨苏纵队领导判断正确,指挥果断,确保了全战役决心的实现,刘邓大军在邯郸战役中全歼敌人,活捉了马法五,打击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
        1945年12月,为了“去东北参加反对蒋顽进攻,以利控制东北,建立百年大计之部署”,第1纵队奉命东进锦州、沈阳。当第1纵队进抵辽宁省界时,国共停战命令颁发,乃奉命移驻热河。
        1946年8月,全面内战爆发后,第1纵队奉命开抵晋察冀边区,改番号为晋察冀野战军第1纵队。同年底,第1纵队又奉命开赴河北大名县归建,恢复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番号,苏振华担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得志留晋察冀野战军任第2纵队司令员)。
        1947年1月,苏振华回顾过北上南下的艰辛征程:“在此一年中,本部转战冀南、冀中、冀东、冀热辽、热河、晋察冀等解放区,往返跋涉七千余里,较大的战斗参加了两次,一次是解放冀东遵化之战,另一次是张家口的保卫战。冀东遵化之战,本部一举将该城攻克,消灭伪治安军三千余人;张家口保卫战中,本部在怀来前线侧翼,先后亦歼灭蒋军十六军及九十二军共达三团之众。”

        五、“雪山、草地、泸定桥我们我们都过来了,我不相信黄泛区和几条河流就过不去!”

        1947年3月,杨勇担任第1纵队司令员,又和苏振华成为搭档。
        7月,在鲁西南战场上,第1纵队将郓城之敌包围。守敌为蒋军一个师部和两个旅,该敌善于阵地防守,在郓城四周布满了地堡群。根据刘邓首长“攻城部队一定要选择敌防御薄弱、对我有利地段为主攻方向”的指示,杨勇、苏振华当即命令:第20旅在南关向城内实施主要攻击;第1旅在西关向城内进行主要攻击;第2旅在北关向城内实施助攻;第19旅主力调郓城东关,随时准备歼灭东突之敌。各旅突破后,迅速向纵深穿插、割裂敌人而歼灭之。一夜激战,全歼守敌达1 5000余人,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全歼国民党军两个旅的先例,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
        郓城战斗结束后,第1纵队迅速组织了六营集战斗。六营集是个不大的村庄,挤满了1万多敌人。刘邓原计划以第1纵队及第6纵队主力,从六营集南、北、西三路包围实施总攻击,一举全歼敌人。这时,杨勇、苏振华建议:“若迫敌为困兽之计,其兵力火力集中,我付代价必大,莫如趁敌兵力拥挤混乱、企图突围之际,诱敌于野外歼灭之。”这一设想,很快得到刘邓批准。六营集东南方,有一块几平方公里的大洼地,杨、苏决心用“围三阙一”的方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作为敌人的“逃路”。走投无路的敌人,发现这里尚存一线生机,就在深夜全部钻进了杨、苏准备好了的“口袋阵”,战斗历时3天,一举歼敌两个整编师,创造了运动战的范例。第1纵队受到刘邓首长通令嘉奖,荣立大功。
        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第1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在通过黄泛区,渡沙河、红河,涉汝河、淮河的时候,一片沼泽泥泞,使人望而却步。苏振华斩钉截铁地说: “雪山、草地、泸定桥我们都过来了,我不相信黄泛区和几条河流就过不去!”说着,他和杨勇身先士卒,率先走进泥泞中,干部战士无不被他们的行动所感动。在他们的带领下,部队胜利地通过了无数条河流和难行的小道,于8月底进入了大别山区。
        10月,第1纵队参加高山铺战役,歼敌5700余人,击落飞机1架,“为野战大军实施战略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2月,身染淮海战场硝烟的杨勇、苏振华,分别就任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4月21日,他们指挥第5兵团在安庆以西强渡长江,与兄弟部队一道突破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随后奉命追歼逃敌。
        9月,第5兵团奉命向大西南进军。此时,国民党军队为了迟滞解放军的行动,将沿途桥梁烧毁、道路破坏。为了赢得时间,赢得速度,苏振华没有和指战员多说什么,他只是和杨勇一起亲自和工兵部队一起扛木材、搬石头、修桥补路,有时就干脆和部队一起徒步行军。在他们的影响下,部队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大江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5370余里,经过大小战斗50多次,以追击和多路迂回等战术手段,在兄弟兵团协同下,共歼敌37000多人,解放了贵阳市和大小县城21座。
        12月26日,他们又统一指挥第5兵团的2个军和第3兵团的3个军,发起著名的成都战役。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迅速土崩瓦解。

        六、“他不仅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也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1949年底,苏振华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治委员,杨勇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
        1951年4月,苏振华又兼任贵州军区司令员,成为党和军队在贵州的一号领导人。这一时期,苏振华和贵州党政军其他领导一起,“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各族人民,胜利地进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4年4月起,苏振华历任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1957年2月),是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的好搭档。这一时期,他“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密切结合海军实际,要渗透到作战、训练等各项实际工作中去,曾领导总结舰艇出海三阶段政治工作和海军航空兵飞行四阶段政治工作等经验。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参与领导组建海军科研机构和新技术装备的研制工作,曾任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和岸炮试制领导小组组长。”
        1955年9月,立下赫赫战功的苏振华,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革”中,苏振华被冠以“三反分子”、“彭黄漏网分子”的帽子,连续受到审讯、关押、折磨。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在苏振华的申诉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苏振华得以从湖南偏僻的关押地回到北京,重新回到海军,担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员。
        1973年1月,苏振华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因萧劲光当时仍蒙冤受难,他成为海军的实际“当家人”。5月3日晚,毛泽东听取了苏振华的汇报,动情地说:“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毛泽东讲这句话时举出小指)。”5月8日,苏振华将毛泽东讲话精神向海军党委常委传达。5月22日,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目前,我国已自力更生建成了相当规模的造船工业基础,可年产五万吨左右军用船只,并将逐年提高造船能力。我们一定要遵照主席指示办,努力把海军各项工作搞好,力争在十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
        5月23日,毛泽东笔走龙蛇:“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苏振华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海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苏振华长达近20年的海军生涯,邓小平有如此评价:“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伟大方针,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海军建设……扎扎实实地加强海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军事、技术、科研、装备等全面建设。他为建设强大海军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对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对海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苏振华同志在海军建设上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军的光荣史册。”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苏振华到“文革”的重灾区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领导广大军民迅速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稳定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局势,使上海的经济建设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78年12月下旬,积劳成疾的苏振华住院治疗;1979年2月7日,一代名将苏振华与世长辞。2月25日,邓小平在苏振华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所有赞誉归结为一句话:“他不仅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也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1989年11月20日--苏振华逝世十年后,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中,提起挺进大别山后的战斗,又一次谈到了苏振华, “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
        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陈赓、杨勇,这些都是第二野战军赫赫有名的战将,苏振华能够和他们相提并论,足以说明他在我军战史上的地位!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8期,摘自2012年第8期《军事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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