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格局才是农村发展方向
长久以来,农村研究界出现一种非此即彼的一元化论断。单以工商资本下乡和发展集体经济的争论为例(以下皆同),要么有人认为工商资本下乡是好的,完全排斥了集体经济的发展,要么有人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是好的,完全排斥了工商资本下乡。
在“硝烟弥漫”的长期争论中,他们恰恰忽略的是,我国农村面积太广,各地特点大不相同,并不能以一种统一的发展模式包罗万象,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行。多元化格局才是农村发展的方向。
一元化论断的两大标准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以工商资本下乡和发展集体经济的长期争论中,貌似“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的双方其实各有各的一套标准。
秉持发展集体经济观点人认为,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夯实集体经济基础,最大化地将利润留给集体和村民,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而工商资本的天性是要盈利,下乡后会将利润的大部分留给自己,小部分留给农民,甚至会发生企业圈地害农的行为,最终产生利益不对等的畸形利益结构。
在实践过程中,工商企业确实会把利润的大部分留给自己,少部分留给农民,也有很多工商资本圈地害农的案例。我在中部地区的一个村采访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秉持工商资本下乡观点人的理由为,只有放开工商资本下乡的闸门,才能让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自由流动,解决农村资本的稀缺问题,构建起农村发展的动力机制,让企业、农民双方都受益。而实行集体经济发展之后容易造成腐败、专权等不利后果。
在实践过程中,一些村官腐败的案例确实印证了他们的说法。本刊舆论监督栏目已经报道过很多此类案例,在此不再赘述。
两大标准的漏洞分析
受两种论断的影响,我个人的观点也呈现出先支持发展集体经济,后支持工商资本下乡,最后支持多元化格局的历程。下面以我经历的几次调研采访为例,谈谈我对两种论断的看法。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近几年来刚发展起来的新型集体经济村庄——四川省邛崃市羊安镇汤营村。村里的领头羊——党支部书记胡桂全非常厉害,他上任前在成都做了几年建材生意,赚了不少钱。担任村支书后,极力争取到邛崃市国有独资的兴农投资公司的100万风险资金入股。发展集体经济的原始资本积累业已形成。
后来,他又说服村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汤营村和邛崃市兴农公司联合组建的汤营公司。
汤营公司赚钱后,村民有三块收入来源,一块是土地流转的收入,一块是入股分红的收入,再一块是在汤营公司的务工收入。
可见,汤营村形成了利润最大限度留给村民的紧密利益结构。这也是秉持发展集体经济观点的人最乐见的、最能证明他们观点的典型案例。
我也采访过山西晋城的一家禽业公司。该公司专门生产鸡蛋、鹌鹑蛋等产品,是集培训、养殖、疾病防疫、销售为一体的养殖企业。公司和农民的关系是:农民负责养鸡、养鹌鹑,公司负责收购、技术指导、养殖防疫培训。
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农民的收入来源只有一块,即畜禽养殖方面的利润。而禽业公司则获得了畜禽销售、加工方面的利润。这里,“畜禽公司+农户”发展模式形成了公司获取多数利润、农民获取少数利润的非紧密利益结构。
可见,发展集体经济和工商资本下乡的第一大不同是前者有着最大化让利农民的紧密利益结构,后者有着最大化让利公司的非紧密利益结构。
从表面上看,发展集体经济要比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民更有利,因而更值得提倡。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两者背后的动力机制,就会发现,工商资本下乡也有其正当理由。
先以汤营村为例。形成合理利益结构的前提,除了兴农公司投资的100万原始资金外,还有汤营村党支部书记胡桂全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胡桂全,原先一穷二白的汤营村想发展成现在的水平极为困难。但是,胡桂全的产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很难保证大多数一般性的村庄能够产生像胡桂全一样的能人。也就是说,发展集体经济背后存在着较弱的动力机制。
再看晋城的禽业公司。虽然农民从“公司+农户”模式中获益不多,但总归能够获得养殖、疾病防疫等方面培训,要比没有公司的参与要好得多。还应该看到,由于受到工商资本盈利天性的影响,此类模式背后存在着较强的动力机制。
多元化格局的构建途径
由上文可见,发展集体经济具有“紧利益结构+弱动力机制”的特性,而工商资本下乡则具有“松利益结构+强动力机制”的特性。两者各有优劣,不能简单地说要发展集体经济或推行工商资本下乡,而是要根据各地的特点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而言,若某个村的两委主干品行好、能力强,且想为村庄发展做出贡献,则鼓励这个村庄发展集体经济,若某个村的两委主干品行、能力都差强人意,且后继无人,则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整合农户。
除此之外,还要完善政策设计,弥补两大类发展模式的不足。如前文所说,工商资本下乡会发生圈地害农的行为。而发展集体经济则有可能造成腐败、专权等不利后果。
对于前者,应该制定工商企业约束标准,只要从政策上大力制约,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就会避免。可喜的是,在这方面,中央出台的21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将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准入好监管制度。”下一步在具体的政策细则制订方面,应该突出实效性,避免流于形式。
对于后者,首先要建立能人回村的激励机制。由于在外务工比在家单干的比较收益更高,所以,现在农村里的很多能人大都选择外出务工。下一步,要优化农村创业环境,确保村庄能人在村里单干的比较收益要比外出务工的收益高。同时,还要适当提升村干部工资。现在很多村干部反映工资少、干不下去。村民要么对村干部竞选不热衷,要么竞选上后占着职位吃空饷。这方面的问题亟待改善。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对村庄治理同样适用。因此还要不断完善村庄治理的制约监督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务委员张晓山的观点值得借鉴。张晓山认为,要“落实农村基层民主,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对村领导进行监督的同时,建立权力的制衡机制,限制权力的运用,避免权力的滥用”。具体而言,“做实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或成立村民理事会,使其成为决议机关,村委会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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