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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劳工与性别: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分析
  •  2013-04-14 22:16:54   作者:李静君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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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劳工与性别: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分析

    李静  美国密执根大学社会学系

     

    无论我们形容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变化为(市场改革)或市场过渡或者(第二次革命)国内外的社会学学者都会同意,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分层机制正在出现深刻的转变,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及历史基础上,中国社会不但在内部出现市场,亦同时与外来的全球化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接触,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就特别富理论的挑战性,这是因为发源于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分层理论,植根于市场经济及资本制度,正好提供丰富的概念及理论传统,帮助我们分析今日(市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经验,亦比改革前更能深化这些既有的分层理论,相信在座很多会同意社会与中国研究应该朝相辅相承,互相挑战,促进的方向发展。

    改革或过渡有第二个理论涵义,就是有必要侧重分层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而非只作为一已定型的结构。换句话说,当社会结构本身在变的时候,最有社会学意义的分析,可能是结构型成(structuration)而非结构,具体而言,我们要重新理解社会群体的定义,界限,和群体间的关系,而不能假设过去社会结构遗留下来的群体单位和划分在在今天一样有用,我在广东做研究遇到不少来自农村的年轻姑娘,到深圳、广州工厂找工作,然后还乡开小店、当个体,究竟这些妇女是农民、工人抑或小资产者呢?六月时我到过浙江一些很成功的乡镇企业已开始发展成跨国企业,它们的高级行政人员及老板至今仍是农民户口,社会学者应怎样把他们归类呢?

    将人们归类,出现此类困难,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里,社会群体的(利益)意识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分层的核心问题,是需要在理论辅助下,对社会(过程)作详细观察及分析,才可把握。这时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要发掘有意义的分析单位,了解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分层机制,才可把握。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要发掘有意义的分析单位,了解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分层机制,就不能只执迷于大量数据的收集,以为有大型的有关收入分配的统计调查就能描述出(结构)这种可被称为(统计主义)statisticsm或(分层主义)stratificationism的误区。在1996年美国社会学学报AJS)一个有关(市场过渡)的专题讨论也提及到。

    西方社会学界中,对中国分层的理论化的重点,都集中在精英阶层。这点在对mardet transition theory的热烈讨论中可见一般,正如大家了解,这理论要处理的是精英阶层的重组及社会流动的资源凭借,是连络资本、文化资本、官位抑或是财产。要了解谁是新精英固然重要,又或者我们对成功、当权的社会阶层较有兴趣,就如对发达沿海地区的研究远多于内陆地区,劳工与性别社会学的理论起点是弱势群体,他们不单代表了当前的社会问题如失业工人、下岗女工等、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研究,会提示出社会的动态分析中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学问题而都是较容易从弱势群体的观察中发现。

    下面,我会先综合报告一下国外对中国劳工的研究方向,由于改革以来劳工研究,发展时期较短,我会较多提出我个人的观点及现在进行的研究,作为一个(研究日程)来跟大家讨论。

    大致上,西方对中国劳工的研究,可以分三路向,第一是社会动态(social movement)尤其是革命运动的角度去研究;第二是从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的进路去研究,第三,也是我认为在市场社会主义时期最有理论意义的,是从阶级构成(class formation)的题域去研究。

     

    中国劳工研究

     

    中国劳工运动(Social Movement  

    从社会运动、革命运动这一角度去处理中国劳工问题,较多是历史学者、政治学者,亦有少部分是社会学学者,他们都受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去了解中国工人在十九世纪末期起,随着帝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而出现,并发展出集体动员能力,及集体意识,成为中国近代一级重要的革命力量,这些研究分析了中国现代工人阶级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民国时期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其后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角色、组织、动员策略,与社会其它阶层及政治势力的关系。

    被公认为此一领域开拓性著述的,是法国学者jean Chesneaux 1962年出版,(1968年译成英文)的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219271968。此书详细描述了中国现代工人阶级的组成、分布及自五四运动以来发展成为有革命意识阶级,他尤其强调共产党对工人阶级所起的领导作用。此外,陈明述(1975)对广东珠江三角洲工人运动的研究,就认为现代中国工人在五四以前的辛亥革命中已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当中亦不完全是以现代工厂工人作主导,亦不全然由共产党处理垄断领导地位。他指出广东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工人,及他们的传统组织如行会、乡亲会馆、地域组织都成为工人运动的支柱,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同样重要;罢工、罢市的反抗策略,都在一九二零年代的工运形成。Lynda Shaffer1982)的Mao and the  Workers分析了湖南的工人运动,亦指出革命运动不一定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所预期,是以现代工厂中的现代工人作支柱,传统行业的工人,靠传统的工人组织如行会、帮会等可能更易凝聚工人的团结。

    社会学学者Mark selden指出近代中国的工人运动,在全球各类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政治能量最大的一个无产阶级运动,他将同期的,但脆弱的日本工人运动作比较分析,指出国家权力(state power)对劳工运动的决定性作用。日本当时由集权中央、强大的国家,及由它一手扶持出现的资产阶级,连手压抑工人运动的发展。但在中国,国家力量分散、薄弱,资产阶级内部有民族与帝国资本的矛盾,工人运动可乘当时国际劳工运动的势头及经验,结合反帝民族主义及工人阶级自身利益,并且在各政党都对其拉拢的形势下成长。

    八十年代中出现了两本重要的中国劳工研究,都受到女性主义社会史的思潮影响,并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工人的了解。Emily Honig《上海纱厂女工》及Gail Hershatter《天津工人》从女工的角度出发,修正了过去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论述。她们指出女工群体并没有体现农村人口贫穷化而进入工厂成为有革命意识阶级这个历史过程,在女工为主的行业及工厂里,工人的利益和文化都因地域、技能而极为分化,工头对女工的剥削,亦令女工视外资厂为避难所,日资纺织厂更能提供较民族资家的工厂为好的待遇和收入,帮会则成为劳资双方同面对的欺压者,因此,中国劳工的意识与斗争并不是单纯是两大阶级对立的简单故事,再者,女工似乎在一九二零年代的工人运动参与有限,她们未脱农民的身份、意识及农村的生活及生命周期,与乡村联系极密切。反而是在大战后的内战期间,女工才较积极参与了城市的解放运动。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政治学者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1993)是众多中国工人研究中,最具理论视野和成就的,这本书不但整理出影响工人运动的三种政治,即politics of place(地域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生产政治)及 politics of partisanship(党派政治)。它们错纵复杂的关系激发出中国劳工的强大运动能力,更重要的,是她有意识地将中国的历史经验对照其他西方国家的历史及理论,而独到地指出我们不必只看到solidarity(团结)对集体行动的促成作用,反而分裂、分化(fragmentation)亦可促进集体能动性,中国的案例说明,工人的技术、性别、行业、地域分化、利益冲突、造成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依附不同的政党去进行集体抗争,分化并没有杜绝抗争的出现。工人的动机、身份、利益是多元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理论不足以完全解释以劳工为核心的社会运动。

    总结这一部分的研究,它们共通的分析路向在于视中国劳工为历史变更的动力来源之一。社会变更不单是精英;领袖的决定和行为效果,而是工人为自身及群体利益、透过集体动员而争取社会改变。

     

    劳工制度(social institution  

        第二种研究中国劳工的方向,从强调社会变更,转向强调社会序秩这一类的研究把劳工问题看成是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是在国家统治下,完成国家治权的一环社会组织,工人阶级是政府实践治权的对象,研究焦点就转为劳动控制,和工业组织里的权威关系。这些研究关心的是国家的意志和行政权力,而非工人阶级的集体能动性。此中最重要的著作当然是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 traditionalism在此书之前。亦有关解放后的劳工制度的著述,包括有charles Hoffman the chinese worder(1974)Stephen Andors(1977)chinas lndustrial Revolution。但后两者都只能依赖官方报刊资料对各时期的工业生产、劳工政策、体制设置及工人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作系统描述,缺乏对工人动机的分析,亦缺乏理论的反醒。Walder这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不需我报告,大家都熟悉他的论点,我这里想提出几点其他研究者和我自己的评论。

    首先,不同的论者的质疑的,是所谓(新传统主义)的普遍性,这里涉及的问题包括:这模式在那些时期的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合用,是解放后整整四十年都适用,抑或只是文革后至改革初合用?是只用于国营企业工人,抑或集体企业,城镇的]临时工、合同工、农村的集体企业工人又如何?当然亦有人针对Walder Neo traditionalism推广至其他社会主义制度的论点,而批评他过分普及化

    另外,对工人动机主体性的分析既是本书的一大贡献亦是它可商榷的论点之一,书中所描述工人出于物质利益的工具性、理性计算、而靠拢党或巴结领导,而双方的利益交换促成了工人对国家权威的接受,这一点深刻地挑战了极权主义理论对国家权力的理解,但正如美国社会学学者Neil Smelser在一篇理论文章中指出,理性选择的逻辑假设了自由的选择,而在依赖程度高的社会处境里,ambivalence才更准确地表达行动(action)的复杂性质,在我这几年的研究中亦发现工人的主体性及动机是多元的,既物质混有理想主义色彩,自愿与被迫交织难分,国家社会主义下的车间文化,Walder所述的更复杂及多层次另外,与此相关的一点是车间、工厂虽然是国家机器的伸延,但Walder偏重对车间政治权力关系的分析,对工厂作为生产组织,它的劳动过程(labor process)可说没有交待。例如  我们要问,在其他社会主义短缺经济下经常出现的生产不规律而造成管理者对技术工人依赖,有否在中国出现?我的研究资料中,工人的论述里似乎很重视技术对个人身份、认同的界定,最后,不少批评者都指出Walder有可能夸大了国家近乎是全能的主控权力,如果说是共产政权一手创造工人阶级的话,就是抹杀了技术工人的共产党建国前曾投身革命的历史,并且,工人亦不全然是听合国家、毫无为自身出现了工潮。或者借政治运动而表达不满,挑战国家,工厂的领导,有趣的是,他们的行动有时甚至是得到企业领导,工会、车间主任的支持。似乎同时出现在国家与劳工的关系里。

    总的来说,把劳工问题从社会制度,或国家对社会控制的一环来理解,在社会相对有平衡的制度是,是可分析出塑造中国劳动关系的特有结构性成因。但因为进路重视结构与制度,(权力)变成是一种(已完成的社会事实)从概念层次上,排除了权力现象的关联性,争持性、并且忽略了劳工作为历史的、主权的、集体的行动者,在重视制度化的规范与权威的同时,就忽视了冲突作为社会生活的构成元素。

     

    阶级构成(class Formation)  

    国外学者对中国劳工在市场改革下的处境,有较多描述性的追踪,以了解改革前后之差异,改革初期,企业自主性增加,国企内的改制如合同制,福利改革仍处起步阶段时,工人的收入及在厂内的地位有所提高,出现了如(分红热)的现象。这些在Andrew WalderMayfairya ng 的研究中有提及,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当企业及劳工改革步伐加快,国企效益下滑等,另外,科学管理的引入,令劳动强度加大,各类型的纪律惩罚,都趋向严历。同时,在厂长负责制下,工会权力旁落,工人无力感大增。

    我从1996年开始研究国企工人,后来出版了两篇文章,分析了改革时期的新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及工人的阶级经验(class experiences)我的论点是在部分国企里,新传统主义已经成历史,一个我称为“disorganized despotism”(失序专制主义)的工厂政体出现了。这概念是指在改革政策失去整合的情况下,国家的权威由厂长和管理层总揽,而出现专制管理治,今日,党组织及工会在企业内几乎全受命于管理的权力;而合同制、企业自主、科学管理的引入,令以住的互惠关系消失,一系列的福利改革,本意是以企业为本福利制度,改为社会层次的安全网,促进劳工流动,但由于改革不到位。劳工实际处于旧体制已消失,新体制未建立起来的裂缝中,大部分工人失去讨价还价的权力,当然这类型概念在不同的、现实的企业中、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只是从制度的根本性转变而分析其中劳资关系的模式及体制基础,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亦分析工人的阶级经验,阶级经验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极重要的概念,简单地说是阶级带来的文化、体会、感受与思想、意识的混合。这里包括了劳工对市场制度的理解和接受,他们对改革的道德判断,他们所有的一套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的语言和思考工具,引发出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或认受,我提出工人群体似乎按着他们在新旧体制之中的不同的处境而产生有差异的阶级经验,我分类为socialism betrayed ,socialism transformed socialism liberated总的来说,我的研究至今发现是,中国工人的阶级力量(class capacity)在市场发展快的地区较明显地弱化,但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在全国都明显地尖锐化。

    在国企工人之外,中国改革带来了新的劳工群体,民工,亦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国际资本随着开放政策而大量进入中国的沿海及经济特区,农民工成了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澳洲学者Anita chan就对外资企业内的劳动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外资中的来自欧美与来自东亚的资本,在劳动管理上有明显不同的模式,欧美的公司注重(人事资源管理)(HRM)较重视工人的意见、工作动机及权力下放,而来自东亚的外资厂,其劳动条件就近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初时的苛刻,包括低薪,工作时间长、宿舍拥迫、工业意外频生,她将民工的处境类比为bonded labor 或新隔离制指出厂家扣押证件及工资、政府的暂住证制度实质是将民工对待为二等及不自由的劳工。我在南中国外资工厂的研究指出较复杂的劳资互动关系,不是简单的外资在中国政府容忍下剥削中国工人,厂内的劳动控制战略很大程度受劳动市场的组织运作,及劳工从厂外引入厂内的群体特征所影响。乡里网络及这些网络内的性别权威关系,被厂家移植至厂内作为管理手段,而劳资的阶级关系又与女工的性别利益和身份认同互相扣连,剥削同时带来反抗赋权的可能

    美国学者Dorothy solinger 的新书 contesting citizenship分析农民工的(公民地位)(citizenship)因为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因而不单指他们都在劳动市场的底层,并且制度性地不能分享城市公民所享用的服务、权利和资源。她的研究与兴趣在于改革期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与公民身份的关系,前者有否挑战后者又或市场迁移时对公民权利的影响,她的发现是市场是把双面剑。一方面,过去的政策已产生了既得利益群体,包括了城市居民及城市政府机关,令他们有意识和有利益动机去维持民工的次等地位,例如政府部门可透过各种证件、程序而向民工收费;城市居民出于保障就业及服务资源而坚持民工的(次等公民)身份。但另一方面,市场亦造就了新的空间给予新的就业,社会规范生活方式及国家体制以外的社会中介组织,如民工村、少数民族社区、地方帮,、地域组织、行业联会等。并且,市场机构亦逐渐取代政府分配资源的角色。亦令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待遇差距收窄。民工已有一种(半公民)或原始公民(proto-citizen)地位。在众多的研究基础上,我想提出一个理论方向,就是把中国劳工问题理论化为一个阶级构成的问题,因为这样才可把握这个时期中国劳工身处的历史,结构.处境。这题域,不单只用于劳工,即使是中产、资产阶级都存在一个构成的问题,阶级不是客观的产权拥有、或在结构里的一个位置,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是群体间的(关系)(relational)亦即是涉及群体的争逐,及不因应政治、经济条件而变化的开放过程,是在争逐的过程中,形成阶级间的分野及阶级内的聚力,所以,阶级是动态的是一个过程它不是structure agency而是两者的关系,笼统的将不同收入的群体称为(阶层)或只强调收入,声望、教育、财产的差距是不足以说明社群间的关系性质及分层的机制。若说改革前中国经历由国家自上而下的(再阶层化)(re-stratification)且是阶级关系的广泛出现,它的制度来源是私有产权及利益。

    我的观点是,中国工人在市场改革下,正经历重新构成的过程。阶级意识在各地都不断激烈化,阶级政治的范围在扩大,而模式亦多样化。阶级能量似乎随市场发展的不均而有地域差异一-市场化较成功的广东,工人的集体能量远较老工业基地,市场化效益不大的辽宁要弱的多,如何理解(工人阶级构成)(working class formation)在中国的具体形态呢这问题可在四个层次的分析进路。

    第一,宏观的国家角色,中国的国家角色,其实并不是减弱(waning of the state)而是更改了由直接对工厂的控制(control)转为在外部、宏观的调节(regulate)而种种用以调节社会秩序的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对劳工政治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例如近年涌现的有关失业,再就业、下岗救济、最低工资,最低生活费、劳动争议法规等,在界定不同工人的就业待遇的同时,亦把工人划分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引导劳动争议规范化的同时扩大了争议的范围及议程,将车间政治外化,上了街头到了市政府的门前,成为针对政府的诉求,这些复杂但明显增加了的劳工冲突在辽宁省最为突出。追溯以往,更可见国家在改革前的地区经济策略(如对东北老、重、大工业基地的投入,对广东地区的放任)都深刻的在宏观层次上塑造阶级构成的形态和过程

    第二,生产组织方面“新传统主义”消失,代之以“失序专制主义”;车间劳动过程中,产生新的剥削关系,及随之而来的冲突国家与劳工,管理者与劳工都出现了利益的上矛盾,并且工人群体的利益亦呈内部分化。正如成熟的阶级分析必会指出阶级与性别,地域主义等其他权力结构有复杂的关系,中国劳工中亦有类似的分化,尤其在市场出现后,不同的工人会因享有不同的市场机会,享有不同的官僚体制内的福利,而利益不一致,女工及农民工的处境,正好指出市场利益的分析,必须考虑到性别及地域的差异。

    第三,关于集体意识,对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的集体记忆,成为国企工人的阶级文化及道德资源,一方面,过去官方意识形态强调工人的重要性,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意念,在现时市场制度下,这些已不是概念,或口号,而是生产经验。往日老毛时代的义务劳动及车间关系的相对平等,以及马克思阶级的分析理念,都自然而流利的在工人访问中表达出来,且具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情感。阶级的论述在访问中比比皆是,经历社会主义然后资本主义的中国工人,在意识及抗争行为上的模式,都会为阶级构成的理论,提供一个有趣的案例,集体记忆的重要性,可见诸于广东的国企工人及非国企工人之间的差异。职工与民工代表了两代劳工的集体历史经验,他们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工厂的不同取向及两代工人群体的矛盾,都出现在我研究的工厂里。

    第四,集体行动。劳工政治,不单表现在车间的消极逆反行为如磨洋工、故意疏忽、偷生产工具又或者正面的与厂管理争议,或个别向工会、市政府上访;还出现野猫式的集体停工、怠工;在不少地区,.劳工政治已冲出工厂,集体上访,阻马路、卧铁路、游行,在我的研究里,广东的劳工政治仍较多以厂为界限,但在辽宁省,则厂内外均为其场地,这些差异模式,都可联系到广东与辽宁在以上三个层次的不同形态。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工人阶级构成这课题视为一面菱镜去了解市场社会主义下社会结构的变动动力,市场改革和阶级结构,互动共生。它们都不单是经济资源的分配,而同关乎到权力、道德、文化观念及社会冲突的根本重整。

     

    性别研究  

    性别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过去二十、三十年来其中一门发展最快,对整体学科提出最基本最深刻挑战的课题。欧美的性别研究来源于六十年代民权妇权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不单要求物质利益、政治权力的调整;它们更加挑战既有的常识及知识。(例如: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抑或是西方殖民主义侵占印第安人领土?是妇女不参与劳动,抑或是我们从没有把家务劳动视为工作?)这门学科,逐步由“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深化为“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初时,西方学者“加入”(add in )有关妇女的社会资料,以图扭转历来社会学偏重以男性经验概括为所有人经验的不平衡。例如:学者重新发掘妇女的劳动史,并修正以往社会学者只重视正规工作,而忽略了非正规工作,即包括家务在内的各种informal work

    加入妇女经验后,就自然显示出男女差异(gender differences)、性别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ies)的社会现象,社会学学者更发现不同领域的性别分层相关,自从八十年代末,在多年的研究基础上,社会学者提出再深一层的分析,指出“性别”不单是个名词、指称男、女群体或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性别”同时是一个“动词”是一种普遍存在、不断再生、不断转变的权力过程。性别成为动词,就出现文献中gendering engendering gendered institutions等概念意思是社会制度的运作不断地建构性别关系,性别内容、而“性别”过程,内容亦是构成诸如国家(nation-state)劳动市场等制度的组织原则例如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的很多政策都包含著对性别关系的假设,政策的推行就直接影响社会如何组织性别分工,又例如劳动市场的分层,建基于我们如何理解技术(skills),技术越好工资、地位及权威越高,但研究发现,社会对技术的建构是性别化的(gendered:男性较多从事的机械操作、他们负担的财务责任被看成技术,但女性工作涉及较多的人事、沟通、照顾能力就一般不被视为“技术”而是她们的本能天性,不需努力或训练。这就引致男女工资差异;男女在机构中职位分层、劳动市场差异等等性别现象。

    性别的不平等有它的特殊性;对社会研究有特殊的启发,由于性别权力的运作场所包括了很多私人领域、日常生活、亲密的社会关系、所以性别研究对micro-power, micro-politics特别有洞悉力;在理解“不平等”现象时,它的分析空间,往往比我们常用的SES、职业地位等要大。这点我会在下面的讨论再谈。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早期西方对中国性别问题的探索。

     

    “加入”妇女  

    第一阶段:七十年代起西方学者把中国妇女纳入社会科学的视野,增加了她们的能见度,填补了学术知识对中国女性社会经验的空白。有代表性的选集,包括Margery Wolf Roxan Witke编的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1975)英国学者Delia Davin Woman-Work1976)突出中国女性劳动的修筑历史及在共产主义政权下面对男女不平等,如计工分的制度,重男轻女。Eilzabeth 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1978)陈述了妇女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关系的发展。这时期的研究,较多是描述性、历史资料的补充。

       

    社会主义性别平等?  

    八十年代初,西方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制度,有没有减少性别不平等?阶级解放与性别解放有否矛盾?这个问题的提出,固然是因为六、七十年代西方左倾知识分子将中国看成是政治理想的(他者)(other)是集体理想的投射。认知上,中国代表了与资本主义制度两极不同的发展出路,他们自然想比较这制度对性别的影响。

    由于在改革开放前,实地研究的机会近乎零,故此研究者只能通过(难民)访问或官方传媒、报刊资料来了解中国,它们得到的结论,似乎都提示社会主义下的性别不平等持续,机制有变,但妇女仍处于社会结构的劣势位置。量化调查中有,william parish Martin Whyte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1983chicagl)讨论到中国妇女在就业、教育、家庭各方面,没有比西方资本主义或东方的其他社会主义享有更多的平等。并且,由于中国的妇女就业率高于西方,但服务行业不如西方发达,令家务劳动对女性构成更沉重的“双重负荷”(double burden )中国经济因制度上分为全民、集体的二元格局,有明显的等级待遇差别,而女性集中于集体经济,流动机会少,这样就加剧了在西方社会也出现的行业及职业的性别隔离(gender segregation)。

    另外,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83california)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但没有挑战农村的父权家庭制度,反而令这制度更“民主化”即一般男性农民都能享有。 为得到农民的支持,共产党由革命至建国后的婚姻法的执行,都不断屈服于男权利益,而妥协了性别平等的主张。同期的其他著述,如kay Ann johnston women the Family and the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1983,chicago)phyllis Andors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of chinese women (1983,indiana )都有类同的讨论,共产革命动员女性参与,却没有改变压迫他们的性别权力结构。这些研究的进路,都将性别分析扣连于国家、政治的分析。父权不只存在于家庭也体现政权中。

     

    市场改革与性别研究

     

    市场改革对性别分层有什么影响呢?不少大型的量化调查都试图描述改革与性别差距(gender gap)在各个制度的体现。例如有研究者利用1978年百分之一人口调查,分析了城市妇女在教育、就业及职业成就的情况,发现自七十年代以来,女性高毕业率低于男性,且差距没有显著缩小,女性就业亦偏重于较低收入行业、低职位及在非机关单位,改革后企业自主增大,企业为减少福利开支不愿聘请妇女,令女性在改革时期面对更大的不平等。

    在这些描述性的数据背后,有什么解释因素(causal factor)或体制来源,造成这些性别差距:这方面是西方学者讨论较少,但却是性别分层的核心问题。有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认为改革前的城市社会结构,能在单位里结合经济生产(productive)与社会再生产(reproductive)的功能,实际上是减轻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偏差,但在改革后,这两种功能逐步分化,以往由企业负担的家庭服务及福利,变成女性在私人领域的负担,加剧了性别分层。当然,这个观点还需实证资料的支持,和对改革前后单位制的实际运作,提供再深入的分析,才可能确立,我们现在仍不甚了解“性别”与往日的分层机制,是如何发生互动。例如,女性的关系网络、党员身份、政治现象等资源上的分享,与男性有何差距,又或者,我们要问的是,所谓“红”“专”、“表现”,这些概念是否本身已是性别化(gendered)的?界定这些标准的内容是否较切合中国社会里男性的活动和能力?

    量化分析往往由于资料来源有异,而得出不同关于性别差距的结论,有人指出女性在体力劳动工作比例下降,在白领工作类别却增加,后果是工资的整体性别差距缩小,但亦有研究发现,即使(原文缺失)。

    最早留意有关性别的文化呈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及由之以来的性别分层建构,就是Gail Hershatter Emily Honig personal voices (1988)。她们分析了八十年代国内的官方传媒、民间刊物(如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家庭)尤其是读者来函及编辑回应,发现在全面否定文革的社会气氛下,连带也否定中国妇女男性平等的理想,否定当年铁姑娘非性别化的女劳动者形象,反过来重新界定性别是男、女天生的差异,而女性化(femininity)应该是女性有自由去表达爱美的天性。追求女性化的打扮,时髦的衣著及外表,女性自我解放,被等同于美貌及做贤妻良母,公众论述也认为男女有天生的智能和体能差异;在家庭内女性的天职仍是照顾老幼,维持和谐的夫妻关系,但新女性应多借用科学知识来达成这些天赋责任。这些转向,作者指出是由于商品化经济,也是社会对自身历史,作出集体否定的后果,这些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这些论述里被认受,被视为正常。不依从就是不正常,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文化权力,令人们自我约束去遵守,。

    较近期出版,harriet evans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1997)亦尝试从官方及普及的论述中寻找性别权力运作的轨迹,她发现九十年代关于性爱的论述就利用了科学知识作权威建立一系列的正常性爱(normal sexuality)观念,如异性恋,婚内性、女性本质上被动、依从性爱为生育服务等。

     

    社会组织

     

    除了有关性别分层是如何embed文化建构里,另一进路就关注到生产经济领域里的性别不平等,在改革下如何重组或改变。在农村、在城市、市场有否带来性别分层的减少、增加、变型、市场机会有否呈性别差异的模式?

    Ellen judd Gender and power in Rural North China(1994)指出在山东农村因为男农民的非农工作机会增加,出现耕作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work)女农民在农村家庭内经济自主增加,但女性在分田及家庭外的农村组织却被边缘化。例如,地方的分田规则是男比女多分田。另外,女儿出嫁外村土地归父亲。农户为耕种合作,(如收成、灌溉)往往将分田组合,连成土地群,形成以父子叔伯为关系结构的非正规集体田,是以男性亲戚关系为主体,造成女农民的土地拥有权实质上是很微少。另外,她还发现农村里;较富有的专业户,都是依赖女性技能及劳动力致富,但到了联户的经济组织(supra-household networks)去解决贷款、供销时、就全属男农民所包办,女性不能参予。在农村工厂里也出现性别分层,农村基层政府亦是男性主导的地方权力组织。

    类似的结论,在澳洲学者Tomato Jaccs 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1997)中,亦有大量的数据支持。Jake更加指出,男主外、女主内、这个传统的性别分工概念,在改革时期只是改了具体内容而没有改变其分层的结构。以往女主内是指家庭,内现在扩大了范围指农村。而男主外,就是指本村以外的世界。以往集体经济时期认为妇女只宜做轻巧、非技术的养殖工作,操重及要机械技术的农作由男性做,这些概念都因经济需要改变而重新被界定。

    大型的社会学调查也提供了量化的数据指出农村中持续出现性别分层。ASR1995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农村私有家庭经营出现在男性户口较多,尤其是年长男性较多的农户里,可能因为他们有较多的资金及网络资源。女性农民大多专职,农田耕作及养殖,而男性则多兼职农民,其他时间用于收入较多的非农工作上、

    工业生产组织又如何呢?我去年出版的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一书,关心的是外国投资者建立以女性劳工为主,低技术,大量生产的全球工厂(global factory)我发现,在国际资本与中国女工的阶级政治里,性别是一个构成因素。亦即是说,管理策略及工人反抗都是借助性别权威、组织及身份建构而达成的。我在深圳外资厂做田野调查发现女工带进厂去的是混合农村女儿角色及城市女工享有经济自主的新身份,而这性别加上阶级的身份就是他们界定自身的利益的框架,工厂工作固然含有阶级剥削及控制,但城市生活及工厂报酬却改善了他们的性别处境,令她们觉得前者是可以接受的交换条件,外资厂家也利用了农村社会亲属联系作招工的手段,并将网络内女性受年长男性管束的性别权力关系引进厂内,成为管理手段,低层管理者多是女工的叔伯表兄,而不同省籍的地区网络出现一定的竞争,淡化了劳资对立的关系,女工的日常生活反抗,也很多是靠颠覆农家姑娘(maiden worker)这论述而展开例如借假电报,借词家中父母生病要回乡探望来争取假期,在我的分析里,性别、阶级与地域地主义三者之间在现实运作中互动组成及互有矛盾,而性别就是在劳动过程,工业组织、地区经济体系中形成、改变和再生产。当然,在不同的体制及文化背景下,性别的具体内容及运作机制就不同,我透过同一电子企业在深圳及香港两间分厂的系统比较,指出虽然两厂同是用女工,用同样的技术,生产同样款式的音响设备,甚至高层管理都是同一批人员两地工作,但因为劳动市场组织不同,女工带进厂内的性别关系也有异,因而导致不同的车间政治,在香港的车间,虽然都有福建与广东/香港的两大类工人,但地域主义不构成车间文化的部分,反而是女工的家庭主义,家庭职责界定了她们的身份与利益,而厂方控制策略也得从满足她们的家庭主义入手。

    总的来说我的目的,是说明(性别)作为一种权力过程,它可有多样的定义,与阶级之间亦有相互构成的关系。性别不但引致不同的经济收入,也产生了不同的劳动关系经验,所以马克思传统里的生产政治理论,必须将性别加进对劳工、劳动的分析。

     

    身份政治

     

    同是探讨女工,但Lisa Rofel就有不同的偏重。她的新书other modernities(1999)是有关杭州丝织厂三代女工不同的身份认同(identities)或主体意识(subjectivities)。这些集体的性别意识,其实是国家与女性政治关系的一个面向,国家提出的现代论述及追求,塑造了不同时期女性的理想形像及内容,女工一方面受其影响去塑造自己的性别身份,但同时亦显现着有另类现代性的追求及设想。例如,她指出成长于五十年代解放初期的女工,受国家提倡劳动作为性别解放的号召所影响,至今仍认为女工能克服性别压迫,是要透过把握与男性一样的技术去体现自我。在今天,国企女工被认为是素质、意识落后,这种女性的现代性论述,其实蕴含著对主流权威的挑战,成长于文革一代的女工,当年的反判意识仍在今天的车间,体现为对管理者的抗衡。改革年代入厂的年轻女工,不认同这两代较年长女性的身份,反乐于接受女性回家以母亲天职去理解自身利益,不重视劳动,甚至以放长产假去逃避车间劳动。这其实也是一种反抗行为,因为国家的现代化目标是不主张所有女性完全放弃正规劳动的,Rofel试力揭示性别与国家权力间的不稳定性,统治权威背后有来自性别身份的反抗空间,性别权力,在这书里显示的,属于文化抗争,而文化、意念、主体意识均为权力场所,这一观点可说是当前西方性别研究的热点,固然,从社会学的观点去评价这类研究,我们都会指出它们的一大弊病,就是对制度来源缺少分析,没有理出是什么制度基础,产生不同形态的身份政治、文化建构和集体意识。

    明显地,现阶段的中国性别研究缺少了对男性化(masculinity)的探讨及从性别的角度去研究男性。但应该只是一个过程中先后的问题。1994年在美国哈佛在学出版的一本极有影响的文集,题为Engendering china1994)编者在前言中提出,从性别角度去看中国不只是更有包容性而是看出不同的东西。以上所介绍的著作,其中有指出改革引致的性别分层,亦有些是说明改革本身就是依赖性别权力而开展及运作的,两者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更密切的互相构成的关系。

    此外,对有兴趣于分析社会权力的社会学者来说,这些性别研究触到两个很根本的问题,在概念上对分层研究有特殊的启示。

    权力作为一种建基于性别的权力结构,并非静止,凝固,而是历史的,可变及会受挑战的因而需要再生产才可维持,亦因此要有动态的分析。

    不平等,不只独存于物质、地位、经济资源的多寡分配,而同时体现在文化建构公共论述及集体、主观意识。这些权力的场所,是我们社会学者较易忽略,因而这些研究有启发分析空间的作用。

    观察当前的中国,至为重要是对权力,(power)采取开放的分析立场,而非取一个结构决定deterministic的观点,社会结构在发生剧变,结构比以往更失去“决定”能力的时候,agency  practice  resistance , everyday life的概念就更能引导我们去把握社会分层的动力和逻辑。

    由此,引出一个方法学的问题,或者我可借此去总结今天的演讲。我认为在市场过渡的研究中,应多用参与观察和深入的个案分析,才能揭示社会过程、行动、及动机。正如一本刚在美国出版的,有关东欧及俄罗斯后共产主义变更的文集所提到,是最有利于研究转型社会的,因为这种方法,是能敏感地捕捉社群在结构不稳定的时刻及空间里,如何应变、计算、考虑及发生冲突。Ethnographic research 就是最接近transition moment, transition space里的主体与行动的一种研究法。

     

  • 责任编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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