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转型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正在对决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劳动-资本关系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中国劳动-资本关系因此而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毫无疑问,这个变化本身也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动力。
    但愿资本主义将会寻得更有效的经济和社会解决方案,走到后资本主义或完全社会主义阶段。那样,就能开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该体系的基础是全球的文明、多元、平等、民主,从而能够避免野蛮的长周期效应。长周期效应将只会让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发展到新的萧条状态。危机揭示了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治理人类社会的缺陷。不过,意识到这种失败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有更好的生产方式诞生,也不能保证一定会出现进步的社会形态从而使我们能够过渡到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

    长期结构性危机

    有关生产方式结构性危机的理念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由此可见,马克思设想的并非某种立竿见影的生产方式变更,而是经由长期历史过程而发生的变革。
    我们必须假定,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及与之并存的前资本主义形式应当努力适应自身内部革命力量的进步,这些革命力量有望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可能采取某些手段,不断适应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本来就隐含了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
    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必然造成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需求,力图实现市场垄断,以抵抗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只有借助生产垄断和生产资料积累,才可能创造高利润。《资本论》早已论述了垄断和寡头市场的确立问题,将之称为资本主义不可抗拒的趋势。为维持垄断条件下的高利润率,需要得到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的支撑。所有这些导致越来越多的技术创新,而科技知识又与资本合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垄断将拓展到整个经济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认识到,只有政府能够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趋势去否定其自身的上层建筑。恩格斯将此称为集体资本家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的理论中清楚地表明,现代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代理人。后来,布哈林和列宁也看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变成了一股重要力量,使得资本主义能够在世界大战这种生产力大破坏阶段依然存活下来。
    1914年到1918年开启的危机,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几场革命,还有自1929年到1945年的萧条。这一长期危机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防守阶段。要想维持下去,只能将国家资本主义抬到很高程度。自1930年以来,作为对1929年危机的反应,出现了三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其一,福利国家形式。先由罗斯福的新政起始,后来在欧洲特别是在瑞典等北欧国家实行。这是资本主义向社会化让步的政策,这一做法从30年代以来一路扩展、延绵不绝,只有近期才因新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而遭遇挫折。
    其二,纳粹国家形式。纳粹主义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拓展了资本主义,但在军事、政治、意识形态上被打败了。
    其三,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这是为了在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体制。计划手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就,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成功表明,集体所有制在创造新的生产力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行发达社会主义时遭遇了困难,这导致80年代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变局。
    资本主义的这些形式终于引发了系统性结构危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终究有限,人们便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1910年,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触发了一场辩论,他提出了存在着资本主义演变为超级帝国主义这种趋势。希法亭在其最后阶段构想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理念。
    但列宁认为这些论断只是现有趋势的逻辑推演而已。在其1922年有关新经济政策的建议中,列宁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处境,即被迫依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去保证革命不至于失败。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1926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议充分承认了这些矛盾,不过他相信,国家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存在优势的。当然,他也认为国家会面临人们对强制社会化以及自上而下工业化的抵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还提出非常激进的想法,即将农民所创造的剩余物转移给城市,这些剩余物将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基础,成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需的投资来源。
    尽管国家内部存在各种力量间的对立,但这一艰难的历史选择还是使苏联能够在二战中打败纳粹军国主义。发达国家不得不因此迈向福利国家体制。而欠发达国家总体上试图效仿那些民主的民族国家。殖民世界在全球战斗中开启了一条新战线,即争取民族解放。在新战斗初期,弱小国家高度赞赏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一做法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有效性已经在苏联得到证明。
    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有所深化。中国、朝鲜、越南等国革命的胜利,拉美社会革命在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古巴等国的扩展,进一步激发了反殖民斗争中社会主义模式的新胜利。印度的尼赫鲁、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南斯拉夫的铁托也都宣布了新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的重点是,要借助强大的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来进行原始积累。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新的社会议题和纲领继续出现。不结盟运动的宗旨是对抗冷战,这场运动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大获全胜。然而,当这一和平战略收场时,在苏联却出现了一批推行私有化的精英,他们追随新自由主义理念,视其为独到的思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的攻势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大获全胜。但任何人只要细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可以明确它将必败。
    不言而喻的是,向社会主义更高形态的转型意味着抛弃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曾把社会主义视为全人类都应效仿的模式,而不是一个过渡形态。斯大林模式试图固化那些因资本原始积累而造成的社会分层结构,但它忽略了,这些结构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为保卫革命而展开的内战中、在冷战中被强化和扭曲。毫无疑问,应当设法向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转变,可是,这种转变却牺牲在新自由主义所施加的经济冒险主义身上。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会使人们的不安全感达到极端的高度,意识形态则会强化既有的思维倾向。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极权主义资本主义的经历让世界大多数人深受其害并忧心忡忡,人们寻求通过科技革命开掘新的生产力。1940年代起始的科技革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所引发的威胁也前所未有。核威胁已成为现实的恐惧,核大国松散的组织无法对其有效控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也已威胁到地球自身。
    尽管我们在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在继续发展。基于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了解,也基于本人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研究的参考,特别是基于拉美经济委员会和一些第三世界学者有关发展理论的重要贡献,同时也秉持我们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依附论理论成果的延续性,并且考虑到拉美民主革命领导人所提出的思想,我认为,我们要坚持自己的理论和分析立场,坚决抵抗新自由主义攻势,坚定地信奉由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所展示的方向。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理论

    过去十年,我系统整理了自己就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问题所作的思考成果,这一工作体现于我发表的关于社会科学和当代世界的三本书中。首先,《评估与视角》一书强调了拉美的思想传统,即试图把欠发达问题的背景从局部和国家历史的层面转移开来,将其当作全球普遍问题加以考虑。欠发达问题再也不能被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或封建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进行原始积累的后果。奴隶贸易、贵金属开采、热带香料、对土著的剥削、与殖民地的巨额贸易,构成了财富积累的关键要素,它使欧洲能够不仅奴役其他人,而且也引发各种变迁包括工业革命,让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其基础就是通过剩余价值而对自由或雇佣工人进行剥削。
    我们的经济从属于某种国际分工,让最赢利和最关键的经济活动交给了全球强权中心。通过展示这种屈服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我们揭示了依附性资本主义超级剥削机制的本质,揭示了收入集中化以及经济上的排他性,由此指明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展开必然要求消除超级剥削机制。
    新自由主义要让我们的思想重新纳入资本主义现代化轨道上,从而让我们的地区再次跌入依附泥潭。我们的新视角现在已为众人所接受,构成了左翼意识形态的基础,使之能够对抗新自由主义。这一进展最为成熟地体现于巴西总统卡多索政府,他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遭遇过失利,但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然后,《世界经济与拉美的区域一体化》一书考察了与资本主义一起诞生、如今经历着根本性改变的全球经济,以及当代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资本的循环运动。
    现在已经开启了拉美一体化的机会。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会引发区域化过程,对于像拉美和加勒比海这样的文化独特区域而言,区域化是抵抗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最后,《从恐怖到希望:新自由主义的兴衰》一书提出了两个中心论点。第一个论点是强调要避免新自由主义思维。新自由主义试图回归18世纪所确立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断言自由市场是人性的产物,植根于人性中的聚敛本能。特别的一点是,自由主义体系与垄断行为格格不入,也与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特点的国家干预深化格格不入。
    如果说自由市场假定在19世纪尚有某种实际意义,即能够为世界经济施加资本的法则,那么,到20世纪尤其是21世纪,这种自由市场假定就是一个无用、错误的怪胎,它与事实发生着冲突。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未能指导人们提出前后一贯的经济政策。根据我对新自由主义做法的研究,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增加了赤字,反而招致了国家对经济的更大干预。
    与此同时,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有的制造着贸易赤字,有的则制造着贸易顺差,由此引发全球经济的巨大失衡。显而易见,财政和贸易失衡造成了货币失衡,并造成国际货币的大幅起落,这导致更加依赖国家干预,诱发垄断和投机游戏,如今的所谓自由市场实际上能够管控那些垄断和投机游戏。
    书中的第二个论点涉及强权政府和法西斯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内涵之间的关系。芝加哥大学那帮经济学家是通过智利皮诺切特政权而首次介入到现实经济世界的,这一点绝非偶然。同样,醉心于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撒切尔和里根政府在国内与工会运动发生了暴力冲突,它们竭力要摧毁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体制。
    我们通过细致的分析,证明了在国家恐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之间的直接关联性。新自由主义政策从工人那里剥夺了他们历史上曾经赢得的权利,借助国家政权的压制行为以及经济衰退中的经济压迫,当然也借助失业和绝望,大幅降低了工人的工资。
    1994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遭遇的困难正开始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内促使人们探索其他类型的政策,这也会强烈地影响到边缘和半边缘国家。中心国家竭力希望阻止曾导致1987年危机的金融部门扩张,那场危机中,美元大约贬值了40%,只得靠德国和日本采取自杀式政策,通过在世界市场上大举购买美元来防止其崩溃。因此,德日两国货币大幅升值,从而限制了其向美国出口的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欧元的创立和巩固,德国成为区域货币框架的主导力量。欧洲提高了自己的利率,以强化其经济体的强势金融化操作。美国则相反,实行继续贬值美元的政策,以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日本受到的影响最大,要想再在美国寻找投资机会变得不容易,更何况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反对声浪已经高涨。中心国家如今要限制资本流入,看看他们如何调整理论说辞。我们研究在国家内的帝国主义投资,中心国家曾称此为劣质经济学。日本经济现在只能重回亚洲,并成为所谓四小龙的主要市场。
    1960年代末的新国际分工,后来成了现实。但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亚洲在出现强大的一体化趋势,这将会增加亚洲的影响力。中国至今进入美国市场时一直受到打压。但无论如何,中国争得了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已放弃大半的美国市场。
    在全球经济的下一轮发展中,中国经济将赢得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巨大国内市场、稳定的政治领导、大胆的改革深化,将使中国能够充分利用尚存的市场空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新阶段作出调整的一个机会。中国将成为这一新阶段的产业中心,将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使原有工业地区无法与之竞争。中国因此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出口领先国,而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者。在中国快速迈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进程中,与生产增长相伴的应该是人们收入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将成为世界出口的目的地,尤其是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凭借中国的巨大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历史地位、文化传统、科技潜力,加之国家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对私人垄断的消除,中国将能够恢复其历史上的世界强国地位。故此,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势不可挡地走向深层社会经济战略与政策的重新定义

    20082010年危机:形势与结构

    我们现在来分析从2008200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新阶段。世界经济在试用了新自由主义繁荣期所施加的临时解决方案后,终于跌入了危机深渊。
    1、前已提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失衡引来了一个靠公共债务支撑的庞大金融体系,债务是由永久化的财政赤字酿成的。要想让金融体系维系下去,只能靠从生产部门大举转移资源,即转到这个由国家掌握的人造金融经济部门。国家资本主义已成为这一新资本主义秩序的根本支柱,所谓赌场经济植根于国家资本主义身上。
    2、当前的危机证明,当代资本主义需要输入数以巨额美元才能保证其运转。尚不清楚,社会还能在多长时间里愿意支持这项政策。新自由主义一直将这件事掩盖了起来,直到有关失衡达到了现有体制难以容忍之时,才不得不出来进行解释。
    3、当前危机存在两方面:它部分表明,自由市场所共知的实现平衡能力实际上失败了,事实上,它何曾有过这种能力,也永远不可能调节根本的经济过程。但另一方面,对危机进行让人印象深刻的报道却能搞乱人们的头脑,使之相信强烈的国家干预和赤字是必要的,有助于金融资本的生存,有助于防止一场据说将会摧毁全人类的体制性危机
    4、因此,他们为应对危机所启动的机制,恰恰是那些首先造成了危机的同样机制。他们不是采用新自由主义王国中所缺少的政府干预和必要调控,而是出台了一些有助于实现反周期平衡的表面措施而已。5、奥巴马总统宣布2009年财政赤字将达17000亿美元,到2013年将把财政赤字减少到约7000亿美元,而且届时美国经济将出现较为强劲的反弹。然而,可以明显看到,建立在这些机制上的经济复苏必然是有限的和不稳定的,只会在中期加深美国和美元的危机。日本在1990年代的先例对未来79年的美国具有特别的参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1996年以来一直设法大幅降低其币值并实行负利率政策,但即使这样也未能恢复其经济增长。
    6、同样清楚的是,虽然美国、欧洲、日本这三方要想维持最基本的经济复苏都困难重重,新兴经济体却高歌猛进,特别是因为随着社会运动的兴起和政治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在改善,使得国内市场得到拓展,这就更能支持经济增长。这一转型过程将为政治实验开辟道路,相信政治实验将变得更有创新性,从而控制长周期中新的下行阶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的周期因素却会使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控制跌入无比深重的持久危机中。
    7、但愿这时,资本主义将会寻得更有效的经济和社会解决方案,走到后资本主义或完全社会主义阶段。那样,就能开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该体系的基础是全球的文明、多元、平等、民主,从而能够避免野蛮的长周期效应。长周期效应将只会让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发展到新的萧条状态。危机揭示了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治理人类社会的缺陷。不过,意识到这种失败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有更好的生产方式诞生,也不能保证一定会出现进步的社会形态从而使我们能够过渡到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
    8、我们可以预期,以后的十年会是个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时代,但这有赖于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意识以及政治领袖表达并融合人民诉求的能力。
    我愿致力于多方合作,在新自由主义衰落的背景下,与各进步政府一起探寻替代性发展方案。同时,我致力于推进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批判,这将是更为抽象的工作,但十分必要。我希望能很快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以便为这个全球革命性转型时代提供新的动力,并提供必要的实践工具。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 otoniodos Santos)巴西著名经济学家。获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士学位,政治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教授,联合国全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协调人。已出版个人专著30部、发表学术论文19篇、出版合著40部。其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40多个国家出版。主要著作有《依附论》《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依附》《民主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和《区域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等。
    (本文系多斯桑托斯教授在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讲演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译)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44期,摘自2013323-24日《文汇报》)

     

  • 责任编辑:dujiao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