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走出城市管理双重“妖魔化”的困境,解开城管和摊贩间多年积累起来的疙瘩,首先政府——而不仅仅是一线城管队伍——对城市管理的理念须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从当前“为城市管理人民”转到“为人民管理城市”上来,在城市公共政策中把尊重、宽容城市居民特别是小商小贩等群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尊重小商小贩在城市里的生存权,将他们当作“服务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
湖北武汉一名城管协管员前不久与一个小贩“对跪”的照片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在当前城管被社会妖魔化和小贩被城管妖魔化的情形下,该协管员不是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对待小贩而是选择“陪跪”,正如其所在单位的负责人所言,“如果当天摊贩下跪而城管队员没有下跪,照片传到网上,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4月16日《京华时报》)
城市管理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难题,它跟中国处于转型进程以及政府的管理体制有关。目前的城管体制是由多年前的临时措施固化而来,它造成的结果是城管执法者与执法对象——城市流动者尤其是小商小贩之间的矛盾激化。为化解此种困境,近年来在一些地方陆续开展了执法方式的“创新”。如武汉城管最近几年就创造了列队举牌的“卖萌式”执法、围观静默的“眼神式”执法、予人玫瑰的“献花式”执法等,现在这个“对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最新的执法方式创新。虽然社会对此有所争议,但总的来说,相比过去那种野蛮执法、暴力执法,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下跪执法”能跪出什么?尽管执法方式变得文明和柔性了,但也只是外在形式的改变而已。城管和小贩的矛盾,以及城市管理的其他难题,本质上并不只是一个执法方式的问题。从城市管理的含义看,它不单单有执法,还有管理和服务,而后两者尤其是服务,是城市管理需要加强的地方。除此外,城市管理还涉及到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等。但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从政府来说,只是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一个强化城管职能的问题,而对于城管的职能,又简单地把它理解成执法职能,因而,在很多地方政府看来,所谓城市管理就是通过加强城管队伍建设并扩大执法功能来解决其存在的问题。
作为城市管理的载体,城管人员在城市秩序维护、城市综合管理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可如上所述,不能把城市管理的所有责任都让城管部门扛,如果这样,还要其他的社会管理部门做什么?事实上,城管部门和城管人员也扛不动不属于其职能范畴的事情,硬要扛,其只能采取粗暴的方式,这不但管理不好社会,反而会给社会制造麻烦。
所以,要为社会创造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城市管理难题,关键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城市主政者和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在改进执法管理的同时,更注重解决社会矛盾。它包括两方面:一是从城市管理本身来说,在改善执法方式,为执法注入人性的同时,更应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分量,以科学的管理和周到的服务来赢得民众对城管的理解和信赖;二是要加强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协调,争取从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就减少问题的产生和防止矛盾的激化与扩大。假如城市规划和建设本身就在瞎折腾,制造问题和矛盾,纵使管理这块做得好,也不过起着一种为前者“擦屁股”的效果。
因此,要想走出城市管理双重“妖魔化”的困境,解开城管和摊贩间多年积累起来的疙瘩,首先政府——而不仅仅是一线城管队伍——对城市管理的理念须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从当前“为城市管理人民”转到“为人民管理城市”上来,在城市公共政策中把尊重、宽容城市居民特别是小商小贩等群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尊重小商小贩在城市里的生存权,将他们当作“服务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把城管工作的着力点从管理转向服务,通过服务来解决城市管理问题。理念改变后,制度的创新就相对容易。
总之,无论是“卖萌”执法、“眼神”执法、“献花”执法,还是其他地方创造的“微笑执法”、“辩论执法”、“围观执法”、“静默队列执法”、“铁桶阵执法”等,抑或这次无意中创造的“对跪”执法,都只是城市管理中一些枝节的修补。目前不但需要管理技术上的改进,更需要对城市管理有一个本质的变革,而后者是一个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