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赤裸裸的所有分歧而言,两党领导人奥巴马和罗姆尼似乎就机会均等的重要性已经取得一致看法。8月份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奥巴马呼吁一个“无论你是谁,有何模样,来自何处,姓什么,爱的是谁,只要尝试就能在这里取得成功的美国”。同月,他又敦促最高法院维持公立大学的平权法案,鼎力支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始终是美国平等机会立法的这一支柱。几天之后,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保罗•莱思(PaulRyan)回应奥巴马的观点说:“我们承诺平等的机会,而不是平等的结果。”而罗姆尼也坚持认为,奥巴马“想要把美国变成一个欧洲式的福利社会”,而他的政府将“确保我们仍然是一个充满机遇的自由和繁荣之地”。
双方的竞选活动都选择强调机会平等,这绝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它早就是美国民族精神的中心,而且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所取得的主要成功之一便是在确保公民无论性别或种族都在其人生中获得大致相同的基本机会上取得了进展。如今,相比男性,女性更有可能从大学毕业,而且在就业和收入方面也赶了上来。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差距也已缩小,尽管并不太显著。
然而,这一成就一直是有两面性的。随着性别和种族对晋升变成了不太重要的障碍,早先的一个相关障碍--家庭背景又重新显现。今天,在境况较差的环境里出生的人在人生中获得的机会往往较少。
当然,并没有任何完美的方法可用来衡量机会。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看一下各种结果:大学毕业,较好的就业以及足够的收入。如果某个组别的平均结果远远超过另一组别,那么社会学家便可断定,前一个组别拥有更大的机会。比较各项结果并非是万无一失的,因为结果上的差异可能源自于努力上的差异。不过,一个人的努力本身就受到所遇各种环境的影响。
为了评估不同家庭背景人群的机会平等,衡量社会学家所观察结果的尺度就是相对的代际流动性--一个人相对于父母在收入阶梯上的位置。但社会学家并不拥有所需的关于相对代际流动性程度、时段变化以及原因的那么多信息。这些数据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分析师需要进行调查去收集有关公民收入以及生活环境其他方面的信息,随后对他们的子女以及孙辈等也进行同样的调查。在美国,这类最佳评估方法--收入动态跟踪调查--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才得以出现。
即便如此,社会科学家对某些基本点却有着普遍的共识。首先,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期间出生、家庭收入处于20%收入底端的一个美国人,他在成年时进入20%收入中端或者以上的机会大约为30%,而出生在家庭收入处在20%收入高端的一位美国人,他在成年时进入收入中端或者以上的机会则为80%。(在一个机会完全平等的社会里,人人都会有相同的机会-20 %-进入收入的各个等级,也有相同的机会-60 %-进入收入的中端或者高端。)这种差异意味着在家庭背景不同的美国人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机会不平等。
其次,机会不平等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加大了。这方面的数据是不容置疑的。考试分数、完成学业的时间、选择的职业以及父母及其孩子收入的有效汇总充分表明,这种机会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在不断缩小,而现在则在不断扩大。
再者,在历史趋势的一次急剧转向中,如今美国的机会平等还不如大多数别的民主富裕国家。看看与美国相类似的10个国家--富有且悠久的民主国家--的相关数据。美国的相对代际流动性要小于其中的8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挪威、瑞典和英国都显得不错。美国则同法国和意大利不分上下。
那么美国又是怎么落到这一步的呢?为何美国会这样而其他国家却没有这样呢?美国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右翼的标准方案是巩固家庭。而左翼偏爱的方案则是减少收入的不平等,但左右翼双方都支持改善教育。弄清楚哪个方案更好,就有助于了解这种新的机会差距的根源。
失去的机会成本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基于家庭环境的机会差异在稳步缩少。随着从前以耕种为基础的美国劳动力转向制造业,许多美国人都成了工薪阶层,这就使得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朝着收入阶梯的上端移动。小学教育已经完全普及,中等教育的规模也已经扩大。接着,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废除了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禁止大学新生录用以及人员聘用上的歧视行为,引入了为更多美国人打开经济之门的助学行动计划。
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移动。大量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似乎拉大了低收入家庭美国人与高收入家庭美国人之间的机会差距。首先,至少对某些美国人来说,家庭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与父母同住的贫困孩子的比例已经大幅减少,而富有家庭的这方面变化则一直不大。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约有88%与父母同住,相比40年前的96%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只有41%贫困孩子与父母同住,相比40年前的77%有大幅下降。这种情况损害了贫困孩子获取成功的机会,因为与父母同住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学校表现良好,不惹法律麻烦,保持持久关系,而且在成年后赚取更高的收入。
密集养育的现代文化--主要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一种现象--使得这种差距有增无减。低收入的家长无力花更多的钱购买充实孩子生活的商品和服务,如音乐课、旅游和夏令营。低收入的家长也往往很少给孩子读书,也很少在学业上为孩子提供帮助。他们不太可能为孩子制定并执行明确的规则和习惯,而且不太可能鼓励孩子在求学和工作上追求好业绩。
此外,在一代人之前,大多数学龄前孩子都同母亲一起留在家中。现在,很多人都进入了某种形式的托儿所,但他们经历的性质是不同的。富有的父母可以将小孩送到全国闻名的面向教育的学前班。而较贫穷的父母除了让小孩同一位住在附近、习惯于将其放在电视机前的保姆待在一起之外,也许再也别无选择。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带领的团队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儿童与富有家庭儿童之间在认知和非认知技能上的许多差距在进入幼儿园时就已经存在了。
孩子入读小学后,情况也无什么改观。近几十年,提供给公立基础教育(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资金(常常按学区而相差很大)更多了。但好学校与差学校在教育质量上依旧存在很大的差异,而最贫困社区往往有着最差的学校。根据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肖恩•里尔登所编制的数据,近数十年来,在考试的平均分数上,低收入家庭中小学生与高收入家庭孩子之间的差距一直在逐步拉大。在1970年出生的孩子中,高收入家庭孩子的数学和阅读测试分数平均要比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测试分数高出3/4的标准差。在2000年出生的孩子中,这一差距已扩大到了1.25标准差,比起白人孩子与黑人孩子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
部分是因为在高中结束时就已经远远落后,部分是因为大学已变得如此昂贵,所以家境贫寒的孩子相比其他人不太可能进入大学并完成学业。经济学家马莎•贝里和苏珊•戴纳斯基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长大的美国人的大学毕业率与80年代和90年代长大的美国人的大学毕业率做了比较。来自高收入家庭、获得4年大学学位的年轻人比例从第一组别的36%提高到第二组别的54%。可是,低收入家庭的比例仍然几乎持平,只是从5%提高至9%而已。
到了该工作时,情形也并无好转。低收入的父母往往缺少有价值的关系来帮助孩子找到好工作。出身贫困家庭的一些人由于英语能力不足而进一步受到限制。收入较低人群的另一个劣势是,美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监禁大量年轻男性,包括许多因轻罪而入狱的年轻男性。犯罪记录让人获得一份有体面工资的稳定工作变得愈加困难。一些事态的发展,包括技术进步、全球化、制造业就业的丧失,以及工会势力的没落,已经减少了需要有限技能和中产阶级薪资的工作数量--正是那种曾将较贫困的美国人转变成中产阶级的工作。
最后,配偶选择上的变化也拉大了这种机会差距。根据社会学家克里斯蒂•施瓦茨和罗伯特•梅尔的研究,来自境况较好家庭的人往往不仅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和获得收入较高的工作,而且相比以往也更可能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或同居)。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机会差距近几十年来已经趋于扩大。若不加以控制,这种趋势不仅可能抵消美国在性别与种族平等上所取得的进步,而且有可能预示着未来会出现深刻的和顽固的阶级分化。
断言这种很高且不断加大的机会差距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一个不幸却又属必然的结果,这也许很容易。而与这种反应相关的问题则是其他富裕民主国家却做得更好。美国已失去了作为一片充满机会的大地的历史特性。但至少还有一些好消息: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表明,若有正确的政策,美国也能够做得更好。
弥足珍贵的家庭
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更多的钱。教育政策专家格雷格•邓肯等人发现,对70年代和80年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来说,家庭收入在他5岁前仅仅增加3000美元,就能使他在长大后的收入增加近20%。这一发现表明,区区几千美元的现金转移就能给孩子带来意义重大的毕生帮助。大多数富裕国家,包括在机会均等上做得更好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提供一种全民的“儿童补助”。例如在加拿大,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每年能得到约3000美元的补助,有两个孩子的低收入家庭则能得到6000美元以上的补助。而美国只有一种差强人意的补贴--儿童税收抵免,向每个孩子每年最多发放1000美元的补助。此外,拿到这笔钱还要视提交的联邦纳税申报而定,但并非所有低收入家庭都进行这种申报的。
其他的解决方案包括华盛顿对家庭生活的干涉。相比拥有类似数据的其他富裕国家,美国由亲生父母带大的小孩数量较少。为了矫正这一点,罗格斯大学全美婚姻项目共同主任芭芭拉•怀特黑德和戴维•波普诺等人都建议努力推动婚姻。但社会学家凯瑟琳•埃丁等人完成的研究则表明,这项战略是错位的。因为比起过去,今天的女性对婚姻的需求较小,而对婚姻的要求更高,因此受过更好教育以及境况更好的人倾向于花更多时间在工作岗位上有所建树和找到好伴侣,这种情况提高了婚姻(或者同居)持续的可能性。他们也推迟生育孩子的时间。而在较为贫困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中,即便看不到令人满意和收入不菲的前景,在10多岁或20岁出头时就有孩子乃是常事。她们不太可能同伴侣长期呆在一起:她们不太有时间在个性上趋于成熟并找到一个能共处的人,她们的伴侣更有可能有脆弱的财务前景以及偏爱传统的性别角色,而孩子的存在加剧了财务以及人际关系上的紧张状况。鉴于这一切,说服更多有身孕的低收入年轻夫妇结婚是不可能产生很多持久关系的。
真正的进展可能在于让贫困或受教育少的妇女晚育。这种情况最终是会出现的;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青少年生育率一直在不断下降,尽管下降很缓慢。就此而言,华盛顿(或者任何其他政府)加快生育率速度的手段是很有限的。正如布鲁金斯学会政策专家罗恩•哈斯金斯和伊萨贝尔•素希尔所建议的,最好的手段也许是开展宣教活动,强调“成功序列”的各种好处:先是接受教育,然后是稳定的工作,接着是结婚生子。
养育实践又如何呢?它对儿童期发展会有明确效果吗?虽然鲜有美国人支持政府广泛介入家庭生活,但华盛顿和各州政府能够设法改进养育质量的一个潜在可行之法就是为护士或辅导员家访支付费用以及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育儿培训。让人们改变自身行为以及惯例是极为困难的,因此,这类项目的收效必然是不大的。但社会学家弗兰克•弗斯滕伯格最近在接受有关手头研究的一次访谈中表示,有证据表明对中学生或更小孩子的父母传授养育经验的计划有助于他们做好孩子的入学准备,也有助于改善孩子的在校表现。
取得好成绩
鉴于改变家庭生活很难,所以改进学校质量依旧是美国协助弱势儿童的主要工具。针对自身的种种不足,公立学校通过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来促进机会均等化。暑假期间,相对于更为有利的同龄人,中低收入家庭孩子的认知能力往往会退化。换句话说,如果不去另外上学,那么这些孩子可能会远远落在更后面。
一个普遍能够承受的儿童保育和学前教育体系能够帮助缩小人生最初几年就出现的能力差距。此外,这将会促进父母的就业,从而增加家庭的收入,这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举两得。北欧国家提供了一些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些国家引入了带薪产假和政府资助儿童保育的制度。今天,早教老师所接受的培训以及薪酬足以比肩小学教师。早教费用顶多占到家庭收入的约10%。相比美国,这些国家国民的认知能力、完成高中和大学的概率,以及最终在就业市场上的成功往往较少取决于家庭的财富和结构。
过去20年,美国也在州一级层面上掀起某些运动来扩大儿童保育和教育体系。现在,大多数州都有了全日制的公立幼儿园,而某些州已给4岁小孩增设了公立学前班。但这种进展始终极为缓慢,而且在最近几年里因州的收入不足币遭受了挫折。来自华盛顿的援助将会对此有相当大的帮助。
大学对均等化的作用再怎么说也不为过。在出生时家庭收入处在20%收入底端、但获取4年制大学学位的美国人中,有53%的人最终进入了收入中端或高端,已经十分接近机会完全平等下60%的几率。在帮助弱势家庭孩子负担大学费用上,华盛顿还需要做得更好。美国各州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为8000余美元。在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上四年制公立大学则是免费的。根据经合组织提供能数据,在这些国家,一个人即使父母未完成高中教育,但他上大学的几率仍介于40%-60%之间,而美国却只有30%。
对工作的影响
就业是下一个挑战。首先,较容易做到的是:鉴于犯罪记录会阻碍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非暴力犯罪所采取的惩罚措施。根据社会学家布鲁斯•韦斯特的研究,过去10年,减少监禁转而采取其他惩罚(诸如罚款和社区矫正项目)的州与增加监禁的州都经历了犯罪减少的情况。如果其他州也这么做的话,那么美国就能避免不必要地损害大量弱势家庭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扩大的趋势伴随着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中等收入及以下的小时工资在经通胀调整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创造了大量新的工作,尽管工资停滞不前,但却使得很多女性加入了劳动大军,从而帮助许多家庭增加了收入。但到了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就业增长停止了,随后的经济衰退以及缓慢的经济复苏给非技术熟练工人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2007-2010年间,年龄在25-54岁、未完成高中学业的男性就业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
虽说美国经济最终将会重回正轨,但却不会自动增加工作和提高工资。中等及以下收入水平的工资增加仅仅出现在90年代后期。使得这个时期与众不同的是美联储让失业率下降至4%,远远低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通胀率加速将会达到的那个水平。如果美国真想回归低失业率,那就需要在美联储踩刹车之前再一次允许工资大幅上涨。
然而,指望这一点是很愚蠢的,因此美国最好考虑选择替代性战略。一个有用工具可能是所得税抵免。现在,所得税抵免每年向年收入不到5万美元的家庭提供最高为6000美元的补助。这虽然是有帮助的,但对无子女的人来说,这种抵免额总计不到500美元。这一群体--收入低而且无子女的年轻成人--包括了许多在弱势环境下长大的美国人。如果经济增长但工资不涨,那么美国可以而且应该更大幅度地增加这些人的收入。
在过去一年中,一些评论员包括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提出,大力扭转收入不平等能提高美国经济的流动性。毕竟在有着可比数据的那些国家中,收入不平等较少的那些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相对代际流动性。美国在一代人以前就已处在收入不平等的高端,而且自那以来甚至走得更远了。
然而,要求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呼声并无助于确定应当推行哪些政策。请考虑以下三种可能性。首先,设想华盛顿对彻底降低工资差异进行立法的情形。这肯定将会减少收入的不平等,也会减少机会的不平等:至少对处在立法期的第一代人来说,即使他的能力同父母相似,但收入却不会相似。但这样的重大步骤是不太可能发生的,部分是因为鲜有美国人会支持它。第二,假设美国对收入最高的1%家庭提高所得税税率,并对中产阶级家庭降低所得税税率。这样的举措虽然能减少收入不平等,但却根本无助于改善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各种机会。第三,假设美国对所有家庭提高所得税税率,并利用这种税入来资助早期教育。这一步骤虽然无助于从根本上反击收入不平等,但却可以大大增加机会。总之,减少收入不平等对于减少机会不平等来说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充满机会的大地
美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应该从自身历史中汲取教训。华盛顿过去使机会更加平等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借助平权法案。平权法案虽然是一项没被许多其他富有的国家所接纳的战略,但在美国却有着可靠的追踪记录。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平权法案的大学录取和招聘项目已为女性和少数种族群体扩大了机会。
如今,来自各个派系的观察家,包括左翼世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理查德•卡伦贝格以及右翼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查尔斯•默里,都赞成将平权法案的重点从种族和性别转向家庭背景。强调家庭背景将会继续不对称地影响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孩子,因为他们更有可能来自那些低收入家庭和其他劣势家庭。确实,比起传统的基于种族的平权法案项目,这些项目会更多地帮到贫穷的非裔和拉美裔孩子,而受益的主要是这一群体中的中产阶级。
为响应关于入学种族平等的各项法院裁决和公民投票,包括加州和得州在内的一些公立大学已经朝着这一方向转变了。做法之一就是保证州内公立高中10%成绩最好的毕业生自动入读本州的某所公立大学。这种做法有时是有帮助的;在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贫困家庭的学校里,毕业班里10%成绩最好的学生必然会包含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一项更直接战略是各高校将家庭背景视为申请人的不利条件之一,并纳入申请人排定名次的标准之中。
但如何说服雇主使用这种直接方法呢?半个世纪前,联邦政府授权公立机构及其签约企业施行平权法案。为了解决新的机会差距,现在它可以做同样的事。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在经济机会均衡化上已迈出了很大的步子。这种进步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它是在政府的推动之下发生的。但在最近几十年里,不同家庭背景的美国人的机会差距已开始拉大了。幸运的是,美国的经历以及其他富国的经历显示,美国面对各种经济和社会变化并非是孤立无助的。没有任何万灵药;真正的解决方案可能包括政策和社会方面的大量变革。即便如此,美国也并不缺乏补救方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45期,摘自《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 责任编辑:t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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