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迄今为止最伟大而深刻的历史进程。这场波澜壮阔、席卷全球的发展与变革浪潮,引发了从欧洲到美洲、亚洲、非洲等地区和国家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人,如今正在经历这场伟大变革,正在体验社会急速变迁所带来的惊喜、焦虑、失落乃至沮丧等等复杂的社会心态。当今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及其嬗变作为数千年一遇的社会变迁的产物,在引发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的同时,也日益吸引着学者们的关注目光。“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中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是社会群体成员共享的心理现实性和社会现实性”,①藉此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给予正当性的评价。因此,对社会变迁中社会心态的关注和把握,不仅关乎我国社会变迁与社会稳定问题的解决与否,而且关乎十几亿中国人拥有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可能与现实。

     

      一、社会变迁与社会心态: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有关社会变迁与社会心态的研究,始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至今已有了众多的学术成果和经验总结。早在1856年出版的托克维尔深思熟虑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已被公认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经典,其政治结构分析、阶级分析、长时段研究方法以及对社会变迁与社会心态关系的揭示不仅影响了年鉴学派的开创性研究,而且启发了社会学家对相对剥夺理论的深入探讨。

     

      心态曾是传统史学拒不承认的研究领域,却成就了年鉴学派的历史贡献。作为新的史学范式,心态史研究为认识人的心理活动、集体意识、精神状态与其物质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方法,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最早实践心态史研究的是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尚未创立的20年代,布洛赫已致力于通过对中世纪国王治病巫术的考察,揭示该时代的王权崇拜心理机制与社会心态。费弗尔则系统阐述了心态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其倡导的对人们观念和精神状态所作的集体心理分析研究在六七十年代发展为精神状态史研究的“新史学”。尽管对精神状态史研究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多数史学家均将精神状态视为构成历史现实的主要因素和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②迪比、芒德鲁、拉杜里、勒高夫等人以其各自的学术成就促进了心态史学的繁荣。融合了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心态史学,其主旨是以历史分析为视角,将个人、群体与社会,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发现在有史以来的社会变迁中那些曾经被遮蔽、被忽略却左右或影响着历史进程的社会心态及其精神和意义世界。

     

      作为对旧制度崩溃新社会诞生的回应,社会学与生俱来便负有探索和认识社会变迁如何发生为何发生的历史使命。涂尔干以对社会变迁中的失范现象——自杀行为的实证研究确立了社会学学科的独立性与合法性,揭示了个人行为与集体意识、集体行动之间难以逃脱和拒绝的联系。韦伯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和思想观念在近代社会变迁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勒庞对法国社会及法国大革命期间群体心理、特征及其表现的研究被视为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的鼻祖。其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将群体心理视为个体意识消失之后发生本质性变化的一种集体心理,是受无意识因素支配的具有宗教情感的非理性存在,它既创造历史功绩也制造可怕灾难。勒庞的研究对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布鲁默认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源于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不安,并将社会结构因素引入其循环反应理论。③20世纪40年代末斯托弗通过对二战期间军队士气与晋升关系的调查研究提出了“相对剥夺”概念,墨顿将其发展为参考群体理论: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个体或群体并非依据绝对、客观的标准来评价其利益得失与社会地位,而是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进行比较,由此产生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6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卢西曼系统运用相对剥夺和参考群体理论研究社会不平等态度,斯梅尔塞将社会运动视为多因素决定的加值理论,扩展了社会变迁、社会运动与社会心态研究的视角,但其中的结构性怨恨和一般化信念两个因素以及视社会运动为非理性的看法仍然继承了社会心理学的传统。70年代格尔运用“相对剥夺”概念,探讨了“挫折—反抗机制”,指出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强。根据价值能力和价值期望之间的不同关系,格尔定义了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和发展型相对剥夺感三种类型,以解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及其特征。④

     

      社会学自创立伊始,便致力于揭示社会变迁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互动机制,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总结,始终以问题意识为关照,以社会探究为指向,以人性与社会秩序为主题,关注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冲突、社会运动及其革命,关注促使其发生的社会心态及其作用,关注历史和现实所给予的经验与教训,这样的研究其价值在于通过探寻人类已知的过去进而知晓未来的变化以此把握今天的命运。由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学与历史学达成了学科交流与互惠的有效平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也藉此获得了可资借鉴的知识成果与学术遗产。

     

      二、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的命题

     

      正如勒庞所说,“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难——这是个极严重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⑤。对于任何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国家,社会变迁与社会稳定始终是构成巨大压力的挑战性难题。纵观现代化的世界性进程,伴随着社会变迁所至的社会骚乱、动荡乃至暴力革命,出现在从欧洲、亚洲、美洲到非洲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当法国大革命的硝烟尚未散尽时,托克维尔已经开始了对大革命原因和后果的思索与分析,并因此开拓了研究大革命的另一种途径和方法。这种新的思路集中体现在两大总结性命题上:一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的命题,阐释改革与革命之间的历史吊诡现象;二是“革命不仅是旧制度的结果,而且也是旧制度的延续”的命题,揭示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内在继承关系。上述反常规解释,几经检验,自成一家,既受誉于其时,更在历经百年之后重现出思想的价值和光彩。

     

      革命源于旧制度政府改革的不彻底性,这是托克维尔独特的发现。始于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将原本属于贵族拥有的地方管理和统治权限日益集于自身,同时给予其免税作为补偿。然而摆脱了领主制的农民,却不满于权力与义务不对等的贵族特权,甚至对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也发起质疑。由此所造成的事实便是“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⑥。当贵族阶级不再成为掌权阶级而具有种姓特征时,它不仅隔断了与农民的联系而且也疏远了资产阶级,而不是像它的近邻英国那样与资产阶级发生紧密的联系。农民被抛弃在农村承担着各种税役,资产阶级缺乏参与管理城市和公共事务的自由,教会在世俗事务中俯首帖耳,司法的独立性在废除高等法院之际已不复存在。专制王权以官僚统治的方式日益控制国家和社会,原本地方性的问题不经意间成为全国性问题。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出路以拯救国家。一个专制而割裂的社会,人们尽管彼此相似却彼此孤立,既组织不起力量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力量援助政府,作为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君主制的大厦便顷刻间毁灭。⑦

     

      及至路易十六所谓繁荣时期,政府一方面面临财政困境,但税收体制的改革却遭遇享有特权的上层阶级的强烈抵制;另一方面鼓励发展经济,进行公共建设事业,成为国内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和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紧密混合,致使人们发财致富的欲望大增,而专制政府财政管理的不善却由公共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灾难。试图消除社会政治弊端,减轻下层民众负担的各项措施中途而废,又激起民众的不满情绪。政府滥用权力实施改革,侵犯私有财产,采取市场管制措施等,更进一步激化矛盾,工商业资产阶级最终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者。一旦司法行政改革打乱原有权力秩序,使所有法国人人心浮动,“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⑧。对此,托克维尔意味深长地总结道:“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⑨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托克维尔这一有悖常识的发现,揭示了社会变迁与社会心态之间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启发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社会心态和“相对剥夺”及“参照群体理论”的深入研究。以研究法国大革命著称的史学家勒费弗尔,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是在《1789年的大恐慌》中对大革命爆发时社会心态所作的深刻洞察。以相对剥夺理论为基本思想,提出解释革命爆发“J—曲线模式”的戴维斯,自认托克维尔所揭示的革命现象正是其研究理论的出发点之一。

     

      托克维尔对大革命与旧制度内在联系的命题,来自于他对大革命和旧制度所做的社会学、历史学的比较研究和分析。他深信,法国人民“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⑩。这就使得法国大革命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第二阶段,他们却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是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在他看来,革命只是以突然的方式完成了需长期才能完成的事情,正因如此,托克维尔内心一直怀有对大革命的深刻忧虑。当发动大革命的一代被摧毁或丧失锐气时,当革命的发展偏离了它的常轨时,拥有整套规章制度的旧制度很容易在新制度中重新确立,并为专制制度提供方便。对此,托克维尔感叹道:“统治者跨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11)旧制度强调中央集权,革命则加强并改善了中央集权;旧制度已削弱了封建势力,革命则完成了它未竟的事业,这就是“革命不仅是旧制度的结果,而且也是旧制度的延续”命题所表达的内涵。在此,托克维尔向我们揭示出改革与革命看似对立的表象之下所深藏的内在关联以及新旧政治文化在传承与决裂之间的相互纠葛。其“忧患意识”给予我们的警示在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既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变,也是传统因素与现代性不断冲突、对立、纠缠与转化的长时段过程。改革与革命仅仅是变革的方式不同,而非变革的根本所在。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变革中的国家和人民如何以其远见卓识在发展与进步的道路上保持社会变迁与社会稳定的协同性与平衡性。

     

    三、现代化与暴力:亨廷顿的研究

     

      尽管托克维尔的命题是就法国革命而言,但是20世纪以来的全球现代化浪潮,使得经济发展与动乱、革命的内在关系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所证实,其普适性价值格外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塞缪尔·亨廷顿所做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的论断,可看作是托克维尔命题的现代表述。

     

      现代化与暴力的关系基于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普遍现象的揭示,其研究表明,贫穷与暴力并非天然地具有内在联系,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到20世纪中期,所有传统社会都变成了过渡性社会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正是这种遍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促使暴力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与此同时,向现代性进展的速度越快,政治动乱也越严重。与英、法、美等国实现现代化历经几个世纪相比,发展中国家的速度大大加快。不仅传统的生活方式分崩离析,而且国家面临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同时变革的压力,一旦政府未能满足民众日益提高的期待,不满和抱怨便不期而至。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媒水平的提高,增强了人们的愿望和期待,教育的普及对政治的稳定有着明显的冲击。经济增长一方面促进物质福利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却以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和政治的动荡。由于过渡型社会满足民众渴望能力的的增进比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将产生社会颓丧和不满。如果持续增长的经济急转直下,往往就会爆发革命。同样,经济发展如果带来的是分配和收入的不平等,也会成为刺激造反的因素之一。(12)简而言之,当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不能被及时有效地加以接受和消化,往往导致社会动荡、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

     

      亨廷顿的上述研究使托克维尔总结法国历史的命题具有了普遍性意义,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乃至今天的阿拉伯世界革命等均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不同的版本。历史和现实一次次地告诉我们,在一个急速变迁的传统与现代性猛烈碰撞的社会中,社会变化与社会适应是如何地难以协调和平衡,而由此导致的以相对剥夺感为特征的社会心态又是为何产生并引发社会的混乱、动荡乃至革命,暴力革命又是如何锻造不出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么,暴力是不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驱之不散的梦魇和无法摆脱的宿命呢?亨廷顿的研究同时表明,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现代化与暴力虽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陷阱,但也绝非必然。关键是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对社会变革要求的反应能力和接受能力,只有当社会变化不能被及时地制度化时,社会变迁才会成为大革命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温床。(13)在现代化的早期,当面临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信仰及行为方式之际,需要权力的集中。当社会和经济的变革导致新的团体要求加入到政治体制中时,就需要权力的扩大,创立一个现代体制。接下来该体制就会面临参政团体进一步要求分散权力并在各团体与机构之间确立相互制约的制度。上述每一个阶段都是对政治体制适应能力的挑战。(14)有效应对了上述变化的国家和地区,暴力便不再是现代化的孪生兄弟。

     

      托克维尔和亨廷顿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变迁与社会心态复杂而紧密的关联。尽管以社会心理学为视角的传统理论,受到了新发展起来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批评和质疑,以摩尔为代表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国家理论,也没有为其留下多少立足之地。(15)但忽视社会心态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与盲目夸大其作用一样,都是对历史学洞察力和社会学想象力的一种损害。事实上,无论是托克维尔还是亨廷顿,在他们考察社会变迁与社会心态关系时,并没有将社会心态视为导致社会变迁的唯一因素,两人都是在国家与社会结构的视角展开其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社会心态只是社会变迁以及变迁方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可是与社会心态相关的结构性要素或条件一旦具备,社会心态就会成为导致社会动荡、社会运动甚至革命产生的发动机和催化剂。这样的分析框架,既避免了传统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局限性,又提供了从宏观结构到微观心理相沟通的可能性。托克维尔和亨廷顿对社会变迁与社会心态所作的深入考察和经验总结,以其相隔百年却相得益彰的研究,既成就了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也创造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王俊秀、杨宜音主编:《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2页。

      ②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导言》,载保罗·科利:《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324页。

      ③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28页。

      ④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466287881页。

      ⑤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⑥⑦⑧⑨⑩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317123421029页。

      (1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40页。

      (12)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3754页。

      (1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300页。

      (14)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31132页。

    (15)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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