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无一个是男儿”,是中国五代后蜀花蕊夫人的《述国亡诗》中的一句。该诗全文是:“大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一个妇人,感于国破家亡之痛,万般无奈地写出这首《述国亡诗》,打动世世代代许多中国人,流传至今。
这首诗对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印象深刻。他引用“更无一个是男儿”,来表达他对执政70多年苏共的轰然倒塌的心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况且,后蜀与苏联无法相比。后蜀是中国千年以前的一个小国,甲兵不过14万。小国寡民,与对手力量悬殊。“大王”把降旗竖于“城上”,也是无奈之举。而苏共则全然不同。手握武装到牙齿几百万大军,有着历史悠久强大的国家机器。克里姆林宫的“大王”,也不曾在宫墙上挂出什么明显的旗帜。无法释疑的,竟然发生全军几百万人“齐解甲”的事。没有外来战争,也没有真正的社会革命,一个大党,一个大国,竟然轰然倒塌于一瞬。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值得世人深思吗?
说”更无一个是男儿“,苏共某些领导人听了,可能觉得太刺耳,不好接受。他们一定要会辩白说,当年”八•一九“,我们不是成立过一个“紧急状态委员会”吗?总应算是曾拼命抢救苏共的“男儿”之一吧。
是的,确有此事。
但是,你们太晚了。天时、地利、人和,哪一方面,都不在你们那一边。特别是,你们找错了人。想抬出一个人物当招牌。而这恰恰这是一个完全不具备“男儿性格”的人,是无法扶起来的“阿斗”。大难关头,他“一拉稀”,把你们出卖了。于是你们就全盘输了个精光。只好自杀的自杀,入狱的入狱。不知道你们是“有勇无谋”,还是“无勇无谋”。总之,你们用你们的失败,掀开了苏共“谢幕”的大幕。
当然,把苏共的垮台全推在你们身上,那是不公正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失败由是由当时苏联国内小环境和国际大环境决定的,你们只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倒霉地充当了一个悲剧的角色。
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目前虽然兴旺,但不能高枕无忧。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兵不血刃”,波澜不惊的结局,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探究。
我认个人为,苏共最后时刻的到来,必须承认它是内因、外因、远因、近因,各种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各种原因之间会有主次之分,作用大小之不同。
如果做一个总体综合评价,我认为苏联解体远因、近因、内因、外因都有作用,但应以内因和近因为主。篇幅所限,这里姑且不展开讨论。
但内因、外因、远因、近因的作用虽有主次大小,但都是客观存在,是历史的真实。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对某个因素随意排除,对某个原因无限度拔高。这就会导致历史的失真,得出错误的结论。
苏联整个历史进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分别组成的各种正或负的能量,一直在苏共体制内较量,导致了过程的进退起伏。在某个时间点上,出现了历史的“拐点”。负能量占据了优势,大方向逆转,一直到“最终结局”的出现。迫使苏共黯然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教训是残酷的。
在这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许多人都在其中扮演着或大或小的历史角色。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简单地拎出那一个个人,或那一种行事,某一政策的实施,不摆在当时具体的时空条件中,无限延伸,无限放大,将其解释为唯一的、根本的直接原因,是机械唯心主义的主要表现方式,为害很大。
苏共执政长达74年。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各个阶段。他们在位时都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管能力大小,资质高低,功过如何,都是大权在握,日理万机待理。
苏共终于走到这一步,是有迹可寻的,有其必然的的原因和规律,绝不是各种“偶然”的堆积。
此前,我国有位曾是驻俄罗斯最高级外交官的同志,以他本人苏联和俄罗斯20年的经历与认识发表过一篇题为“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思考”,纵论苏共的历史,内容“丰富”。但有些观点却值得推敲。
在论及苏共垮台的原因时,他对1991年是否该有苏联“男儿”出面抗争,并不在意。并且认为即便抗争,也是“不识时务”,逆势而行,不足为训。
他对苏共解体基本判断是,“有着2000万党员的大党,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党,整个党随之溃散的恶果,一定要追述到上世纪20年代初期的斯大林。他说,“苏联的危机实际上是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的苏共”。这才是苏共解体的根本原因。又说“战后各国实践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的潮流”。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模式不仅在苏联是错误的,在整个世界范围也是逆人类社会发展的的潮流的,放之四海皆错的大问题。
窃以为,斯大林当年的历史功罪自可评说,斯大林对身后的恶劣影响也可追究。但即便斯大林神通如何广大,罪孽如何深重,他毕竟死了近40年。他制造的“模式”,如何能够“穿越”近40年的时空,从他身后大权在握的历任苏共各位第一把手头顶上跨过,如入无人之境,直接把苏共弄垮,似乎没有讲清楚,缺乏详尽地、具体的、有根有据的交代。
作者对斯大林的后任的功过似乎懒于浪费笔墨,只是简单地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而且又“恰恰是苏联体制的产物”,学识有限,难有作为。此外他对于赫鲁晓夫则专门突出谈了他认为赫鲁晓夫突出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
我们一般认为,赫鲁晓夫作为苏共第一书记,在反斯大林、反斯大林主义上,是十分卖力的。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功不可没。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不谈其他,却要专门深追究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不够“根本”、不够彻底、不够到位的罪恶?
我特别想知道,在作者心目中,怎么才能算是根本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他包括哪些“内涵”。赫鲁晓夫的重要“差距”,到底是些什么?
在改朝换代后,俄罗斯当今对“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即便还没有达到“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要求,也应该说是被摆脱得八九不离十了。但俄罗斯社会现令大多数人满意吗?崭新的社会出现了吗?文章作者本应给予令人可信的回答,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夸夸其谈,以很不充实的论据,凭空一下子推出一个天大的政治结论,是相当危险的。有什么必要把根本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提到高于一切的地步?
我觉得作者最不严肃之处在于,他把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或根本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当做中国是否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绝对前提条件。说什么“中国正处于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抛弃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断言中国的特色就是不要苏联特色,就是去“苏联化”。
果真如此,建议党中央立即在全党,全国开展一个轰轰烈烈“去苏联化”的全民运动!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严谨的科学,来不得半点随意性。斯大林是个历史人物,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所谓的“斯大林模式”的恶劣影响也许确实不小,有必要把它无限延伸与放大吗?中国共产党存在了72年,是个历经风雨,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党,对自己的抗病能力有一定的信心。就算是认为“斯大林模式”真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也只需要正确对待,给予恰当的医治。作者同志可以有权喊“狼来啦”,也可以认定斯大林就是“狼”。但世界上其实还或有其他许多“狼”没在你的视野范围内,也应认真加以防范。不要眼睛只是专盯着你认为的那匹“狼”,疏于防范,中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声东击西”之计。(2013年4月24日)
- 责任编辑:t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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