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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了”
  •  2013-05-22 09:27:16   作者:李昌金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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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了”(2013-05-20 22:01:06)
     

    ——访“宜黄官员”李昌金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李昌金曾经的一个举动,在网络与媒体世界掀起了一阵远比波澜更猛烈的惊涛骇浪,他以“慧昌”的笔名投书媒体,在媒体的加工下,这个《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来信的作者身份,变成了“宜黄官员”,其文章被提炼出“没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人人都是强拆的受益者”等观点,从而为千夫所指,加速了其传播速度。但事实上,李昌金只是江西宜黄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县政协委员,虽然身在体制内,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而且还是一个三农研究者,对三农问题有着深切的关注,还是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其实冷静理性的看这个来信,不管它的观点如何,不能否认其代表了一部分体制内者的真实看法。先不管观点如何,各种真实的看法有机会表达出来,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其实是一种好事,只有都充分地表达了意见,中国才能又有机会达成一种社会共识。如今两年过去了,在剑拔弩张的嘴仗平息之后,南都评论记者找到了文章作者李昌金,回过头再重新探讨与思考文章的说法,以及交流他对于当下中国农村的现状的各种看法。

     

    “‘慧昌’就是戳穿皇帝新装的孩子”

     

    南都:您为何的投书媒体?如果现在回头看,您还坚持当时的看法吗?您对随后的社会反应,预估到了吗?

    李昌金:最直接的原因是对网络媒体舆论一边倒不满;对一些专家学者信口雌黄地评论不满;对一些记者为了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抓住政府一点可钻的空子随心所欲、无限发挥、上纲上线,全然不顾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不考虑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不满。深层次的原因,是试图通过对这一全国关注事件的解读,在国人面前撕开一道口子,让国人看看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和地方发展逻辑,尽管看上去是那么血淋淋的。

    老实说,我曾写过两个版本的“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一个平民版、一个官方版。宜黄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我先是站在“民”的立场写了一篇《透视》,但当我写好后准备投稿时,发现形势不对,宜黄事件在一些记者推波助澜下,舆论“一边倒”声讨县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我改变初衷、调转笔头,改站在“官”的立场写重写《透视》。不过,尽管版本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和维护的对象不同,但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

    《透视》一文的观点凝聚了本人十多年来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深入思考。遗憾的是太多的网民读不懂我文章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让那句被媒体记者单独拎出来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牵着鼻子走。

    至于社会反映可谓“预料之处、情理之中”。因为,真相总是让人很难以接受。正如,网友“红土地”在他的《“宜黄来信”乃沉默的爆发》所写:“慧昌”就是戳穿皇帝新装的那个孩子。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美好的想象里,巨大的经济成就膨胀了人们的信心,他们忘了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忘了民主人权自由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他们以为西方民主人权自由在当下的中国就能实现。因此,他们对映入眼帘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残酷事例接受不了。所以,“宜黄来信”这个天外之音所引发的石破天惊的效果也就不足为奇……

    南都:您被解读为宜黄官员,对这个外界赋予的身份您认同吗?还是这篇文章是一个集体观点,您只是一个执笔者而已?

    李昌金:“宜黄官员”是一些媒体记者为吸引读者眼球给我的标签。其实,作为一个地方八品官员,准确地说,我这种边缘化的、有职无权的官谈不上“官”,当然也没人把我当“官”看,充其量就是拿所谓“正科”工资的公职人员。因此我代表不了宜黄官方,当然,宜黄官方也没有给我这个授权,所以我的言论只代表个人。正如你所说,那篇文章发表后,很多网民认为这一定是枪手所为,或者是一个写作班所为,并认为一个县级官员不可能有这种水平。其实只要对中国官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当地出了影响全国的大事,主政者不可有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来写文章为自己辩护、跟媒体叫板,因为这是官场的大忌。

    我这类自诩为忧国忧民的人,在体制内通常会被看作“另类”, “不拘一格降人才”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个传说。思想者总是孤独的,何况是在江西一个旯旮小县?因此,除了“自耕自作”外,别无他法。

    不过,虽然我的身份不足以代表“宜黄官员”,但对媒体赋予的“宜黄官员”的角色,我并不反感,我很愿意代表宜黄官员发声,甚至代表所有基层干部发声,因为我要让那些妖魔化基层干部的看到,基层干部并非都是他们想象那种只会鱼肉百姓、无所作为的酒襄饭袋,他们当中,不泛一批有思想、能作为,忧国忧民、铁肩担道义的仁人志士。他们与农民的感情最深,也最同情他们,这方面一定不亚于那些成天以“维权卫士”自居所谓专家学者。无疑,基层干部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官民之间应当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

     

    南都:据您自己的了解,您所说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现较大部分体制内官员的真实认识?

    李昌金:我认为大凡那些深谙中国国情、有较长农村生活、工作经历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广大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会支持我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因此,当《透视》一文在网上引发争议后,一些我熟悉三农专家、基层干部等纷纷通过发表文章或打来电话,对本人行为及文章观点表示支持。湖北省一位市领导坦言:“我敢说国家大多数的重大工程,都是强拆做成的。”近两年多来,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文章观点。

    南都:在宜黄事件包括其他的政府强拆事件中,您认为为何公众都习惯性地站在被拆迁者一方?

    李昌金:那是因为人人都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借此获得一点可怜的道德优越感,借以逃避残酷的现实。因为在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被拆迁户显然是弱势的一方,从心理学上来说,在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种追求崇高的愿望,而同情、支持弱者便能满足这种愿望。还有就是仇官心理作祟,通过指责政府、同情被拆迁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渲泻这种仇官心理,从而获得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并且这种指责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其实,公众对于事件的真相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渲泻情绪的“靶子”。

    南都:这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意特别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也是与政府公信力的降低有关,您认为,该如何实现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信?而不会一旦有事情发生,政府官员就有被妖魔化的倾向。

    李昌金: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环境是,一方面是几十年不变的官僚体制,一方面是公众主体意识、权益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社会舆论不恰当的引导,在这种状况下,实现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信似乎很难。但尽管如此,政府也并非不能作为,政府要做的是,决策前要走群从路线,让群众充分参与;决策中坚持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决策后一旦出事,就要诚实面对公众、不藏不掖、勇于承担等。当然,媒体记者客观公正的报道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自愿拆迁”

     

    南都:如果跳开宜黄事件来看,强拆式的发展,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这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了。

    李昌金:当然。不过,“强拆式发展”一词值得商榷,因为媒体记者过度渲染和夸张报道,使人们感觉凡拆迁都强拆、凡强拆都违法、凡强拆被拆迁户都受害。其实真正实施强拆必竟是少数,比例或只占百分之一。但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自愿拆迁。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使用包括强拆在内的强制性措施,正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没有强制性措施做后盾,国将不国。

    南都:强制农民上楼等这种市民化的过程,是否值得反思?

    李昌金:我感觉强制农民洗脚上楼只是媒体记者的夸张报道,或者说是一个噱头,现实的情况可能相反,是农民盼政府要给他上楼的机会。我现在很担忧是,积极或过度的城镇化是否会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陷阱?中国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对现代化的建设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四五亿农民把农村大好资源废弃,背井离乡挤进城镇,随之而来的城市病、三无农民、城市贫民窟……尤其是一但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农民工失业,这些进城农民靠什么维持城市高消费和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吗?

    近二十多年来,政府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恶习难改,这其中,中央农村政策脱离农村实际问题是一个突出问题,中央财政每年投到农村几千亿资金有多少打了水漂?一些政策甚至可以说是“自毁长城”的政策(如免除农民税费尾欠实际就是摧毁诚信道德长城),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级领导层内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了,包括参与政策制定的专家们。

    南都:激进的城市化,往往伤害到民众的权益。在谓公众利益与个体合法正当的权益之间,孰轻孰重?如何达成平衡?

    李昌金:城市化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并不一定伤害民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化到哪里,就等于把致富的种子播种到哪里。强拆出事,最主要的并不是被拆迁户原来的利益受到多大的损失,而是被拆迁户希望获得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补偿,而地方政府通常只肯一至三倍补偿之间的矛盾。

    按照过去“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价值观,显然公众利益大于个体利益;按照现在“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当然公众利益要让位个体权益。哪种价值观更适合中国国情?在搬迁征地方面,要达成公众利益与个体权益的平衡,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一方面约束政府,合理补偿,以保障被拆迁户权益;另一方面约束被拆迁户,诉求合理。但在当前利益格局之下,要构建这样一种协商机制以及救济途径很困难。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律政策在一定程度脱离了中国实际,由此导致基层政府无所适从,只有各行其是,采取以“摆平”为目标的实用主义办法,但这种实用主义的办法危害很大,后遗症很严重,最终公众利益与个体权益一起受到伤害。

    “什么都让政府管死了,农民有什么可以自治”

     

    南都:您还很关注的农村基层选举,现在很多地方都暴露出了各种问题,比如村干部的腐败、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冲突等。您如何看到运行了30多年的村民自治?

    李昌金:搞选举容易、搞法治难,如果选举能解决问题,印度一定比中国发达。制度比人重要,只选人不选制度的民主,这种民主的意义就大打折扣,这种民主就变成“轮流坐庄”,那谁当不一样?按农民的话说,就是“条条蛇都会咬人”。

    在我看来,30多年的村民自治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乡村政治生态,或者说外来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内化为村庄新秩序。村级组织继续按它原有的运行轨迹运行,由于农村精英不断外流,取消税费后县乡又放松了对村级组织的管理,从而导基层民主出现种种问题,其中腐败问题最为突出。

    问题的根源:一是宏观体制与政策。在“压力-控制型政治体制”和“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之下,民选的村委会仍然仅仅是强大的行政机器上齿轮。二是全能主义政府。全能型政府将公共权力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什么都让政府管死了,农民有什么可以自治?三是“四个民主”失衡。只有民主选举,没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样的民主不健全。四是无组织的农民。1949年后,国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把乡村社会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的传统组织体系打破了,农民又重新回到了一盘散砂的历史常态。

    南都:那村民自治如何能够真正地脱离“压力-控制型政治体制”与全能主义政府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自治?

    李昌金:首先是要改革顶层设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在这一框架下重构党政关系、乡村关系和村组关系。其次是建设“有限政府”。调整现行法律政策,赋予农民更多管理社区资源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其三是“四个民主”协调发展。县乡政府改变一选了事的做法,着力引导村民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力。其四是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效仿东亚日韩台成立“农协模式”。其五是进一步规范村委会选举,制定更严格、细致的《选举法》等。
     
       南都:以现在的状态看,这种基层民主制度,有无可能实现彭真当年所预想?它会为中国的政治文明与制度建设带来切实的推动与影响吗?

    李昌金:30年前,村民自治的坚定推动者和重要决策者彭真委员长曾对我国村民自治的前景寄予厚望:“农民群众把一个村的事情办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办好了,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逐步向上延伸,逐步扩大民主范围。”但这种情景至今没有在中国出现,看来主张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还是有问题。这样一种漏洞百出、问题丛生的基层民主,谈何推动与影响中国的政治文明与制度建设?


         “有人把地方政府比喻为‘清朝政府’”

     

    南都:你在《透视》一文中曾预言,宜黄事件会使宜黄落后五年,现在两年多过去了,情况怎么样了?

    李昌金:“宜黄事件”对宜黄发展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和持久的。事件发生后,宜黄在经历了一波汹涌的舆论潮之后,另一波上访潮随之而来。老百姓出了事不管与政府有没有关系,有些甚至和政府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也要到政府大吵大闹,儿子游泳死了到政府闹,出个车祸到政府闹,在医院死个人到政府闹!不少人还学着拿汽油自焚相威胁,一些政府官员为了维稳,保乌纱帽,不得不屈服这种压力,违心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要求。还有,在抚州各地农民及少数干职工乱占耕地、乱建房成风,由于法不责众,政府也只有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补办手续了事。某村听说政府要征村里的一块地,一夜之间竟做成30多个厕所。所以,有人说,现在是中央讲和谐,省里讲妥协,基层被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几个干部敢管事?因此,在坊间有人把地方政府比喻为“清朝政府”。

    南都:你《透视》一文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断代已有80年之久,……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恢复需要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问题。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李昌金:前一个问题是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后一个问题是说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无神论”,作为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政党,又必须承认“有神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有神论文化。在“无神论”与 “有神论”这对矛盾中,“无神论”显然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不难理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外红红火火(孔子学院开遍全球),在国内却寂寂无声。一些体现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东西,如儒释道文化中关于人生宇宙观、修身治国思想等很难堂而皇之地进入各级党校及大中小学;一些感天地、泣鬼神,挽救了无数个家庭,影响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教育,如陈大惠等人所从事的圣贤教育,一场报告会过十年空洞说教,但却只能在“地下”进行,从未进入主流媒体。传统的东西丢了、社会主义的东西不讲了、西方的东西水土不服,我想,这正是我们社会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的最重要原因。

    享誉世界的大历史学家、英国人汤恩比博士在欧洲一次国际会议上大声疾呼,“能够真正挽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

    英国的小学、中学、大学课本里面采纳佛经的内容,把佛教正式列入学校的课程,英国是基督教的国家,中国是佛教第二故乡,英国人做到,我们却没有做到。

    意识形态问题解决的标志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人生宇宙观、齐家治国思想能堂而皇之进入各级党校和大中小学;大中小学生都能背诵一些像《弟子规》一样的经典,并依规奉行(这样做了,校园还会出现那么多投毒凶杀案吗?);陈大惠所从事的传统文化教育,能从“地下”转到“地上”,并进入主流媒体。如是,社会风气好转将指日可待,“中国梦”的实现将变得清晰可见。

    南都:您《透视》一文中:“一切机械照搬法律,同样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 “我们精心为公民打造设计的现代救济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弃之如敝履,”被很多网友批评,认为您是在蔑视农民,您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李昌金:“依法行政”没有错,但迷信依法行政就错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历史,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淡薄,何况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这一个国度里,寄希望于几个象牙塔的专家关起门来弄几部法律就能解决中国社会大量的现实问题,那未免太天真幼稚了。

    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反对机械照搬法律条文,就是要在依法行政时贯彻法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原则和执法的合法合情合理的原则。

    从根本上,我们应当全面反思和检讨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社会发展道路上的“西化”倾向(用通俗化的语言表达就是“与国际接轨”),如专家治国、科层化管理、向国际标准靠拢等。“与国际接轨” 主导着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在全方位的“接轨”过程中,很多本民族的治政理念、治国经验被抛弃了,如忽视了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地方以及社区事务决策与管理。可以说,当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与此高度相关。当然,学习西方并非不要,而是应当坚持立足本土、洋为中用、兼收并蓄的实用主义原则。

  • 责任编辑: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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