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南京大屠杀期间,一群来自欧美的具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第三国公民向南京难民伸出了援手。从基督教仁爱观入手分析,其动机不是反日,也不是亲华,而是为了结束战争,实现世界的和平。

        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的时候,国民政府和南京市当局都已经撤离南京,曾经发誓要与南京共存亡的负责南京保卫战的唐生智将军也已弃城逃跑。因此,当时滞留在南京的广大难民,是不可能奢望来自中国政府和军队的保护与救援的。事实上,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难民们得到的救援,主要来自留在南京城里的为数不多的第三国公民。
        这些国际人士面对日军的疯狂屠杀,挺身出来阻止暴行,给予南京难民以力所能及的援救,其动机何在?
        有一种意见认为,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之所以会参与救援行动,其动机在于反对日本。这种意见的声音不是很大,但从战时到战后,一直都存在。以国际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时为金陵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贝德士的遭遇为例,还在战时,他就被日本方面指责,他在南京的行为,是为了“反对日本军队”,战后,他也被个别日本学者指摘为反日。
        这种意见完全是对国际救援动机的误解。因为参与救援的国际人士的很多私密文献都显示,他们并不反日,相反,他们对日本民族、对日本人民充满了感情。
        还以贝德士为例。他在南京沦陷前的一封写给朋友的信(1937年11月24日)中这样表明自己对日本人民的立场:“对日本朋友,对日本民族生活和文化中的优秀品质,我仍旧衷心地欣赏,对他们当中有人遭受苦难和死亡,我也很关注,我希望他们的子女前途美好。”他的一位同事,另一位美国传教士马吉在大屠杀期间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人民可亲。”而在他为自己在大屠杀期间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所写的解说词的引言中则留下了这样的话:“(我)经常到日本去,熟悉这个国家的名胜古迹,知道在它的人民中有许多人具有高尚的精神。”从这些言论中,丝毫没有对日本人民的仇恨,而只有对日本人民、日本民族和日本名胜的欣赏。
        可见,国际人士虽然参与了救助南京难民的行为,但他们并不反日。甚至可以说,他们之所以会勇敢地参与救助行为,义无反顾地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基于他们对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的信任。
        华群在1937年9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她在当天写了一封信,寄给贝德士等人。在信中,她提出来要谋求“把这里的实际情况转告给日本农民、工人和教育工作者的方法,因为我相信日本有许多有头脑的人,如果他们能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将会对日本军事当局产生一些影响”,显示了她对日本农民、工人和教育者的充分信任。
        马吉在说明为什么要拍摄日军的暴行时说道:“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并不是为了煽起对日本的复仇情绪,而仅仅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可见,他之所以拍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中就包含了对日本人民的信任,相信日本人民在看了他所拍到的真实情况,会起来参与到结束那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战争。
        完全可以说,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其对待日本的态度,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的。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是日本军队在南京的野蛮暴行。但并没有因为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而影响他们对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的好感。他们所反对的,是日本军队的暴行,而不是日本人民。国际人士参与南京救援是基于反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有一种意见认为,国际救援的动机,在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国际人士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证据。
        以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为例。他作为西门子公司的职员,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将近30年。正如与他有过接触的埃尔温•维克特所说,“他的家乡与其说是德国,不如说是中国”,他“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理解中国人,而且也欣赏和热爱中国人”。对于民国首都南京,他更是有一种近乎主人翁的热爱,因此,当他在1936年11月得知在南京城墙的草丛中有一具男孩的尸体的时候,曾经很激动地说:“这里是南京,我们不允许尸体就这么随处乱扔!”并拨通警察局长的电话。
        与拉贝并肩奋斗的那群美国传教士,也对南京充满了感情:“是南京为他们最先提供稳定而又优裕的职业,甚至为他们提供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环境,而这个城市绵长的历史和旖旎的景色,又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因此,他们自称是“南京帮”。他们中甚至有人在临终的时候还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溢于言表,毫无掩饰。
        至于国际人士在大屠杀期间的救援行为,更是表现了他们对中国(尤其是南京)、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难民)的关爱。关于国际人士在南京实施救援的具体情况,为人们所稔知,此处不赘。
        但若依据这些认定南京国际救援的动机仅仅在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关爱,则又显得不十分准确。要正确理解国际人士南京救援的动机,要从其仁爱观入手。

        二

        参与救援行动的国际人士,基本上都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欧美人士,其主体,则是一群以弘扬基督教为职业的美国传教士。因此,他们的仁爱观,基本上就是基督教的仁爱观。
        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有非常强烈的关爱邻人的意识。耶稣关于要关爱邻人的教导遍于新约圣经,他要求门徒们首先要尽心尽意地爱上帝,其次要做到像关爱自己一样去关爱自己的邻人。实际上,爱上帝与爱邻人是基督最重要的两条训诫,“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并且,爱邻人与爱上帝是等值的,“对邻人的爱是对上帝的爱的精确码尺”,由此可见爱邻人的教义在基督教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参与南京救援的那些国际人士,在南京沦陷前,很多都已经在南京居住了相当长时间,其参与国际救援行动,似乎正说明其动机是出于关爱邻人。
        但是,在基督教里,邻人的观念,并不是我们日常中所理解的邻里,其范围要广阔得多。邻人不仅仅是熟识的邻里,也不限于朋友圈子,远方的陌生人,也同样可以成为我的邻人。诚如神学家所阐发的:“我的邻人不仅是从一开始就和我亲密的人:我的家庭、朋友圈子、同一阶层、同党、同一民族的成员,我的邻人也可能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这一特殊时刻出现的陌生人。谁会是我的邻人,这也是不能未卜先知的。”“对于耶稣的追随者来说,除了主的决定外,没有人能够界定谁是邻居。”可见,基督教里的邻人概念,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外延是可以不断扩展的,凡“此时此地需要我的人”,都是我的邻人。因此,我们看到,大屠杀期间,国际人士所救助的,远不限于他们自己的邻里,而是所有在大屠杀期间呆在南京的难民。这些难民,既包括以前一直居住在南京的人,也包括临时涌进南京城里的外地人。
        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基督教里的仁爱观,不仅仅是“爱邻人”,同时也有“爱仇敌”的一面。据《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曾很明确地要求自己的门徒:“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为什么要爱仇敌呢?这是因为,耶稣希望,他的门徒能够向上帝学习,“完美地模仿上帝”。而上帝不仅仅只叫太阳照“好人”,也叫太阳照“歹人”,不仅仅只将甘霖撒给“义人”,也将甘霖撒给“不义之人”。也就是说,上帝的爱,是没有敌我之分的,因此,要模仿上帝,就应该不仅爱自己的邻人,同时也应该爱自己的敌人,“上帝对敌人的爱其本身也是人爱敌人的理由”。这就能够理解,在大屠杀期间,面对已经沦为人类文明之敌的日本军队,这群国际人士,何以还肓占保持对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的欣赏。甚至对于南京的日本军,他们也曾努力去发现其闪光点。在他们的日记和书信等私人文献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对表现较好、举止得体的官兵的肯定。贝德士在写给报刊记者的新闻稿里说“有个别士兵和军官表现得如同不致玷污其职业与帝国的绅士”;马吉在家信里介绍过一个命令日本士兵给中国伤兵松绑的日本军医和一个“会说英语、比较正派”的上校;麦卡伦和马吉在家信里都提到过在南京城南的一些士兵,他们举止得体,对被其他日本士兵伤害的尼姑心存怜悯,并伸出了援手。在福斯特的家信里,多次提到过他与日本士兵比较友好的沟通。他甚至送给一个士兵一些小礼物,因为这个士兵“举止得体”、“急切地想为日本的家人带点什么”。
        澄清了国际人士仁爱观念的特质,我们不但可以进一步明白那种将其救援动机归结为“爱中国人”或“恨日本人”的看法之不准确,且使我们靠近了其真实动机一大步。
        据神学家解释,耶稣之所以会反复教导人们要像爱上帝一样爱邻人,甚至要爱仇敌,乃是为了化解人类的相互仇视,实现世界的和平,希望人类能够“在相互为敌之后变为兄弟姊妹”。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基督教和平主义出现了。仔细分析参与南京救援的国际人士的言行,我们可以发现,结束战争,恢复和平,才是他们参与救援的深层动机所在。
        贝德士在一封信中说:“我始终是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福斯特在南京沦陷前夕写道:“只有上帝知道这场战乱和屠杀将于何时结束。让我们祈祷这一天快快到来,祈求主显示其大能与荣耀,让那些骄傲的人蒙羞。让我们从这个圣诞节开始敬拜和平之王,依照他的要求,追随他,凭他永恒之爱,与邪恶与死亡战斗。”
        华群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中最恐怖的日子之后,写了一篇题为《分享难民营的“丰富生活”》的文章,其中写道:“虽然深爱的圣歌只能在心底吟唱,虽然我们的心由于无情的杀戮、可怕的痛苦与破坏仍在城中延续而充满忧伤,但是,由于我们对上帝的崇信和对他赐福人类的感恩,我们中的一些人重新认识到只有紧随基督,和平才会真正降临到这个疲乏的充满战乱的世界,因为只有他能变憎恨、怀疑和虚伪为爱、信任与诚实,而这是人类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唯一基础。”
        无须作更多的征引,我们已经可以明白,参与南京救援的国际人士,确实是一群具有和平主义思想的人。并且,由于其主体是美国传教士,因此,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和平主义体现出比较强的基督教和平主义的特色。
        正是在和平主义的支配下,国际人士还在南京沦陷之前,就做了很多争取和平的努力。如贝德士曾在日本作题为《了解中国》的长篇演讲,呼吁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和平相处。华群则曾经设计一个“和平飞机”计划,即派一架快速邮政飞机,在夜间飞到日本去,撒下成千上万的小册子,以使日本人了解真实情况,从而起来反对战争,使东方世界恢复和平。当日本军队兵临南京城下之后,以拉贝为首的国际人士,还曾努力劝说中方高层放弃抵抗,让日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占领南京。为此,他们曾反复和中日双方沟通。虽然这一努力也以失败告终,但和他们的其他努力一样,显示了他们对和平的追求。
        南京沦陷后,这群国际人士投入到了紧张的救援行动中。他们在匆匆写下的书信中留下了这样的话:“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已被重复,我害怕这一切都循着行军路线延伸。”“在积极方面,我们确实希望在战争持续的中国其他地区日军的行为会受到不同的约束。”“根据我此次的经验,还有1932年上海战争的经验,我觉得日本军队毫无基督教理想主义的背景,现在已变成一种残酷的破坏力量,不仅威胁东方,而且也将在某一天威胁西方,世界应该知道已经发生的真实情况。”这些文字都显示,他们之所以会在救援过程中大量揭露日军暴行,乃是为了使发生在南京的暴行不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以至世界的任何地方重复,即为了世界的真正和平。
        并且,国际人士特别希望日本人民了解事情的真相,因为他们一直对“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日本的工人、农民怀有友好的感情”,认为只要日本人民了解了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便会起来阻止日军的暴行,使东方世界归于和平。“如果日本的有识之士能知道在南京所发生的事情该有多好”;“必须有富于责任感的政治家,既包括军队的,也包括文职的,为了他们祖国的荣誉,努力减少由他们那不受欢迎的军队所作的恶”;“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并不是为了煽起对日本的复仇情绪,而仅仅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的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这些言论中,没有对日本人民的仇恨,也没有煽动对日本复仇的用心,只有对日本人民良知的呼唤,和对和平生活的渴盼。国际人士揭露日军暴行的行为,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和平主义信念中。
        国际人士为了世界的和平而参与国际救援,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战后的人们,很多已经继承了这一精神财富。如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其成果受到学界公认。他20年如一日致力于此项研究,动机何在?据笔者的近距离观察,其深层的动机,正是为了追求人类的和解与和平。章教授是国际委员会成员之一贝德士在金陵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在研究中的这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可以说是直接从贝德士那里继承而来。当然,有章教授这种关怀的,在学术界肯定还大有人在。这些学者,无疑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将当年国际人士追求人类和平的精神继承和光大。
        并且,这种人文关怀,不仅仅只有学者拥有。比如,1999年12月,在日本东京举行过一次“战争犯罪和战后赔偿问题国际市民研讨会”,参加者系“来自世界各地的战争受害者、关心和支持战后赔偿的社会活动家、律师、学者以及痛感于过去自己的加害责任的人们”。这次研讨会在12月12日(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通过了一项《东京宣言》。该宣言的最后一句话令人回味:“我们在此郑重宣布,我们将通过正视20世纪的历史事实,来追求一个和解与和平的21世纪!”这显示,社会各界的人士在反思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20世纪人类暴行的时候,已超越了“复仇”或“推卸”的思维定势,而是将追求人类未来的和平作为关切点。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2期,摘自2012年第3期《宗教学研究》)
  • 责任编辑: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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