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在1949年后的六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嬗变。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和整合,也使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在分化变动之后走向高度同一;在建国后的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打破了僵化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发生了积极的嬗变。经过六十年的变迁,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新中国六十年的“革命”和改革实践带给中国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了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关 键 词】建国六十年/社会心态变迁/发展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六十年的变迁,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到四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位居世界第三的国家,而且通过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正在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迈进。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生结构转型的同时,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心态也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像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一样,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化不仅范围广、影响深,而且因其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和独特性,在给中国人五千多年的精神嬗变历史打上鲜明烙印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迈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心理范本。尤其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一、解放:旧传统的崩溃与“新传统”的固化

      社会心态是不断演进过程中的社会的主观精神状态,因其变动不居和现实可感性而常常成为社会变迁的晴雨表或风向标。在常见的社会科学表述中,社会心态常常与价值观相提并论,因为这二者都是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现象或主观表征,而广义的社会心态常常包含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不过,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一种社会成员用以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观点,并因此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深蕴性;后者则是一种弥散而变动的社会心理状态,是价值观所赖以形成的一般心理基础。

      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动态社会心理现象[1]。这一特征决定了“社会心态”研究虽然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尚处于边缘位置,但因其天然地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主题相吻合,而成为我们讨论六十年来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或精神世界变迁的核心概念。可以认为,这一概念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都是急速的社会变迁所赋予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于1949年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从这时起,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变多灾多难的中国。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迁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的。但是,中国人传统社会心理的嬗变并非始于1949年。自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封闭的大门开始,面对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在向十分陌生但却充满生机的工业文明作出接纳之后,就开始了向后者的转变。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废除科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一件件巨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近代中国的走向,也造成了中国传统人格和社会心态的坍塌。直到1949年之前,整个中国从经济、社会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都处在变动无序的状态之中。传统支离破碎,但新的、富于生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模式却并未形成。

      1949年的解放,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凭空想象,而是当时亿万国人最真实的感受。从那时开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岁月中,中国人的社会心态确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有两点:其一,经过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从参差不齐趋向高度同一;其二,经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从自保消极走向积极进取。

      第一个变化的发生不仅和一个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有关,也和这个新的国家高度的社会整合程度有关。众所周知,通过前述一系列社会运动,在短短的几年内,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了确立,而学习苏联、走苏联的道路也自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不二法门。苏联模式的特点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它在短时间内能够将国家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某些特定的地区和部门,使工业化获得优先的发展,这一体制遏制了市场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原先一盘散沙式的中国整合成铁板一块。在这一整合过程中,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使中华民族高度凝聚的一个外部事件,而1953年之后建立的农业统购统销政策和户籍制度则是使整合得以持续的内在机制。这种高度整合的社会体制的存在,使得自上而下的一次次社会运动能够发挥其最大的动员效率,万众一心式的同质性社会心态由此而产生。

      第二个变化的发生不仅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动员有关,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翻天覆地变化和取得伟大成就的自然结果。1950年代,由于土地改革和人民当家做主,包括农民在内的数亿国人在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紧接着,通过1950年代推行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尤其是人民公社运动,将中国社会高度地组织起来,促使这一群体的成员自然地产生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就无往不能的心理期待。

      同一和亢奋的社会心态带来了时代风貌的变化,也成为中国在探索发展道路上走向挫折的起因之一。从1958年起,一系列癫狂而不计后果的社会运动接踵而至:先是人民公社,国家借农民的传统平均主义心理,通过各种政策杠杆,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几乎与此同时,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各种会议和报刊都开始大谈破除“条件论”,提倡“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农业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则提出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用515年的时间“超英赶美”。

      此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前后,中国共产党相继推出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并对1957年“反右”之后“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中国经济和社会开始了灾难后的短暂复苏。但是,为了稳定灾荒后的中国,毛泽东希望通过阶级斗争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1966年,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使中国社会和全国人民的心理遭受了巨大的戕害。

      1949年的革命胜利,确实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是,一场以反对封建和殖民文化为目标的革命,在其胜利后的近三十年间却形成了更为坚固的传统或者用华尔德的话说“新传统”[2],则是当年的革命者所不曾预料的。在1949-1978年的近三十年间,各式各样的制度性变革和广泛的社会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人民的期望与选择,既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改变发生了诸多积极的影响,也造成了许多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人民在这三十年间因上述重大社会事件所激发出的“革命”热情与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有很大的差别,但无论怎样也不能算是现代的,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仍然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具体说来,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皇权和专制独裁统治,但没有扫清以高度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阴霾;革命的胜利推进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样制约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发育;革命的胜利铲除了血缘家族统治,但无所不包的单位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在限制人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之后,也弱化了他们的创造性和竞争意识;最后,革命的胜利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儒家封建伦理和刚刚萌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某些僵化的思想却成为束缚人民群众创造力的教条。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左右下,一个有着亿万人口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高度政治化,同时又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心态。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

      自1978年起,中国社会又走到了历史转折的新关口。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而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新国策,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随后三十年中的巨大嬗变铺平了道路。综观这后三十年的变化,以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里程碑,可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一)传统价值观的断裂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第一个阶段。造成中国传统价值观断裂的真正原因是“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大悲剧。它不同于1840年后每每由帝国主义侵略、干涉所导致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动乱,因为它使中国人“痛定思痛”之余首次将“反思”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移到自己文化肌肤的毒瘤之上。事实上,只有这种“不可推卸”的“自我反省”,才可能产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文化批判,也才能造成几度欲断未断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真正断裂。断裂首先出现在青年一代身上,那些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的一代率先投身于“文化大革命”,随后又最先遭到了这场“大革命”的无情抛弃。因此,在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之际,他们即以“伤痕文学”的形式对整个中国社会现实展开无情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唤起了整个民族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而且借助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力量,直接酿就了足以导致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发生断裂的巨大震颤。

      (二)传统价值观的断裂的直接后果是价值观的空白状态,这是嬗变的第二个阶段。对扭曲、窒息、摧残人的灵魂和尊严的外在社会力量的批判,震塌了传统价值观这堵中国文化的“老墙”,也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暂时身陷于精神世界的荒原之中。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由于旧的偶像破灭、新的人生目标尚未确立而产生的迷惘感和失落感。尽管这种迷惘感和失落感由于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所刊发的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以及其后主要由年青一代参加的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而被当时的人们理所应当地归结为年青一代的社会心态。但在事实上,当时的年长一代在他们几乎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所遭受的空前劫难面前,其所感受到的迷惘和失落更远甚于年青一代。

      (三)嬗变的第三个阶段是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萌生。催生现代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力量来自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其一,就改革的力量而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村经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此基础上,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决定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二,就开放的力量而言,由于世界现代文明浪潮的波及和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使1984年的中国掀起了一场“现代化”的学习热潮,也使国人普遍经历了“全球意识”、“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等现代观念的冲击。在改革和开放两股力量的推动下,相当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萌生了富有现代气息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开始主动介入而非被动地依附于经济生活和社会事务,如积极地从商、从政、从事任何能够发挥个人才能、提高生存价值的工作;想名、想利、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留下自己的人生足迹。一时间,“深圳速度”、“步鑫生”、“‘傻子’年广久”、“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观念更新”也成为寻常百姓的口头禅;在文化与教育领域兴起的“异化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文化热”等,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和观念更新。

      (四)嬗变的第四个阶段是顿挫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必然结果。在新价值观开始萌生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矫枉过正的危险,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虽然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断裂,但孕育全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尚未完全形成,而拂面而来的改革开放之风却使相当多的人变得浮躁起来。加之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诸多新事物泥沙俱下,它们既可能使一群人兴奋,也可能使另一群人不满。比如,社会政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经济上的“双轨制”则为部分权势阶层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这样,在“相对剥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天平失衡了。到了1980年代末期,整个社会竟形成了一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复杂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形成了结构性的张力,而一些突发事件则成了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导火索。此后的三年顿挫中,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陷入了新的迷惘与困惑之中。

      (五)第五个阶段是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复苏期,其标志是邓小平19922月的“南巡”讲话。在此之前,作为“六四风波”的对应物,中国社会再度出现了“左”的思想潮流。有人认为,这场风波是阶级斗争的最大反映,因此反和平演变是当务之急;也有人认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孕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而“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坚持搞经济建设,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这不但稳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引发了随后而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热潮。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并通过其后的《宪法》修正案固定下来。至此,市场经济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不可遏止地奔腾开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重新进入复苏阶段,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心态开始孕育而生。在1994年进行的一项社会学调研表明,市场经济的热潮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当年度的流行语评选中,“下海”、“炒股”、“申办奥运”、“第二职业”、“大哥大”、“大款”、“发烧友”、“发”、“打的”和“老板”名列前十位,充分显示了1992年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景况[3];而同期完成的另一项社会学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在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多元化的趋向,代际之间的差异变得更为明显,隐私权开始受到尊重,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变得愈加宽容,但在旧有的道德观发生裂变的同时,全新而清晰的道德观尚未形成[4]

      (六)从1997年开始的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第六个阶段为发展期。1997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而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宣布,沿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从1997年至今,又有十余年过去了。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再出现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所出现过的大起大落,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变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稳健从容。历史证明,邓小平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塑造了一个民族成熟的社会心态——中国不再会因领袖人物的交替而出现社会动荡,而这恰恰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前提。

      三、当代中国人精神群像的基本特征

      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体现了一种“二元性”的特征。

      (一)传统与现代的颉颃。传统与现代这一对主题,已经缠绕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显然,如果我们不将传统和现代视为相互对立与排斥的两极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任何社会既不存在纯粹的传统性,也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视为“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或者视为传统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5](P18)。这样一来,虽然传统和现代仍是一对相互颉颃的主题,但1919年五四时期讨论的传统与现代和今天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区别;而今的中国人所以更为现代,就表现为不再将传统和现代视为绝对对立的两极,也不会为了“恭迎”现代而彻底抛弃传统。在今天的中国,传统与现代虽然仍然有发生冲突的可能,但在许多情况下却是能够共存共生的。不仅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证实,传统和现代的心理特征是能够同时并存的,而且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民间传统文化确实在许多地区都展现出了互为依托的现象。

      (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想之所以还会激励着中国人,是因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进步,让更多的人都感受到了希望所在;但现实又难以令人人满意,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眼界的不断开阔,人们对生活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当然,经过三十年来的嬗变,中国人不再固执于某一个极端,既不会因屈从现实而放弃理想,也不会因固守理想而无视现实。相反,他们往往会力求在两极之间寻求某种兼顾。2000年进行的一项对北京高校学生的调查表明,大学生们在对比尔·盖茨顶礼膜拜的同时,依旧对苏联时代的英雄保尔·柯察金保持了足够的敬意。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更倾向于将盖茨视为现实世界的榜样,而将保尔视为精神世界的偶像[6]。与此相似,另一项调查表明,在北京青少年的择业观念中,理想和现实也一直处在一种有限度的张力之间:他们最崇拜的是科学家,但他们最想当的是企业家[7]。这说明多元价值取向已经成为国人行为选择的标尺。

      (三)城市与农村的对峙。在中国,由于城乡分治多年,加之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直十分巨大,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即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前者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后者则是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8](P147)。其实,人格特征上的对峙并不仅仅发生在市民和农民之间,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可能同时存在这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行为特征。因此,有的市民在行为方式上可能更“乡村”一些。比如,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公共卫生,因为他们尚不适应同生共济性更强的城市生活。同理,有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却可能更“城市”一些。比如,苏南的周庄农民为接触现代工业文明付出的代价较小,并因此形成了适应变迁的“秩序感”;而温州的虹桥农民在建立个体所有的乡村工业的过程中付出了较高的心理和社会代价,但也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和效能感[9](P317)

      (四)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的东西方冲突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进入颠覆了中华帝国的“天朝”心态。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引领工业文明及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等理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开始了与中国文化的大冲突和大融合。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不能不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留下二元性的结构特征。西方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东方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或是家族主义的,或是情境或关系主义的,1949年后则是集体主义的。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但多数人都认为,西方文化崇尚个人的自主和独立,公民在社会互动中具有平等和民主的行为模式;而东方文化强调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强调服从权威,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国家权威,概莫能外。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利益更是取代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开始主导国人的行为。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力求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以追求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必须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社会分工和高度社会化的产物,它需要每一个社会主体间的分工合作,这又为集体主义留出了生长的空间。可以相信,如果在充分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选择的同时,理性化地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就一定能够走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的困境。

      四、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迁趋势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在21世纪,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会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第一,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而成熟,社会心理承受力将会进一步提高。社会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社会心理结构系统,是因改革开放而生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甚至这一概念本身就产生于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因为改革开放,促使新的社会或利益阶层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因为改革开放,原有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暴露出来,各种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也大为上升。这一切都使得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受到冲击,导致了人们的思想震荡和心理失衡,对于1978-1989年间的改革时期人们的社会心理所发生了剧烈的动荡,1988年的经济大恐慌和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都为之写下了注脚。但是,自1992年后,尽管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前十年,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或变化,这些改革或变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生活,但整个社会却并未因此出现危机的征兆。这说明国人对改革进程不再抱以盲目的乐观态度,问题意识已经成为大众的普遍素养,已学会了参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问题[10]。在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在目前的社会巨大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与政府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有关,也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提供一定限度的心理舒缓和社会支持有关,但中国人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大幅度提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多元,对各种外来文化和其他亚文化的接受能力也不断提高。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折过程。同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动开放不同,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热情十分高涨,虽然这种积极的接受态度在1999年美国攻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日本首相三番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后曾出现了短暂的变化,但最近几年随着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临近,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对外民族的文化接受形成了相映生辉的局面。2000年对中、日、韩三国青年社会意识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同日、韩两国青年相比,中国青年不仅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而且还具有较为强烈的为国家富强作贡献的愿望[11]。相似的多元文化心态也表现在不同的代际之间,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同改革开放早期年长一代和年青一代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相比,现时的两代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更为融洽与和谐的代际关系,一种被我们称之为“文化反哺”的代际沟通方式正成为中国社会不同代际之间的沟通桥梁[12]

      第三,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主动和积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主流国家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国家的未来也越来越充满信心。2000年进行的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市民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对新世纪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10]。中国人自信心的提高,并不仅仅是精神嬗变的单纯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国社会六十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变革和国力增强作基础。进入21世纪,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国制造”取得了全球通行证;中国经济经过连续二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早已摆脱了1978年前“短缺经济”时代的困窘,成为位居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和壮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单纯付诸于口号和游行的极端的政治参与方式变得理性而多样化:在中国农村继续发展“村民自治”政治实践的同时,在城市中,不但普通的“白领”中产阶级和私营业主都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而且“海归”精英阶层也同样希望能有自己的“政治平台”,“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声音”[13]

      第四,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随着中国一步步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具有世界意识,精神生活中的全球化特征日渐明显,如风险意识、环保意识、诚信意识、平等意识、公共服务意识及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意识逐渐养成。全球化和以前中国社会单纯的向外开放不同,它是在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通过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影响、合作、交流与互动,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与生活样式成为全球通行的标准样式。如果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单向的话,那么,全球化以及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使得这种影响过程逐渐趋向双向化和多向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会更为普遍;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以及因这种认同而生的民族文化的复兴也会日益昌盛。可以相信,不但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渴求,而且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都使得中国社会不可能再走闭关锁国的回头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一定会因此而更为自信、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1]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J].社会科学,2008(10).

      [2]Walder, Andrew,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周晓虹.时尚现象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5(3).

      [4]郑杭生,郭星华.当代中国价值评判体系的转型[J].社会学研究,1995(5).

      [6]唐钧.关于保尔精神与盖茨现象的思考[J].青年研究,2000(5).

      [7]纪秋发.北京青少年道德状况调查报告[M].青年研究,2000(2).

      [8]叶南客.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9]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0]沈杰.中国社会心理嬗变:1992-2002[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1).

      [11]君塚大学,等.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日韩青年的社会意识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2]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的代际传承[J].社会学研究,2000(2).

      [13]刘五丈.蓝血:顶尖海归的权力场和登天路[J].名牌,2007(5).

    作者简介: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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