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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大家或多或少都好象知道一些;然而,能真正搞清楚的却是罕见。尤其是部分学者、官员等所谓上层精英,要么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要么就是“汉奸学者、西方 代理人”,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误导、实施表面有利实则有害、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三农政策,意图经过较长时间的潜伏、累积后,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从而引发内乱,颠覆政权, 最终将中国变为西方的附庸。
所以,很有必要引导高层官员去认真学习贺雪峰教授的著作。雪峰教授是当今世界极少数真正明白中国三农实质的学者之一。
雪峰教授坚持每年花几个月的时间,带领他的弟子们住在农村边调研、边读书,这在三农研究的圈子里似乎没有第二人做得到。每本书都是他站在农村土地上放眼全局和国家、民族未来的严 肃思考,真实可信,对高层官员很有参考价值。
比如:1、当前学界和政府部门在思考农村问题时,都容易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就是不对已经分化的农民进行区分,笼统用农民的概念来讨论问题,形成判断,甚至进行决策。往往是以农村 强势群体的要求代替大部分农民的要求,而大部分农民的利益诉求可能正好与农村强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相反。当前中国农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是大约占中国农民10%的城郊农民 ,这部分农民收入高,同时又因为征地拆迁中的巨大利益空间及因此而来的利益博弈,使这部分农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政策关照的重点。二是占中国农民90%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农民, 这部分农民经济收入少,社会关注低,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2、建国六十多年,中国之所以可以应对各种政治、经济、金融危机,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庞大的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一直在发挥作用。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为进城失败农民 提供了返乡的机会。返乡是农民的基本人权,假若他们认为城市生活维持不下去的话,他们至少还有选择返乡的权利。
3、在中国产业结构未能升级,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的情况下,若通过推动农民不可逆的进城来加快城市化步伐,则中国城市很快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在缺少宗教等信仰,且未来必 然会出现社会经济波动的可能来看,大规模的贫民窟将构成中国现代化的最大威胁。同时,从发展中大国贫民窟的现状看,贫民窟人口的生活质量远低于当前中国农村一般居民的生活质量。
中国不需要8亿人破产,只需要0.5亿人失地就足以掀起全国革命的浪潮。无论是否有“多党竞争型选举”,在城市的“自由”生活里,造反是无地流民唯一合理的选择。与拉美和印度人不同 ,他们不会沉溺于宗教安慰,他们自己和自己的父辈受过多年社会主义教育。无地无房无工作的“三无”流民,造反不需要任何理由,只需一根最廉价的火柴,比如一个谣言。这个道理已经 被反复验证,早已不需要“试验”了。
4、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能不是保护了农民利益,而是损害了农民利益。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能并不是提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是降低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取消农业税前, 农村集体灌溉还普遍可以进行,取消农业税后,大多数地方农村的集体灌溉体系迅速解体,农户不得不通过打井来灌溉水稻,灌溉等成本急剧上升。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来讲,农民所要 的还真不是所谓土地权利,而是生产方便,是能够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上用最少投入获取最大收益。
5、在农业蛋糕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资本下乡越多,赚钱越多,就从农业总收入中分去更多。农民因此就只能获得更少来自农业的收入。资本下乡,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民来讲并非好事。只有限 制资本下乡,尤其是限制外国资本进入农业,才能保护农民利益。
6、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显然主要不是土地的数量问题,也主要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在目前仍然有九亿农民的背景下,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可以让农民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有最低的生存尊严 ,和可以从现代化中分享收益的问题,是农村能否继续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问题。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业问题是末,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才 是本。离开九亿农民的出路,离开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战略选择,仅就农业谈农业,就土地谈土地,是存在严重问题的,甚至是文不对题的。
总之,无论你的主张是什么,你都可以从他的书中了解到很多你不曾了解的东西,他的书有助于修正和完善你的观点和主张。
建议:省部级官员都能自觉地挤出时间去读上两三本贺教授的著作,比如《地权的逻辑》、《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对自身、对社会都有好处;中央、省市党 校将贺教授的著作作为学员必读书目。
中国是复杂的,复杂到经常超出我们的想象;民族的复兴需要激情,但又不能只凭激情,更需要建立在冷静、理性、审慎的思考与行动之上。希望各级官员都能多读书、读好书,以理性、 务实、积极的作为,为民族的复兴、为子孙万代的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