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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群学网

    社会理论思潮的“圈地运动”区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方面,表现为体制内分化,体制外复兴。

      体制内的社会思潮拥有一定话语空间、行政资源、人才队伍资源,但是现在发生严重分化,每一块、每一条都可以在各自范围内切割地盘。体制内的圈地运动首先搞乱了学科,以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理论来划分圈地,把马克思主义特化。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从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以后,哲学学科就面临马克思主义被分成了两块的问题:一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还有一块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哲学。在很多高校,凡是沾“马”字的课程都归马克思主义学院讲,而属于哲学的马哲只给本专业讲。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设立和发展,是靠行政资源占据马克思主义的领地,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旺和成熟,和马克思主义建设没有关系,这种划分意图在于占有特殊地位,占有行政资源,就在学科和学术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分化,好像只有他们才是马克思主义,过去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责任的人,现在有点不敢高攀了。

      从马克思那里重新寻找起点,或者肯定第二国际,肯定修正主义,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挺马克思或者挺斯大林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内一个分歧的焦点,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回归派和创新派,挺苏和挺斯大林派,还有挺毛派、挺特派等。挺苏派和挺斯派往往被看成是政治坚定的思潮,利用行政权力加以宣传自己的观点,挺毛派则利用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网站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同话语体系在不同的层次上,衡量尺度和标准混乱,没法统一。

      分化造成我们整个思想理论体系实际上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中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一系列指导思想,但是论证坚持不够,只注重宣传造势,不注重深化落实,不注重研究,理论体系本身的不稳定,也让人无所适从。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反对把社会批判简化为道德批判,恰恰相反,我们经常拿道德问题尤其是老百姓的道德来冲击党和人民的战略步骤,回避一些更重大的理论和社会问题。宣传道德理论和方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儒家的那一套。

      体制外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复兴,声音被放大,效果被放大,本来是陈旧的东西,现在好像是新东西一样。

      中国之所以陷入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是由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斗引起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来自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对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战略来说,是场外之争,是西方学者对西方问题的争论,我们不能把西方的理论当成自己的,不要参与他们的争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把场外之争拉到场内,我们习惯于站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把改革开放的成败纳入新自由主义体系内加以肯定,或者加以否定,干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述,影响国家决策,使国家决策处于两难境地。

      抵制西化思潮、反对自由化以后,西化思潮靠边站,但是仍然想影响并控制中国社会思潮,这个是一贯的,只是不再赤裸裸地提政治口号,转而主要影响学术界,意在制造一种氛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没有新的理论,好的理论都来自西方,迫使学界以西方理论为范本。以引文多少、引证为是非标准,不以提出问题的合理性、回答问题的科学性为标准,尤其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标准,这是西化思潮的主要方式。引文多少要看研究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忌讳拿引证当论证。想把中国西化的那些人,积极地用学术标准、炒作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诱惑学术界,对博士、硕士研究生,包括一些年轻学者影响比较大。这是培养文化殖民,文化侏儒,文化掮客,而不培养真正的理论家。我们的学者不能止步于在国外的学者面前当学生,应具备与他们平等交流的能力,甚至给他们当老师,这是中国学术应坚持的精神,中国学者应具有的气质。

      由于对西化思潮影响比较警惕,借此机会,国学热兴起。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行,也不能西化,所以要重新振兴国学,这在当下成了一种风潮。其中只有少数学者进行认真的研究探讨,多数人是在忽悠,起哄,多半先忽悠孩子、年轻一代,国学热里面商业化气息比较重,而且依然是在看外国人的眼色。季羡林曾经说过,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化主导,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主导。很多人强调西方人现在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但是,我们自己应该关注什么,却没搞清楚。

      西化思潮和国学热,二者在深层次上是相通的,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在搞所谓学术规范、学术目标、学术水准脱离中国实际上,也是一致的。

      宗教方面,近期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兴起,发展迅猛,处在更富有进攻性的状态。道教一直不怎么景气,伊斯兰教在中国跟在世界上的状态一样,陷入一种自我保护状态。历史上,教徒就有圈地范围。近期这些教派各自都比以前要高调,思想、文化上逐渐巩固、稳定,而且还有所发展。

      社会理论思潮跑马圈地的背后,反映出走向多元时期的开放、包容,也显示了引导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自主性强,言论自由化程度高,反映出走向多元时期的开放与包容,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由于核心引导力不足,影响力不足。

      由于话语多元而缺少辨识,不能澄清是非得失,谁都不对正常的、合理的结果负责,不进行深层次思考,急于摘果子,而不是培育、守护自己的果树,导致信念信仰动摇,思想深处出现离心离德的东西,还导致文风不正,学风不扎实。面对困惑,人们显然需要通过深层次思考建立起同心同德的价值体系,共同解决问题。

      文化浮躁,急功近利,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成为一种时尚。这是文化上把中国文化沙漠化的一种前兆。各个思潮的圈地,都源于有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追求。搞清楚什么是核心的,什么是外围的,什么是近期的,什么是长远的,这是一个凝聚过程,努力让人们去通过思考讨论问题,形成共识,解决问题。

      各种思潮纷纷扰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我们的主流思潮不够“硬气”,底气不足。

      党和国家的主导思想本身系统性不强,常常为时政所发,即时所感,并且急于宣传造势,而缺少必要的斟酌酝酿,缺少结合实际的审视和验证,缺少深入的、一以贯之的科学逻辑,显得平面化、孤立凌乱、变化频繁。有些表达和传播中暴露出理论上的疑点,缺少深层的理论力量,作为理念其科学性明显不足,作为信念则亲和力不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中,对价值一词的理解是西方的,不是中国哲学界价值观的概念,提炼也不够精炼,因而很难被大众接纳。核心是一粒种子,种下去以后,可以长出整棵树,长出整个体系,持续结很多果子。

      首先要明确为什么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弄懂价值观是什么,找准提炼的路径,从源头上进行思考为什么要提炼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提炼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过程,不是为一时之用,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面向世界的态度,经得住世界多元价值观的冲突。

      其次要知道去哪里提炼,是从头脑中去提炼,还是从社会和实践中去提炼?要尊重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尊重人民的地位和作用。比如,理解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必须从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苗头开始研究,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二者一贯的是什么,区别在哪儿?不要从愿望出发,要从现实出发,服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实践,体现社会主义应有的核心价值目标。

      再次,要有删繁就简,切中要害的决心、能力和路径。由谁来提炼,既然要决心提炼核心价值观,就要抓中要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体社会人民核心的共同价值目标就是公平、正义。

      最后,要区分它的“承诺”与“号召”的意义,有接受人民群众实践意识。承诺就是担当,担当与号召是有区别的,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要给人民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标,这是党对人民的承诺。过分着眼于“号召力”,必然缺少历史反思,缺少承诺。

      思想上的混乱源于理论上得不坚定。面对诸多圈地行为和所圈之地,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并不断提高辨别力和免疫力。如果缺少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容易被别的理论领着走。认清形势,提高自觉性,通过学习,熟悉了解中外思想发展历史,讨论其中的问题,才能避免在别人划定的圈子里选择。

      凡是一开始就给出答案的,往往是混乱的起点。不要把陈旧的东西当成不议之论,要允许讨论,有平等讨论的方式。真理越辩越明。越是多元的东西,越要在同一个平台上合理交流,这会让错误的东西相互抵消,而不断涌现出正确的思想。领导要有开放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吸收历史的、人民的知识为基础,不要仅仅思考“不”怎么的,还要常常思考“应该”怎么的和“要”怎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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