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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龚为纲:中国粮食价格优势丧失的根本原因
  •  2013-07-05 21:17:46   作者:龚为纲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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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南方水稻产区受到越南进口大米的冲击,其影响可能是长期而严峻的。并且有可能对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产生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国产大米和进口大米市场价差有关系:南方水稻产区的水稻生产成本远远高于越南大米,国内的大米流通商因而更青睐于销售越南进口大米,国产大米的市场空间受到挤压。正是因为国产大米价格上的劣势,进而形成了国产大米市场的萎缩,出现相对过剩而导致价格下跌。因而当前南方水稻产区在市场上的这种劣势,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大米生产成本。最近几年,在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同时,稻谷的生产成本也在快速攀升。稻谷的生产成本快速攀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耕地要素价格上涨,地租上涨之后太高了水稻生产成本。耕地价格上涨,与2009年以来粮食价格大幅度攀升如影相随。调研期间,来自益阳沅江的农户反应,在2009年粮食价格上升之后,当地就出现了土地流转中介“炒田”的现象,从2009年到2013年短短的几年时间,耕地价格从每亩300多元的租金上涨到650-720左右。2009年以前农户自发性地流转土地,几乎不要租金,而现在租金上涨到接近700元的时候,粮食生产成本必然出现大幅度攀升。不但是沅江存在这样的情况,笔者所调研的衡阳农村也存在类似情况:地方政府或者是企业,为了成片流转土地,降低生产成本,也往往以高地租为代价,当然,政府或者企业流转土地,背后总是因为可以有种粮大户的补贴来平衡,原来国家给的补贴资本化为地租,但是其负面的影响在于:这种做法抬高了一个地区整体的地租水平,进而抬高了种粮的成本,那些不能得到大户补贴的农户,如果要流转土地经营,也必须支付高租金。这样高租金就挤压了原本微博的农业利润,当然也就提高了粮食生产成本,粮价存在刚性上升的压力。大规模土地流转,表面上看,通过机械化操作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其代价是支付高租金,这样高租金又抬高了粮食的生产成本。因而大规模土地流转是否就是提高中国粮食生产竞争力的武器,值得进一步思考。

    二是农资价格上涨。在农村的调研发现,农资价格大幅度攀升是2008年以来的事情。以农药为例,一方面与宏观的农药市场结构变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微观的乡村基层市场上农药的流通网络有关。

    宏观的农药市场结构变迁。最近10多年,农药市场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因为中国南方水稻产区耕作制度变化(从双季稻到一季稻),导致虫情出现演变,原来国产高毒农药已经没有办法有效克服虫情,面对钻心虫和卷叶虫的大爆发,打6-7次国产农药对于制服这些害虫都无济于事。后来是德国拜耳公司的锐劲特引进之后将局面收拾。因而在2008年的前几年,锐劲特极为火爆,几乎每家农资店都在卖锐劲特。后因锐劲特在收拾害虫时,也将田间的其它几乎是所有的微生物和生物也一并消灭,对生态极不友好,从2008年左右开始退市。接下来是美国杜邦公司的康宽和德国拜耳公司的稻腾引领市场的时代,康宽一上市,价格就远远高于过去的农药,比如说原来的农药出厂价是2块,康宽就是5块。在国产农药一片颓势的情况下,外资农药引领市场格局,是农药成本上涨的根本原因,而且国家没有办法进行调控。

    农资流通体制改革所诱发的微观经销网络的变革。在外资农药引领中国农药市场的同时,中国乡村农药流通市场的结构也在发生演变,新的代理——经销网络为了追求利润,极大地抬高了农药的市场价格。原来的农药市场,几乎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是自从康宽上市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特定品牌的独家代理和独家经销,现在的农药市场是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以康宽为例,一个县级单位只有一个代理商,一个乡镇只有一个经销商,代理商和经销商在乡镇这个层次上进行单一对接,这样对康宽的销售就形成一个封闭的经销网络,乡镇的经销商在县域范围内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进货,而在一个乡镇上只有一家卖此产品。这样农药的市场价格就被控制起来,乡镇的经销商可以控制价格,因为是独家经销,就不存在竞争对手压低价格。自从康宽采取这种策略之后,其他的后来的几乎是所有的无论是国外农药,还是国产农药都采取这种策略。对特定农药品牌的垄断、封闭性经销网络的形成,又是抬高农药价格的根本原因。还是以康宽为例,从厂家到县级代理商的价格是5元,那么乡镇的经销商则卖到7元,最近几年出厂价稳定在5元左右,但是乡镇上的价格则一路攀升,从7元到8元,再到今年的9元,乡镇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在大幅度攀升。进而抬高了了农药的价格,抬高了农民的生产成本。

    基层市场上农药经销网络出现这种变化,与农药的流通体制改革有关。在2002年左右开始农资流通体制改革之后,经销农资成为一门可以赚钱的生意,在乡镇上开个农资店,一年轻轻松松赚个10多万,对于很多农民来讲是极有吸引力的事情。于是从2002年到现在10多年,乡镇基层市场上的农资店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原来一个镇上1家供销社,现在一个镇上78家,甚至十几、二十家的都有,在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农资店之间的竞争激烈。为了生存,农资店在数量增加的同时,必定要求利润空间抬高。农资店的这种诉求,在康宽上市的时候被实现:很多乡镇经销商向厂家提要求,认为在此之前推动锐进特上市的时候,所有的农资店都卖,结果价格竞争激烈,没有赚到钱;现在新产品上市,我保证给厂家卖多少产品,但是必须保证在一个乡镇上独家经销。厂家为了推新产品上市,只有接受经销商的这种要求,于是形成县乡市场上农资经销的这种封闭网络。其他产品如稻腾、垅歌,甚至是国产农药都纷纷效仿。简而言之:乡镇上的农资经销店大量出现,原来由一个农资店经营的市场份额,现在由10家农资店来分割,竞争激烈,要求抬高利润才有生存空间,这种诉求是通过县——乡农药市场上封闭的经销网络的形成来实现的,从此农药的经销,变成了垄断竞争,农药的品牌开始多如牛毛,有些是一个厂家生产的同样的农药,也要打个几个不同的品牌,以实现市场区分,分别给不同的乡镇经销商经营,目的是为了好欺骗农民,不发生价格竞争,进而抬高价格,获取高额利润。

    三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最近几年,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幅度触目惊心。从2010年左右请一个工60元,到2013年的工价120,甚至是130,短短几年时间工价翻番。经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对于工价上涨无所谓,但是对于通过土地流转形成4050亩,甚至200300亩的种粮大户而言,这几乎成了不可承受之重。大户经营,主要是插秧的环节要请工,一个工120元,一天插6分田,请人插一亩田的成本就是250元。工价的上涨,对粮食生产成本上涨的影响可见一斑。

    那么农村劳动力价格这几年为什么大幅度攀升呢?从笔者在农村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与当前的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有关,也与2008年以来国家的刺激经济计划有关。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农村可以转移的劳动力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工业部门的工价快速上涨。同时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刺激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出现严重稀缺。在乡下调研可以发现,2008年以来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加速转移,即便是原来留在农村务农的40-50多岁的劳动力也进一步转移到基建等行业,这是因为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与种田的务农收入进一步形成反差。在劳动力加速转移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进一步稀缺,诱发农村劳动力市场工价的快速上涨。

         在耕地、农资、劳动力等主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水稻生产的成本进入快速上升的通道是必然的事情,进而使得中国的水稻市场价格明显高于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目前这种价格差正使得国内的水稻生产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国内的水稻生产在进口大米的冲击下,出现了生产的相对过剩,诱发价格下降,降低种粮的比较效益,或许接下来会因为种粮积极性的降低而出现短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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