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对国际农村发展干预的影响
——以亚洲开发银行在赫哲族杨村的发展项目为例*
郭占锋 赵勇 李小云
[摘要]“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本质特征的精辟概括。虽然中国社会已经由传统社会逐渐进入现代社会,但是这种传统文化因素依然影响农村社区稀有资源的分配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于汉人社会的“差序格局”却在与汉人社会文化相异的少数民族族群中同样存在。本文基于一个国际发展机构在赫哲族村庄的项目实践,试图考察“差序格局”是如何影响国际发展项目的运作并最终导致项目被型塑的。
[关键词] 差序格局;发展;干预;赫哲族
作者简介:
郭占锋(1977-), 男,博士,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发展人类学,农村发展与管理。通讯地址:陕西杨凌 712100。 邮件:guozhanfeng@cau.edu.cn;
手机:18291919673
赵 勇(1980-),男,博士,吉林省公主岭市,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馆员,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农村社会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农村社会学、情报学。本文通讯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市 100193
李小云(1961-),男,博士,陕西靖边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通讯地址:北京市 100193
一、 “差序格局”研究简述
中国传统社会在金耀基看来,是指“传统性的农耕社会”[1](P.7)。
学界以往对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研究,多数侧重从伦理、道德的视角来阐释人际关系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对人际关系形成所发挥的作用。[4] 孙立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社会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5] 从社会稀缺资源配置模式来看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可能是学术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作为差序格局中心的“己”,不具有个体独立的品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己”实体不是独立的个体、个人或自己而是被家族和血缘裹着是从属于家庭的社会个体。[4]正是由于这个所谓“己”不是指社会结构中具体的个人,而是家族、或族群或者其他的认同共同体所裹着的“自己”,是一个抽象的分析单位。因此,我们日常所谓的“自己人”,其实背后是有一种家族层面、地缘层面或者民族层面的认同感。在竞争有限资源的情况下,这些抽象的分析单位会不断通过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来建构一种认同,不断排除或者隔离其他群体参与资源分配。这种认同的过程和认同单位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当然,对于每个群体内部的利益分配时,个体成员之间也体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由此,可见“差序格局”不仅主要表现在个体层面,而且也体现在群体层面,并且富有动态性和伸缩性。
自建国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然而,有学者研究发现,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久扶不脱贫”[6]( P.302) ,而且国际发展干预机构所倡导的参与式扶贫理念被严重的扭曲,其中的原因是值得讨论和反思。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生计方式以及民族文化都不同于传统的“汉人社会”。[7] 尽
二、 国际发展项目进入赫哲族杨村
(一)赫哲族杨村简介
杨村①是赫哲族这一世代游猎于三江平原地区的渔猎民族逐渐聚集形成的村落,位于乌苏里江江边。赫哲族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长期以来劳动生息繁衍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流域。有文字记载的,先秦时称“肃慎”、“稷慎”,汉魏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8] (P.11)
杨村是杨乡政府所在地,1947年冬,黑龙江饶河县政府在尊重赫哲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基础上,从永安村、富锦、同江三地将26户赫哲族农户迁至杨村。1948年,杨村赫哲族自治村成立。1983年以前,捕鱼是杨村赫哲人的主要生活方式,1983年以后,一部分来自山东的汉人移居杨村,开始种植水稻。1985年以后,该村分为两个队,一个是以赫哲族为主的渔业队,一个是以汉族人构成的农业队,当时全村共有耕地3000亩,赫哲族占用1200亩,汉族占用1800亩,主要以种植水稻为生。
1987年杨乡政府启动“万亩灌渠”项目,即开垦万亩稻田,欲建立万亩水稻灌渠。伴随大批的汉族移民开始涌入杨村,与此相应,杨村的耕地面积逐年扩大,种植业比重不断上扬。1995年,杨乡政府卡是引导赫哲族转向水稻种植业,赫哲族人开始向汉族移民学习种植水稻,但是长期习惯于狩猎捕鱼的赫哲族人在改变生计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使得赫哲族农户仍沿用传统落后的耕作方式和传统的以粮为主的经营模式,粮食平均亩产仅为
(二)亚行项目进入杨村
发展干预(Development Intervention)在国际发展领域中被定义为为了某预定发展目标而进行的改变现状的人为的努力。发展干预又被划分为以发展项目和发展规划为主要形式化的制度性干预(Institutional Intervention)和以政策性手段为主的间接干预(Less Direct Forms of Intervention)。[9]农村发展项目是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进行制度性干预的一种重要措施。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开始中国农村开展扶贫项目。尽管与其它贫困省份相比,黑龙江省的农村贫困率相对较低,但贫困人口数量仍达到373万,共有15580个贫困村,共计780万公顷土地,其中35%的土地是由原来的湿地或森林转变而来。在全部的贫困人口中,153万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25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10](P.98)他们收入低的主要因素是耕地的生产力低下,有限的替代生计和工作机会,缺乏生产技能以及保护环境的意识。
2005年,由亚洲开发银行资助,黑龙江省林业厅具体实施的“三江平原发展可持续替代生计和社区参与可持续湿地管理项目”开始启动。该项目旨在用社区参与的形式扶助少数民族贫困农户开发出一套新型的生计替代方案。该项目共设计93个贫困村,62个重点村,作为赫哲族的杨村进入了重点村行列。项目之所以选择杨村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杨村是赫哲族的聚居地,而赫哲族又是六小民族,应该予以帮扶。由此可见,“民族”再次成为杨村与外部机构或代理人协商的“砝码”,也正是由于民族社会资本的联系性(linking)亚行项目才作为外部资源引入杨村,这也是联系社会资本的作用。该项目依照“参与式方法”[11](P.21)予以开展,来保证贫困农户参与项目并且从项目中受益,强调可持续生计替代。项目主要是通过建立社区滚动资金管理体系来促进农民组织能力建设,达到增强农民自我管理的提升,从而促进社区的长久发展。
社区滚动资金是以项目为载体进入农村社区,并在当地通过参与式的方法选出代表出任资金管理小组成员。项目小组根据制定的贷款制度和额度将资金发放(资金发放可以是无息或者低息)给需要的农户,并限定时间收回,再按标准贷给另外需要的农户,形成资金的循环滚动。[12] (P.36) 根据亚行项目设计,亚行专家组将对前两轮的社区滚动资金运作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之后将由村项目管理小组完全负责管理。
(一)第一轮资金发放:“赫哲族”和“老汉族”的部分农户分配到资金
第一轮社区滚动资金共计28万元,共有92户农民申请了第一批项目资金,村项目管理小组进行初步筛选后,共有74户符合申请资格。而被筛选下的18户农民主要是由于户口不在本村、申请项目数额过大、申请人年龄过大、家里有人在上班等原因。同时,以“赫哲户”和“老汉户”优先申请的前提下,确定了第一轮60户项目户。那么,杨村什么样的农户分配到了第一轮社区滚动资金?我们通过赋值的方法,从农户类型以及与村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关系两个维度,对第一轮项目资金使用名单进行分析。首先,我们根据农户类型和进村时间长短对项目户进行赋值,从0到10表示进村时间的长短,在原住民一侧,数值越高表明在杨村生活的时间越长;在移民一侧,数值越高表明进村的时间越短。
同时,我们根据项目户与村项目管理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再次进行赋值,在有关系一侧,从0到10表示关系强度逐渐递增,大于5表明有亲属关系,大于0小于5属于朋友关系;在无关系一侧,从0到10表示关系强度逐渐递减。然后,我们利用散点图的形式将第一轮项目户置于“农户类型(X)、有无关系(Y)”的坐标系中,由此得到图1第一轮社区滚动资金分配情况。
图1 第一轮社区滚动资金分配情况
图1显示了滚动资金在X轴方向上主要分配在原住民一侧,项目户中“赫哲户”数量要多于“老汉户”;在Y轴方向上,与村项目管理小组有亲属或朋友关系的项目户较多,其中有关系的“赫哲户”数量多于其他类别的项目户。
从上述的项目管理小组人员构成来看,2名女性参与到管理小组中,体现了参与式方法中鼓励女性参与的理念。如果我们从社会网络来看,可以发现5位小组成员都是各个家族利益的代言人。尤敏杰是杨村的老书记,在杨村拥有较高的声誉和威望,其家族社会网络主要以“尤氏”赫哲族农户为主,当然他是赫哲族的利益代言人。于春杰和郭莲香都属于杨村“老汉族”侯氏家族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于春杰的表姐夫为县林业局局长,这也使得他的家族“社会结构性地位”⑤较高。鱼京淑为村会计卢伟华的母亲,她家也是杨村唯一的一户“赫哲户”与“老汉族”的联姻家庭。王传峰是“水稻户”移民的代表,可是他却不能为其他移民户争取到第一轮的资金。原因是在赫哲族杨村,在稀有资源分配时首先呈现“赫哲族”——“老汉族”——“移民户”的优先顺序,构成了由内到外推及的“三圈论”格局。由此可见,这些项目管理小组成员都是代表本民族或者本家族的利益,使得资金分配首先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分配。其次,在每个群体内部,资金的分配又是取决于与项目管理成员的之间的关系的亲近程度,与项目管理人员的关系越近,获取资金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但传统的差序格局模式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4] 在“差序格局”的各个层次中,最内圈的人与中心人物的私人关系最紧密、感情最亲密,运用了强的关系治理手段;而随着圈子向外推,私人的、情感的因素逐渐减弱,关系治理的程度也逐渐减弱。[13]
(二)第二轮资金发放:在发展干预理念下的“平均分配”
由于上一轮资金的归还难问题,导致第二轮社区滚动资金仅有6万元,但涉及项目户则有67户。根据第二轮项目户名单,除7人分配资金超过2000元外,其余60人各分配到资金400元。同样通过赋值方法,得到第二轮社区滚动资金分配情况图2。
图2 第二轮社区滚动资金分配情况
对比图6-4第一轮社区滚动资金分配情况,图6-5显示了第二轮项目户在“X-Y坐标系”上更加分散,但杨村“盲流户”依然排斥在项目之外。
同时项目户中“赫哲户”的比例依然较高。通过调查,第二轮资金分配超过2000元的这7为农户也都是项目管理小组的亲属。可以看出,第二轮社区滚动资金分配是亚行项目干预与社区内部家族社会网络关系调谐的结果,同时它也是村项目管理小组解决资金分配矛盾的一种策略。“平均分配”是我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或村庄在资源分配时解决矛盾的一种常用手段。但是,这一资金分配结果也导致了项目资金不能继续滚动,多数项目户第二轮替代生计活动无法进行。
图2 第二轮社区滚动资金分配情况
专家的干预使得第二次资金分配方式有了变化,但是仍然是按照“差序格局”的方式在进行,唯一的区别是“水稻户”得到一些资金。正如Jonathan Fox和John Gershman(2000)通过对世界银行在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十个农村发展项目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世界银行在资助发展项目的同时,也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他们提出在项目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应该创建有利于穷人社会资本积累(accumulation of pro-poor social capital)的制度环境。[14]
这次王传峰作为“水稻户”移民的代表,为13户移民争取到资金,户均400元。相比而言,是赫哲族有7户拿到2000元的资金,其他支持的赫哲族农户和老汉族农户都得到400元的资金支持。从村庄内部来看,项目管理小组成为了村庄各个强势家族“代言人”的组织,不同家族间存在制衡关系,这也使得项目在原有正式监督机制外,又存在非正式的监督机制,但项目资源分配结果往往是这几个强势家族间竞争、协商、谈判和妥协的产物,很多弱势家族常常成为这一分配结果的牺牲品。总之,在社区滚动资金运作过程中,“差序格局”发挥了很大作用。项目成员的家族社会网络、个人的亲属关系,特殊信任以及非正式规则等等都再资金的运作过程中都有体现;从社会资本“行动性要素”来看,行动者(村项目管理小组、项目户、非项目户)利用他们的知识⑤,通过行动和策略来影响社区滚动资金的运作程序,进而满足本家族或本民族的利益需求。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村级项目管理小组将第一轮社区滚动资金都分配给了以赫哲族为主的原住民和“老汉族”,“水稻户”移民户被完全排斥在外。赫哲族村民认为,杨村能够有亚行项目主要是因为国家想要帮扶赫哲族群众,他们理应首先分配到社区资金。而水稻户移民对这一分配方法极为不满,但也没有任何办法。调查发现,亚行项目在杨村实施后,杨村水稻户移民群体对社区的认同感大大降低,他们开始认为自己不属于杨村村民,杨村的任何事务都与自己无关,甚至开始怀疑国家促进农村发展相关政策的效益。
四、结论与讨论
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是呈现“嵌入式发展”的特征。[15] 同样,作为一种采用社会工作方法的国际发展干预也是面临着要“嵌入”中国农村文化土壤的制约。国际参与式扶贫模式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被已有的扶贫体系所改变。[6](P.319) 地方性知识具有改变、形塑甚至摧毁发展话语的能力,并且应对发展话语的手段呈现多样化。[16](P.1-35) ,[17]王伊欢和叶敬忠(2005)认为,发展干预过程具有“非线性”特点,而且社会资本成为干预资源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9]由此可见,国际发展干预要在中国农村产生影响,必须要避免“文化识盲(cultural illiteracy)”问题,[18] 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显然,中国社会文化因素依然对这种外来发展干预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阻碍发展机构所提倡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的具体运行。“差序格局”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不仅体现在拥有农耕文化的汉人乡土社会中,而且同样存在于少数民族的生活实践中。本文发现,“差序格局”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更是体现在群内层面,而且呈现“先群体,后个体”的次序,尤其在资源稀缺时,“差序格局”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体现得异常鲜明。尽管“差序格局”融入许多现代理性的因素,但依然对发展干预构成挑战。尽管国际发展机构给予村民一定的参与权利和参与空间,但是发展项目往往由社区精英所掌控,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其个人社会网络都是形成“差序格局”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国际发展干预在少数民族村庄进行时,更要充分了解形成“差序格局”的民族文化因素,否则,发展干预只会成为一种“表象”[19],不会达到真正发展的目的。
注释:
① 杨村为化名。
② 汉族包括“老汉族”和“水稻户”,老汉族是指20世纪70年代就来到杨村,和赫哲族人一起开发杨村的汉人。
③“水稻户”是1986年杨乡政府启动“万亩灌区”时被吸引来投资种地的汉族农民。当地赫哲人称他们为“水稻户”,因为他们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计方式。
④ 以打短工为生的外来人,他们中有的常年租住在杨村,打工的种类很多,没有杨村户口,租用其他农户的房子居住、生活十分简单。
⑤测量个体层次社会资本采用位置生成法(position-generator),具体指通过对被研究者网络成员中出现的结构性地位的了解,对其拥有社会资本的情况做大致的测量(参阅赵延东、罗家德,《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2005年第2期)。
⑥这些“知识”涵义是广义的,囊括原有的“知识”,以及在发展项目干预过程中学习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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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from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As a development project in Yang
Guo Zhanfeng ZhaoYong Li Xiaoy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