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日,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在东京举行他的新书出版演讲会。在6月25日刚刚出版的新书《中日领土问题的起源——政府文件讲述的失真事实》一书中,村田教授通过对中日两国有关历史文献的对比研究,得出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明确属于中国版图的结论。
村田教授在演讲中通过琉球王国与钓鱼岛的关系、钓鱼岛的地理环境以及日本政府窃取钓鱼岛的过程等几大部分,通过详细的史料调查和对比分析,明确地抨击了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入日本版图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
详述琉球与钓鱼岛关系
对于琉球王国与钓鱼岛的关系,村田教授在书中指出,自明代开始琉球王国就成为明朝的附属国,从1404年开始,琉球的国王即位时明朝便会派出册封使予以册封确认。直到1609年,当时日本的萨摩藩入侵琉球,并实现了对琉球的实际控制,但由于当时日本与明朝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德川幕府仍存续了琉球作为明朝附属国的“独立”地位,以便将琉球作为一个与明朝沟通、交流的窗口。在林子平所著的《三国通览图说》中,该图将钓鱼岛、黄尾山(现:黄尾屿)和赤尾山(现:赤尾屿)标注为与中国大陆相同的颜色。此外,中国的包括《指南广义》和《顺风相送》等历史资料中也有大量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于中国版图的佐证。
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政府命令全国绘制统一比例尺的地图,其中萨摩藩就制作了琉球全图,其中包括奄美、冲绳和先岛(即现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地图,这些地图中共明确标出了琉球所属的80个岛屿,甚至连离台湾仅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也标示出来,但这些地图都没有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述,这说明钓鱼岛等岛屿并不属于琉球的版图。
村田教授还从钓鱼岛的自然地理位置对其归属问题做出说明。从地理位置上看,钓鱼岛等岛屿位于中国大陆架上,其与西南诸岛之间隔着深度超过2000米的冲绳海槽这一天然屏障,并且流经这一海域的黑潮非常强劲,当时当地民众所使用的独木舟这种交通工具很难跨越这一海槽,所以琉球渔民可以说是不可能前往钓鱼岛等岛屿附近进行捕鱼的。这也是说明钓鱼岛等岛屿未能绘入琉球地图的一个重要原因。
揭示日窃取钓鱼岛过程
村田教授的新书关于日本政府窃取钓鱼岛等岛屿过程的部分,给出非常详细的答案和史料分析。当日本历史进入明治政府后,1879年明治政府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当时还提出将冲绳本岛以北的部分划归日本,将宫古岛、八重山等西南诸岛划归清朝的“琉球分割方案”,但就是方案实施前,因琉球民众的强烈反对而未果。
1883年12月,西村捨三出任冲绳第4任县令。1885年,根据明治政府山县有朋内务卿的命令,西村在短短一个月内便完成了对大东岛的调查和设置地标的任务。而对于此后山县下达的要求对钓鱼岛、久场岛(黄尾屿)等岛屿的调查和设置地标的命令,西村依据这些岛屿在清朝册封使所著的《中山传信录》等著作中均有记载为由,对设置地标一事表示了担忧,最终只是进行了调查但并未设置地标。1885年9月6日,上海《申报》对日本欲窃取钓鱼岛等岛屿一事也做出了报道,为避免外交纠纷,时任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也建议暂缓设置地标一事。1885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决定为避免与清朝政府发生纠纷,暂缓将钓鱼岛等“无人岛”“纳入日本版图”。此后的1890年1月和1893年11月,冲绳县的两任知事先后上书要求将钓鱼岛等“无人岛”“纳入日本版图”,最终未获同意。1894年7月,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爆发,在清政府节节败退的形势下,日本内务省认为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遂于当年12月再次决定启动将钓鱼岛等“无人岛”并入日本版图。
对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情况,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所著的《蹇蹇录》中几乎未看到相关记述。就连当时对日本政府行为记述最为详实的《官报》也没有公布将钓鱼岛、久场岛(黄尾屿)纳入日本版图的内容。就连在1896年3月5日发布的关于冲绳县郡编制的敕令第13号中,也没有相关岛屿名称的记载。而冲绳县也没有完成地标设置事宜。
村田教授称,新书引用了日本外务省公开的《日本外交文书》和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日本外务省、内务省和防卫省等的政府文件资料。这些史料证明,日本政府的《关于尖阁诸岛的基本见解》是非常经不起检验的。对主张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日本政府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但政府文件所讲述的就是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表现出承认事实的诚意才是最为重要的。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7月2日《文汇报》)
链接:一个“老牌70后”的钓鱼岛情结
唐仲江
吴天颖先生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是一部价值与重量无法匹配的书,正如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来新夏先生的评论:“这部并非巨帙的宏篇,却使人感到沉甸甸地压手,光熠熠地照人。这是多年来不曾多见的专著。这部书可能不如某些昌言宏论之作那样辉煌一时,但它吐中华民族之正气,树中华学术之脊梁,传之后世,洵为不刊之作。”
堪比宋教仁《间岛问题》
在读完吴天颖先生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一书之后,让我想起了宋教仁与他所著的《间岛问题》。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实际占有朝鲜,鼓励朝鲜人越界开垦。之后日本一个叫“长白山会”的团体,制造出所谓“间岛问题”,称中国延边地区的大片领土是中朝未定界的“间岛”,图谋占据。这样便否定了以图们江作为中朝界河。
1907年,宋教仁去东北从事反清革命期间,得知了日本人的这个阴谋。他化装成日本人,侦获大量关于“间岛问题”的假证据,拍照带回日本。然后在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终于找到一个名叫古山子的朝鲜人于中国康熙五十五年出版的《大东舆地图》,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与朝鲜的界江是图们江。
在这些有力证据的基础上,宋教仁写了约6万字的著作《间岛问题》,论证了日本人所指的“间岛”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宋教仁把著作交给了清政府驻日公使。清政府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在与日本的谈判中取得了成功,这一片领土得到了保全。
尽管《间岛问题》与《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这两本书年代相距百余年,但它们都是捍卫我国领土的不朽之作。宋教仁先生的《间岛问题》在历史上为保全我国领土建立了不世之功,吴天颖先生历经23年写就,又经20年增订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一书为论证“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的立场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
历时二十载的增订
1994年版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出版后,作者又经历了20年的增订,并且此次增订版首次刊发了一些与钓鱼岛主权归属有关的史料,包括来自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的《顺风相送》明抄本影印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乾隆帝钦命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elBenoist)所绘《坤舆全图》局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日本驻华公使呈外务省第29号机密信及日本海军极密第3号《台湾匪贼征讨》所记日本侵占钓鱼列屿的确切时间等。
在本书的内容方面,除对第1至第4章进行补充、订正外,作者还着力全面改写了第5章,着重剖析1895年“114内阁决议”作为“‘尖阁列岛’系日本固有领土”的“法理依据”之非法无效;钓鱼列屿是作为中国台湾“附属岛屿”一并被割让给日本,与“114内阁决议”无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不仅针对奥原敏雄的观点进行研究,而且增加了对若干日本学者观点的驳斥,比如第3章《石井望副教授弄巧成拙,帮了倒忙》。此外,书中新增了第5章第7节《〈马关条约〉割让钓鱼列屿考》,不仅厘清了《马关条约》与钓鱼岛的关系,而且使全书的体系更加完整。
在《石井望副教授弄巧成拙,帮了倒忙》这一部分,吴天颖先生对日本长崎纯心大学汉文学专业副教授石井望的观点进行了批驳。石井望从册封使郭汝霖所著《石泉山房文集》中,摘引出“行至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他把“‘涉’琉球境”中的“涉”解释为“进入”,说是已进入了琉球,便据此认为“这是明朝皇帝所派使节团正式承认赤尾屿属于琉球,并由琉球人命名的证据”。
对此,吴天颖先生在书中对石井望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饶有兴趣的是,吴天颖先生还语带调侃地写道:“笔者从事钓鱼列屿研究垂40年,孤陋寡闻,尚不知有人从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援引过这条史料。此番石井君竟然从此书找出与《使琉球录》相互佐证的史料,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共同证明了古代中国与琉球国交界处就是赤尾屿。对此,笔者于情于理都应该道一声:‘石井君,有劳了!’”
半生皆为钓鱼岛
1936年出生的吴天颖先生即将迈入耄耋之年,他戏称自己为“老牌70后”。在本书的序言中,他谈到了与钓鱼岛的缘分。从20世纪70年代之初涉猎钓鱼列屿问题算起,到1993年这本书脱稿,再到今年6月份本书增订版的出版,前后经历了43个春秋,耗费了作者半生的心力。
“文革”开始时,时任天津财经学院教员的吴天颖被打入“牛棚”,经过多次批斗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在吴天颖“被改造”的时候,钓鱼岛海域被发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估计储量在800亿桶左右。自此,中日两国对钓鱼岛归属之争日益激烈。
1970年,吴天颖结束下放生涯,回到学校,但却遭左腿髌骨粉碎性骨折,后被派去图书馆看守书库。吴天颖此时已经对钓鱼岛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当时主持我国外交工作的乔冠华上书,表示愿以业余时间整理钓鱼列屿史料备考。
1971年,外交部给吴天颖回信表示支持,并且天津财经学院的负责人也表示赞成,由此他才能够取得接触这一研究领域的合法地位,并于1972年完成了史料辑录《钓鱼列岛历史粉碎了佐藤之流的黄粱梦》,送交外交部国际条法司供参考。
此后,他更是皓首穷经地研究钓鱼岛问题,运用史学、考据学,兼及国际法等多学科理论方法,通过对大量中外文献史料舆图的爬梳整理,去伪存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于1372年(明洪武五年),就最先发现钓鱼列屿并命名。两年后中国水师舰队曾由福建经钓鱼列屿将倭寇舰队驱赶至冲绳海槽此举犹为琉球国紫金大夫向德宏所称道。
现存最早记载钓鱼屿、赤尾屿等岛名的史籍,为1403年(明永乐元年)根据“古本”而成书的《顺风相送》。按照14、15世纪国际法“发现即领有”的原则,中国业已将钓鱼列屿纳入国土。
通过史料分析,吴天颖先生将近代日本对钓鱼岛的窃取行动归为三个阶段:1879年觊觎1885年图谋窃取1895武力征服。1879年至1885年,日本继吞并琉球国之后,便把位居要冲的钓鱼列屿视为侵占台湾本岛的跳板,对该列屿“开始抱有领有意识”;1885年至1894年甲午战前,由于冲绳县厅接受内务省的密令调查伊始,1885年9月6日便遭到上海《申报》上一则新闻《台岛警信》的当头棒喝。随之清政府采取了强化海防、升格台湾为省两项决策,迫使日本插手钓鱼列屿的活动转入隐蔽状态;1894年至1895年间,日本挟甲午战胜之威,先是暗地通过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均无效的“114内阁决议”,然后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最终于1895年6月2日,攫取了包括钓鱼列屿在内的“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由此,日本窃取钓鱼岛的过程清晰地曝光于世人面前。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8期,摘自2013年7月4日《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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