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中的中国,从来有多个,它们在这个多维时空并行不悖,各有各的一套生存法则,然后彼此间又盘根错节的交织在一起。我们要如何读懂既远又近的乡村社会?如何在文字里面读懂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中国?2013年7月18日,孙惠芬、梁鸿两位作家做客《腾讯书院》,从非虚构文学作品谈起,揭示转型期中国农民与城市进程的精神矛盾,以及农民因为不被理解而轻易选择的自杀之路。农村自杀现象作为社会问题,在《生死十日谈》的作者孙惠芬笔下化身一个个具体而微的鲜活生命,她与《出梁庄记》梁鸿一起意图挖掘的是“人类生存的复杂性”,文字最终目的在于使人“五味陈杂”,而并非给出一个终极结论,或者直指制度弊病。
腾讯书院“文学里的乡土中国”系列,献给出走于农村或县城,以及关注中国社会现状的人。本系列内容将在2013年下半年每月发布,请关注腾讯文化频道。
本期书院嘉宾简介:
梁鸿:1973年生于河南邓州。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因描写农村人留守及务工现状受关注。
孙惠芬: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中篇小说集《孙蕙芬的世界》,《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长篇小说《歇马山庄》等。因描写农村自杀现象《生死十日谈》受关注。
【要点1】你有一片特别暧昧难说的土地,有你特别复杂的生命经历和个体家庭的经历,它都会使你对这片土地有那样一种说不清的,但一直想去说的那样的愿望。
【要点2】中国农民就像一个吉普赛人,尘土飞扬在大地上奔走,到那个地方像种子一样扎下根——不管怎么样,它试图扎根,虽然它始终没有扎根。
【要点3】为什么传销在中国农村那么流行?我没有用嘲笑的眼光去看待传销,实际上它承载一个农民的发财梦,我们整个时代都带着利益发展的趋向,农民自然参与其中,只不过以扭曲失败的方式呈现。
【要点4】我们理解农民的时候,往往把它作为一个愚昧、沉默、内心特别粗疏的群体,但是你真的走进现场倾听每一个内心,会发现他的确为了精神而活。
【要点5】我们原来拥有的乡村可能很好,拥有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乡村状态(不管是物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现在它依然对我们有效,但我们现在用负面的眼光看它,把它看成肿瘤,一定要把乡土生活割裂掉,以为这样我们才能干净,才能全新焕然一新走向新生。
【要点6】我们思辩城市的存在,我们考察乡村的没落,并不是一定拿一种代替另一种。
【要点7】如果你读完“梁庄”或者“生死”,看见到小时候向你走来,一个个具体的人向你走来,你心里五味杂陈,你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这样我会非常高兴。我写乡土中国,并不是作为为民请命的一种文本,就是希望把社会生活中人的存在复杂性尽可能地挖掘出来。
【要点8】对自己过往信仰方式,不能一味贬低,污蔑传统。我们的财神爷、土地神、观音……它与我们精神充满契合。而这个意义上现在被阻隔,我们这一代人都被阻隔。现在的我们不懂传统,不懂中国古典的神秘知识,包括算命测字,大部分都不懂。
【如下是经过删减的精彩实录:】
中国农民像吉普赛人尘土飞扬在大地奔走
梁鸿: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只是一部分梁庄,梁庄在外面的一群人和梁庄在家人在一体,喜怒哀乐全部同在,把这样一群人都写出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或者相对完整的一个村庄。这也是我写第二本书《出梁庄记》的念头。
2011年我像军事作战一样在家里挂了大地图,以梁庄为原点,然后辐射全国。我惊讶发现梁庄人太坚韧,太能扛着了。新疆、西藏……东西南北每个地方都有,四面八方的。中国农民就像吉普赛人,尘土飞扬在大地上奔走,到那个地方像种子一个扎下根,不管怎么样,它试图扎根,虽然它始终没有扎根。
我重点选择8、9个城市,然后每到一种城市以一种职业为写作源头。比如说我到西安堂哥家一坐下,马上所有卖菜的、做小生意的、开小百货的,都会来。包括不认识的老乡也都会来,我二哥家也成了一个新闻发布中心。堂哥家曾发生过一个跟交警有关的事情——大堂哥的车被没收了,对方说:老梁你的态度就差,人家就是要罚你,就是要治你。我的堂哥一开始说给你500行不行?不行。700行不行?也不行。1000行不行?还不行。
然后堂哥打了一个电话,一群老乡开了三辆面包车到交警队门口要示威,或者说捍卫自己的权利(我那一章标题叫《抢劫》)。最后车要来了,我的大堂哥也花一千多块钱,因为要给去助威的老乡们每个人吃一碗拉面,一瓶啤酒,所以也花了一千多。同时这个车要出来之后,他又得交一百块钱交给停车场。也就是说我的大堂哥在城市里生活,从交警到托儿、到停车场,最后这个利益链条搜刮的最终都是他的血汗。
当你真的听到你的亲人在谈这件事情时,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是一种种非常具体而微的场景,具体而微的社会结构在你面前展开,那种体验可能是另外一种真实的、震惊的体验。在写《出梁庄记》过程中,我面临真的是一个广阔的、复杂的、暧昧难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存在。
我能理解农民传销,它承载发财梦
梁鸿:其实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问被采访者——你到底想不想梁庄?你想不想回去?我得到各式各样的回答。为什么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它既是一个现实境遇,也是一个文化境遇。这种文化境遇包含了农民的最终归属,也包含了我们的自身归属——我们到底该怎样思考梁庄?我们到底该怎样思考农民的自杀?
一个农村青年,为了追求现代梦、为了发财,跑到城里,结果从事了最古老的事业——他做了一个算命先生。他家里厅堂中间放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像,旁边是观音菩萨,再下面是财神爷,关公……各种各样的神摆在那里。那是一种非常混搭,支部破碎甚至是后现代的拼接场景,但却在他们家和谐混搭。
他的神情特别开明,特别开阔。我一开始有嘲笑,就觉得他这儿怎么这么搞笑、这么腐朽。但其实最终他给我的印象令我特别意外。我跟他一块儿待了三天,他身上充满清明之气,那种开阔是我之前一点都没有想到的。他身上有一种遥远的光亮,像是从我们历史上穿越而来,这种光亮可能不是很清晰,虽然他是一个非常低级的算命者,但我觉得他们就是有光亮。
我一直反复跟他聊天,跟他谈,对我启发非常大,包括我怎么思考传统问题,甚至我们还讨论到传销。为什么传销在中国农村那么流行?我没有用嘲笑的眼光去看待,实际上它承载了一个农民发财梦,我们整个时代充满着利益发展的趋向,农民自然参与其中,只不过是扭曲失败的方式呈现。
农村老人自杀是非常大的社会问题
梁鸿:素材找寻过程中,我最后一站到了青岛。我的堂哥们,堂叔在那儿做电镀场的工人。电镀厂是一个高污染的行业,我自己的亲堂弟也是在那儿去世的,我一直想做这样的调查。我在小说里其中一章叫《幽灵》。工厂里整个真的是雾气蒸腾,每一张脸都在雾气里弥漫着,若隐若现,觉得他们真的是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幽灵。我觉得只有走到那个地方,只有你真的进去了、看到了、跟他们在一块生活了,你的感知才是非常具体。那种具体使你能够把那些细节呈现出来,能够把它走路的姿势、走路的申请展现。
对我来说写这两本书是我真的看到生活,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下生活。不是的。我觉得我真的看到了,虽然之前生活也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因为你的心没有打开。就像刚才孙老师说的,你没有打开,什么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当你打开,梁庄的生命、梁庄才出现在你的面前。这是我写《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一个基本的、大致的内容和历程。
当我看到《生死十日谈》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意外,我没有想到孙老师也能够用这样一种直面广阔的生活场景,把乡村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农村老人自杀在近几年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身为一个小说家从社会问题入手,其实是有它的困境的。孙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一方面把它作为非虚构写作展开,另一方面也加入自身文学感受。包括她从老人自杀,从生命的状态,再谈到整个大的人类处境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现在请孙老师谈一谈《生死十日谈》创作叙述的方式,以及比较大的感触。
因为一瞬间的尊严感他们选择自杀
孙惠芬:梁鸿老师刚才讲到她这个两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我最早读《中国在梁庄》,当时是觉得这个文字怎么像我写的?其实我们对乡村的感受,就是“从小从乡村出来”这几个字给每个人血脉里面注入很多灵魂的东西,这个文字像我写的——其实就是灵魂的一个触碰。
其实我比你走出来的更晚,我是23、24岁的时候,写一部写小说之后,连里给我送到省部学习,这样才出来。就是在乡村生活的更久。可是呢,对于生死、自杀,小的时候我也听到过我们的村长也有过,真的没有去细致地思考它,当我回到乡村跟着采访自杀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乡村生命在那种寂寞的大地中。
我采访自杀这些人最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在仰望星空,他们选择自杀都是用尊严作基础,那一瞬间闪耀内心,他们才去选择自杀。所以我们一直以来觉得乡村人愚昧,乡村贫穷,乡村对经济状况面临种种挑战,这是现实,但是真正触发我写《生死十日谈》,是他们精神那一瞬间闪耀的尊严感。
比如说有一个故事是说到婆媳之间,大家都觉得婆媳之间为了一泡屎怎么选择就自杀?(媳妇儿偷懒,让婆婆带孙子,结果孙子把屎拉在床上,媳妇儿回来和婆婆大骂,婆婆羞愤自杀,媳妇儿担心村民指责,也吞药自杀)。
儿媳妇在那一瞬间崩溃而服毒了,她觉得我怎么会让我的婆婆去世?就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可能会受到谴责。她二十几岁读书想靠考大学,没有靠考上大学,被迫嫁到乡村,她心里希望丈夫能挣钱在外面买楼出去,过上城市人的生活,现在就是面对电脑和网络,外面的生活就在电脑上,就在自己眼前,可是她身边的现实不是,婆婆对她情感上的忽略,沟通的不畅通,于是造成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的差异。
农村不断被文明强暴希望造就绝望
孙惠芬:我觉得每一个群体它都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能够支撑和引领的东西,就是人跟外面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寻找这个关系作为支撑,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植物、跟自然的关系。在我们的乡村,在我们没有宗教的情况下,我们最无助的时候选择了跟人,这个神是人扮的,跟他的关系。
后来我在《生死十日谈》当中也触及到这样一个东西。妈妈是大仙,结果女儿得了性病,她不信她的妈妈,妈妈于是不关心她,最后这个姑娘就自杀了。这样的事情我想到看梁鸿老师她第一部《中国在梁庄》,有一个故事我特别感慨,就是你写的那个叫春梅。春梅就是一个在乡村自杀的人,她的丈夫出去当民工,她在家里边就想念丈夫,可是她不会写信不识字,然后她的一个朋友识字,朋友代她写信,后来这个朋友说,可能是我害了她。
就是我觉得我在写《生死十日谈》的时候,重要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市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我们内心的困境是一样的。
在农村他活着在城里马上变成沉默的风景
梁鸿:其实有的时候自杀并不仅仅是绝望或者是其他什么,它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身份和尊严的问题其实在乡村叙述里一直被忽略,我们理解农民的时候,往往把它作为一个愚昧、一个沉默、一种内心特别粗疏的一个群体,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谓现代化的塑造。但是你真的走进这样,你走进现场你真的倾听每一个内心,你会发现他的确为了精神而活,刚才她讲的婆婆,我觉得我是一个小婆婆我不能成为这样的形象,我多年的建构,这是我活的支撑,是我价值的依据,这个东西一旦坍塌,一切都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选择,它肯定不仅仅是现实、不仅仅是生存、不仅仅是物质的活着,她一定是精神活着。
我在写《出梁庄记》的也是有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在于其实《出梁庄记》谈的不是贫穷的问题,谈的也是农民多少艰难赚到钱的问题,而是谈到农民和身份和价值观的问题,如果你在村庄里面比较懒惰,你到这个地方仍然被别人看不起,仍然不给活干,那么如果你比较德高望重你在村里面,你在这个小范围里面会非常受到尊重。但是你一旦走出那个梁庄,你到城里面当装修工,你马上变成一个沉默的风景,你马上变成一部分,你所有的活,你所有的尊严,你所有的价值都统统被忽略掉,这就是我们一个大的一种话语体系存在。在家里那么丰富那么温柔那么有顺延,说说笑笑吃吃喝喝非常愉快,它一到城里面它自己的脸马上待起来,你干一天或人家就是给你一两百块钱,你还想干嘛?你说建筑工人为什么条件这么艰苦呢?我一天给你两百块钱你还想要什么,你还想要一个洗澡间吗?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的?因为你就是来挣钱,你就是一个农民工。这就是我们,我觉得很多概念里边包含社会很多多的认知。包含了很多偏见。
我觉得孙老师的《生死十日谈》她刚才强调精神仰望星空的,我的确没有阶层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分,没有贫穷之分,只不过他们的仰望星空没有被我们感知,他们的仰望星空被我们这个文明,被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的体系,包括我们自身都把它遗忘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也是《生死十日谈》看了之后我非常感触的一点。
孙惠芬:我的写作可能跟梁鸿老师不同,梁鸿有更多、更深入地理性的思考在里边,我就是跟着感觉走,感觉大的框架结构被点燃的,被引领的一种感受。
咱们一直想着小说创作有物质外壳,物质外壳是什么,我如何建构一个特别结实的结构,让我的乡村故事呈现出来?可是我们读国外作家作品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那么多。我小时候特别参与内心的关心,人的关系,人的心灵的关系,就是很少把握人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跟外部世界的关系。我在乡村的现场,我跟乡村现在史有了关系,那么把这个关系放进去,其实可能就是有一种非虚构的效果,就是这个是让我写这部作品一个最大的收获。我想这个书给我带来的东西,就是不仅仅限于就是你写自杀的时候给你灵魂心灵带来一种救赎的感觉,可能他在写作本身也带来了憧憬。
把农村像肿瘤割掉就是整容 中国千篇一律
梁鸿:其实当代村庄丧失我觉得不仅仅这样生命没有归依,我觉得它可能使我们所有的生命没有归依。我说这种归依,不是指古典的意义的归依,比如说我们一定怀乡,我们一定要有乡愁。这是一个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很多精神的特征,很多精神的指向,包括我们自己内在的性格都是跟乡村息息相关,跟自己也是息息相关。我们现在要学习,我们不会去想,我们原来拥有的可能也是非常好的东西,那样自然的息息相关的经验,那么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乡村一种状态,一种结构,我指的是物理结构和社会结构,它依然对我们有效,但是我们现在用负面的眼光看它,我们把它看成肿瘤,一个前现代的,那样愚昧,我们一定要把乡土生活割掉,这样我们才能干净全新焕然一新走向我们的新生。是这样吗?
孙惠芬:不是。
梁鸿:一个民族没有河流,没有了过去,你是多么可怜,你非常虚弱。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大国就没有了河流,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庙变成一个非常好不得东西,我们神变成这个不好的东西,这是精神空间里面。我们现实乡村形态变成不好的东西,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大规模的拆迁了。我们方方面面让自己面目模仿。比如说印度,印度也是一个古老的大国,印度的男子还可以穿这个白色的这个长衫,女神穿纱丽。当然这是一个物质形态。
我们现代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印度的神庙宇非常广泛,但是这并不是说印度好,而是说它还保有这个面目,这是非常幸运,它还是以自己的面目在世界闻名出现,它给我们人类创造定外一种生活方式,它还在,但是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割裂掉,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们整容一样,一定要整成另外一个人。所有都一样。
【如下是网友提问】
城市跟乡村对立严重本能做敌人
网友:你们的写作是否“去城市化”或者是“反城市化”了?
梁鸿: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本身二元对立的思维。什么去城市化,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去乡村化。其实这都是一种思维的维度,我们思辩城市的存在,我们在考察乡村的这种没落,并不是一定拿一种代替另一种,要反对这种思维。城市本身,当然人类就是有原罪,你破坏自然环境,没有什么可说了了,但是我觉得城市今天这样文明特别重要的形态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扭转,无论是《中国在梁庄》还是《出梁庄记》,它想试图展示乡村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物质样态、精神样态,它仍然在中国生活中,它仍然在活着,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变成死的,或者让它死掉。另外一点如果它死掉随之而失去的是什么,上几亿的农民,他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又失去了什么。觉得乡村不是一个特别具体物质的考察,它也是精神的考察。
我们自身的历史文明往哪儿去,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思维里面没有二元对立的概念,城市我们都在享受城市文明,但是我觉得当我们享受的同时,不要太过任性了,不要太过放肆。
网友:我之前去过很多城中村,有的时候你跟他们接触、看到他们生活状态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生活的像你现在这样,你们自己自身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梁鸿:其实你说的那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原罪。今天生活的感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才是正常的感觉。你自身是一体两面的存在。比如说我现在在高校里面教书,生活还可以,但是你很多亲戚还在那个里面。你到底想不想他们?其实我可以不想,但是你稍微深究一层你跟他们村庄出来,你有血脉关系,同一个生存场景,只不过你侥幸考上了大学,然后你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当他们有难给的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管还是不管?
丧钟为我们每个人而鸣,一个生存共同体里,一定大家是一体的。这是毫无疑问,包括你说的那种惴惴不感。我在西安采访,就是那个有一个年轻的三轮车夫,那章叫“羞耻”,巨大的羞耻之感,因为当你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突然拒绝你,他一下子扭开走了,我觉得他眼睛里面有一种仇恨,有一种说不出来愤懑。他对我个人愤懑吗?肯定不是,他也不认识我。我想那一刹那我们两个都是一个象征,他说看到我这个阶层的象征,而我所看到也是他那个阶层象征。他为什么充满愤懑是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阶层对他是有看法,我们没有尊重他的劳动,我们对他的父一辈子又抓又打又追,又罚钱,他们生活在最底层。
而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了解城市生活的人,希望能够进入城市生活的人,他可能也要面临这样的命运。他的胳膊有一天可能也被扭下去按在地上,所以他愤懑,他恨的不是我,恨的是我背后的象征,我觉得每个人不是说,你就是你自己,你一定是生存共同体里面,所以的事件都是跟你相通。我是这样写,所以我觉得惴惴不安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但是生活层面你要做你应该做。比如说我要写梁庄,我觉得对你惴惴不安有某种一点点的救赎,但是能不能救赎,也许你有更深的追着惴惴不安,你一定还是要做一些事情,来弥补你今天的内心。
为群众牟利?群众显然不是这些三轮车夫
网友:如果我们不把农村务工人员当肿瘤,我们想要城市为农村做什么,我们整个城市人,整个城市的构造,它的制度它的社会趋向怎么面对这样来的务工人员呢?
梁鸿:我想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身份问题。比如三轮车夫,当他过红绿灯的时候,假设说,有一个警察给他敬个礼,因为我们经常说三轮车他们太乱了,横冲直撞,然后不讲卫生怎么怎么样。我想假设给他们敬个礼,第一次敬礼不理他,第二次第三次还敬礼,我想他会不会慢一点?这是一个接纳的问题。
西安一个官员说,下一个阶段一定要取缔三轮车,因为他们太乱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严重妨碍了群众的出行道路,影响了西安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城市形象。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逻辑,谁是群众?显然这些三轮车夫不是群众。
你就是在夹缝里面阴影里讨生活,需要你就来了,需要你就把你撵走。你是一个流淌的人,你是一个没有结构的人。我二哥讲一句话,真的有意思,在家里面也不会这么打,一到城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失控了一样。
唐家岭原来不是蚁族,北京的蚁族,后来人太多了,太影响北京的形象了。于是把唐家岭变得拆迁重改了,但是拆迁之后那一群年轻的白领,年轻的那些蚁族到哪里去了?到了唐家岭更偏远的地方。这一片的改造跟他们生活没有关系,反倒是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我们的生活是为谁发展,显然是为中产阶级发展的。我们能做什么?最根本的还是我们思维的问题。思维问题才是制度问题,如果我们思维从根源上不去改变,制度根本就无从建设。当然制度具体怎么建设,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大话题。可能我们就没有能力探讨。
梁鸿:对立非常严重,我们本能把对方作为敌人,他也把你当成敌人,当然是相互欺骗了。不能说他本身不欺骗而是他的确恶性的循环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种谈所谓的乡村,谈所谓的农民,本身已经把这个问题太问题化了。它的其实就是我们生存场景里面,我们最为重要,我们应该把它平等化,或者去除符号化,反而我们没有做,反而我们把它强化。我谈的这一群人的生活,他们跟城市的关系,他们跟村庄的关系,我们不想把他们当成问题看待。他们就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怎么样去不奔波,怎么样面对奔波,怎么样面对乡村,他们怎么样一步步走到城市里面去。我有想把活生生的,把生命鲜活写出来,我不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打工的、特殊的这样一个群体,特殊这样的一个场景把它怎么样。
人的内在生命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确实是我们指关注人,关注内心,他们所处的时代跟历史给了他们种种的辐射,使他们的生活外在的状态,但是就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大的时代里面能做的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些,我们面对这些人的内心呈现,可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梁鸿:有一天有一个老先生说我的书最根本是批评制度问题。我耐心听完我说老先生你听这个《出梁庄记》,你只恨这个社会,你只恨制度,我觉得我是完全失败,我觉得还不如不写。如果你看完之后你觉得五味杂陈,你看到你看到小时候向你走来,你看到具体一个个人向你走来,你心里微微,五味杂陈,你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的生活,这样我是非常高兴,我不是为民请命的一种文本,就是希望把社会生活人的存在复杂性尽可能地挖掘出来,尽可能地呈现出来。当然因为你的能力里面可能你呈现不够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至于他的,我觉得一个作家把人存在的各个层面最好、最深的呈现出来,他的背后自然呈现社会生活的种种,包括制度的种种,包括我们人性的内部种种,我觉得他是一种启发。
农村的“神”代表精神空间有信才有底线
网友:农村人心里已经慢慢城市化,但是其实他们很多事情当中还保留着非常封建的思想,比如神婆的问题,比如说农民工这个词是我们给他们贴的一个标签,就说明其实城市并没有把他们纳入说一位城市人来看,你们对这两种矛盾的关系是如何看待的?
梁鸿:刚才你说这个“封建”这个词,我特别不愿意用这个词。封建就是一种否定,尤其我们今天谈封建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神婆,神婆当然它里边包含了一种愚昧的层面,但是农民为什么需要它呢?除非是大山里面那些人,他一点点都不懂得现代文明、现代知识、现代医学吗?他为什么还要拜这个神婆,我们好多人摆土地庙,烧烧香,是因为我们不懂现代科学吗?这跟那个没有关系,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空间的问题,每个人都需要精神的空间。一个妇女她丈夫死了她觉得非常难,她有难的时候她找的不是政府,她找的不是制度,因为那个制度解决不了这种问题,她找算命仙。为什么?因为算命仙可以解决她精神的困境,算命仙在某种程度上上一个心里医疗师。
我们对自己过往信仰方式,不能一味地贬低,传统被诬蔑化,我们的财神爷、我们的土地神、我们的观音,它在哪种意义上给我们精神产生契合。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我们是被阻隔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被阻隔了,我们不懂传统,不懂中国古典的神秘知识,大部分都不懂,包括算命测字。我们现在谈的是星座,你看小姑娘特别信星座,每个人都信星座,星座它是什么,它是知识吗?星座其实是跟我们原来的算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只不过,算命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事物,现在我们信星座,为什么?因为我们被阻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