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评论员 宋敖
最近一段时间,一个充满学术意味的名字成了公众热议的焦点,即“元叙事”(meta-narrative)。而引起这一热议的则是6月13日在来自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李世默在TED环球大会上发表的演讲,题目为《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
何谓“元叙事”?
到底什么是“元叙事”?如何定义它?元叙事的另一个较为公众熟悉的说法是“宏大叙事”。即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1979年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并认为元叙事确切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一套话语体系。
利奥塔认为,现代性(modernity)的最主要部分即是由各种“话语”构建的,即“元叙事”。各种意识形态例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或者近代以来形成的各种政治关键词,如启蒙、进步、民主、个人、自由等等。在各种意识形态和关键词的累积之下,不同的元叙事被制造出来,形成一种对人类未来“大一统”的畅想。马克思主义史观和西方的社会进化论逐渐成为最系统最理论化的“元叙事”,或被认为是“西方历史计划”。它们相互竞争,在二战后主导了冷战格局。1991年苏联的崩溃,使得美国为核心展开的西方历史进步论成为至今唯一有全球影响力“元叙事”。
在20分钟左右的演讲中,李世默就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出发,导出这两种“元叙事”对自身的影响,继而逐渐展开对两种元叙事的批判与反思,认为20世纪是被元叙事笼罩下发展的世纪,产生的教条制造了很多悲剧,而21世纪这个全球化下的多元化世界,需要告别“元叙事”,去拥抱一个更精彩更丰富的世纪。而整个演讲中的高潮,则是在全球的视野下对中共的执政理念和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解读,而其中许多观点,在排除偏见后来看,颇具新鲜感。
中共的合法性何在?
在讲到中国是一党执政时,李世默认为,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这番观点似乎很难为人广泛认同,尤其在当前腐败高发、各种社会问题喷涌的大环境下,公众纷纷质疑中共的执政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过,李世默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共执政60多年来的路线政策的调整,“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今年初去世的著名政治学、法学学者邓正来在多次讲座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邓正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确很伟大,但这种是许多党员自己都认识不到的。中共伟大的关键之处在于能把许多表面上看完全不相同的路线和政策在党内一脉相承地联系起来,随着时代变迁的具体背景不断推陈出新。李世默在演讲中讲到“三个代表”为止,然而中共从未停止理论创新与政策调整,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梦”逐渐完善的阐述,公众都从中观察到了中共渐进式的政治进步与理论突破。
在演讲中,李世默还着重分析了中共干部选拔的机制,以和西方的选举式民主进行比较。李世默认为,中共之所以能在非西方的多党竞争与选举制度下保证“选贤任能”,是因为有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组织部。“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李世默分析,中国的公务员从基层干起要想进入厅局级,要经历全方位的锻炼与考核,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中都经历长期的工作或交替任职。而前段时间媒体曾报道称,公务员队伍中能攀上省部级高峰的比例大约为万分之四,35岁没有升至正处级仕途基本止步。在这样严格的科层制晋升路线下,能进入中央高层的干部已是凤毛麟角。“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李世默说道。
如果以西方现代性的角度来看,文官制度与科层制的确是漫长的中国历史给政治制度的一大贡献。西方近代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文官制,以至于现在英语单词中还保留了“mandarin”一词,这词既指代中国古代的官员和普通话,也广泛指代西方文官制下的官僚。官僚制不是问题所在,由官僚制衍生出来的官僚主义和腐败才是目前包括中国在内全球治理的难题。
在今年初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李世默也发表了名为《中共的生命力:后民主时代在中国开启》的文章。其中写道,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和其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努力。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道德合法性”,这绝非单纯经济增长带来的“政绩合法性”所能涵盖。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社会主体,从未彻底对中共失去信任。这使中共能够通过持续的回应民众和反思调整以自我革新。中国未来发展要突破“元叙事”
最近几年,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成了全球热议的一个主题。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建立起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发展模式,也有人反驳称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在经历西方历史上的某一发展阶段,最终仍要回归到西方进步论框架下来,并认为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但一个清楚而巨大的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既是民族国家更是文明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无论从宏观的执政理念和路线建设,还是微观的基层治理和人事制度,我们都能看到以中共领导的不同于西方制度框架下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尝试。
曾为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的政治学者张维为,在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突破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宗主国的路径依赖:在政治领域内,中国探索的是把“选拔”与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个探索还可以不断改进和完善,但其初步效果已明显好于西方只是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经济领域内,中国探索的是把“看的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把“数目字管理”与“宏观整合力”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虽然还有很多改进余地,但这种探索的初步效果看来也胜过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社会领域内,中国探索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而非西方所主张的两者对抗的模式,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王绍光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在前不久6月29日举行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上,重申了自己二十年来的研究轨迹和对中国问题思考。西方当代全球性“元叙事”的逐渐展开,以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滥觞,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经济学为经济实践,并在1990年代“后冷战时期”达到全球治理的巅峰。以至于撒切尔夫人会反复地讲,除了新自由主义,“我们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并逐渐塑造一种称为“TINA教”的新宗教;弗朗西斯·福山也会在苏东剧变时期高呼“历史已经终结”,同样认为西方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不用再去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在今天,历史终结论的变种依然在泛滥”,王绍光说。
时过境迁,福山近来表示,自己也不同意当初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了。在最近出版的新著《政治秩序诸起源》中,福山创造性地把中国当做国家形成的范本,而非古希腊、罗马以至西欧诸国,并以此查询其他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如果将福山对这一对政治发展的新研究思路换一个角度审视,同样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把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范本,为什么中国文明不复制西方道路。这个问题虽然宏大,但它是突破目前西方“元叙事”话语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西方人士也都认识到,西方的线性史观并不成立,西方制度也并非“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历史仍然会继续发展,人类总能不断地突破各种“元叙事”,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创造出更新的理论,发展出更符合善治的治理结构。而21世纪的全球化也绝不意味着继续由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西方式全球化,而应当是理解并认同每种文明都有适合自己发展道路、都有结合自身的历史与文化特色构建的多元性的现代化模式,这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化形态,即全球性的全球化。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对中国本身和世界格局都至关重要。而中国未来的良性发展,也需要突破新旧各种“元叙事”的窠臼,在一个真正开放性的未来图景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