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杨松林先生所著“真相”一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部分省份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对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对造成这个重大悲剧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述。
“三年困难”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建国最初的10年,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均取得伟大成就,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享有崇高威望。1957年“一五”计划胜利完成,1958年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在凯歌猛进时陡然遭遇三年天灾,粮食产量锐减。加上政策失误、调整不及时,从1959年底开始,饥荒向全国蔓延,部分地区的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直到1962年才开始好转。
和旧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无数次饥荒相比,“三年困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一次饥荒,而且饥荒的影响遍及全国城乡,在严格的粮食定量配给制下,不分上下,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尝过挨饿的滋味。所以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娃娃也已进入老年,但它留给全社会的创痛记忆至今难以消退。
感性的记忆不等于理性的分析。因为每个“过来人”的经验都只是局部,谁也没有“亲眼”看见“饿死几千万人”。要准确还原当时的真相,不仅需要经验,也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具备从宏观上把握全局的能力。
本书作者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和一位严肃的学者,本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大量阅览有关文献,遍访各界人士,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拿出了富有创见的成果。
有关三年困难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关于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的估算,因统计资料的不足与杂乱而倍感困难。从一千万到四千万,越估越高。
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首次公布了1958-1961年人口数据。第一栏是年底人口数,第二栏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理论上,年末人口-年初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即两栏数据必须吻合。根据第一栏,1960、1961年末人口分别比上年增-1000万、-348万;第二栏推算各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1960、1961年则分别比上年增-305万、250万。两组数据存在明显矛盾,第一栏反映的人口净减少数字触目惊心。
实际上,1955-1980年,两栏数据每年都相差上百万。1964、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之间也有矛盾。
1982年前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自公安部系统的历年户籍登记。简单认为政府部门“造假”是不郑重的。不搞清其中原因,研究就缺乏事实的基础。但是,此前所有的研究者都绕开这个难题,或采用非权威数据,或主观挑选、编造数据,生造算式等。这就很难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而社会上流行的“饿死3千万人”的说法,恰恰就是来自这些中外“权威”的论证。
本书的研究,从搞清楚当时的户籍管理、人口统计办法入手,根据年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对应的社会状态,对1953-1980期间的人口数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部分采用孙经先的观点)。
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于50年代初,先城市后农村,至1960年基本完备。这一时期,城乡间有数千万人的迁徙活动,出现上千万户口重报、漏报,户籍人口数偏离实际人口数;因政策调整使户籍人口数出现大幅起落(而非实际的人口自然增减),或称户籍人口的“机械性”增减。
1955-1960年工厂大量从农村招工,很多人获城市户籍而不注销农村户口,累计1千多万。1960年底动员2500万人返乡,部分人返乡自动恢复原户口,户籍人口机械减少约1000万;部分人滞留城市导致户口迁出漏报,其后十几年陆续纠正补报,其间城镇和农村户籍人口每年都出现机械增加。
1960、1961年,大量农民逃荒,此时出生的儿童漏报户口,情况好转后回乡补报,多登记为1962年生(1964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推算有500多万人。
1953-1958年,农村漏(瞒)报死亡人口约800万,1959-1961年农村生产队建立集体户口,按规定需补登死亡,表现为户籍人口减少、死亡率提高。
作者据此推算:(1)1960-1961年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2)扣除“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50-400万。
这样,作者对这一时期统计年鉴人口数据的矛盾和人口变动的规律,从正面给出了完整而恰当的解释。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情理,理论自恰的解释,不愧为一家之言。值得学界重视。
60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薄弱。新中国成立不久,治国经验不足,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失误和挫折在所难免。尽管作者证明了,“三年困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远低于流行的“三千万”之说,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也是愧对人民,愧对历史。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弄清其前因后果,举一反三,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本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
研究教训有不同的出发点。人民曾经对共产党的领导无限信赖,对闹出如此大的祸事痛心疾首,批评当时的政策错误与领导责任,带上个人情绪也难免。
有人将发生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公社制度和集体经济,这说明他们既缺乏中国农村制度演变的知识,也缺乏宏观的历史把握能力,是偏见使他们戴上了有色眼镜。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外学者,选择性地叙述史实,任意歪曲历史真相(如三年风调雨顺、国家不进口粮食等),尽力夸大灾难规模和政策的失误,上纲上线,无非是要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
多年来,理论文化界不少人,借“思想解放”之名,尽力营造崇拜资本、蔑视大众、诋毁革命和爱国主义的舆论。或者任意歪曲和解读历史,或者任意解释当代,对当前种种社会弊端指鹿为马(如不顾巨大的劳资鸿沟,一味指责“国企垄断”导致贫富分化)、连起码的事实和基本逻辑关系也不顾了。
欲灭国者先灭史。主张在中国搞“欧美模式”的人,不会看不到当今资本逻辑泛滥造成的社会危机,和自身社会基础的脆弱,为此就更要清算历史,从根子上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颠覆当代中国基本制度的合理性。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关系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这是一场思想领域中正本清源的斗争。
1958年仓促推广的农村人民公社,是一个包含多项内容的“制度创新”。其中,“一大二公”(公社核算、无偿平调)和“消费集体化”(集体食堂),脱离了农村的实际,违反了基本的经济社会规律。
本书作者认为:要对当时的实际生活进行系统解析,才能客观地分析灾难发生的原因和机理。1958-1959年的浮夸风、高征购、共产风得以实现,基本原因是公共食堂体制。农民口粮由公共食堂保管,上收容易返销难,造成农民口粮呈减少趋势、甚至断粮。1960年上半年是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一些地方干部隐瞒本地实情,甚至阻拦农民外出逃荒,使得局部地区的灾难被放大。
大跃进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部分基层干部对上盲目服从,工作简单粗暴,官僚主义滋长,迟滞了对危机的认识和政策的调整。从1960年起,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国务院组织紧急调运粮食,确保城市供应;尽力组织农副、工矿产品出口,出售库存金银,紧急组织粮食进口,相应压缩工业基本建设。1960年底,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广大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讲,一道为纠正错误、扭转困难而奋斗。从1961年起,国家大幅调减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量,首先保证农民自用粮食;取消公共食堂;加大对重灾区的救济;提高粮食收购价25%;开放集贸市场;严格票证供应制度,用“均贫”方式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供应。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减少(尽管成灾面积大于上年)。全国上下同甘共苦,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此后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粮食征购政策,原则是“按标准留够口粮种子饲料,交够公粮、超额完成征购任务的按比例提高留口粮标准,不够口粮基数的国家返销”,返销粮即统筹救济制。口粮基数标准,依南北方特点有区别。笔者在生产队当会计的几年里,听到最多的口头禅是“毛主席说不让饿死一个人”。从1962年起,再没听说“饿死人”的事情(即使西部一些山区穷得穿不上裤子,但返销粮有保证)。
1962年“人民公社60条”,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纠正了“一大二公”体制,而保留了“政社合一”的层级式集体经济体制。应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农村组织形式,为我国从农业国的底子起步,迅速实现初步工业化,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人民公社体制稳定实行的20年中,农业生产稳步增长,保障了广大农民基本温饱和大体平等的收入。还依靠自身微薄的积累,在公社和大队范围内,兴办了初等教育、医疗、社会救助(五保户)、广播文化事业、道路水利绿化农机服务等基础建设。富裕地区的社队工业起步。这一体制支持了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使得我国在一次次自然灾害面前减少了损失;还以农业税形式,将农业的大部剩余,为国家工业建设提供了最初的积累资金。人们对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提出许多批评。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年人均80美元、200公斤粮食的起点,如果没有贯彻城乡的计划(准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在保障人民基本温饱的同时达到20%以上的积累率,就不能在改革开放前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后来的经济起飞。是那个时代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困难和挫折中不动摇,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以30年的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甚至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英雄。
高 梁
2013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