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寅恪,我们不是说得太少,而是说得太多。从十八年前,陆键东充满人文气息的传记风行海 内,到思想界、知识界将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一种民国学术的风骨与标杆,再到各类充斥着八卦和琐事的传记文学,错漏百出、刻意拔高的微博段 子,以至于“劝君莫谈陈寅恪”(易中天)的故作惊人语,诞生于十八年前的“陈寅恪”,已经跟钱钟书、季羡林一样,成为了一个文化坐标、国学昆仑。
当陈寅恪成为一种符号,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借陈逸闻趣谈的他人酒杯,浇其暗有所指的自家块垒,让人不自觉地陷于陈寅恪神话的光芒中时,世人却看不到陈寅恪彼时的努力与其切实的文化努力。
且近年来,关于陈寅恪的轶闻,渐渐已由“传说”演变为了“神话”。从多少有些根据“精通十几门语言”,到完全胡扯的“能背诵十万首唐诗”,与所有新近册封的“国学大师”一样,陈寅恪的声名、生平和学术,无一不被现代传播的种种手段所消费和重新书写。
在这种文化现状下,陈怀宇教授以学者的亲身经历和认知,在学术训练和西学背景的向度上,对近二十年来陈寅恪身上的种种神化进行“祛魅”。陈怀宇的此种梳理和探究,是一种温厚的祛魅。
在汗牛充栋的学界严肃论著和民间人士的“集体狂欢”之后,陈怀宇教授的新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另辟蹊径,从陈早年的留学生涯入手,考究源流、辨章 学术,对陈的师承、同窗、学术训练和早期思想的形成,系统地进行了梳理,借助海外的文献、档案、资料,从西方学术(尤其是东方学)的视角,对陈的早年学术 思想背后的民族身份、意识焦虑、西学史观,深挖剖析。,并以他为线索,试图由小见大来阐发,西方的人文思想和学术方法在民国“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脉络。陈 怀宇的此种梳理和探究,无疑是一种温厚的祛魅。
最为典型的祛魅,就是对“精通十几门语言”这一传闻的考察。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 “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 “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陈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且当时许多 西方人从中小学就开始学习古典语言(主要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到大学入学时也难自称精通,遑论在美只有短短数年学习经历的陈寅恪了。论述至此,陈著并未 止步不前,相反进一步借寅恪亲友的论述,点出陈的语言能力止在中国学界的独步地位,也反向衬托出当时国际学者对西域语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把握。
极富创见的是,作者并未满足于仅仅对一些江湖八卦进行祛魅,而是最后点出陈寅恪早年关于西域和边疆问题的研究中,只是利用多种域外语言进行旁证、比 对,其问题的核心,仍然有着面向中国本土、汉文化圈的学术关怀。陈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 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从某种意义上,陈与“殊族之文”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 系,也预示了陈四十岁之后的治学转型。
正是借此,陈著阐发了陈寅恪的佛学和史学研究背后存在的某种民族主义心态。不同于欧洲东方主义语境下,东方学研究的那种“他者”心态,也不同于从佛 法、教义等学理内部对宗教进行阐释分析的弘法学者,陈寅恪更为注重在中外关系中的文化本位、中国的民族性、印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等等。这些学术兴趣转 向,一方面反映了陈寅恪后来学术转型背后,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关切;另一方面,也很难说没有与观点犀利的日本汉学家,如白鸟库吉等,一争高下的文化焦虑、 民族动机。正是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陈寅恪的学术取向,从早年以中亚、西域文献为佐证,来看待中外交流等课题,最终转向在中国内部来研究中国。也正是因 此,陈寅恪经过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却因其民族心态,并未沾染过多东方主义的偏见,相反取西学方法先进之所长,补民族主义的某些偏狭之所短,炼成了自己 独树一帜的治学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