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生态和发展价值。本文以山西为例对我国乡村文明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就乡村文明的传承、保护与转型,提出了走“特色城镇与生态乡村有机结合、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共存共生”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
乡村是中华历史传统之根、文化发展之源、文明复兴之基。推进现代化,全面奔小康,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必须保根护源、强基固本、新根活源。
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因其表里山河的独特生态环境、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样式以及稳定和谐的人与自然的传承体系,使得山西的乡村以其古老性、典型性、独特性、文化性、丰富性、多样性独步华夏、名扬世界。如何在推进转型跨越发展、办好两件大事进程中加强乡村文明的保护传承建设,走出一条特色城镇与生态乡村、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和谐共生、互动共荣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建设真正文明幸福山西,既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一、乡村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生态和发展价值
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发展成熟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乡村文明发展时间最长、成熟度最高的国家。中国五千年文明属于农耕文明,中国农耕文明的根不在城市,在乡村。由此决定了中国接受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成为一个对传统文化和农业文明社会进行解构和改造的过程。乡村是农耕文明的承载体,乡村文明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投影,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生态价值。以山西为例。据初步统计,山西有各种古村落3500个,居全国古村落之首。目前保存完整的有500个,另外有500个濒临消失,其余的则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3500个古村落既是古建民居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节庆礼仪、民风民俗、民间艺术、生产劳动、衣食住行、戏曲民歌等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孕育、承传了深厚的乡村文明,是山西文化之根,是美丽山西之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1]
中国乡村不仅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自我保护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乡村,既承载着五千年文明传承之根,更关乎中华文化复兴。乡村文明是乡村居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文化现象的总称,它包括方言、风俗习惯、思想道德、宗教信仰、娱乐、雕塑、建筑、文物古迹、衣着服饰等,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在乡村,少数民族的“非遗”更是全部都在乡村中。可以说,乡村文明是城市以外广大地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被誉为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重新审视、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是当代人类发展的新趋势,开启了一个新文明时代。[2]就此而言,乡村文明更是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因为广大的农村本身就蕴含着最原生态的美,只要巧施手段,就能绽放出美丽容姿。建设美丽中国,关键在于建设美丽乡村。加强乡村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关系到中华文化之伟大复兴、中国之美丽崛起,是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程。
二、乡村文明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消亡危机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从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1年的51.27%,城镇人口首超农村,达到6.9亿人。几十年来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浪潮,再加上新农村建设,使成千上万个乡村面临威胁。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2007年前的10年间,全国土地流转年均增长14%,但2008年土地流转猛增70%,2009年再增50%。目前全国已累计流转1.7亿亩土地,超过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2%。山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仍以古村落为例,山西省有古村落3500个,目前保存完整的有500个,其余的则不同程度受到破坏,阳泉市盂县的大汖(字典读pin去声,当地人读can,去声)、谢氏源头洞八岭村,甚至是被称为“保护样本”的榆次后沟古村、介休张壁古堡等都因种种原因,面临着毁灭、消失的危险。由于人口大量外流,山西许多乡村留守的村民除了看电视和偶尔的电影下乡外,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10到20年,随着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这些典型的黄土高原的乡村,将面临“空巢”甚至消失的境地,农村的传统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
不容置疑,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发展潜力还在城镇化。在中国近十年年均10%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率贡献了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带动消费增加1012亿元。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可以说,近10亿人的城镇化和13亿人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关系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但是,城镇化、现代化的过程不是去民族化的过程,更不能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中华文明复兴和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乡村文明保护、传承和发展。[3]
乡村文明在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和市场文明等现代文明作用下的解构过程也是重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意味着如何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传承和复兴乡村文明。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需要走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特色城镇与生态乡村有机结合、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共存共生”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
三、山西乡村文明的独特价值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之久,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称。冯骥才透露,全国有保护价值的古村落有2万个左右,极具历史价值保护完好的有5000多个,保护程度较好的多集中在河北、河南、云南和山西等地,其中550个山西古村落,无论保护价值还是保护程度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可称之为上乘。这些古村落所承载的乡村文明具有独特的保护价值。
一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山西的乡村文明可以作为华夏农耕文明的标本,也是黄土高原特殊生态环境下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文化上有其独特性和重要的保护价值。
二是山西人祖土观念强,黄土高原天气干燥,加上大部分村落都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区,尚未得到开发和破坏,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相对完好。在运城新绛的光村,保留有自汉代以来汉、唐、宋以及明清的建筑,其中以明清建筑居多。这些建筑具有浓郁的山西地方特色,保存的非常完好,这对于研究山西历史和建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是传承着古老乡村文明的人群现在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山西省古村落大多以聚族而居,村民和居住空间以血脉相连,对历史遗存、文化传承、历史建筑有着共同的情愫、情结。例如,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靠家族传承的。
四是乡村文明开发价值较高。以山西的古村落为例,这些古村落一般按传统的风水学统一规划,村子和村子周围的建筑大多有“象形”的东西保佑,周边的生态基本完整而且优美,具有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完整性,既可观光,又可度假。古村落受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旅游品牌价值很高。
四、乡村文明需要传承保护,更需转型建设
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我们更应当从时代和历史高度认识乡村文明的价值,更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力振兴乡村文明。“从时代高度看,今天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最大的反哺,不是简单的逼他们进城,而是要在文明形态上,让中国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力,让工业化成为振兴中国乡村文明的物质基础、成为让中国文明走向世界和未来时代的阶梯,而不是相反,让越来越强大的城市文明成为吞噬中国乡村文明的猛虎。”[4]
当前,山西乡村文明的现代转型发展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困难:
一是传统农业文明如何转型接入现代生态文明。现在乡村文明保存的比较好的地区大多是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区,政府无力开发,村民也无力保护,要实现这些地区的生态转型必须解决当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问题。这不仅是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也涉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养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变等问题。保护乡村文明不能拒绝村民现代生活的需求,而传统乡村文明如何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共存,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随着农村经济的繁荣,乡村传统建筑被认为是“土气”,村民纷纷营造新房或旧房翻新,使一些有文化价值的乡土建筑永久消失。一些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引进也不同程度地破坏了乡村的原始风貌。
二是原住民纷纷搬迁,乡村文明名存实亡。乡村文明的价值不只体现在凝固的物质文化上,更多地体现在传统民风民俗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和资源过度向城市集中,同时中心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乡村发展,反而夺走了农村的大量资源、人力和投资机会,出现农村“空心化”现象。许多农村人去屋空,尘烟不再,失去了人脉,天然社会连接纽带正在瓦解。
比如,距离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约8公里的大汖村,早在距今1200多年的金代承安二年就已有人居住,其独特风格的“立体交融式”乡土建筑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盂县传统和民俗风情,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山地的完美和谐。但目前村里只有17口人生活,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50岁。因人烟稀少无人维护,导致许多房屋已经塌毁,断壁残垣横陈,亟待修缮。洞八岭村是谢氏源头,是周宣王为其元舅申伯祖封建之古谢城的活化石。由于缺少保护,这个具有重要文化和文物价值的古村落濒临消失。如今,该村55%的建筑物已经倒塌,只有寥寥几个孤寡老人还居住在村子里。
三是保护与开发如何兼顾。当前对乡村文明的开发主要集中在发展旅游业上,一些地方政府投入不足、重开发轻保护,把古村落当做“摇钱树”。由于多维度的旅游开发,乡村原生态的风貌正在退出人们的视野。[5]随着旅游开发,景区里的餐饮设施、宾馆和道路交通建设等为旅客提供方便的同时,却破坏了古村落独有的儒雅和幽静。即便是已经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古村落,情况也不容乐观。位于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的后沟古村,浓缩了黄土旱塬农耕文明的传统,2005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古村落调查保护示范基地。7年过去了,如今,在这个古色古香的村落里,一座座崭新的红砖瓦房拔地而起,与古风古韵格格不入。在另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张壁古堡,村民将要和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子告别。目前,张壁村外投资1亿元建设的古堡新村工程已接近收尾,搬迁工作将在2013年年底陆续展开。
五、山西乡村文明转型的几点建议
目前,山西正在按照“一核一圈三群”规划,强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现已成为山西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此进程中,乡村文明需要传承保护,更需要转型建设。为有效促进经济文化相融合共发展,实现文化强省、生态文明、美丽山西之宏伟蓝图,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城镇化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物”与“人”的关系,实现生活空间与生活质量的有机结合;二是要处理好“城”与“乡”的关系,实现城镇建设与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三是要处理好“硬”与“软”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幸福的有机结合;四是要处理好“量”与“质”的关系,实现适度规模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五是要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实现现代文明与历史传承的有机结合。
2.在乡村文明保护与传承方面要做到六个明确。一要明确主体: 政府主导,依靠农民,造福农民;二要明确要求: 整体推进,协调发展,重点突破;三是明确原则: 因地制宜,多样发展,循序渐进;四是明确内容:传统回归,价值重塑,文化再造;五是明确方针:科学发展,统筹城乡,两个反哺;六是明确目标: 文明传承,乡村优美,农民富裕。
3.建议将乡村文明的保护传承与转型建设列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城乡一体化特别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搞好山西乡村文明普查,摸清山西乡村文明的家底。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一支实力强大高素质的乡村文明资源普查队伍。通过野外实地踏勘、访问座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彻底弄清乡村文明的数量、类型、名称、分布、位置和特色等,同时依托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建立山西乡村文明数据库,这是保护和传承山西乡村文明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做好城镇化中乡村文明保护相关的规划和立法工作。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山西乡村文明保护规划》,尽快启动山西乡村文明保护的立法工作,从制度层面拯救山西乡村文明。基于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分析及既定目标,制定乡村文明保护和开发的整体规划。山西乡村文明保护总体规划宏观要具有前瞻性,要把乡村文明保护纳入到山西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来,微观上要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应成立相关机构和采取约束措施保证规划的实施。规划实施过程中要进行持续的监控,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三是编制山西乡村文明大典。动员社会力量,搜集整理具有山西地方特色的人文资源、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资源,在分门别类、科学梳理的基础上,编制山西乡村文明大典。
四是加强乡村文明研究。调动多方面的人才,明确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积极开展乡村文明研究,特别是要深入挖掘整理山西的乡村及其蕴含的乡村文明,厘清山西乡村文明的内涵、特点等,形成独具特色的山西乡村文明研究。
五是加强乡村文明的保护性开发。要把乡村文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科学安排整治项目,合理整治村庄环境,使生活在乡村的农民群众同样能享受现代文明生活。要充分挖掘乡村中所蕴含的审美价值,科学、有序、适度地进行旅游开发,努力实现“保护促利用、利用强保护”的良性循环。要根据山西乡村文明资源不同类别的特点、市场潜力、资源禀赋等选择不同的保护开发方案。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