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乡村综合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乡镇合并、精简乡村干部、合村并组和取消村民小组长成为乡村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选项。尤其是取消村民小组长,在不同的地方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以华北地区为例,这里的村庄多采取全村聚居的方式,小组长取消后,由于村民住的都比较密集,村里的书记在上传下达、纠纷协调、资源分配、水路电维护工作上都可以起到比较大的作用。然而在南方的一些地区,以湖北为例,这里的村庄居住比较分散,往往一个行政村分成十几个自然湾子,这些湾子彼此之间的距离又不是特别的近,因此这个时候即使书记的能力再强,他也无法做到挨家挨户的做工作,信息传达、纠纷调解、资源分配、水路电维护等工作的落实必须依靠村民小组长来进行,然而当前的一个尴尬局面正是国家从乡村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上否定了村民小组长,实际中村民小组长在一些地区仍然发挥着作用,虽然地方政府意识到这些,也适当的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钱补贴小组长,但这仍然难以使得村民小组长的地位权威给予肯定,小组长在实际的工作中也是面临重重困境。
为了更好地理解村民小组长的作用及其地位,我们可以试着将村庄的群里结构进行划分,当然这种划分的主要意义是对于村民小组长的作用及其地位剖析的一个视角,在现实中并无实际的意义。我们可以将村庄的权力结构分成三层:第一层是村长、书记、会计、出纳、妇女主任等;第二层是村民小组长;第三层则是村民。
第一层的特点是通过国家承认的村庄选举程序产生,具有一定的权威,并且是村庄整体事务的主要领导者与推行者,具有对外交往的职能(这里的对外交往主要是与乡镇层面以及其他村庄负责人的交往),以及承接资源分配资源的职能。
第二层的特点是通过村民选举产生,由于工作事务比较琐碎,且当前很多农民处于理性的算计觉得不如打工划算的心理,村民当选小组长的意愿不高,其在工作中也是比较难开展,小组长的职能是上传下达、调解纠纷、水路电维护、负责分配由村长书记争取来的外部资源。
第三层主要是村民,是村庄的基础,村庄的各种大小干部都要从中产生,但是目前的一个局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的生活成本加大,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更多的人选择外出务工,年轻人更为明显,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妇女、老人成为了村庄实际工作的主体。
现行的村庄秩序是随着农村地区的税费取消以及乡村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很多地方的村庄实行村长书记一肩挑,虽然取消农业税使得村庄的这些领导人权威因为失去以往的种种强制性措施而下降,但也改变了村庄的权力结构,以往往往因为需要收取税费以及计划生育工作等,村庄工作的实际执行需要村长、书记、妇女主任、治安主任以及会计等协同进行,虽然是书记为主要领导,但是这几项工作繁重,必须依赖其他村干部的分管职能,彼此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制约。随着税费的取消,村庄的权利结构面临着向服务性组织转变,由从农村提取资源向农村输入资源转变,基层组织的职能也越来越单一化,村庄书记一肩挑使得书记对于村庄依然保留着较大的统筹地位,尤其是国家近年来加大对于农民的投入,以及土地资源的不断升值,书记成为村庄对上承接资源的主要负责人,其权威依然很大。
作为村庄的中层管理者,组长似乎成为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每年只有1000元左右的补助,但是实际工作是需要做很多,比如挨家挨户的通知信息,组织村民对水塘、公路等进行维护、土地平整中夹在施工方与村民之间做协调工作、征地补偿后还得协调村民如何分配补偿款、家庭纠纷的调解等,这些如果要认真的完成的话,是既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还需要花费自己不少的钱,每年补偿的那一千元往往是不够贴补这些工作的。最让这些组长感觉的气愤、为难的是做工作时往往是出力不讨好,要么得罪上级,要么得罪农户,夹在两者之间是难上加难。
一些村民也会对小组长产生很多的不理解,在他们看来,村民小组长这么出力不讨好,有一些人还想做就是冲着其中可以捞取一部分利益。当然这种情况是肯定存在的,但是也要区分对待,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中获得收益。就拿小组长的选举来说,这中间就存在着一些学问。一般而言,小组长的产生有两种途径,最主要的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第二种是村支书罢免现任的小组长,根据自己的意愿推荐人选,这样就给其任用亲信产生了空间。
第一种选举的特点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村民的意愿,一旦有人从中选出,其做事时还是会考虑到村民的意愿,也有做实事的意愿,觉得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当然能做多少实事又是另当别论。他们获得的灰色收益多少往往是由与上级关系的密切程度相关的。这种方式的虽然可以选出一些人,但是并不一定能选出真正地村庄能人,因为很多人处于理性的经济收益的考虑,是不太愿意当选的,即使当选也会推辞的。第二种根据书记的意愿产生的小组长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上负责性,因为其产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书记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他们在做事时会考虑上级的意愿以及安排,对于村民的利益则是能维护就维护,与上级冲突就按上级的意愿做事,他们最后也往往会从上级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
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以往村庄的人情、权力结构,农户都被裹挟进理性的经济收益算计当中,为了维持高额的生活、生产、教育、医疗成本,不得不仔细的算计家里的每一笔收入与支出,以往的村庄义务工做起来也越来越难,十年前让大家集体出个义务工为村里修路或者水塘还是可以的,如今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组长在安排义务工时还要给大家垫付一定的工资,男的一般是40—60一天,女的拿的钱会比男的少一些,即使这样还是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来,主要是考虑到这还不及在外一天的收入多。在信息传达方面,如果组长在传达农技培训中心的病虫害防治信息忽略了哪一家或者哪一家由于自己的原因没有做好工作而遭受损失时,村民大多都会找组长扯皮的,说组长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当村庄中有上级的补偿款需要分发时,一些农户会想进一切办法让自己多占一些,即使在周围的人看来其理亏,他们还是会抛弃脸面试上一试,还有一部分人就会很委屈的说道村长组长从中捞取了多少的好处。结果是组长在很多事上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一些村民对组长的意见很大,他们却不愿意来当这个组长。
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二组的组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11年当选上组长,潘XX认为组长做得好,能执行任务,支书就表扬,队长做的不好,群众有意见,支书就组织重选。当组长并不比书记操的心少,感慨以前是队长说的比书记算,现在队长说的话比农民的还不算。认为当队长是表面上抬举你,实际上是吃亏的,然而这个任务分到自己头上,又不得不做。然而当选上,就得好好的去做。书记任命的组长都有后台,在很多事情上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年选举小组长时,二组有四十八户,实际上参加投票的只有二十八户,每人可以选择三个人,得票数最多的就是组长。潘XX在92年的时候曾被选为组长,他没有做。这次当选,他刚开始也是不太愿意,但是他的家人觉得如果选上再不做就是没志气,是懦弱。他也就做这个小组长了。他觉得村庄的结构就是一言堂,书记推行的事情,组长是非做不可的,如果消极怠工,妨碍任务执行,书记会认为组长不行。在城际铁路的修建过程中,与书记意见不合的组长对做不长,涉及征地的四个组,换了三个组长,三组的组长没有换。
这些都是组长做村庄工作中的种种困境,虽然大部分的农民还淳朴善良的,但是村庄中还是存在着一些紧紧盯着利益的人,他们的出现使得村庄的治理变得复杂,很多问题成为了无解,只能放在那里等待时间的拖延或者奇迹的出现。我觉得这就像一个沙漏。两头大,中间小,书记、会计等处于上面的大头,村民是下面的大头,组长夹在中间。从资源分配的意义上看,上面倾斜了很多的资源,而又必须经过组长这个小头来分配,组长面临的又是一个需要资源的大头。在夹缝中生存,是村民小组长不得不面对的生存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