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产业升级换代的启示
章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最近七八年,如何在经济上“腾龙换鸟”、“升级换代”,成为东莞各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以苏州、无锡为代表的苏南,升级换代的问题同样存在。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苏南工业已经经历过一次升级换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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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苏州城乡初中应届毕业生升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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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苏州统计年鉴》,各年。 |
20世纪70年代初工业化起步之时,苏南农村最迫切的问题是人多田少,按照计划经济的指令种粮食,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苏南发展赢利性的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收入来源问题。同时,除了少数具有经营管理能力的能人外,苏南农村能提供的生产要素也只有刚刚“洗脚上田”的劳动力。因此,不论从目标、还是从条件来看,苏南农村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据学者周其仁当时的介绍,苏南张家港市的一个乡镇企业,几年内生产的产品先后是:磷肥→有机玻璃→钮扣→硝化棉→黑泥肥料→染料→赛璐珞→光亮漆→高温漆。这些五花八门产品的唯一共性,就是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没技术的农村劳动力生产得了。[1]
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南乡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以苏州为例。
表1表明,1994年,包括下属各县级市在内的苏州城乡初中应届毕业生升学率还只有52.8%,考虑到城乡升学率的差异,当时苏州乡村绝大多数初中毕业生毕业后还是直接就业。而到2000年以后,上述升学率已经提高到95%以上。当地初中应届毕业生除了上普通高中,其余的绝大多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解决本地农村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苏州的产业也需要部分地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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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苏州工业园区职工教育程度(2004)
资料来源:《2004年12月份园区就业人口统计》,载http://www.siphrd.com/info/hrbriefing/briefing0406/info040601.htm *据介绍,劳务派遣工绝大多数是技校生,少数是拥有技工水平的农民工。 |
本世纪初,苏州市的技术工人密集型企业(广东称为技能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国家级和省级的开发区,特别是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与苏州高新区。2005年,苏州高新区预计新增用工4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技工;苏州工业园区预计新增用工7-8万人,其中70-80%是技工。仅这两个开发区,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就比当年苏州市(含下属县级市)所有中等职业学校的5万毕业生还要多50%。表2表明,到2004年底,苏州工业园区的正式职工中,教育程度为中专职校的占41.7%;如果加上以技校生为主的劳务派遣工,苏州工业园区的职工中,教育程度为中专职校的占48%,比高中以下教育程度职工要多1倍。
苏南为什么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工人密集型的升级换代,其升级换代对东莞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在我看来,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第一,本地乡民对升级换代的态度。
升级换代之前,苏南和东莞都遇到了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苏南乡镇企业遇到了全面的“市场疲软”,几乎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都由短缺转为过剩;同样,21世纪初,重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东莞遇到了国际市场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降、短单增加。在这方面,两地的遭遇是相同的。
除此以外,苏南乡村的劳动密集型经济还遇到了来自本地乡民的抵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苏南乡村本地乡民的非农就业得到了解决。在此基础上,苏南第一代乡镇企业工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工作环境艰苦、工资低与加班时间长,越来越不愿意为他们的子女即第二代乡镇企业青年工人所忍受。1989年,我曾与无锡县一些乡镇企业家交谈,他们对新一代乡镇企业工人的评价是“懒、贪、坏”。所谓“懒”,是指青年工人不愿意加班。所谓“贪”,是指青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当时的苏南乡镇企业主要是乡、村、组集体举办的;这类企业有责任解决本集体劳动力的就业,因而不能随意、大量解聘本地工;因此,当企业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达不到青年工人的预期时,他们就用种种办法“软抵抗”,这就是所谓“坏”。“懒、贪、坏”导致苏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苏南各级政府不得不设法寻找既能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人收入,又不会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途径。换句话说,产业升级换代很大程度上是被本地第二代工人逼出来的。
从用工情况来看,苏南技术工人在总用工量中所占比例并不大。2005年前后,苏州(含下属县级市)每年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约15万,除了本地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5万外,从外地流入苏州的技工类农民工每年10万,只占苏州外来农民工年流入量40万的1/4。全年新增的技术工人需求(15万)只占全年新增工人总需求(40+5=45万)的1/3。但由于15万技术工人的需求量远高于苏州本地同类劳动力的供给量,因而苏南各级政府在考虑产业升级换代时,就不会为本地人的就业而烦恼。
2004年以来,东莞等地也出现了青年劳动者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的挑剔。与苏南不同的是,作为挑剔者的新生代农民工(或80后、90后)并非东莞本地人。
东莞原乡村地区几乎全民房东化,乡民主要依赖多来自房租的集体分红(东莞乡村集体总收入中,物业出租及相关收入的比重,2007年为77%,2011年为72.6%[2])及乡民自建后出租给外来人口的房租为生。2007年,东莞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集体直接分配的占26.7%,乡民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占35.3%;[3]两者合计占62%。2011年,东莞参与集体经济分红的人数约为126万人[4],这一数字比东莞当年全部农业户籍人口数还要高出大约1/4。如此多的房租收入,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地多、用工多的基础之上的。产业升级换代,意味着同样产量和产品增加值条件下,用工数量的大量减少,进而意味着房租收入的剧减。因此,就利益机制而论,东莞本地乡民缺乏产业升级换代的积极性。东莞产业的升级换代,完全是被恶化了的外部经济环境逼出来的。
利益机制的差异决定了本地乡民对升级换代态度的差异。在苏南村镇,乡镇企业发展越快、本地劳动力就业解决得越好,本地青年就越有条件“懒、贪、坏”,当地产业升级换代的压力也就越大;在东莞村组,房租经济规模越大,本地各类房租收入越高,本地乡民就越不愿意升级换代。由于只要利益机制不改变,东莞本地乡民对产业升级换代的消极态度就很难改变。
第二,各生产要素的配套升级
本地第二代乡镇企业工人的诉求是苏南技术工人密集型产业出现的必要条件,但仅有这种诉求是不够的。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普通工人相比,技术工人的特点是:第一,掌握技术所需要的培训时间长,除了三年的技校学习外,还包括工作后3-10年“从干中学”的过程;第二,培训成本高,培训期间,受培训者没有收入(上技校的前两年)或只有较低收入;第三,所学技术通常是专用的,适用面窄,技术工人如果改行,所学技能很大程度上会报废。在苏南,由于受培训者多为第一代乡镇企业工人的子女,上技校的学费与生活费还不是大问题。真正影响他们选择的,是技术工人岗位的稳定性问题。具体来说,农民工在决定是否学习技术时,既要考虑技工与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更要考虑技工岗位的稳定性。前期成本(包括不工作学技术所放弃的收入)越高,技术的专用性越强(即改行的损失越大),农民工所要求的在特定技工岗位稳定就业的时期也就越长。
技术工人长期稳定就业靠谁来保证呢?
苏南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有解决本集体劳动力就业的责任,因而苏南乡民习惯性地把希望寄托在乡镇企业上。直到今天,在苏南的一些明星村(例如江阴市的华西村)及最初依托乡村集体发展壮大的企业,仍然有保证村民长期稳定就业的责任。但要履行这种责任,前提是村或企业的管理层有比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能够使所办企业持续盈利。20世纪70-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之所以(相对来说)盈利比较容易,是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短缺。只要能生产出产品,就能销售出去;即使个别产品竞争激烈,也比较容易找到其他供不应求且转产成本不高的、同样不需要多少技术和专用设备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由短缺转为过剩,而原有的苏南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管理层中,能够与时俱进、在新的条件下保持较强经营管理能力的,只是少数。
乡镇企业之外,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外资企业,但并非所有的外资企业都受到技校毕业生的青睐。2005年年初调查时,我们发现,苏南当地和周边一些教学质量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强的技校里,毕业生对工作单位的选择几乎有相同的顺序:欧美外企为首选,日资外企次之,台资、韩资企业再次之。有些技校负责人更声称自己的毕业生是不去台资企业的。2004年9月台湾电电公会发布的《2004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与风险调查》报告中,苏州市区之所以会跌出推荐台商投资的14个A级城市排名,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技术工人对外资挑肥拣瘦、以致台资企业招不到好技工。
为什么技术工人会首选欧美外企呢?我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企业的经营策略有关。一些欧美企业(以德国企业为代表)以成为一个小行业中的“隐型冠军”为目标,坚守本行,不断创新,在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上精益求精;这样的企业固然要求员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但同时也给拥有企业专用技术的工人以长期稳定的工作岗位。另外一些欧美企业不仅产品技术含量高,而且是小批量、多品种,产品与生产要求经常变换,这就要求技术工人掌握全面的生产技术。长期工作的技术工人见多识广,产品转换时适应快,其就业也可以长期稳定。
其次,是劳动力市场的差异。欧美国家的共同特点,是青年失业率最高,中年人的就业比较稳定。[5]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民工荒短缺的主要是青年劳动力,人到中年之后,无论是乡村的剩余劳动力,还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工或有城市户口的工人,都难以在非农产业找到工作。劳动力市场的差异虽然不意味着欧美企业一定会保证其员工的稳定就业,但至少它们懂得如何应对员工长期稳定就业。当然,就业能否长期稳定也得看工人的意愿。相比之下,苏南那些因技术专门化而无法轻易“跳槽”、又需要考虑工作地点以就近照顾家庭的技术工人,同样是欧美外企的最优选择。
如果东莞象苏南一样,选择向技术工人密集型去升级换代,则会遇到下列两个问题。
首先,东莞村组同样会遇到管理层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苏南,经营的对象是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市场竞争一直存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致命挑战是外部环境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变化。在东莞,经营对象是土地。经营管理方面的致命挑战是工业区用地从垄断到竞争的变化。东莞房租经济的发展,源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及因工业化而积聚的外来人口。由于制造业可以搬迁,外来农民工可以低成本地流动,工业区发展原则上并不要求特定的土地区位,不同地区间为发展工业相互竞争,彼此间替代性强。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两个特殊因素决定了东莞在工业区用地方面的垄断地位。这两个特殊因素,一个是因当年内地路桥建设落后而放大的深圳、东莞等地临近香港、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另一个是当年“先行先试”带来的政策优势。比如90年代中期以前,对发展工业所需土地,集体上报多少,东莞市政府就批多少,从来没有限制。随着这两个特殊因素消失,加上以往没有现成途径的升级换代,东莞村组集体的当家人在土地经营中就面临着远大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压力。
其次,升级换代所需的生产要素从哪里来?来了以后又如何与本地原有生产要素配套?比如说,如何引进发展技术工人密集型制造业所需的外资?有了这样的外资,又如何找到和稳住这类企业必需的技术工人,并使他们本地化?东莞确实有鼓励技术工人落户的积分入户政策,但房租经济以大量外来农民工的流动为前提,而流动又以乡村劳动力无限供给(企业可以只使用黄金年龄段的农民工)条件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工作没有技术、农民工可以轻易被替代)为前提。如果技术工人密集型制造业成为东莞经济的主体,且大量外来技术工人在东莞落户,东莞房租经济还维持得下去吗?考虑到东莞乡村“全民房东化”的现实,有可能损害东莞大多数户籍人口利益的产业升级换代能进行吗?
总而言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苏南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到技术工人密集型的(部分)升级换代,一是因为本地新一代劳动者有改变自己现状的诉求,二是因为实现了各生产要素的配套升级。东莞之所以会有上世纪80、90年代的辉煌,主要原因之一同样在于房租经济与以外来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配套的,房租经济使得本地乡民能够分享工业化发展的收益。而在今天,如何使房租经济与产业升级换代结合起来,或者在两者无法结合时,如何使房租经济平稳转型,就成为东莞面临的最大挑战。
[1] 周其仁、刘昶《沙洲县经济舞台上的企业和政府》,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4卷,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2] 《东莞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东莞日报》
[3] 东莞市农业局:《积极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载王道平主编:《东莞30年——一个沿海开放地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4] 根据周灿儒《数据解构村组经济发展真相》(《东莞经济》2012年第4期)推算。
[5] 最新的资料,参见OE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