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个人主义祸害中国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权力层面的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捞特捞,肆无忌惮地破坏公共利益,通过侵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间来满足私欲,毫无做官品德。二是一些社会民众也私心严重,对自己的私利要求毫无边界,欲壑难填,在经济利益争夺上胡搅蛮缠,上访告状,没完没了。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的中国官民都陷入了自私自利、缺乏廉耻的个人主义泥坑。这种国家,不管是谁上台谁掌权,都逃避不了一个贪字。
说到底,是中国人精神理念的倾塌。首先是行政者的骄堕和贪腐影响了社会,权力者在金钱和享受面前失去了矜持。《大学》中说过:“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人在走完建国前三十年的共产主义道德高尚之后,已经逐渐犬儒化。因此,救人救心,治病治根。中国要从理念上再次进行改革!矫正过去三十年间矫枉过正了的思想,改变社会腐败的风气。
一些制度派学者整天吵吵着要通过改造制度来端正社会,实际上用不着制度,只要现政府有点作为,思想宣传领域矫正一下舆论风头,船就正过来了。政治不作为,让制度作为,这是脱裤子放屁。】
大军网编者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应当让位于公共主义、社会主义。中国需要适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唯一的价值追求。在与公众利益比较之下,任何时候个人利益都要让位于公众利益。然而,今天的中国,在一批自由派学者鼓吹的神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浪潮下,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些“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神话,蒙骗了多少无知青年和社会大众,制造了多少“钉子户英雄”!但仔细想一下,如果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过了头,会给社会造成多大危害。一个拆迁小区,就是因为一两个钉子户赖着不走,影响了几百上千户其他等房的人。这种钉子户精神值得发扬吗?中国社会今天真该反省了!不能再盲目地提倡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精神了。
个人主义维权是一种异化的政治消费
汉心
个体利益最大化,以维权和效率为旨归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组织,其政治意愿,政策动议都必须既要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累积;也要建构完整的常态化收益分享机制,这不仅是“权利时代”的制度安排,也是“重商主义”和全球化之下任何国家组织都不可避让的普遍而行之有效的公共原则,没有人能够出逃,也没有谁可以作壁上观,或置身事外做一个不在场的看客。这是现代人的宿命,任何人,无论政府、企事业,以及一切以组织形态存在的民间团体与个人都必须接受,都必须以特定“经济人”身份认领这种通行的规则和营生模式,才能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看得清自己的出路,从而成为公共游戏中具有结合力的关系项,否则就得出局,就得弃权自闭,甚而被闲置于国家与现代生活之外。
我们知道,在消费时代,能够汇聚公共意志,主导政治得失的依据是权利,是一系列借助数量标注的账面经济,其秉持的政策选项虽不一定都能做到利益均沾,但却必须是,也只能是在当下兑现的政策利好和实物收获。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管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对当下的国家功能、公众心理,以及所有关系主体进行全息考量,其定义首先是财务算计和收益评估,而不是引经据典的意义争辩和理论空耗,是事关国家、社会组织系统中个人主权的讨价还价,斗智斗勇达成的一系列效率方案和交易规则,其遵循的是目标明确的牟利动机,关心的是资本化的投入与产出效应。
现代性开启了个人维权取代“公共义务”优先的政治哲学,这意味着名利主导生活的时代,能够激发社会热情,定义人事关系的原则既不是严谨的知识和价值观,也无涉远离日常经验的“普世公理”,而是见诸“个人优先”且毫不含糊的“囚徒困境”算计。由此,即便是民主理论所设计的政治游戏,其暗含的动机也是取决于市场化的“行情”分析,然后预估公众的偏好而策划的营销和推广,这就决定了其不太可能遵循良好的愿望行事,更不会自动生发出普遍的济世责任。其通常的要义是:参与者既不在乎公共空间有无指向美德的激情辩论,也不介意谁会奉行高尚的理想为人民服务,而是不动声色研判“政治消费”对个人生计的实际效用,关心的是选票投向所能产生的账面收益,如货币一样,人们对其拥有的兴趣仅是其交易功能而非货币本身, 在意的是,选票能否诉诸个人的处境改善而非其承载的伦理属性。
众所周知,开放的政治可以为公众的参与提供机会,法律也可以规定人们行事边界,但个人主权理论对公域的侵蚀,却很难设置具体的表达范式。尤其当下,民间辩论经常性的状况是:刻意淡化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感,媒体与文化策略也在鼓励人们冒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立场,或者干脆以政治批判与不合作,抵制古老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基于此,一般民间政治参与不仅无涉公共道德和国家责任,甚至也不太考虑除权利之外的大众情感,社会习俗和文化上的同意与支持。所以,就算是有开放的个人主义,政治游戏也会因公众的短视而只能让选举异化为“选秀”,最多也就是给无聊的生活播撒点兴奋,其戏剧性的变数,虽能让好事者产生公共政策为自己弯曲的幻觉,但实际情况是,所有政治运作都具有幽闭性,其主导性的动机是利害权衡,是内部势能如何在冲撞中寻求自洽,公众的诘问或许能对政治产生某些挤压,但对执行者则鲜有制肘作用。
已有的经验表明,个体为终端导致的“国家精神”空场,由于只看重个人主权而缺乏普遍的社会同情,缺乏与之关联的意义诠释,则现代人对政治、国家与个体关系的理解就会偏执一端,进而以为,只要承认“民主”和多数同意的政治立场,就能让秩序稳固,使社会和谐,并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公共难题,从而让维权叙事和利己动机左右国家议题。殊知,单纯地强调个人“政治正确”导致的国家不服从和义务冷淡,势必促成社会趋向于涂尔干所描述的“在私欲的支配下,以利益为纽带的社会是脆弱的,因为利益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事物,即无机性社会组织”,从而分散为政客、资本、专业精英、和媒体四位一体“旋转门”,交替盘剥社会的圈子生态,而遇事冷漠的广土众民,则被定义为聚在商场和购物中心,打听政治八卦的饮食男女,既无家族邻里相互帮衬应对命运风险,又不能借助共同体道德和信仰价值凝聚人心。由此,公共结合状态便简约为“公司化国家”与无结合力个体并列的两极结构,“人民”则因缺少有机性团结与协作精神,而成为只能靠“碰运气”讨生活的“散户”。
“主权在民”的政治期许,本是缘起自由主义对少数人管控社会,主导公共事务的不信任而引发的政治反抗,同样,标举“人民正确”的主张,也是援引“天赋人权”拆解古老等级秩序而采取的制度纠偏。在当时,这种动议或许是为了建构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和治理方案,其预设的公共愿景和政治峰值,至少表达了与所处时态主调相匹配的广泛诉求,即承认个人在政治文化中的主体性。或许,基于商业合作与利益最大化之需,确实有必要突出个人主权和契约精神的严肃性,以确保社会中个体对政治侵权有所拒绝和警惕,并经数百年的社会实践而成为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然而,凡事皆“过犹不及”,由于弃置了社会应有的公共道德和集体义务感,这不仅会离间社群“无缘”相亲的伦理温情,还导致人们有理由因时势的需要而让公义坎陷,让价值中立,从而绕开历史境遇中的道德审判。换句话说,即可以基于理性和个人好恶而享有良心上的豁免权,让维权正当性凌驾于公义之上。 其结果是,主权归民虽然在理论上预设了人人都可以避开社会公益,指责集体主义和爱国主张,从而获得对民意价值的全面确认,但却又陷入了不道德的利己主义而不能自拔。其设置了一个扁平化的世界,这很理想,也很自由,看似为众生搞政治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个人的意愿表达展开了平等权,仿佛谁都可以参与游戏,也不必顾虑制度设限而担心被排斥或出局,但事实证明,这更多是一种幻觉。
举凡人人都可以被允许的规则,往往最易将人性导向讨巧甚至不按正道行事。殊知,极权主义正是满足当下的取舍才忽略了对政治学价值的深刻追问。由此,出于抵制公权扩张而生成的现代民主讨论,看上去很多元,且不乏义正辞严的指控,但其出发点多是扭结于个人本位而假扮的“政治不合作”,或仅是借社会批判抵偿人生挫败的愤世嫉俗。这种基于利己主义原则的观点争锋,作为一种价值立场曾经令人心仪,但其显示的结果往往很吊诡,经常性的状况更像是一种“好社会”想象,它不仅难以成为公共生活的最好走向,甚至也不是现代国家理想的典范,就目前而言,只能在保证资本逐利和个人思想自由方面有效用,于人生幸福和广泛的社会救济,则不仅很难推广甚至显得有些反讽!
基于这一原则,一切事关社会正义的政治解释都指向权利,指向财富分配和私人化的产权归属。于此,社会问题变得简单明确,公共领域看似意见纷呈且不乏尖锐对立,但却少有立足高远的“问题意识”和深度探讨。所有的人事关系,无论亲疏远近,皆可以置换成借助数码标注的体量一路展开,从而归结到只能用“货币结算”并获得终极性解决。所以,有学者说,现代生活是基于个人效用的消费叙事,芸芸众生看似“业务”高度依存,但却因只讲时效而显得脆弱不堪,其文化表征的是,也只能是个人化维权和利己的政治参与,是机会主义的避重就轻和利害估算,所有的“他者”,都只能是基于“我”的存在才具有意思和价值。
这种将个人原则置于公义之上的政治承诺,使得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很少是基于古老的道德训示和良心指引,其“存在感”一般不涉及超越性的价值和道理,讲求的是时尚,是流行装置和低度空间复制个人享乐的人生叙事,主导人心的是事实而不是远离日用的诗性参验。所以,在现代人的关系格局里,希望即等于欲望,个人的幸福、成功与身份认定所显示的是,也只能是货币化的明码标价,它基本不讨论公共道德和责任伦理,也不在乎国家荣誉和永恒的价值召唤,而是个人维权与消费的无限量供给。亚当·斯密就不认为“自由市场”必然具有道德属性,在多数情况下,激发人们勤勉和奋进的动力主要还是古老的习俗和道德判断,是基于人在共同体中的高尚评价、尊严和社交可能带来的意义和价值感。因此,说自由了就一定能让思想发光、让社会文明多是一些不明究理的托辞。总之,一切有生发力的国家道统,不能受制于部分人自圆其说的主义,或仅仅因为顺应“自由民主”风潮就可以鼓动一些人不劳而获、多吃多占从而心满意足。它同时也是集体义务和大公无私,是家道国运同向共荣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纲。惟其如此,方能塑造社会的道义的高度,从而建构起确保共同体安全福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它本身既是民族国家力量形成的精神源头,也是其政治光荣且能保障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文明装置。因此,就世界范围来看,只要国家尚存,只要仍由资本和利益观主导社会关系,任何动听的主义都不会是遍爱众生的救世理想而是政治攻心。
二 0 一三九月九日于枫林完稿
自由主义的文化走到尽头
----采访韩德强
价值中国网
2013-9
1979年韩德强上初中之前,他接纳的是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当时生活的常态是助人为乐,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生活丰富多彩,班里养兔,有自留地,要种田、烧水、劈柴、掸烟煤……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学习似乎是一件附带的事情。1979年进入初中,一切生活停止,似乎只有一件事情——读书。
价值中国:你刚才谈到了英雄主义,可能那个年代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理想,愿意为一些东西作出一点奉献,不完全是做生意。对于改革早期一些现象你能接受吗?更多是因为什么原因?
韩德强:核心是一个利己还是利他的问题,以前主流观点是说利己不好,后来又说是利己好。我就认为这两者肯定有一个会出错。
价值中国:能不能说,时代和环境造就的,两者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为什么一定得有一样出错?
韩德强:问题在于,什么造就时代和环境。相信什么,造就什么。过去红军相信英雄主义,造就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改革开放相信自私自利,造就了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如果说利他主义不可能人人都达到,那至少应该提倡。利己主义是容易的,本来并不需要提倡。我们可以承认许多人的自利行为,但不能提倡自利。干部必须要为人民服务,普通群众可以为自己服务。中央电视台带头恭喜发财,我就不理解了。我认为这是后来权力市场化的思想根源。
价值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就是成功使那一代的精力转向了赚钱,这是一种策略吗?
韩德强:这是社会转型的自然结果。那时的根本问题是怎么处理革命遗产,毛泽东要的是继续革命,不能只讲享受。但是政治圈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思潮:我们革命革累了,我们需要享受。从50年代初期起,要享受的潮流就在体制内潜滋暗长。邓小平是顺应了潮流。所以,毛泽东对官僚体系的不满也就由此而来。这也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强调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背景。说要继续革命,不要享受,没有多少人能够完全做到。
我个人比较欣赏和赞赏崇高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轻轻松松地说,对于平凡的一面、自利的一面要给予宽容、给予理解。但是,当时是革命过来的。革命过来意味着三千万人死了,三千万人死了是为了理想。如果革命成功,这些烈士的战友堕落了,贪图享受了,重新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一种寄生虫群体了,还是有许多人不能接受啊。至少毛泽东不能接受。
人类其实非常渺小。西方的价值观只强调个人奋斗,把个人强调得越来越重要,结果就走向自我毁灭。
自由主义文化
价值中国:我们的话题回到文化上来,现在很多研究国学的人在谈说,西方的文化走到头了,需要我们来拯救?你怎么看?
韩德强:西方文化中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文化,其实是主流文化;一个是基督教文化,是非主流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是怎么产生的?是反基督教而产生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其主题都是反基督教,反有神论。十八世纪是自由主义决定性地胜利,而基督教决定性失败的世纪。此后,按尼采的话说,上帝死了。按马克斯·韦伯的话说,世界已经物欲横流了。
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完全是按照自由主义思想来设计的,在设计的时候决不考虑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考虑人人自利的社会如何在博奕中实现平衡。因此,才会出股票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这些纯粹不劳而获的市场机制。基督教文化强调利他博爱,反对投机,反对剥削,甚至反对银行利息,但已经对自由主义的强势话语和体制毫无制约能力了。
所谓的西方文化走到尽头,是自由主义文化走到尽头,而不是基督教文化走到尽头。自由主义文化被打败了,衰落了。督基教的真正潜力却还没有发挥的。
价值中国:所以从启蒙运动开始实际上就在和上帝较劲?
韩德强:启蒙运动实际是把上帝废掉了,把上帝变成了西方的一个面具,上帝的实质已经被阉割掉了。如果上帝再派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一定会痛心,在教堂里祈祷的人,正如在佛教殿堂里磕头的人一样,心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名利。甚至他们表面上祈求的,也是要上帝或佛赐福。但是,基督教本义说什么?就是世人追逐名利,践踏公正,将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
价值中国:你觉得自由主义怎样挽救?
韩德强:只能说是未来对自由主义弊端的矫正。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其创造力、活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归功于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对人心、家庭、社会的分裂,也得归过于自由主义。优点含着缺点,缺点含着优点。对于自由主义我不是一概否定的。我欣赏自由主义中对大自然的开拓和进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批评其对欲望的解放,人心的分裂等负面作用。
价值中国:自由主义能否自我治疗?
韩德强:自由主义显然不能自我治疗,基督教能否治疗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自由主义诞生三百多年以来,表明自由主义越来越强势,基督教一直在衰落。基督教的精神实质被阉割掉了。我们发现基督教不能成为对自由主义的良好矫正。但是在未来的自由主义矫正力量中,我认为应该有基督教这一支力量,需要激活基督教内在的、实质性的东西。今天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对财富也是仇恨的,他们记住了耶酥的训导,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基督教要拥抱财富,它就变质了。试看今天西方的基督教主义,是不是和财富紧密联系。试看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在中国的表现,是不是仗着帝国主义的威势替帝国主义培养走狗?
伊斯兰教、佛家、儒家、道家也都对自由主义有矫正作用。这些宗教通通是倡导利他主义,唯有自由主义文化是倡导利己主义,所以自由主义不但反基督教,也反道家,也反儒家,也反佛家。当然,如基督教的遭遇一样,伊斯兰教、佛家、儒家、道家,今天也常常被名利心所惑。如果尼采去印度,他会发现,佛陀也死了。如果尼采来中国,他会发现,孔子也死了,老子也死了。今天真正作为主流思想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乃至心灵中的,恰恰就是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享受主义。
所以,自由主义洋洋得意。它已经占领了人心,腐蚀了一切提倡利他主义的宗教、学说、思想,使这所有宗教、学说、思想都暴露出其虚伪的面目。只有自己是最真实的,只有欲望是最真实的。范跑跑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一些自由主义者真面对范跑跑,也心虚起来了,说范跑跑不代表自由主义。其实,应该勇敢一点,还是承认的比较好。否则,自由主义也虚伪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充分释放其欲望,实施其弱肉强食的人权,我们这个社会是否还是人类社会?自由主义会认为,你又在忽悠了!
但是,当自由主义真的否定一切,冲击一切的时候,这个大潮的历史末日也就快到了!
新左派的幸福论
韩德强:我有个关于政治思潮的分类,不是一条直线九个派系的分类。我的分类图上有x轴、y轴。左、右是x轴,激进、保守是y轴。人们一般认为,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但是,这只是俗见。其实右派也可以是激进的。哈耶克说,让市场来解决一切问题。这时他是激进的,但是他却是代表大富豪利益的,是右派。反过来左派也可以是保守的。
当毛泽东强调斗私批修时,他就接近了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是保守的。他为什么要强调斗私批修,因为他希望干部为人民服务,有利于社会中下层,这是左派的特点。激进比较强调利益,保守比较强调精神。左、右、激进、保守构成的政治思维象限,可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的社会以及相互转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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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困境与超越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陈华森
2013-09-02
以个人为本位的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自由主义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导致其理论的社会虚幻化和历史发展观的个人化。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进行了批判,以其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实现了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扬弃与超越。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其他问题都是在这一问题基础上的深化、延伸或展开。“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2]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成都是顺应其时代的呼唤而为了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现实选择。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即以个人本位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它是在批判西欧封建专制秩序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引领了西方资本主义一段时期的大繁荣和大发展。然而,在这一历史背景的背后,也隐藏着自由主义的悖论(以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宗旨始,却以恶化这一关系而终。这一悖论在社会现实中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分裂、国家与个人的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承担解决自由主义秩序中分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使命而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是这一理论的社会实践和现实化。
为此,二者理论领域的争论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出现、发展和成熟而发展,其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二者争论的一个重要主题。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以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批判自由主义,揭示了其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困境,从理论上实现了对自由主义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扬弃和超越。
一、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自由主义的认识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它以个人为分析对象,并把对这一对象的分析结论用于解释其他一切社会和政治现象并指导其政治实践。在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中,它只承认社会对于个人的工具性特征,其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均在个人。因此,其理论中只有个人具有实体性,社会则被虚幻化。这种虚幻社会观的渊源和传统来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并被当代保守自由主义所继承。
(一)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虚幻社会观
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中,边沁(Jeremy Bentham)的虚幻社会观最具典型性。他认为,只有个人是趋乐避苦的主体。例如,只有对个人的损害才是能够感受到的“恶”,相对而言,国家利益则是一种没人能感觉到的利益。因此,在价值选择的先后次序方面,每个人都喜欢自己一代胜于后一代,喜欢存在者胜于不存在者,喜欢自己胜于他人。正因为如此,个人利益才是共同体利益之根,“个人的利益应当高于国家财政利益”。[3]要实现这一价值追求,法律就应该适应个人需求的多样性,政府也应该以增进个人幸福为己任,这是立法者的“唯一的目的”和“唯一的标准”。[4]以这一个人本位价值观为基础,在价值序列中,个人成为边沁理论的根本立足点,个人利益成为最高价值准则的逻辑也自然成立。
坚持个人本位导致边沁自由主义理论视野中社会的虚幻性。他为此宣称,社会或政治国家只是由个人组成的“假想的复合实体”,[5]而个人则不然。在他看来,共同体是一最笼统的、往往失去意义的一般概念,相反,个人的概念则是具体的。共同体即使确有其意义也只是一个“虚构体”,只有个人才具有实体性。因为社会被虚幻化,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在边沁的理论中也被虚幻化。例如,他曾明确宣称,“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公共利益”是一个“虚假和模糊的概念”,个人利益才是“惟一真实的利益”。[6]在这一理论描述中我们看到,“共同体”在边沁的视野中仿佛只是一个个点状的、松散的原子集合体,而作为整体存在为特征的社会在他的理论中则不存在。
当然,社会虽然在边沁的理论中被虚幻化,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有关个人的论述或有关个人本位价值观的论证过程却往往以共同体、社会或国家为参照系。他甚至有时也明确承认国家是一个“实体”。另外,他还认为立法旨在教导“组成一个共同体的人群”如何按最有利于“整个共同体幸福”的方式行事。[7]本文认为,导致边沁自由主义理论这一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即其个人价值本位观,由于他置个人于至上地位,系统性思维在边沁理论中则不存在,其最终结果则是相对于个人的另一极的被淡化甚至被遗忘。
(二)以认识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20世纪保守自由主义的虚幻社会观 20世纪的保守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产,他们同样不承认社会的实体性存在,其理论基础是认识论的个人主义,并因此导致了其理论中的“虚幻社会观”、“反社会优先论”以及“个人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观”等一系列观点。其理论典型代表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兰德(Ayn Rand)。
1.认识论的个人主义
哈耶克认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最为典型。他坚持认为,认识主体只有个人,因为“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8]因为个人知识的总和不可能作为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而存在,恰恰相反,知识只能以分散的、不完全的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念形式散存于个人之中。因此,人们完善社会的努力必须在自发秩序中而不能通过以整合个人知识的形式而人为建构。在这方面,爱因?兰德与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她只承认思维和成就的个体性并同时否认集体性或民族性的思维和成就:“只有个人的思维和个人的成就,文化并非无数彼此相同的人群所创造的,而是个体的人的智慧成就的总和。”在她看来,相反的思维模式将会使绝大多数人失去其自我意识,影响其自我发展和对其个人权利的维护,个体的价值在此将面临牺牲的代价。[9]
以知识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哈耶克进一步认为,由于主体的个体性,个人在知识和利益方面有一种“构成性局限”,它使得“人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整个社会中的极小一部分事情”[10],它使得人们的行动或动机所能依据的只是他们自己所知的很有限的范围。在对他人的认知方面,个人也只能有效理解他人事务的一个非常狭小的领域,一个人无论是十足的自私者或完美的利他者,他都只能有效关注所有社会成员中非常微不足道的部分。价值选择也被人们考察领域的有限性所限制,任何人的心智都不能了解社会中所有人的无尽需求,任何利己者或利他者“所能关心的种种目标对于所有的人需求而言,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11]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在哈耶克看来,是由于人的差异性才使个人对他人所知的绝大多数事情处于一种无知状态。例如,经济领域的结果不符合人们之所愿的原因是由于人们需求的多样性,并且这样的多样性没有受到人为的扼杀和建构过程的影响。于是,哈耶克以这种知识论的个人主义的“无知说”论证了计划和建构秩序的不可能性和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哈耶克把这种基于个人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无知说”视为理解和认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要件,其社会基础在于,人类的知识多得个人凭藉其心智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掌握,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更使个人的“无知”范围进一步扩大。正因为如此,个人对他人行动之干预也就因此既不合理也不可行,文明的发展也因此要建立在个人对其知识理解和运用的基础之上。
2.虚幻的社会 哈耶克认识论的个人主义理论奠定了他的虚幻社会观的基础,他因此否定社会的实体性存在。例如,他认为,“社会”是人们用来指称大量相互联系的人类活动系统的语词,这一概念被错误地假定为所有系统都存在着相同属性,并因此先验地假定了人们对共同目标的共同追求。基于此种认识,社会一词成为人们用来指称一切人类群体的便利标签。然而,社会在哈耶克看来根本没有“整体性”、“一体性”和“同一性”,它“只是在人们不知道他们谈论的对象是什么时,临时拼凑的—个权宜措词。”[12]因此,人们的行为动机所追求的也并非社会共同目标,而是抽象的行为准则,个人需要和他人需要在这一规则的指引下同时得到了满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哈耶克的视野中充其量只是一种以一般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而作为“整体”的“社会”根本不存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进一步认为,随着人类合作范围的扩大,“社会”这一概念的作用就会愈来愈弱,“社会性的”之类词语也会愈来愈成为人类行为理想的遗弃物。
基于认识论的个人主义及其虚幻社会观,哈耶克反对把社会或国家等社会集合体在价值等级系列中置于个人之上。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从来就不是把国家或政府、战争或商业活动、或一个民族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相反,他把这些术语理解为“把个人活动联系起来的组合方案。”[13]在此,国家或城镇在哈耶克理论中只是应历史学家阐释或解释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术语,他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从来没有把社会当作整体进行探究。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充其量只被视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和对一般规则的遵守,与之相对的是,群体成员甚至在某些方面为了实现共同目的而在一个核心的指导下行事的秩序在他看来不能称之为社会。[14]
3.反计划经济和建构秩序
在坚持个人主义认识论并导致社会虚幻化的基础上,哈耶克自然反对计划经济和建构秩序。他把个人置于至上地位,视个人为其目标的最终决断者,并认为社会不存在共同目标,它充其量只是“许多个人的相同目标——或者说,是个人为了回报他们在满足自身欲望所接受的帮助而愿意有所贡献的那种目标。”[15]既然没有超脱或超越于个人目标之上的目标存在,就没有对个人目标加以限制的充分理由,否则,便会引起人类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在他看来,“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16]只有在自发秩序中,才能为个人的自由及其个性差异留有空间。同样是基于个人至上价值观的认识,哈耶克反对社会优先的观点,因为这一理论假设将导致以社会为目的的建构论思维模式和整体主义方法论,而这正是哈耶克个人主义理论所竭力反对的。他认为,文明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对其个人目标的追求上,而不能建立在人为建构和设计的基础上。其个人主义立论基础是,在一个幅员辽阔、情势复杂、具体知识由个人掌握的现代社会中,中央权力机构无法理性判断和精准落实价值序列中的各种内容和具体经济活动。鉴于此,文明的改进只能进行“旨在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17]
弗里德曼同样也反对计划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建立在高度集权基础上、个人自由被扼杀的经济运行机制。他以军队指挥机制为例指出,完全或主要靠强制命令的方法只能指挥一个小集团而无法统率一支庞大的军队。因为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将军不可能掌握充分的情报来指挥最底层士兵的每一具体行动,每一级军官和士兵都会在其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遇到诸多特殊的、上级不可能体察的具体情况。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也以当时苏联的经济实际情况来证明:当时苏联中央经济计划并非完全靠命令来组织,因为在每一经济层面“‘都有自愿的合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或抵消它的硬性规定’——有时是合法地进行,有时是非法地进行。”[18]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国营农场的全日工可以利用其业余时间在自留地上种粮食或饲养牲畜,以供其使用或出售。劳动市场同样如此,个人很少受命做特定的具体工作,工作的吸引力取决于它们为个人提供的兼职机会。
4.个人史观
在认识论的个人主义、虚幻的社会观以及反计划经济和建构秩序的基础上,保守自由主义者把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归结于个人,这与社会主义者的群众史观形成鲜明对照。在上文的论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在论证其个人至上理论的同时,也在论证个人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价值。弗里德曼的个人主义理论也有此特点。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19]他进一步举例说,在发展最快、最成功的那些国家,都是靠一小部分事业心强和甘冒风险的人闯在前面并为后者树立榜样,最终使社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通过这种机制促进社会繁荣和进步。例如,在美国历史上,人民自己作决定并承担其后果的制度刺激了福特家族、爱迪生家族、伊斯特曼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彭尼家族去改造社会,也促使人们乐意冒险资助发明家和产业大亨从事冒险事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也因此受益:这些家族在发大财的同时为国家带来了廉价又可靠的运输工具和生产技术,其个人财富的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的运行等)。
通过以上论证,弗里德曼要证明的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动力来自于个人、个性及其多样性,具体而言,建筑、绘画、科学、文学、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的巨大成就来自于个人的贡献和作为。例如,哥伦布的部分资金虽然来自极权体制的王朝,但他却并非在议会的指令下找寻到了通往中国之路。另外,牛顿和莱布尼茨,爱因斯坦和博尔,莎士比亚、米尔顿和帕斯特纳克、惠特尼、麦考密克、爱迪生和福特,简?亚当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艾伯特?施韦特等人没有一个是在政府指令下取得其成就的,相反,他们的成就只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物。”在这里,弗里德曼所要证明的是,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个人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相反,统一性和一致性将意味着“用停滞代替进步;它会以统一的平庸状态来代替使明天的后进超过今天的中游的那个试验所必需的多样性。”[20]
二、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20世纪保守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继承与辩护,它以个人主义认识论和个人本位价值观为基础,在过分彰显个人的同时,社会在其视野中被虚幻化。于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其理论中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系统思维在其理论中缺失。20世纪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共存和斗争的世纪。在二者的理论争论中,科学社会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社会本质命题的基础上,在论证马克思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同时,揭示了自由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观之困境。
(一)基于自由主义批判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的社会本质观
对于人的社会本质观的论证,列宁指出,“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21]在这里,列宁实际上是在批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历史观和人的本质观。在列宁看来,自由主义者在看到历史活动中的个人的同时没有揭示出个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没有揭示个人所依附的社会关系,它片面地把历史还原为个人的历史,并把历史解释为个人的创造。对于个人所受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问题,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把农民和工人纳入其经济秩序和政治制度框架,由于这一关系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研究社会历史就应该从研究社会关系开始,而不是从研究单独的个人活动开始,因为在对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才能窥见人的本质。
对此,苏联学者彼得洛夫斯基和施巴林斯基也在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人的个性和态度是对他与其所处群体的相互关系的折射。他们在这里实际上肯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的社会本质观。对此,他们也肯定阶级、社会和经济因素在解释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以及人类社团职能的作用,并指出,资产阶级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人并且不注意个人心理研究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似乎把个人溶解在集体中,为了社会的原因而牺牲了个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诽谤。[22]相反,马克思主义既关心社会发展的性质和特点,也关心个体个性形成的规律。另外,他们也在考察列宁的个性观的同时论证了人的社会本质:婴儿一出生就自动融入不由其自由选择的社会关系,其个性也在其中形成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自私的社会造就自私的个人。由人的社会本质所决定,人的个性也表现为人与其所处社会群体相互关系的特殊投射,人的自我观念相当于“镜中我”,它是“从个人看来别人对他的想法的反映”,它“不是常数,而是与别人关系的函数。”在这种函数关系中,“人在其他人中间才能成为具有个性的人”,脱离社会的人将丧失其个性,人在关系中才有意义。[23]
总之,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者在论证人的社会本质时即以自由主义认识论的个人主义、虚幻社会观以及个人史观为批判的靶子。在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野中,个人的认识固然有其个性差异和特征,但它却受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左右。因此,个人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其生活环境中的人们的一般认识,其价值观也会受这一影响的左右。因此,在很大意义上,表面上看来是在进行独立价值判断的人所遵循的却很可能是当时他(她)所处社会或时代人们的一般判断。正因为社会环境对人们影响的真实存在,社会非虚幻之物,它时刻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因此,个人史观的命题是不成立的,个人的思想、能力的发挥受限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当时人们的总体观念水平,人们的历史活动并非随心所欲的创造。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观和个性观
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者在论证人的社会本质的基础上,为社会优先论提供论证。他们认为,社会对个人有塑造作用,个人作为社会人而出现,作为集团、阶级、社会成员活动的人本身即具有社会性。对于个人来说,其活动和思想时刻受到社会影响而不是单纯的个体活动,这种影响自个人出生伊始就存在。对此,斯大林指出,历史并非人们随心所欲的创造物,“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24]因此,只有当个人能正确认识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懂得利用它时,他们才能创造历史,否则,历史只会与他们背道而驰。以军队作战为例,胜利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对社会形势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而并不决定于某个士兵或某个军官的个人意愿。
费多谢耶夫则通过强调社会的一致性推动历史的发展来论证社会优先论。他指出,苏联社会发展进步的特点是:“人民的一致和它在共产党周围的团结得到强有力的增进和巩固”,[25]是人民在社会和思想政治上的一致推动着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它并非某个领袖人物单个人的力量所能为。这种历史成就的获得,正是人民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而非单个个人(即使是杰出历史人物)力量的结晶。为此,他同时指出,人类社会历史中出现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裂状态使社会表现为一个个分立的个人,其历史也仅仅表现为个人的创造。在苏联,促使社会发展的一致行动的力量来自于个人的进取心、创造性和首创精神,但脱离社会的杰出人物不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也不能在历史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在此,费多谢耶夫通过证伪自由主义的个人史观进一步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群众史观的正确性。
必须指出的是,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并没有片面强调人的社会本质以及社会优先论,他们同时也强调个人的个性、作用和价值。列宁指出,在经验和理智、才能、体力和智力方面,人不是平等的。正因为人的差异和个性的存在,在探讨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的关系时,列宁批评那种把历史必然性思想与个人作用相对立的观点。他指出,决定论思想“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它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26]正是由于人的个性和多样性的存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27],而是参与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所有个人的历史结果,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这一过程而展现。因此,人的个性表现为其创造性和被造性的统一,“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28]在其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活动中,人的个性得以彰显,而其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则说明其社会性的存在。
彼得洛夫斯基和施巴林斯基也指出,集体和关系中的个人并非一张白纸被社会及其关系所任意描绘,个人在其中有其自决和自主的个性。例如,集体中的个人在对待社会影响时是有选择地“根据对这些影响起中介作用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而接受一些影响,拒绝另一些影响。”[29]他主动意识到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单纯被动地由环境塑造的消极客体。总之,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二者双向塑造而非单向塑造的关系,当人们塑造环境的力量大于他们被塑的力量而达到一定强度之时,新的社会历史时代就要来临。
三、科学社会主义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历史进步性 自由主义坚持从个人出发解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导致其价值观把个人置于至上地位,认为一切社会、政治与道德皆以个人为起点和最终目的。本文把这种个人与社会关系观视为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它曾经引领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繁荣,但却同时引发了其理论的悖论:个人主义往往导致利己主义,托克维尔预言了这一点[30],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这一点,20世纪的西方经济危机(以及当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正是这一悖论的现实表现。
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分析,社会系统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要素之间存在着整体的同一性(协同)和个体的差异性(竞争)的关系,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变正是通过竞争和协同的相互对立和转化来实现的。对此,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又译贝塔兰菲)指出:“当我们讲到‘系统’,我们指的是‘整体’或‘统一体’。……任何整体都是以它的要素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而且以‘部分之间的斗争’为先决条件。”[31]系统要素在竞争的同时也须保持协同才能维系系统整体的存在,与竞争所反映的个体性和竞争性的状态和趋势相反,协同所反映的是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合作性和整合性的一致状态和趋势。自由主义对社会系统之个人一端片面强调并由此而点状发散式地衍生出一系列理论和观点,这实际上是只重视要素而忽视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原子主义方法论。古典自由主义是这一非系统方法的典型代表,现代保守自由主义继承了其衣钵。在其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中,个人价值和竞争性被过分放大,社会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则被忽略。
相较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而言,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在考察这一关系时同时窥见到了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与作为整体存在的社会,他们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是辩证的、系统的关系观,这种关系观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因此,马克思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现代系统方法的始祖”。[32]概言之,这种系统方法有如下特点:
首先,系统方法坚持以整体的方法考察个人与社会关系,而不是以二元对立思维把二者强行割裂开来进行研究。例如,马克思把社会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如果“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33]恩格斯批判原子论的方法“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以单个的、简单的形式来解决复杂的社会整体问题,他批评这种着眼于要素而非关系和整体的方法把人变成了“光秃秃的概念”。[34]因为它割裂了个别和整体、特殊和普遍的联系。恰恰相反的是,“两极相联”。[35]列宁在论证社会的整体性时也指出,辩证法是关于对立面之间相互统一的学说,它分析统一物的不同的、矛盾着的部分。因此,要真正认识事物并避免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36]
其次,系统方法坚持以联系的观点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根据组成社会的不同要素、结构、层次和环境以及作用条件等来揭示社会的运动规律,他把社会喻为机体或有机体,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马克思的人与环境互塑的思想所揭示的也正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普遍影响与联系。恩格斯在论证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同时论证了社会的普遍联系。他把自然界视为“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也把宇宙视为“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37]列宁指出:“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38]社会正是以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为纽带才以整体的形式而得以表现。
再次,系统方法认为社会整体并非个人要素的简单数学和,它具有个体所不具有的特征。恩格斯对此有精彩的描述:“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结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39]恩格斯通过对比骑术不精但有纪律并善于配合和协同作战的法国骑兵与骑术精良并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又不善于互相配合和协同作战的马木留克兵之间的区别来论证了这一原理: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造成这一结果的理论原理是,系统整体具有不同于其部分的功能、整体大于部分的简单和。当然,这是社会系统结构优化条件下的结果,反之,如果系统结构不合理,则会出现系统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结局。两种结果的出现的根本动因则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原子式的个人。
再其次,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是发展的、动态的关系观,而非静态整体建构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40]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将随之改变,于是,“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41]恩格斯也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42]社会这一过程的集合体即发展的集合体而非静止不变的集合体。列宁指出,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43]正因为社会系统是发展的、动态的系统,人类社会才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其根本动力正是作为社会系统要素的人。
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建立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方法的基础上,揭示了社会系统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其中,个人始终是有差别的个人。社会作为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个人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单方面的个人发展不会自动导致社会的发展。西方的经济危机史(以及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个人发展不会自动导致社会繁荣,相反,却可能使社会停滞甚至衰退,并最终妨碍个人发展。 综上所述,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系统思维模式,在批评自由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同时,扬弃和超越了其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实现了由二元对立到二元对立统一的历史进步。科学社会主义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客观地反映了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整体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社会并非个人简单数学和的系统思维。在这种关系中,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和谐才能更好地实现。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1].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20世纪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批准号05JZD0009)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赵鼎新
2013-09-04
弃理从文的赵鼎新曾经也有过“鲁迅情怀”,但是在真正投入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之后,他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科学“真理”,对于社会的发展,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一种声音。
问题不在于国家要不要干预,而在于怎么个干预法
文汇报:您曾经提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都在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较强的政府能力,特别是经济上的能力,是否也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赵鼎新:可以这么说。我在1994年中国经济还未真正起飞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是在1992年写的,正值邓小平“南巡”。1980年代末,整个国际舆论似乎都说中国不再改革要“走回头路了”。我却认为中国不但不会“走回头路”,而且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这篇叫《防御体制与现代化》的文章就是试图从理论上来解答这一问题。我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体制对成功的经济发展有两个非预期性优点。第一,1980年代后,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绩效。因此,政府必须进行经济改革,通过经济增长和提高百姓生活水平来获取执政合法性。第二,“文革”的灾害性后果迫使中国在建立革命政权不到30年后就走向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不但许多老一代革命家还健在,而且还保持着一个革命政权所具有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我强调,绩效合法性压力和有效的国家能力是我国成功改革的根本原因。其他原因,比如张五常先生所说的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都是从属性的。
必须指出的是,绩效合法性有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国家执政的合法性压力将会随着百姓要求的提高而不断增大,最后形成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就闹事的局面。这是政府目前所面对的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情。
文汇报:在经济领域,究竟是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强一点,是一段时间以来争论比较多的话题。您怎么看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
赵鼎新:任何国家都会对经济和其他领域加以干预,关键是要看怎么个干预法。
首先要看国家干预是往哪个方向进行的。干预肯定是必须的,比如中国的100个贫困县,如果没有资金转移,减低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是难以想象的。又比如前几年发现土地征用过多,农民土地被侵蚀过多,当然要下达政策停止这种现象。这些干预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干预不能越界。国家自该干预它该干预的事,有些地方该让法律处理就由法律去处理,有些地方可以让老百姓在利益集团的博弈竞争中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结果其实要比政府行政干预更加能让人心服口服。对于政府而言,如果这件事情今天有能力加以干预但明天又干预不了,这可就麻烦了,因为先前的干预已经将这件事情上升成为政治性的问题。
干预也会出现许多与预期相反的后果。近年来,国家资金多了,有信心了,干预也多了,比如高等教育领域,学校的行政人员压住了科研人员,一些科研人员为了逐利,整天追着钱“跑部钱进”,科研水平反而下降了。所以,不是国家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要看怎么个干预法。
文汇报:民族国家是近代才出现的事物,其中包括战争的影响。如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然而,现在也出现了不少类似雇佣军组织的私营军事承包商,在此次利比亚战争中也是如此,作战双方都有雇佣兵。对于本来以部落、家族关系为主导的北非、中亚等地区,由于国家意识淡薄,地区冲突不断。由此是否可以说,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功能正在退化、民族国家的边界正在消失?在您看来,在通信、资金和人员不断跨越边界的当今世界,聚焦“国家”概念是否还有意义?
赵鼎新: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讲,运用雇佣军来进行战争的确是强制能力较弱国家的特征。但是,我们并不能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军队使用雇佣军这一事实来推断国家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作用在降低。正如你所言,世界上许多地区在民族国家时代到来之前,其政治主要由部落、家族等势力主导。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那些地区大多数的政治力量,都希望在本地区建立以民族国家为模板的政治体制,这些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对国家领土的不同想象和国家权力在地区内的分配这些问题上。那些地区百姓的国家意识淡薄和复杂的地方冲突,并不说明“国家”在当前世界中的主导作用在降低。这只表明了在没有强大国家传统的地区建立民族国家的困难程度。在当今世界,通信、资金、人员和各种物资的确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跨越边界,其导致的种种问题为产生大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管理体系提供了基础,但这并不说明国家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有所削弱。设想,如果美国要对某一国家进行禁运,美国的哪一家大公司敢公然违背?一般来说,当前世界大规模的通信、资金、人员和物资流动确实给那些政府能力很差的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具有强大国家传统的国家来说,它们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历史上,国家权力在总体上是在不断上升。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和集中性的政治权力,而在通信、资金、人员和物资背后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则不具有强制性和集约性。同时,在一个具有规模的社会中,只有国家才能为整个社会提供诸如法律以及平等社会得以存在的公共物。国家权力的强制和集中性以及公共物功能使得其他社会力量很难与之全面抗衡。哈贝马斯对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力量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力量不断强大的焦虑。而当前所谓“全球化理论”中关于国家力量下降的论述则是天真无比。
总之,我看不出现阶段国家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有下降,也看不出民族国家这一特定历史下的产物在世界范围有所衰弱。在传统意识形态先后在世界范围内走向式微的今天,民族主义成了唯一的在全世界仍然占据主流的世俗性意识形态。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模式肯定会成为历史,但是它不会在今天或是不久的将来。在民族国家时代后,如果这个世界还存在的话,国家权力仍然会占据主导。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
道德滑坡反映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文汇报:近期国内舆论热议“道德滑坡”,认为诸如毒奶粉、假猪肉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这是否“市场至上”带来的负面效应,或者同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是否有关?人们的道德水准是否真的比以前差了?
赵鼎新:在我看来,目前社会上议论纷纷的道德滑坡,其背后反映的是如下的几种可能。
第一,社会道德可能是真正滑坡了。第二,社会道德并没有显著滑坡,但是新闻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开放了,而我们百姓对主流媒体进行负面报道这一现象尚不适应,因此读了报道后就认为社会道德滑坡了。第三,社会道德并没有显著滑坡,但是社会变化太快,社会道德多元化了,而我们百姓,特别是年长的百姓,对多元的道德状态很不适应,因此认为道德滑坡了。第四,社会道德并没有显著滑坡,但是人们对政府缺乏信任,因此一旦有负面报道,马上就认为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了。第五,当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们会对社会道德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当今普遍的社会道德滑坡感可能实际上是人们道德要求的提高而不是社会道德普遍下滑的表现。第六,“文革”时打砸抢、连夫妻都相互出卖,现在是官员腐败、商人卖假货。社会道德从来就是有问题的,只是现在问题的性质变了,而一些对新型道德问题不能适应的人们自然就以为是社会道德滑坡了。我个人以为,大家所关心的道德滑坡问题,它反映的是一些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问题。
文汇报: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社会信仰缺失这一问题的?提倡传统儒学是否解决当代信仰缺失的一个途径?
赵鼎新:我想,信仰危机是有的,但没有上世纪80年代时那么严重。中国人现在富有了,有信心了,自然就会有人想树立一套有别于现代西方的价值观来作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有人想把儒教拉回来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儒教不同于世界其他宗教道德体系。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力量在世界上都遭到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是这些宗教仍然保留着它们的教会势力和特有的资源,它们因此就能在现代化浪潮中生存下来,并且在适应了现代社会后重新成长起来。而儒教依托的许多制度,包括家族、科举制度等等都已经被现代化浪潮彻底打破,而且回不来了。没有了像教会这样的组织性力量,儒教就成了一个可信可不信的哲学思想,你再提倡,它也起不到以往那样的作用了。顺便说明一下,中国在富足了以后,主流价值的缺乏也是人们认为社会道德沦丧的一个原因。
过早的定量化发展方向妨碍了中国的社会科学
文汇报:您以前研究昆虫学,生物学的研究经历对您的社会学研究是否有什么启发?
赵鼎新:启发也有,但更多的却是破除了理科学者的一些看法。
我在加拿大拿到昆虫学博士学位后改学社会学的原因,就像是鲁迅的“弃医从文”,为了救国。但是当我对社会科学有了感觉之后,我发觉我首先要克服的就是一种“鲁迅情怀”,即想通过我的写作来唤起民众。如果我提出一个社会理论,国家中大多数人都跟我的理论走,这将是很可怕的。社会需要多元思想,如果各种思想能进行正常竞争的话,社会声音也一定是多元的,并且政府决策也将不得不从多元的声音中做出取舍甚至是被迫进行取舍。可以说,我学社会学后首先破除的就是理科学者讲真理的情怀。
我第二个破除的是理科学者的系统思维。学理科的容易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他们认为,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加上好的实践,我们就能把社会系统设计好。只要把设计执行到位、贯彻到位,结果应该和事先的设计差不多。理科思维在中国的长期主导使得系统论和控制论一度成了显学,并且至今危害仍然很大。学了社会学后,我发现这种工程师看社会的方法是有害的: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社会发展的方向基本上都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
我就是在一步步打破我自己原先的自然科学家思想方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不过,自然科学的训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方法比较严密,而且掌握的方法面广,既有定性也有定量,计算机模拟、网络分析等等方法都学得比较快。
文汇报:如您所说,社会科学并不是要效仿自然科学。如果既不采用数量统计、又不采用单纯的历史叙事的话,怎样找到一套模式,比较符合社会科学的规范性要求呢?
赵鼎新:我确实在努力寻求这种平衡。首先,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方法论是多元化的。它和物理学不一样,经典物理学有牛顿定理就行了。生物学相对复杂一些,但毕竟有进化论作为覆盖性的法则,许多生物行为和进化论原则都是有对应关系的。但人的行为,不仅仅建立在本能上,它还建立在文化基础上,这就导致了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很难完全被用来研究人的行为。
很难将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他们的行动乃至后果的不同。作为研究者来说,我们对已发生事件的不同理解会引导我们采取不同的叙事方法。当一个特定叙事方法下所产生的叙事成为社会主流思维后,它就会对历史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同样的故事可采用多种不同叙事方法来表达。简单讲,用结构叙事就是社会学,用时间序列叙事就是历史学,而注重于解读叙事的则是人类学。每个学科内部的叙事方法又有很大变异,这就形成了一个学科内部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化。在很多场合下,不同学科的人们都在研究差不多的事情,但是它们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和采取的叙事方式则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科学研究因此必然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性的。
模式是多样的,但是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准则来评价不同的理论和相应叙事手法的优劣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提倡的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要比一个差的理论能解释和概括一个复杂故事中更多的现象。从这个原则出发,我进一步提倡社会科学叙事的出发点不应该针对一个复杂事物中的一个或者是少量几个问题进行解释或者理解,而应该是对多样问题同时进行解释或理解。我的这一提倡与西方社会科学家目前所采用的各种方法都截然相反。要想让大家接受难度是很大的。
至于定量和定性,我认为根本上是不应该做区别的。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从问题意识出发,而不是从方法出发。如果只会做统计,就只能发表统计文章。但是,某些问题用统计来证明更好,有些问题就可能用网络分析更好,还有些问题则用定性描述更能抓住其关键。
中国学界目前有一个倾向,就是过早地朝着定量化的方向发展,以为定量才是科学。我们这些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人对这一倾向贡献不小。由于英文和文化底蕴上的欠缺,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在美国大多做定量研究。在国外定量研究发表文章、找工作比较容易,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在美国任教后到国内大力推广定量方法,加速了我国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和定量化。
【注】
因为“对国家的关切已经取代了对昆虫的兴趣”,1990年,赵鼎新放弃已经学习、研究了12年的生物学,转攻社会学。他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再过了12年,“为了给自己多年来对历史的种种兴趣和思考有一个交代”,他从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转向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试图解释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及其对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影响。初成的提纲性长文就是于2006年出版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2009至2010年,作为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赵鼎新得以专注于这一研究计划的完成工作,今年,一部更为完备的书稿已提交出版社。
赵鼎新l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l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这种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学科跨度,在赵鼎新看来,却是因为“我对中国的关切、我的多学科素养和我在‘文革’中的经历给了我很强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意识和对人的本性及人类生存条件的理解”。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对社会变迁的研究能给社会带来弥合作用时,赵鼎新回答说:“我确实想通过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经验,希望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但是,我真正能做的也只是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写书而已。社会发展很少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一个人按照他的意愿改变了历史,他多半带来的是悲剧。如果我的著作能为中国的稳定发展起到正面作用,那么它也是在与多种思想碰撞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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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中国之前咱能有点常识吗?
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周小平
这是一篇我一直都想写下来的文章,却因为想说的太多,总不知该从何下笔。和大多数80后一样,我出生在西部的一个小城市,从小也受到地摊文学和杂志的影响,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傻乎乎的觉得我们国家有体制问题,经济不自由。因此成年之后我在互联网上一直很活跃,并且主要是以批判政府为主。那时候我是真心的认为我在拯救这个世界,我是在唤醒被欺骗的国人,我是在散播普世主义和西方先进思想。那时候我一度被媒体捧为中国著名博主,2006年时我还被腾讯的专题选为十大知名网络人士,排位仅次于韩寒和徐静蕾。如果不是一些极其偶然的机会,我也许不会从这场自以为是的噩梦中清醒过来。
2007年的一个下午,我偶然读到了一个报道大致是这样写的:“王小波和李银河吹捧了一辈子美国人的高尚道德,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弟弟就是在美国街头被人刺死的,根据事后的监控显示他临死前挣扎了很久,这段时间路过的车辆和人很多,但没有人停下来帮助他,等最后被发现并送到医院时,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段文字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开始隐约感觉似乎外国人的月亮也不是那么的圆。后来这个案例被王小东老师写进了《中国不高兴》那本书,并且在那本书里强调了“仗剑经商”的理念,让我觉得很有说服力,于是我开始反思一些东西,并开始希望自己能多读一点书,而不是杂志。
2008 年因为和朋友合伙做生意,在经济上稍微宽裕了一点之后,我开始抽出一部分时间来读书,尤其是那套花了大概九个月时间读完的《资治通鉴》令我印象极深,之后两年我又恶补了《欧洲史》《亚洲战争简史》《欧洲战争简史》《台湾史》《联邦论》等等一系列书籍。越仔细研读这些我就越觉清醒,直到最后当我看到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以及“畅销书”里的内容都会忍不住想笑的时候,我明白我的世界观正式形成了,而且它应该不会错,因为真理永远只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这世间上没有容易获得的东西,历史和政治常识也不例外。如果你不读书,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如果你以为微博上、杂志、畅销书上那些夸张的、惊悚的、匪夷所思的或者让你拍案惊奇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你永远都无法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本来,别人是否能认清这个世界跟我没什么关系,客观地说别人越愚昧对我越有利,因为竞争者就会越少。所以我本不打算再写任何东西,因为我知道愚昧的人永远都是愚昧的,智者无需你去教诲他自会顿悟。但是在如今这种舆论形势下,我却无法再保持沉默,因为眼见身边的人一个个逐渐被微博催眠、被杂志报纸和畅销书侵蚀、一个个渐渐滑向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深渊时,我不得不忧心忡忡。因为世界是前辈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这代人怎么想,很重要。尤其是我们这代人里的精英,掌握资金、技术、科技以及管理技能的人怎么想,对子孙后代很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重担终有一天会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如果我们这代人都被催眠了,只剩极少数人醒着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守护得了身边的一切?
再没有任何国家比今天的中国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上80%的声音都是在恶骂政府,却还说中国舆论不自由。你们难道不知道维基的阿桑奇仅仅因为爆料了一部分美国政府的维稳开支就被通缉了吗?你们难道不知道斯诺登仅仅因为在网上曝光美国政府通过google监控全球用户的消息就也被通缉了吗?你是否还记得当年google总裁到处宣传自己“不作恶”时,那些信以为真的煳涂蛋们表现出来的激动劲儿?现实真他妈的太讽刺了。
你说中国人没有探险精神一直固守旧土,那请问我们是怎么从1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政治都是一乱一治,陷入死循环。呵呵,欧洲人倒是没有一乱一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治过,一直乱。
你说国家就是要一直乱才会创新,所以欧洲人才能搞出了高科技打败我们,这纯属胡扯。欧洲人之所以走上航海和科技道路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垄断了古丝绸之路把他们逼得没办法,所以才搞出的科技好不好!如果不是这茬偶然事件,按欧洲人自己的政治体制,再过三万年,也一样只能在“黑暗的中世纪”里深陷。
也许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熟读历史,可我们至少要有常识对吗?
你说中国癌症病人涨了4倍,全是吃地沟油、呼吸毒气、喝自来水里的漂白粉整出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的人均寿命怎么从32岁变成75岁的?北京癌症患者的数量比60年前涨了4倍,这个不假,看起来是涨了不少。但你知道这60年来,北京城的总人口从20万变成3000万了吗?这涨了150倍好不好。
你说如今开窗就吸毒,不如砍柴做饭喂马。如果你真的在农村生活的话,你还会说出这种话吗?你知道不知道那种活真的会累死人的。你又知道不知道砍柴烧火产生的硫化物和pm2.5是汽车尾气和天然气灶台的300-6000倍?其实80年代污染比现在严重多了,落后才要被污染。发达了,才能摆脱污染。
你说中国政府在国外到处投资数百亿美金,纯粹是傻逼、为了搞面子工程。有这么多钱,为啥要给其他国家呢?还不如给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可这是一回事吗?按你这样的逻辑,那么全天下的投资机构、投资人,也都是傻逼、是在搞面子工程,有这么多钱,为啥要投资你呢?还不如送给那些地铁里的乞丐。?
你说中国教育有问题,扼杀孩子的天性。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英国和美国政界一直都在呼吁进行教育改制,希望在基础教育方面向中国学习经验。因为事实证明,中国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21世纪人类的100个专利中70个都是中国人的。梅花香自苦寒来,孩子如果小时候打不好学习基础,将来怎么竞争?你能赚钱照顾好他一辈子吗?就算你能,那孙子那一辈呢?财富是不能继存的,只有知识能为他们的人生护航。
你说中国在天安门挂主席像,就是搞个人崇拜。那你怎么不说说华盛顿高达几十米的个人纪念碑?怎么不反思一下华盛顿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怎么不吐槽一下国会山上雕刻着的那几颗肥硕的脑袋?那四个人头,光嘴巴就厚达6米,足可以塞进去一只乐山大佛的脚。
你说中国政府很坏,把PX炼化厂建在城边上。那你对这个产业了解多少?你知道不知道新加坡、美国、欧洲都在城里搞的!所谓“国外规定PX项目必须离城市100公里是彻底的谎言和造谣”,你只需随便打开地图软件查一下,就不难发现全世界都是在城里搞这个项目的。而且你知道不知道,所谓PX,就是你吃饭的饭盒,喝水的饮料瓶、你穿的衣服、戴的口罩、全是PX制品。纯棉?那只是广告而已,现代人生活用品几乎都有PX产品,根本没问题。西方人这样搞舆论战,只不过是希望中国人继续找他们高价进口,他们继续垄断生产,我们继续被赚走钱财而已。
你说中国人吃鱼翅和狗肉很不道德,那你怎么解释俄罗斯人吃鱼籽,欧洲人吃肥鹅肝,美国人一口吞掉几百条野生鳗鱼苗?你怎么解释英国人把渡渡鸟都吃绝种了?法国皮毛商拼命花钱从雇猎手偷猎藏羚羊?
你说中国人提取熊胆救活了一大批非典病人,要不得,太残忍,太缺德。那你知不知道美国人为了研制疫苗,常年把几百头牛的胃打开,暴露在空气中,并且让牛活着,以便观察牛胃部的活动。你不介意的话,就百度搜索一下“活牛掏胃”吧。 ——我不认为这些有什么问题,我们毕竟要先爱人,再爱动物,为了救人可以牺牲动物,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你天天说选举,可你知不知道美国总统并不是直选的。你天天说选票,可是你知道有46%的美国人从不去投票吗?因为美国人都知道所谓两个政党其实幕后老板都是同一个!拥有美联储的七大家族才是实权派,这忒么和中国的政治模式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这些事实美国人都知道,你知道吗??
公知吹嘘美国一个市只有几十个公务员,挤在一个小楼办公里。你信吗??一个市百万人口,才几十个公务员,这可能吗?那你去政府申请办个社会安全证号什么的,还不得排队排上个几千年啊!!!其实这只是那些洗你脑的人耍的小把戏而已,他们是故意把那个小楼翻译成“市政厅”的,让你感觉那是很大一个地方似的。但其实,那只不过是美国一个几百人口的村子所属的办公楼,这么少的人口当然只需要几十个公务员就够了。在中国几百人口的村子,村委会编制顶多几个人。
你跟着媒体记者们起哄,把过马路闯红灯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一下就拉低了自己整个民族的脸面、素质,你觉得很开心吗?但你知道不知道那些外国人闯红灯比中国人更狠、更快、更多。北京老外数量不多,有时间你去上海站在浦东街头看看,100个闯红灯的人里面70%都是老外。有时间你再去趟美国,欧洲,你去他们的城市街边看过那些白人在生活中是啥素质之后,你再好好想想把人性的劣根性冠上:“中国式XX”的称谓,到底应该不应该。
你说中国军队管理太残酷,但如果我们把军队搞得像清朝军队那样轻松,士兵们中午还可以下班回家做饭,没事就遛弯遛鸟熘猴子,你自己想想代价会是什么?可还记得八国联军,可还记得南京大屠杀?慈不掌兵啊。
每当有什么恶性案件,都会有人成群结队地通过互联网无限放大,把一般案件夸张成:“体制问题、社会逼的、专政。恶性案件刚一发生,就各种造谣指责政府遮掩、说政府替凶手洗地,案件侦查刚一结束就各种质疑,不管抓的是谁,都说是政府找的替罪羊。次次都这样,回回都如此,有意思吗?”政府有这么傻吗?政府有这种必要吗?什么样的政府吃饱了撑的才会没事就去替杀人犯洗莫名其妙的地啊?而且还都他妈的没背景的屌丝杀人犯。
工厂里骂政府,学校里骂政府,国企里骂政府,甚至现在连公务员也跟着骂政府。那请问下,这愚蠢的“政府”,都谁啊?在哪啊?在草原?在森林?在山川?在海底?还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玻璃心不会懂得世界有多大,不要去学小清新们,泛滥的同情心只会淹死他们自己的智商。全球有70亿人,中国有13亿人,美国有3亿人。每天光是中国、美国都有几十万人出生,几十万人死去,每年都会发生百万起火灾、几十万起车祸、几千起空难、几十起火车事故。你们仔细想想是谁给在你们心中种下了一种“只有中国不安全”的印象?为什么几十万人死于车祸,几千人死于空难你不感到害怕,却偏偏害怕只死过几十人的“中国高铁”??为什么明明美国罪案数量世界第一,美国3亿人口的刑事案件发生量(强奸、性奴、杀人、毒品、诈骗)均远高于中国,而你却只觉得“中国坏人多,中国人素质低,中国很可怕?”你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有违常理,匪夷所思的舆论现象背后究竟有多可怕的国际博弈。2006年一个非常崇拜美国的湖南姑娘终于拿到了美国绿卡,却在纽约地铁里被七八个少年轮奸了,围观群众无人帮忙,想想在中国的地铁里可能发生这种事吗?这个姑娘后来索性破罐子破摔,举办了一场和600男人性交的活动,并宣称:“这是美国的性自由”,2012年,中国华裔陈宇晖在军营里被活活打死,监控录下了完整的过程,然而凶手却只判了几周的禁闭。 2003年中国非典死了几百人,你就叫嚷中国没法活了,可你知道就在08年年美国也爆发了流感,短短十几周就死了5万多人吗!!58000多人集中暴毙,火葬场开足马力,直烧得尸烟熏天。你知道吗??(最初新闻报道死亡近4万人,最后统计5.8万人) 09年又再次爆发,死亡一万多。
你也许会说,我不管这些,我赚钱了就移民,大不了不去美国。可是你再想想,是谁给了你这种“国外一定安全”的印象?你说政府发的书会洗脑,可是你去书摊上买的“畅销书”杂志、报纸难道就不会有人在给你洗脑吗?我外公70年代就在国外工作,我有认识的阿姨80年代就在欧洲练摊,我比很多只去过国外景区的人更清楚国外是什么样。国弱则人贱,我外公他们当年几乎是一刻也不敢离开自己的临时住所,我认识的阿姨他们当年去了十一个人,死了七个,都是被当地警察活活打死的。你也许要怪中国政府无能,不管自己的国民。可那是一万公里之外的地方啊!在一个国家没有强大军队时,怎么管啊?!靠嘴皮子吗??? 80年代,我们连一艘像样军舰都没有,人家外国人就是打死你中国人,我们即便想管也管不了啊。这时候,你想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发射火箭、卫星、为什么要造军舰、为什么要造航母。因为如果你的国家没有这些硬实力,那么不管你走到在哪里,都活不好。
1998年,美国为了打造第二岛链从海上锁死中国,策动印尼人屠杀华人。中国政府得知消息,连夜派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轮船去当地撤侨。结果台湾也去了一艘军舰,并且开着大喇叭宣传:“中国政府是最坏的共产党,他们是来把你们骗回去枪毙的,然后没收你们的财产。美国是我们的盟友,请相信不会发生什么坏事的。” ——这一宣传导致当时只有500多人选择跟随中国政府回到了中国,一周后美国的补给舰停靠印尼,发放枪支,30多万华人惨遭磨难。我看过一个视频,一个华人妇女在轮奸之后被按倒在地上,那些老外拿着一根沾满汽油的拖布从她阴道捅进去,从嘴巴捅出来,然后点着。那个妇女倒在地上,痛苦的嘶嚎着,蹬来蹬去,像一只着火的蚂蚱;视频里同时传来的,还有那些外国人哈哈大笑的声音。——选择跟着中国回来的500多印尼华人,现在还有很多活跃在中国的企业界,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上网搜索一下他们的亲诉。
所以我周小平无数次的跟人讲:不是我有多爱国,而是由于人性和民族存在的天然存在,所以我只能选择和我的国家站在一起。
有人说,民族主义无所谓了,人家美国的黑人白人都一样和平共处。可我的朋友们啊,你们看到的这只是目前这短暂的和平时期,这只是美国经济相对富足的时期的表象而已。你们知道不知道,每次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如1939年、1967年时,都有大批黑人被活活打死,因为失业的美国白人会抱怨是“黑鬼抢走了自己的工作。”1916年时,一个黑人路过华盛顿广场,被一群失业的白人青年抓住,用铁丝捆起来,架在火堆上活活做成了人肉烧烤。围观的人拍照取乐,路过的警察也很多,却无人心生怜悯。在中国国力最弱的年代,每一根美国铁路的枕木下都埋着一具中国人的尸骨。当你知道了这些,当你回想起过去这些海外华人的悲惨历史,你还会相信:无论国家怎么样,只要移民了就能过得很潇洒这种鬼话吗?
如今,中国不敢说强大到无人能敌,但至少我们比当年已经强大了不少。我们有了自己的军舰、有了自己的卫星,所以利比亚和叙利亚在打内战之前,都要先等中国政府撤侨完毕之后才敢开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先杀了再说。我外公告诉我说,当年在国外,外国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很多酒店都写着禁止中国人入内,但如今中国人再去住这些酒店则会受到礼遇,这不是因为你牛逼了,而是因为你的国家牛逼了。
去年,奥巴马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力邀23国参与围堵中国时这样说道:“中国有13亿人,他们越崛起,我们就会越没饭吃,因为地球资源供给是有上限的。所以为了我们能继续过现在的生活,就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段视频网上不难找到,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搜来看看。然而中国的崛起大势已经不可阻挡,13亿人都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总不能为了西方人的美好生活,而选择自我毁灭吧?以今天中国的硬实力,除了我们自己发疯以外,没人可以再把我们扳倒。美国一边公开宣称不是中国死就是西方亡,一边又拼命告诉中国民众:你们的政府有问题啊,必须推翻它,然后你们就能过上比现在更好的日子。——请问,还有比这更可笑和自相矛盾的逻辑吗?但是,是谁让你们轻易地选择了相信这些谎言?诸位亲朋好友,扪心自问。
是谁让你们一边嘲笑金三胖世袭,一边又对美国总统老子走了儿子上,儿子下台了老婆上的事实视而不见的??是谁让你们一边嘲笑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却对美国合法使用瘦肉精导致不能达到中国标准而屡遭退货视而不见的??是谁让你们嘲笑中国企业没原则没标准,却对德国用马肉冒充牛肉视而不见的??是谁让你们嘲笑蒙牛伊利奶粉有三聚氰胺,却对新西兰奶粉双聚氰胺超国标8倍视而不见的??是谁让你们一到冬天就抱怨雾霾,一到夏天就抱怨暴雨,却从不去想为什么夏天雾霾少,冬天不发生洪灾的?难道中国有怪兽,只有冬天出来污染,夏天却到处尿尿??是谁让你们相信鳝鱼都吃避孕药,完全不顾成本和生物学的??是谁让你们相信了酸奶里有皮鞋,而忽略了皮革制品里根本无法逆向提炼胶原蛋白这一常识的??是谁让你们相信了中国官员很傻帽,张嘴就是屁话,比如“反对我就是反对党”、“我爸是李刚”,可是你们听过录音吗?人家根本不是那样说的啊!是谁在误导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误导你?你有没有思考过原因??是谁让你们相信只有中国人会山寨,却从不提德国和美国都是因山寨成功而走向辉煌和富有的历史事实??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类似的谣言段子会越来越多,内容基本都是换汤不换药。黑鳝鱼黑鲫鱼,黑了鲫鱼黑鲤鱼,黑完鱼儿黑鸡鸭鹅猪,骂完空气骂水质,骂完水质骂土壤,骂完土壤喷历史,喷完历史侮民族,侮完民族辱国家,辱完国家反军队,反完军队毁政治。他们会编出或者夸张出跟多内容丰富多彩的段子,我不可能永远逐条向你们解释这些都是有违常识的段子,不可信。所以能拯救你们不被洗脑的,惟有知识本身。
你可以不相信政府,但你因为不相信中国政府而去相信了外国政府,那你其实比那些只相信中国政府的农民更加小农思想。——因为你的身边充满了谎言与诱骗,所以当你下次要说出:“中国怎么怎么,人家外国就怎么怎么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思考片刻,究竟这算不算中国特色,还是人类通病。这世界有太多中国设计师到处嚷嚷“国外的设计师最棒,中国的全是垃圾。”这世界也有太多的中国研究员到处嚷嚷“国外的科学家最棒,中国的笨得要死”。这世界也有太多人张嘴就是“人家外国人最棒,中国人则完全不行。”——说得好像他自己,他爹妈都不是中国人一样。
可是现实却是:美国搞四代机搞了16年,中国搞四代机只搞了7年,美国发射火箭失败了几十次,中国只失败了几次。美国3D打印技术只能打印塑胶部件,中国3D打印技术已经开始打印超坚固超耐高温的钛合金部件,并应用在了飞机上。中国的天宫正在搭建,美国的哈勃今年就要失去控制,过几年就要完全坠毁,再无力维护。欧洲的诺基亚固步自封濒临倒闭,可中国不仅100%全包了苹果的生产,而且华为自主研发的四核芯片手机,还成为了世界智能机销量前三,在欧洲口碑相当好。所以,你顶多只能说你自己不行,但你无权能诋毁其他中国人的成就。
我亲爱的朋友们啊,你是不是觉得那些领导说什么就信什么的人特别可悲,可怜,奴性?那你想想,盲目相信“人生导师”“成功人士”“异见人士”的人和盲目相信领导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以为只有领导对下属不会说实话是吗?那我告诉你“人生导师”“成功人士”“异见人士”对你同样也没有半句实话。马云多次公开批判中国工业化进程,说不如青山绿水的中国好,但马云绝不会告诉你他是中国工业化最大的受益人,没有中国制造就没有阿里巴巴和淘宝。马云们这样说,有他们的目的。李承鹏恶骂中国政府遣返“脱北者”,但他绝不会告诉你美国遣返“脱墨者”时根本不顾那些可怜人的死活。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经常说自己是自由经济的受益人,是美国梦的代表,但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一个的父亲是国会议员(相当于中国部委级高官),另一个的外公是银行家,母亲是美联储的高管(相当于央行的部委主任)。李开复说纽约60万美金一套别墅,比北京便宜多了,但他不会告诉你那套所谓的别墅其实是个仓库,而且离纽约市区开车需要四个多小时。薛蛮子说美国房连地皮一起卖,但他不会告诉你那块地想传给儿子要再交45%的钱,而且每年按估价(由美国政府人工估算价格,纯人治)2.5%交税,一旦交不起就收回。
美国政府是没有拆迁的问题,是因为原住民已经被他们杀光。美国是没有面包车校车,是因为他们有90%的人口都住在城里,不需要开小面包绕山路去村里接孩子。而城市化生活需要更多的高铁、需要更多的核电站、需要更多水电站、需要更多的PX产业、需要更多的塑料、需要更多的矿山、需要更多的水泥路,把食品、水、生活物资从几千里外的地方源源不断地送进来,以供人吃喝穿住用。
如果你有心,可以找一个周末的夜晚去八达岭高速看看那些一眼望不到头的货车车流。看看那一车车满满的蔬菜、肉类、饮料是如何送入我们的城市,你再来谈谈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提升工业化指标。——我们当然要继续加快建设,而不是“停下来等一等人民”。我们的思想是可以停下来休闲一下,但我们的胃绝不会等待哪怕一天。
2013年6月12日星期三,端午节,风和日丽,我坐在通州某小区的花园长椅上里一直想着这些事。在夏日的微风中,在北京的蓝天下,我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草坪上散步的老人以及孩子,真切地希望这一切能够永恒。
中国就像一个饱受指责但自强不息的农村孩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改变着人们对他的印象。一开始人们嫌他土、脏、穷,他自己也因此自卑过、犹豫过、哭过、闹过、愤怒过,但至于他安静下来,埋头做自己的事,不再关心别人说什么。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有6亿人走向了小康。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村娃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的新青年。这种规模的沧桑巨变就已知的人类历史而言,绝无仅有。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优秀,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和种族更优秀,那请问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仰。如果生在中国,你的命运和收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都还要认为体制不公的话。那么如果你生在阶级20年前就固化了的美国,或者阶级在30年前固化的日本或欧洲你又当如何呢?所谓国外社会整体收入为橄榄型,根本就是个鬼扯,只能骗凤姐。根据美国去年自己的公布的数据表明:有40%的美国人,只占有社会0.2%的财富。这分明就是铁三角,哪像橄榄了?
你也许会说,中国有腐败,有坏人,有变态,有潜规则。我告诉你,全世界都一样。中国有几十万城管,粗暴执法的也就是那么一小部分而已。而且这总比在美国或者欧洲根本不准你随便摆摊,你敢无证摆摊就被工会暴打一顿要好一些吧??(美国摆摊证数量是固定的,你想摆摊需要排号。)中国有上百万军队,所谓“仗着自己是军车到处乱闯”的又有几辆,你算算百分比占了多少?中国有上千万公务员,你如果骂公务员队伍庞大,那我请问你应该配置多少警察?多少教师?多少医生?多少税务员,能满足13亿人的政务需求??你说中国有杀人犯,那请问怎样才没有杀人犯?你说良好的体制不会有坏人,那从犯罪率来说,岂不是恰恰证明中国的体制优于外国,因为中国人的犯罪比例在所有国家中明显偏低。
朋友,能望远的人才能登高。生活需要我们抬起头来做人,而不是鼠目寸光地只盯着一处肮脏。我从不否认中国有贪官、有监管、有坏人、有跋扈者、有变态狂。就像我从不否认一个美女身上有脚皮、鼻屎、大便、细菌以及病毒、口痰、淋巴、胰腺液一样,(而且这些成分所占的比例还不少)。但我看见美女的时候依然觉得赏心悦目,依然希望拥她入怀。如果此时你在一旁不断的嚷嚷说:“你被洗脑了,这美女是由脚皮、鼻屎、大便、细菌以及病毒、口痰、胰腺液、肠子、内脏、骨头、淋巴组成的,非常恶心,快点清醒吧。”我真心不知道这是我瞎了,还是你疯了。如果你只是在一旁这样嚷嚷,我顶多一笑了之。可如果有一天,谁要动手来清除这个“迫害人的美女”时,我绝不会袖手旁观。原因很简单:我若坐视不管,那还算是男人吗?——男人最大的美德是守卫。
佛说:“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圣经上说:“魔鬼永远都是以天使的面孔出现在世间。”圣贤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如今这社会一百个人里,难以找出三个人支持政府,大多数人都沦为了公知的信徒。——末日审判时,只有罗得一家三口得到救赎,不是因为他们和城中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一样,而恰恰因为他们是俗流当中少见的例外。
我亲爱的朋友们,翻一下你的微薄,你会发现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添加了诸如薛蛮子、李开复、作业本、韩寒、李承鹏等各种民粹微薄,这是标准的强制灌输和洗脑手段,建议你取消关注。如果你不愿意取消关注,也可以关注一下王小东、草行龙、吃斋的猫2011、逆光飞行、海外阿Q、吴法天、董路、点子正、斯库里、果壳网、今晚报、东方都市报、超级大本营军事、江宁公安在线,等等微薄,至少兼听则明。
除此之外,知识是人生最重要的防火墙,但知识绝对不在杂志、报纸、或者段子里。有条件的话,推荐阅读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文白对照版,以及《台湾史》《欧洲史》《欧洲战争简史》《亚洲战争简史》《联邦论》。当你了解完直到18世纪,整个欧洲地区,都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结婚当天新娘必须献给地主或者城主破处之后,你再来跟我谈一谈中国是怎样的一个文明。
这篇文章里的很多话容易得罪人,我本不当说,也不该说。但目前这种形势下,已是不得不说。文明和理性需要星火传递,如果当初你不说,他不说,王小东老师也不说,就不会点醒像我这样的人。因此今天我也一定要说,哪怕这些话对99%的人最终都是无效的,但只要能点拨1%的人就已经相当值得了。
我们都有幸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在目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着这场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了我们必须完成特殊的使命:那就是为我们这个饱受了百年污蔑民族和国家正本清源。我的朋友,请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不要让子孙后代责怪我们今天的愚钝。
发件人:张颖<zhangying6778@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9月04日 16:29 (星期三)附 件:1个(8.17研讨会胡鞍钢教授的发言.rar ) 查看附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请帮忙转发一个链接
编辑老师您好!2013年8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制度书系出版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的多位著名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纵论中国制度书系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本文系胡鞍钢教授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 中国制度书系是胡鞍钢教授和王绍光教授领衔创作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胡鞍钢著)、《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王绍光、樊鹏著)、《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鄢一龙著)等三部著作,还包括即将出版的《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王绍光、胡鞍钢、樊鹏著)一书。下面这个链接是光明网全文发布的胡鞍钢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方便的话请帮忙转发一下哈。感谢!(附件是此篇文章的原始资料)http://int.gmw.cn/2013-09/04/content_8795757.htm
中国的制度创新需要中国学者来归纳和提升
胡鞍钢
2013年8月17日
我已经准备了一份《中国特色集体领导体制》的书面材料,供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参考。这里我主要谈一点感受。
在昨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论坛上,我就讲了一个核心观点:中国的创新需要中国学者来归纳、提升并且有效地“走出去”。千万别让中国的创新由外国人来总结,然后我们去学习外国人,再去总结中国创新。
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2003年,约翰·桑顿(John Thornto)教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设了“全球领导力”课程,旨在培养中国青年一代—这个国家未来领导者—深入了解今日中国迅速变化的国际地位,培养他们的全球视野。桑顿教授邀请我讲授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在这个课程上以“知识与发展——21世纪中国新的追赶战略”,即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说明知识、技术对于一个国家和企业的重要性,从宏观上描述了利用知识带动经济发展作为中国新的追赶战略的重大意义。而后大家都知道,他的助手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K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了著名“北京共识”,在这个共识中专门介绍了我的“绿猫论”等观点。“北京共识”出来以后,我们中国学者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是将该文翻译分两期《国情报告》送领导同志参阅,接着我以《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为题写了《国情报告》,介绍中国不同时期的追赶战略,总结中国之路的特点和经验。[1]也就是说中国道路要比“北京共识”更贴近中国实际。而后黄平、崔之元和我等人出版了《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黄平的文章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前言)。由此国内学术界才开始争论“北京共识”。[2]
2006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短期访问研究,雷默在纽约请我吃饭,说我研究中国受胡教授影响,也令我吃惊,我就很纳闷,你什么时候受我的影响呢?他说,我在1992年、1993年在美国纽约《侨报》上发表的国情研究系列文章,[3]他都看过,正是这些文章引起了他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如《中国经济发展为何总是大起大落》的文章。
我一直在想,实际上,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理应是由中国学者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明确地大胆地提出来。当然我们不一定用“北京共识”这个词,而是用“中国道路”。这是1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对此我一直认为是一个学术遗憾。
我和王绍光教授已经合作已经20年了。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就是由我们自己发现中国的创新,从学理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的创新,介绍到国际学术界。
我们有几本英文书在海外影响非常大:第一本就是《中国: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学》(1999);第二本就是《中国经济危机:国家能力与财税改革》(1999),这是我们《国家能力报告》(1993)的英文版。第三本就是《2020中国: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这本书是由约翰·桑顿教授主持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助的《中国思想者》系列丛书之一。在该书出版后,约翰·桑顿教授亲自写《序》推荐,送给华盛顿关键机构和人员,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要求国务院相关人员要仔细研究。现在这本书被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当代中国主要研究机构作为重要参考书。前两天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她所在带美国宾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要求所有学生都仔细研读我的这本书,以了解中国未来是什么走向。
2005年,前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一位经济学家(后任职于美国财政部)跟我见面的时候曾直接问我当时在做什么研究。我问他,这很重要吗?他说是的,“你研究的问题一定是中国最重要的热点问题,我们时时刻刻关注你”。几天前,我在办公室接待了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局的经济学家和大使馆的官员,这位经济学家是专门研究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应他们之邀我详细介绍了中国的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以及有关的中国政府决策过程,如何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还包括中国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等内容,这些都反映在我们即将出版的《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一书中。他们当时就向我索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这本书,想了解这本书都讲了什么。他们承认中国集体领导新老交替是成功的,是可预期的,对美国国家核心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
实际上现在看来,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背景和使命就是中国学者能不能将中国的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独特创新,包括政治创新、经济创新、社会创新、文化创新,由我们的学术界把它们变成学术主题、学术前沿、学术创新。当然《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这本书并没有更多地去讨论学术问题,但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本书14—15页),实际上研究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信息经济学或者说信息政治学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知识的不对称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权力的不对称性。如果解决好这些问题,决策就容易形成共识。因此我的核心观点是: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一定是集体的知识优越于个人知识;从智慧的角度看,一定是集体的智慧优越于个人的智慧;从决策的角度看,一定是集体的决策优越于个人的决策。
尽管我没有展开讨论,但是我的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找到了一个学理的基础。如果同时也比较一下美国的决策机制,你就会发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发动阿富汗战争,是一个典型的决策失效问题。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受欧盟研究机构委托,请我谈谈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决策的影响,我的回应是,研究或访谈专业化智库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关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学者更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建设更加专业、更加职业的智库,不仅有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这样顶级的研究机构,还有一流的大学智库,我建议把该项研究课题的方向适当加以调整,重点讨论中国的智库建设和发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制定国家“十二五”规划时,80项战略研究,大学智库占了一半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提供的研究报告是最多的。我认为,就像《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所讲到的,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的“大脑”是两个大脑,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另一个就是包括顶级的智库,当然也包括来自人民的创新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完全有条件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要源于中国实践、扎根于中国大地,又要高于中国实践,从而进一步指导中国实践。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发展同行!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写作,客观地说是我去年6月在牛津大学就已经完成的,之后就交给了出版社,我基本没有再改。为什么没再改呢?因为我尽可能保持我的原作的“原汁原味”,国外研究机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希望收录我的著作的“原始版本”(指未经出版社编辑和出版的)。今天的这几本书是我和王绍光教授精心设计的,实际上是四本书,还剩一本书《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这是应香港特区政府撰写的,他们特别希望了解中央政府是如何决策的。此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英文版很快将由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出版社Springer出版,还会有其他外文版。我争取出一本中文版,就出一本外文版,真正“走出去”,到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我也希望媒体界的朋友们能了解一下,我们当前到底应该研究什么?如何学术创新?到底应该给国内和国际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关于中国创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信息?一句话,中国的制度创新需要中国学者来归纳和提升。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胡鞍钢:《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国情报告》,2005年第9期,2月22日。
[2] 如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6月版。
[3] 后来收录在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21世纪的十大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9月日 16:54 (星期日)01Fw:王绍光:中国体制的优势要讲透,以免被忽悠
中国体制的优势要讲透,以免被忽悠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王绍光
2013年08月30日
中国特色就是普世价值
人小的时候,非常简单、天真,容易相信存在普世价值。我小时候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热干面。我在武汉长大,童年时以为,热干面这么好吃,全世界一定都吃。1966年,我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串联,在火车上就想,下车后要吃一碗热干面,结果却在北京根本找不到卖的地方。记得在西单的一个面馆里,我问来问去,只有北京的炸酱面、山东的打卤面,没有热干面。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热干面不是普世价值。
如今北京也有热干面了,就是超市里包装成方便面销售的那种。现在国内很多人说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类似方便面包装的西方玩意。因为不能总去武汉,有时我也买这样的热干面解馋,但总不如武汉街头卖的正宗。前两天和一位河北朋友聊到热干面,他又给我一个巨大打击。他说,哪怕倒找钱给他,也不会吃热干面,太干巴了,实在难吃。可见,很多人不认我这个“普世价值”。在外人看来,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也同样太干巴了,让人咽不下去。
那么到底有没有普世的东西呢?上升到“大家都吃面条”这个层面,也许是普世的。意大利人不是也吃面条吗?但是吃什么样的面条,怎么吃,各地是不一样的。我们还可以抽象到“所有人都要吃东西”这个层次,这显然更普世。同理,中国人要治理国家,美国人要治理国家,这也是普世的,但具体怎么做,可能就需要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不能、也不必一概而论。
英文中有一个词叫monoculture,即单一种植,就是一个地方只种一样作物。现在这种耕作方式已在全世界受到广泛批评,因为它违反自然规律,造成极大的环境和生物灾难。在政治上,也不能搞monoculture,美国有美国的做法,中国的独特做法也不可忽视。懂得珍重多样性,这才是普世价值。
从中国视角研究中国
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一讲到中国的政治决策,都会用到美国人的一个所谓的模式,叫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这是由两位美国教授,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和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但梳理这个词的来龙去脉,我们发现西方人的那个角度可能是有问题的,哪怕他们是出于好意,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西方谈到中国,经常扣上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帽子。这两位教授之所以改用“威权主义”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发现中国的决策过程完全不符合极权主义的描述。改用威权主义,是一种进步。
与此同时,他们在研究水电决策过程时发现,决策过程充满了部门之间的冲突、磨合,于是选用“碎片化”这个词进行描绘。其实,这个词源自于对美国自身的研究,因为美国的政治决策过程就是高度碎片化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词的来龙去脉,一些国内学者就误以为“碎片化”只是中国决策的特点。
近年来,有学者将西方政治中的碎片化现象理论化,关键概念是决策过程中的否决点(veto points),否决点越多,越碎片化。在决策过程中,某个点上只要有人可以否决,就成为一个否决点。美国的决策都要通过国会,国会里有委员会,委员会里有小组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否决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就死掉了。与很多国家比,美国在决策过程中的否决点太多,难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把美国体制称之为“否决政体”(vetocracy)。
西方的分析框架未必不对,但它的解释力是不够的。我们建议从中国视角看中国的决策过程,用“开门”与“磨合”解释中国的决策模式。“开门”这个词在中国用得很广,可以用于和西方对话,西方有个词叫“参与”,在我们看来,参与只是“开门”的一种方式,即在进行决策时,有人可以“闯进来”。但在中国的实践中,还有另外两种开门方式,一个是“请进来”,一个是“走出去”。“开门”比“参与”幅度更大,更开放。
“参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个社会集团的参与能力比较强,它对政策的影响力就比较大。在各国,真正能闯进决策圈、影响决策者的,往往是强势利益集团。在美国尤其如此,华盛顿的K街上到处是游说团体的办事处,他们代表的主要是强势利益集团。而“走出去”和“请进来”就有可能顾及弱势群体,顾及那些不太容易发声的群体。一个包括“闯进来”、“请进来”和“走出去”三种开门方式的决策体制肯定要比只有“闯进来”一种开门方式的体制好,当然比关门的体制要更好。
另一方面,“磨合”也是个中国人常用的概念。磨合本来是机械学用语,西方社会的决策过程中没有借用这个概念;但在中国,不管谈公司决策,还是谈政府决策,大家经常会说到“磨合”。磨合意味着,要“合”通常要经过“磨”;经过“磨”可以达到“合”,但也不一定达到“合”。开门和磨合,这两个关键概念都是在用中国视角认识中国的事务。
不要自废武功
我们听到一种说法,知识分子要批判,不要唱赞歌。这句话非常对,但狭隘地理解了“批判”的含义,认为批判就只应指出黑暗面,只能用攻击的方式来处理。事实上,批判本来的含义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认为是这样,就坚持这么表达。这才是真正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如果中国体制有问题,我们应该指出这些问题。我与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合作20多年,曾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中国存在的问题,如财税问题、不平等问题等等。但中国体制也有好的地方,这些方面必须讲透,如果不讲透,有些优势就不会被认识到,反倒可能被别人忽悠,把我们自己的优势当劣势抛弃。在这方面,中国曾有运十的案例,三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飞机制造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结果被人忽悠,大飞机项目下马了,现在才重新开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曾是令世人赞誉的体制,但因为被人批没与世界接轨而遭弃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宣扬腐败有利于搞活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导致对腐败的容忍。现在还有人借口“反垄断”要全面摧毁共和国的公有制经济基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的前两句可以用来比喻现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体制,各有千秋;后两句可以用来比喻我们认识中容易出现盲点的地方,比喻自身存在优势但却缺乏充分认知。希望中国学者能把中国的体制优势系统化、理论化,使得我们不会被别人忽悠,自废武功。否则,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24日 15:32 (星期六)
突破西方政体类型学的当今中国政治制度
——国际知名学者帕斯夸里·帕斯奎诺谈中国政治制度
光明日报记者 王琎
2013年08月20日
■“民主”这个词本身具有模糊性和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很难界定中国与西方的区别
■竞争式西方民主政治并非当今世界的唯一最好政治模式,中国也无须对此进行复制
■中国的选任和定期政治权力交班制度有利于避免整体性的政策短视,值得深入探究
■应当注重培养有国际交流能力和有意愿、有能力向世界阐述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学者群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建立起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在内的现代政治制度。然而,对于中国的现代政治制度,西方学界总是依据他们的话语体系来进行解读和分析,这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理解的偏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看待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为此,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美国纽约大学法律—政治学教授、法国科学院高等研究员、法国雷蒙·阿隆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帕斯夸里·帕斯奎诺。
“我们无法用现有西方世界的政体分类方法去界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
帕斯奎诺认为,对于一个初到中国的西方观察者而言,从西方政体类型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21世纪的中国,无疑像一个谜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依旧采用传统答案:中国难于理解,因为她的政治制度是全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结果。但是,这一答案又太简单化和难于令人满意。对当今中国政治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应当用更加复杂的政体类型学来研究——这一研究会在惰性的西方知识界掀起巨浪。
在帕氏看来,缺乏对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清晰了解往往导致怀疑和偏见的产生。若要提出一个为西方世界所能够理解的对当今中国政治制度的定义,就必须考虑这种尝试将要遇到的困难。为了免受偏见影响,需要克服两个障碍。首先,要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不再是一个西方世界所界定的传统威权主义国家。过去60年来,西方世界倾向于用威权主义来形容中国政治制度。但是,“威权主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是由排斥这种制度的人所创设的,也因而被视为“坏政府”的同义词,用于形容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军政权独裁下的拉美政府和今天的中国等,这些国家显然难于找到其共同性。因此,我们无法用现有西方世界的政体分类方法去界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其次,要认识到,“民主”这个词本身具有模糊性和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很难界定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西方政治学中,“民主”涵盖了从古代雅典大众政府到现代代议制政府的多种政权形式。即使在现代西方所谓民主中,也存在着熊彼特的多数原则民主理论和凯尔森的宪政民主理论为代表的理念冲突与制度竞争。因此,这种西方理论界所持的“民主-专制/威权”二元区分法不足以界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的政治制度。
中国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对外进行清晰阐释和说明
帕氏提出,在克服了上述两个障碍之后,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中国过去60多年来的政治发展历程与19世纪到20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演变过程是完全不同的,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尤其应当将自己的道路说清楚。19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民主化转型时期,代议制政府最初排斥以工人和农民为代表的草根阶层的政治参与。后来通过社会主义政党的努力,工人阶级逐渐被纳入到竞争式民主体制,但这种纳入过程并不顺利。直到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正式建立起宪政基础上的竞争式大众民主制度。中国的政治基础演变过程与此不同: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政权基础是工人和农民。随着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又将其他新兴阶层包容到由工人、农民等所组成的政体之中。
这一政治发展历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吸纳和调整能力。遗憾的是对此缺乏足够的理论分析。中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但由于语言障碍以及政治话语体系阐释不足等原因,西方理论界很难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个过于简约浓缩的概念。中国应当将1949年之前、1949年到1978年、1978年以来三个阶段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和有力的解读,特别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所发生的各种静悄悄的变革与前面几个历史阶段的关联应当有充分的阐释。
第二,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展现了其包容性和协调性,这些优点需要更加清晰地加以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强大并且善于学习、调整与吸纳的执政党,力求包容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利益。实际上,如何让有着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群体能够有表达渠道并且达成妥协,这是中国政治运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也就是说,不仅是其政治理想,其政治运行实践也体现出了这种在执政党内外对不同利益诉求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协调性,但是对中国道路的解读缺乏这方面的具体阐释。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产生类似英美民主的政治形式,但是,西方民主所具有的竞争性实际上存在于中国的政治体系之中。中国具有政治平等主义的传统,尽管今天的政治权力不再采用“天命”来表明其正当性,但是中国政治领导人并非单向地对民众发号施令,而是一批通过善治赢得大众支持和信任的精英——由于经济发展方面的突出表现和大多数公民对善治的支持,中国领导者的政治正当性得到加强。西方世界应当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的大众政治授权机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竞争性选举是依法治国的先决条件,即使在西方也是竞争性选举后于依法治国而出现。依法治国是必须的,同时保护中国个人权利的法律体系应当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相适应。
中国需要警惕的是,一旦经济下行并且导致严重的社会困境,部分政治精英就会试图引入选举机制来逃避责任和回避矛盾,这只会导致中国政治的分裂和陷入冲突。因此,中国应当讲清楚其制度的包容性,并且不断加强其协调与达成共识的能力。
第三,竞争式选举并非政治纠错的最佳途径,竞争式民主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尽管有人力图用科学性的方式去证明西方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但是,马基雅维利曾经认为不可能在那不勒斯建立和佛罗伦萨一样的政体,这是政治制度本身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所决定的。熊彼特也认为他所主张的竞争式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路径,这种竞争式民主的非普世性与价值观或文化无关,而是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环境。事实上,竞争式西方民主政治并非当今世界的唯一最好政治模式,中国也无须对此进行复制。
有观点认为,西方民主用过程民主替代实质正义,也就是通过竞争式选举赢得政治正当性和进行政治纠错,而中国政治需要通过正确的执政结果证明其政治正当性;但今天欧洲的政治与经济困境等表明,某种程度而言,一人一票是远远不够的,既不能代表每个选民的具体利益,也不能让实质正义完全失去其根本性意义。并且,很多人认为选举是西方民主政体纠正政府错误的主要途径。这非常值得怀疑:自由的、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既给政府行为以限制,也向政府授权;但选举产生的官员天然地为了赢得再次选举而讨好多数人,这就形成了短视和缺乏自身独立性。中国现在定期进行政治权力的交接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官员选择机制是非常有价值和非常重要的,这种机制与一种政治权力的隐含原则紧密关联:如果民众极度不满意于领导者的施政行为,基于“天命”的传统政治文化,就要将权力交给更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领导者。这种机制完全可以和西方的竞争式民主的作用相媲美。中国的这种选任和定期政治权力交班制度有利于避免整体性的政策短视,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需要用西方民众能够理解和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梦”
帕氏提出,中国更加需要将中国道路说清楚,需要用西方民众能够理解和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梦。应当注重培养有国际交流能力和有意愿、有能力向世界阐述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学者群体。社会科学领域如果害怕辩论,就不可能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这种辩论不应当囿于中国国内,也应当走向世界。实际上西方学界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了解为何中国会崛起,但能够解释清楚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太少。中国在为外界不理解自己的政治制度而苦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反思,是否已经向外界进行了清楚、准确、全面并且能够为外部世界所理解的自我表达呢?
在帕氏看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所赢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而中国共产党和年轻一代中国人应当持续这种伟大的努力。这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人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这一尝试的成功。(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9月2日 9:48 主题: 转发:中医将亡于药
中医将亡于药
可悲可叹的国粹命运
徒伤
2013-06-23
2006年,记者采访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他曾预言:“我们执行错误的‘中药现代化’路线与国际接轨三四年,已经使得中药加速走向衰败。如果这种情况再让它继续5年,中药就无法挽救了。”
2011年,记者拜访骆老,再度提及此事,他直言:“医药不分家。现在传统中药已经不复存在,医也完了!”“前些日子得了结肠炎,一直拉肚子,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十几次。”骆老解释说。
这位学徒出身、从事中药工作53年的退休老人,有点头疼脑热从来都是自己开方、抓药。结肠炎病程缓慢,反复发作,缠绵难愈。为了根治,骆老从医书找到一方。该方需要的药材,有一味颇为独特:伏龙肝。
伏龙肝就是灶心土,可治腹痛泄泻、便血。骆老托了朋友,终于在湖南农村寻找到了传统的老灶台。他特意交代:“要挖取灶底中心烧得最红的那一块,有多少要多少。” ——这东西如今太金贵了,骆老保存了整整一大包,以备后用。为了保证这服药的品质,骆老亲自按古法炮制。果然几剂而愈。
很多人都以为“中医是慢郎中”,有时候连骆老的女儿都不例外。一次孩子发烧,咳得很厉害,工作繁忙的她为了快速治愈,也是直接送医院挂水去了,没想到连着一星期都没见好。而北京中医院一位医生,是名老中医的孙子,仅用了5味药,3服下去,小朋友就活蹦乱跳了。
这位医生姓周,夫人也是名门之后,是京城名医施今墨的第三代。周医生用药有何高明?骆老说,重点是他每一味药都经过自己精心炮制。而现在的医院大多不炮制、或者乱炮制。一位老医生则对记者说:“不能怨老百姓骂中医。现在中药不灵了。价格涨得那么厉害,假冒伪劣又空前严重,老百姓怎么能不骂?从来没有见过中药材质量像今天这么差,过去三五服中药下去疗效就出来了,现在十服八服也没见疗效。”
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连治病救人的药都“病”了。骆老说:“我搞了50多年中药,现在的中药连我自己都不敢吃。不是危言耸听,很可能吃出问题。我吃中药,都得自己跑到药材市场亲手选药材,自己炮制。”
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教授断言:“中医将亡于药!”作为华夏5000年文化结晶的传统中药,到底怎么了?
“一袋袋包装扎实的枇杷叶码得像小山一样,一辆12吨的载重货车整装待发……”这是一名记者在全国最大的枇杷叶收购大户,福建仙游县书峰乡林文喜的收购站,看到的“壮观场面”。自2005年起,林文喜就以每吨700元至1000元的价格,向山民收购枇杷叶。并相继敲开了广州医药公司、山东制药厂、同仁堂的大门。
原来落到地上随其腐烂的枇杷叶,随便捡来就能换钱,瞬间激发了村民们的积极性,连残疾人都加入了捡叶大军。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大爷,一年仅靠卖枇杷叶,就能收入4000元左右。枇杷叶应该如何采集、炮制?骆诗文为记者详细地讲解:“今年用的枇杷叶必须是去年从树上摘下来的老叶,树龄至少三五年。用鬃刷把枇杷叶背面的毛刷得干干净净,放在竹垫上晾到八九成干,以一公斤为单位,一叶一叶码好用绳子扎起来,再立起让它彻底干燥。做药的时候,拿出来,用药刀切成0.5厘米厚的丝,锅里加炼熟的蜂蜜和适量开水,放入枇杷丝拌匀,用文火炒到枇杷丝既能很均匀地沾上蜜,又不黏手,取出放凉即可。”
但现在农民们一般都是怎么采集落叶?“我亲眼看到,都是直接用一根金属的或者竹制的长签扎地上的落叶,管它老叶、新叶。很多叶子在泥里已经腐烂 ,再一下雨,浸泡过后还有什么用?采回来洗都不洗,毛也不去,晒干一扎。炮制的时候,甚至连绳子都不解,蜜炙就更不用提了,直接往提取罐里倒。”
中药材历来讲究原产地,是为“道地”。骆老解释说:“这是五千年来通过实践摸索出的规律。大量验证表明,一旦改变了环境,药效往往就不行了。”据骆老所言,“文革之前,中药如果需要异地种植,必须经过三代,考察是不是有疗效。用第一代的种子种第二代,第二代的种子再种第三代,直到三代药材的疗效和原产地药材一致,才允许移植。现在则随心所欲了,想去哪里种就去哪里种。
“前一段时间检查出鱼腥草有问题。什么问题?从原料上就不对。过去鱼腥草主要生长在深山的水沟溪泉两边,没有污染,煮了以后给小孩退烧很快就能见效。现在云南、贵州、四川,把鱼腥草洒在大地里,像种蔬菜一样。本身那个地是农田,已经施过很多年的化肥农药。长出来后用耙一耙,装在竹筐浸到水塘里,把泥洗掉就挑到集市上去当蔬菜卖了。当天卖不完怕烂掉才拿回去晒干,卖出去做药。肺炎发烧,以小孩居多。小孩病情变化很快,以往一服药就能扳过来,延误了就可能致命。你说拿这样没什么疗效的鱼腥草做药,吃了能不死人吗?”
不道地的药材一轰而上大量供应,优质的原产地药材则遭到人们竭泽而渔式的掠抢。如今浙江各中药房,已经难以看到原汁原味的“浙八味”了。云南白药最重要的原材料野生重楼,又名七叶一枝花,已经濒临灭绝。道地药材大多产于老少边穷地区,无论用什么手段,如果能使产量倍增,对当地都是有吸引力的。麦冬使用壮根灵后,单产可以从300公斤增加到1000多公斤。党参使用激素农药后,单产量也可增加一倍。但药效可想而知。
“就像我们吃黄瓜,头尾两端味道不一样,当归各个部位的药效不同。当归头止血,当归身补血,当归尾破血(催血),不能乱用。以前用当归,都要分清部位,一钱一钱算得很仔细。现在去配药,药房的人跟我说,当归都长得很大,给你一整根,都啃光也不会出事情,当然,也没什么疗效,跟吃萝卜差不多。”一名老医生告诉记者。
药材中农药残留超标的真相更令人震惊,这也是我国中药材出口最大的拦路虎 。从检测统计可以看出,我国中药材中农药残留污染具有普遍性,几乎在所有的样品中都有检出。二三十年前,为了消灭长白山上的松毛虫,政府曾组织飞机在林区大规模洒下666等剧毒农药,至今该成分仍不时在长白山区的人参中被检出。
岷县当归又称“岷归”,为药材界公认的“道地药材”。前段时间岷县“毒当归”闹得沸沸扬扬。由于黄芪、当归、党参等药材常发麻口病,束手无策的农民最后只能用各类高毒高残农药一起“招呼”。吓得不少想买当归的朋友,不惜从香港绕道订购。
就在人们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纠结不已时,转基因中药也已来到了我们身边。早在1999年,成都就利用转基因技术提高枸杞等药材的抗病虫害能力和药材产量。
“现在国家投资了好几个亿,在黄河以南的某省份搞黄芪转基因研究。黄河以北的黄芪疗效才好,到黄河以南有什么用?”骆老透露,“中药作为一个复杂的化合物集合体,转基因之后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性味归经,这事没有人管,科研经费才是大家更重视的。”
目前列为转基因研究项目中药包括:金银花、忍冬藤、连翘、板蓝根、鱼腥草、人参、太子参、大枣、枸杞、核桃仁、丹参、绿豆、黄芪、百合、青蒿、何首乌、龙眼肉、杜仲、甘草、半夏、桔梗、银杏、麻黄、防风、芦根、地骨皮、竹叶、菊花、广藿香、巴戟天、枳壳、夏枯草等。
“抢青”之祸
内行人都知道这句谚语:“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药王孙思邈更在一千多年前直接指出,不按时节采摘的中药材,有名无实,跟烂木头没有什么两样。
骆诗文说,中药市场放开以后,药材变成了“农副产品”,没多少人再指导农民种药了。现在种药主要靠价格调节,哪个上涨种哪个,哪种方法长得最大最快就用哪种。为了尽早上市,药农采收的天麻里面都是瘪的。桔梗生长两三年才能达标,现在人工种植一年就可以了。
杜仲等皮类药材,过去选择的标准是皮必须有0.3厘米厚,树龄一般10-15年,折断后杜仲丝拉都拉不动,那才有效。现在不管年限,也不管加工、研炒了,当年种的都拿来用,都是薄皮和枝皮的,也根本没有丝,疗效相差极大。黄芩五寸长才能用,现在才长到一寸长就被挖出来了。甘草、大黄三年以上的才能达标,可农民一旦遇到价好的年份,就会提前采收。
还有药用价值极高的辽五味子,本应到10月才能采收,已经提前3个月遭受了抢青之祸,采回来的青果还要喷上药水焐红,而真正自然成熟的五味子则无处寻觅。
中药也有“三聚氰胺”
药材采集之后,最基本的工作是除去泥沙和混杂物。然而目前市场上的药材,茵陈、蒲公英、菟丝子等所含泥沙重量几乎占20%以上。丹皮不刮皮抽心,白芍不去老根,板蓝根不去根头部,桃仁、杏仁不去皮,酸枣仁大量含壳,麦冬、莲子不去心……
饮片切法不同,药效也不同。板蓝根薄片的浸出物还原糖含量明显高于斜片、厚片。但现在药工怕切到手,随意把药片薄片改厚片,厚片改块状。片薄如飞的天麻,只能停留在老药工的记忆中了。
既然在加工修治上竭尽全力偷工减料,功夫都花到哪里去了?——“面子工程”,俗称“打磺”。既为了饮片色泽好看,延长保质期,又能让霉变药材焕然一新。
打磺本来是传统的熏制方法,目前的问题是反复打磺,造成硫超标。更有甚者是直接将硫黄粉洒在药材上面,注重养生的老百姓叫苦不迭,从我国进口药材的韩国商家也是颇为头痛。为了获得二氧化硫不超标的白芷,他们只能每年从中国直接进口新鲜白芷自己加工。
当今中国,已经被戏称为“化学大国”,中药商在这方面的“追求”更是孜孜不倦。近年来为了让药材更好看,除了打磺,还增加了用双氧水浸泡天麻漂白,用氧化铁水洗丹参染色,拿洗衣粉搓掉霉斑……
一言难尽话炮制
很多人都听说过何首乌能治少白头,但为此闹肚子的也比比皆是。原来生首乌中含有一种蒽醌衍生物,能滑肠致泻。必须经过炮制,让蒽醌衍生物水解成无泻下作用,降低毒性,才可以正常行使乌须黑发的功效。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胡庆余堂,收藏着一套国家一级文物——金铲银锅。紫雪散祖传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放入白银钵内,用黄金铲搅拌煎熬。
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药店的噱头,后来经过化验证实,白银含有硝酸银、弱蛋白银,对人体黏膜有抗菌消炎作用:金箔则具有镇惊、安神功效。
“中药加工炮制,一是减毒性,二是增加疗效,三是改变归经。”骆诗文告诉记者:“半夏有毒,临床大都经炮制后使用,分为法半夏、姜半夏、童子尿半夏。用盐卤、生石灰炮制的法半夏,用于健胃。童子尿半夏,主治跌打损伤、胃里咳血。姜半夏则是治疗妇女妊娠反应。而生半夏则是催吐的。”
但据骆诗文观察,现在的药厂和医院,虽然有炮制标准,但都锁在柜子里,好多都是不炮制,或者炮制不到家。即使某些著名的大药店也存在此类现象。“炮制首乌传统用黑豆煮,药材商代以锅底灰,甚至用墨汁染色。白术就是往锅里一倒,根本不翻炒,上面是白的,中间是黄的,下面的则是焦黑的。”
炮制不得法,轻则减效,重则害命。一名具有40年临床经验的中药师发现,炮制用醋如果用工业醋酸或食用醋酸配制的食醋,都有一定的毒性,能引起30%左右的小鼠死亡,而使用发酵米醋则无此不良反应。马兜铃则闹出过肾病风波,一时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主要原因就是国外为了减肥,把马兜铃直接当茶饮,而不知道我们药典规定马兜铃要用蜂蜜炮炙解毒。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收治过多位因服用了炮制不到家的中药材,而导致中毒的病人。更令人担忧的是,虽然炮制技术乃是中药的核心,但是后继无人,很多饮片厂甚至雇佣了对中药炮制一知半解的初中生、高中生来作业。
“现在善鉴别精炮制的中药专家,全国只剩下两位‘高徒’:83岁高龄的王孝涛和 85岁高龄的金世元,所有中药炮制方面的专家加在一起,总共40多位。说句难听的话,死一位少一位。”骆诗文说。
而一家驰名全国的老字号 ,由于老药工总坚持老规矩,新领导不乐意了,退休时一个都没留。有些人就这样流失到深圳的外商合资药店当技术指导,我国炮制技术面临泄密之虞。
“王孝涛现在老得连门都出不去了,曾经想穷极毕生所学,为国家留下一本关于炮制方法的书,出版社问他要 20万元,他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费支持,没想到一分钱都没批,王老一怒之下罢笔不写了。”
高价买“药渣”
“我买西洋参的时候特别烦,有时候一泡就没有味道了。”有位医生气愤地告诉记者,这类西洋参早已被萃取过有效成分。
骆诗文说,很多冬虫夏草也已被提炼,药材商将“药渣”用啤酒浸泡,误导消费者以为是真货。没有经过萃取的虫草外观饱满、色黄而亮,现在市场上至少70%的冬虫夏草 ,都被提取了有效成分,干巴巴的,虫体较硬,也没有香菇一样的香气。
即使正规药材市场,都充斥着以“药渣”冒充的正品,这让制药厂也很头疼。不买就得停产,买了药品质量肯定有问题。权衡再三,最终还是经济利益占了上风。
以下这些药材都发现过“被萃取”现象:人参、西洋参、党参、冬虫夏草、黄连、黄柏、牡丹皮、首乌藤、金银花、连翘、八角茴香、山茱萸、连翘、桔梗、淫羊藿、川贝、五味子、益母草、泽泻、白术、鸡血藤,柴胡、穿山甲、紫河车等。
如果说从前的中药造假,还只是在等级上以次充好,如今则是花样百出了。
骆诗文曾跑遍了全国17个中药材市场,总结出来常见的造假手法有山肉萸掺进葡萄皮,黄芩中掺桑寄生,用塑料做穿山甲甲片, 把树枝包上毛皮包切成片冒充鹿茸,在海马肚子里灌玻璃胶,往虫草上粘铅粉……中成药造假则更有隐蔽性。比如衡量萸肉的质量标准是熊果酸的含量,一些药厂就往里掺山楂,结果一样达标,疗效只有天知道了。
救救中药,救救中医
求医问药的人们经常感叹,找到合格的好中药难,找到一位好中医,就更难了。医之用药如用兵,须有良医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才能精确打击。但中国还有多少中医专家呢?
“过去能被国家外派给其他国家领导人治疗疾病的‘名师’已基本上没有了,只有高徒这一称谓,其中中医有145人,计划让他们再带上一批具有一定中医水平的中年中医,总数达到500人。”骆诗文谈道。
格考试。 凡是师傅带徒弟的,基本上是学徒出身,没有这种学历,一律不能考执业医师,也就无法行医。仅有一条狭窄之门,允许七八十岁的带五六十岁的,五六十岁的带四五十岁的。如此以来,只有提高,没有继承。
“我在中医药局好几年,问老中医:‘你带了几个徒弟?’他说上面给安排的,又不是我自己带徒弟。如果是我自己带徒弟,肯定会像亲生儿子一样教他。现在我都七八十岁了,徒弟五六十岁,他都形成自己观点了,能跟我学什么?什么也学不了!’中医这不是等死吗?前年我写了调查文章,有领导批示我反映的问题很好,要允许中医带徒弟,可惜下到执行层面就不了了之。”
吕柄奎被誉为中医泰斗,他的儿子吕嘉戈告诉记者:“从中医人数上的变化,就能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到2004年,增长了70多倍,达157万人。而中医从1950年的27万-30万人,达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况且这27万人和55年前的那27万人,医疗水平无法相比。”
自从清末太医院被废止,中医药就开始走上了不被重视之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如今更是日渐风雨飘摇。
“中药现代化没错,只是我们的路走错了!”著名专家张吉林认为:“中药要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而不是全盘西药化。”
一位药工批评说:“现在该研究的不研究。比如传统硫黄熏蒸加工方式有不足的一面,但农民收的鲜药不处理无法卖出,怎么解决?没有人管。”
欧盟药典委员会草药专家组组长格哈德·弗兰兹,数年来研究中草药。今年7月,在世界中联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他表示“西方的植物药偏重于对已知化学成分的研究;而中草药则是基于对‘阴阳’理论的研究。中药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过来的,西药则是纯粹的化合物。因此,我们在尝试让中药和西药达到统一,结合两者的长处做一些整合工作。”
一位评论者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角度:“目前西医、中医,西药、中药,谁更科学,以我们目前人类的认知能力,无法做出判断。所以最关键的不是谁先压倒谁,而是先保护,不要让两大体系中的一个先行消亡。”
“洋中药”启示录
中医药在全世界愈来愈受到重视,但是这一切,都与中国无关。我国的贡献,仅在于为日韩等国的汉方药提供原材料。1949年,大局已定,苏共代表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滹沱河畔,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品尝着汾酒和红烧鱼,堪称美食家的米高扬赞不绝口。
毛泽东笑道:“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这番评价,他在1953年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又再次重提。
他不会想到,作为中草药的发源地,今天中国大陆拿到的份额,只是世界草药销量的2%,日本则以90%的市场份额牢牢占据第一把交椅。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占5%-7%。曾获得日本医师会授予“最高功勋奖”的日本医学权威大冢敬节,1980年去世前,曾叮嘱弟子:“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不幸言中。 (注:本段数据”医药国际商务交流“编者不认同,值得商榷)
在日本,超市药店中卖得最火的,莫过于汉方药,甚至中国游客来此都会大买特买,带回去分赠亲友。一杯喝下去,不一会儿就舒服多了。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没有再复发过。”一位在日本常年出差的中国工程师告诉记者。
汉方药是在公元513年经朝鲜引入日本的,受宠1000多年。明治维新之后,汉方医学遭到抛弃,又在几年前再度重兴。“中医学概论”2006年成为日本医生临床考试内容之—,2008年又被纳入日本医生资格考试。
生产汉方药的龙头企业集中在津村等少数企业手里,他们特意在深圳开办一家涉足中药饮片的药业公司,高薪聘请从中国药企退休的老药工担当技术指导,涉及人参、桂皮、柴胡等500余种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
日本汉方药界,对饮片炮制技术的热情不止于此。据炮制泰斗王孝涛回忆,只要他被请去日本讲学,对方总是不忘询问饮片炮制的关键环节。但王老提出想去参观一下他们的炮制技术,却被断然拒绝。
美国方面也不乏“卧底”。一位药界人士告诉记者,几年前美国人曾以旅行团的方式到山西运城来治疗结核病,当地有一位老中医有独门绝技。他曾公开打擂台:“你们哪家医院说治不好,最后发了病危通知的,都可以送到我这里。我保证一个月好转,三个月出院。”而美国病人来此,正是为了拿到他那张治疗结核病的方子。2008年,美国有关部门又拨款500万元给北京协和医院,委托该院帮其了解我国中药材资源和开发利用情况。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老先生,则收了一位美国徒弟。
如今中国六七十岁的老中医,到美国去就有可能享受“敞开绿卡”的特殊优待。一位中医学教授,在国内开不了药店,更开不起医院——他是老师 ,没有办法考执业医师,没有处方权。开医院则必须有100平方米的地方,配上检验员、药师,以及5名以上的医生。63岁那年,他远赴重洋。在美国,直接住在儿子家里坐诊。
为了给其他医生也留点饭吃,他的规矩是一天只看30个病人。为了避免低劣药材之祸,特意从香港进口药材。一个月收入9万多美元,交完税还有6万多。在美国,10万美元就可以买一栋房了。“在美国开诊所什么都不要,但是就一条,每隔一天卫生部门会来检查处方,他们想学东西。”
湖南中医学院一位副教授陈勇,将自己在美国的考察,写成了《美国市场中草药的热销,对我国的中草药研究的反思与建议》一文,这篇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文章,正放在记者案头。他在文中谈道:“1994年美国已经通过一条法规,中草药这样的补充品,不经FDA批准,就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在有机食品专卖店销售。看见美国有机食品专门店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中草药制剂,真是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中草药制剂在美国这么受欢迎,中医药发展有望。惭愧的是在琳琅满目的中草药制剂中,没有一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
今年4月份,陈勇的小外甥女被诊断为鼻内有炎症,西药用抗生素。他女儿拒绝了,去有机食品专卖店买了一支德国生产的纯中药喷剂,一喷见效,清鼻涕立刻不流了。婴儿使用尿不湿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很容易患尿布炎。将美国加州宝宝公司生产的一种纯中药软膏抹上去,10分钟内红色炎症就会消失。
我国古方“六神丸”,日本拿去改造后,开发出“救心丹”,曾一度风靡全球,被誉为“救命神药”,年销售额1亿多美元。日本老牌的汉方药“正露丸”,也已经返销中国。在向中国申请中药专利的国家里,以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最热衷。2006年底,葡萄牙国立波尔图大学正式开设中医专业,并招收了首批27名学生。来中国研读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学习中医药的人数位居第一。
中医药在全世界愈来愈受到重视,但是这一切,都与中国无关。我国的贡献,仅在于为日韩等国的汉方药提供原材料。
一位老中医则告诫说:“我们的中医药界要自尊自爱,不能始终靠‘外力’来带动。国外重视了一下,就急急忙忙去研究。国外没什么动静了,立刻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藏为敝屣。”、技术、市场、趋势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