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要摆脱“学徒状态”
中国的崛起必须有强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支撑。一段时间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就中国学术话语的当代建构问题正在进行富有时代意义的探讨。[1]创造性地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任务,已经历史地提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
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共同任务,新闻传播学也不例外,或可说任务更重。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时代环境、媒体环境下获得了日益突出地位的新闻传播学,其学术研究必须适应当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明确学术责任,端正研究方向,理清创新路径,把研究的着力点转移聚焦到对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经验、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反思总结探讨上来,以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目的;以中国新闻传播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并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抱负,大力提高学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摆脱“学徒状态”:把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作为学习研究西方理论的目的,不能在引进借鉴中“西化”自己失掉自我
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在最近数十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学习研究引进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拓展了学术视野,领略到了世界经典性新闻传播论著中的先进思想,较为全面地掌握了西方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媒介文化学的理论脉络和内容,结识了麦克卢汉、施拉姆、拉斯韦尔、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一大批开宗立派的新闻传播学术大家,从而丰富了我们的新闻传播理论库藏,获得了深化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思想资源。
然而,回顾总结这一段学术研究的历程,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在学习借鉴西方新闻传播思想理论中,从立场态度到方法都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忘却自我身份、以洋为重盲目迷信唯洋是从的教条主义倾向。不少学者尤其一些学术根底较浅的年轻学者,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俯首称叹而不加分析。尽管许多人一直呼吁加快传播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步伐,但由于缺少有力度的举措,并未收到明显的效果,新闻传播领域的东西方“话语逆差”越来越大。一些新闻传播研究文章著述以西方话语体系为框架,西方思维方式为指导,西方经验为基础,试图回答和解释中国新闻传播发展中的问题。还有的地方甚至以是否接受和认同西方学术话语作为对学者学术能力进行评判的唯一标准,作为鉴别其学术观点是否前沿和权威的唯一尺度。这种方向性偏差,使得我国新闻传播研究长期笼罩在“自身之外的权威之下”,难以摆脱对西方的“学徒状态”,[2]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滞后于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繁荣的实践,也落后于其他不少学科,同时,也鲜有公认的大家出现。有人甚至认为,现今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仅不如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甘惜分、王中,甚至不如尽管粗疏而不无元气的1980年代。”[3]
有人说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善于取经而不善于传教的民族。不管这话是贬还是褒,我们都不应当关上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大门。新闻传播更是如此,一则这个学科比较年轻,二则传播学毕竟起源于西方,因此,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入研究,继续借鉴。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进一步把学习的目的搞明确,把学习的方法搞对头。哲学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无法摆脱国家的存在,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所言:“社会科学一向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国家构成了一个假象的无需证明的框架,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对象的种种过程便发生于其间。”[4]学习研究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目的在于在吸纳西方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超越西方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能解释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指导中国新闻传播发展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而不是在妄自菲薄、自我矮化中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性先进性,更不是完全按照西方理论来改造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作为人类的共有行为,其传播的程序、方式、媒介当然是共同的,具有一致性,然而,所有的传播活动又是在特定的历史沿革和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下展开的,由此必然会产生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矛盾,进而形成不同的关系范畴,形成相异的传播理念、传播机制、传播模式。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从总体上说,是从资本主义的核心利益出发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其核心价值取向不可能具有普适意义。而且,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也面临新传播模式的巨大挑战,许多经典的原理和假设,诸如“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意见领袖”、“多级传播”、“使用与满足”等等,因无法有效解释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传播现象,而等待着被更新和扬弃。因此,在学习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时,决不能失掉作为学术主体在话语行动中的自主性、自抉性和能动性,在“说什么”、“谁来说”、“怎样说”等框架性问题上,应当保持高度的自抉意识和驾驭能力,保持学术话语行动的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如果总是心甘情愿地当西方的“小徒弟”,只是以聆听者、诠释者、追随者来定位自己,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就难有基础的突破,也难以在国际学术界握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中的问题,归根到底要靠中国化的新闻传播理论来解决。
历史地看,我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之后,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一个对“西学”进行学习、消化和反思的过程,这是必要的、有益的、合理的。问题在于,既要“出得去”,还要“回得来”,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今天,中国凭借其日益增长的实力,凭借其具有鲜明个性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成就,已经重新获得了在世界上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新闻传播业也已今非昔比,一方面,新闻传播事业为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信息、舆论、思想、智力支撑,在“中国道路”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新闻传播事业自身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新闻传播大国,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其发展指标都名列全球前列,中国的声音正越来越多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仍然缺少自主创新的自觉和自信,缺少本土意识、本土关怀,漠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过程中经验及问题的独特意义和理论价值,还在做那种“中国问题+西方理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文章,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必然要受到影响,并可能进而累及我国新闻传播业的进一步繁荣。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也要努力走向世界。
“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根据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研究中国问题,立足自己的实践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以此丰富世界新闻传播思想
就哲学维度而言,所谓学术话语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仅仅表面的、纯粹形式的议题,它必须具有“实体性的内容”,都是“现实生活的语言”,学术话语体系是整个地建立在“现实生活的语言”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生存繁茂,决不会在象牙塔中自铸新词所能完成,必须来源于现实生活。所以说,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并不是技术性质的,它首先是思想的事业,而真正的思想必须以切中现实为指归。[5]这就是马克思强调的要“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6]“现实”是“思想”的原始出生地以及永葆生命力的扎根处。而且,黑格尔说过,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避免“主观思想”,又要防止“外部反思”。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外部反思”,即不能深入特定的内容之中,把一般的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结果使思想完全疏离于作为现实性的内容本身。黑格尔及研究者进而指出,这实质上是一种“无思想”状态,因为“我们似乎可以从外部现成地取得某种毋庸置疑的已然完备的话语体系”。[7]这些认识论的重要观点告诉我们,任何话语体系的建构,都必须源于现实,而且必须源自特定的、“自家”的现实。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从根本上来说,必须从我们民族的历史性实践中取得其本己的实体性内容,它既不可能在“主观思想”中完成,也不可能靠“外部反思”——从外来学术中无批判、无反省地取得一般原则运用到自己的内容之中——来完成。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话语体系当然也要遵循这一根本路径,必须深入到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展开的特定内容之中,透彻地搞清其历史和现状,并深刻地把握这种历史和现状背后深刻的国情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原因,使“可经验的现实的全部内容最终被溶解在抽象的思想中”,[8]反映中国经验,研究中国问题的话语体系才可能被建构起来。对自己国家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蔽而不明,也就是说,连研究对象都没有把捉得住,却把无条件地顺从“西学”做“外部反思”,当成某种学术“良知”,这其实是“不学术”、“不逻辑”的,它实在难以建构起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
因此,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者,必须把根子牢牢地深扎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实践之中,沉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处,使自己的研究与实践零距离地接轨,悉心研究、切实弄清中国新闻传播的性质定位、功能定位、制度定位;弄清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改革演进以及面临的困境。总之,要深化对“自己”认识,理解中国的国情、民情和媒情,如此,才能作出“自己”的概括,总结“自己”的经验,找准“自己”的问题,明确研究的方向和路径。
或可从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之路中得到一些启示。社会学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在一批大师大家的努力之下,取得不少本土化的成果,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人,推出了若干得到公认的具有原创性学术话语,比如早期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生育制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小城镇理论”等等,特别是21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其作用意义更是深广。回顾社会学走过的本土化之路,可以深刻而明确地感受到,立足于中国实际,吃透中国国情,对于学术话语的建构有多么的重要。为了创建中国化的社会学,费孝通行走于中华大地,足迹踏遍中国的乡村城镇,真正做到了对中国社会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微观的体察;既有历史的了解,又有现实的关切,数访江村便是他不辞辛苦调查研究的典范。是否可以这样说,新闻传播学出不了费孝通这样的大师,出不了“文化自觉”这样中国原创、有国际性影响的话语,与我们的研究者未能下费孝通那样的功夫去关注研究熟悉中国现实有一定的关系呢?好在已经有不少同志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对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介入参与不够,对中国的媒情把握简单、粗疏、肤浅,尤其是对转型期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关键问题缺少足够的认识,这是不少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研究者的先天不足,是制约新闻传播研究向学术制高点发起冲击的重要因素,因而吁请大家要更加自觉地走向新闻传播实践,补上熟悉国情、民情、媒情这一课,读懂读透中国新闻传播这本大书。此一切中肯綮的认识十分值得重视。
其实,如前所述,我们并不反对、而且积极倡导学术研究中的世界眼光和人类胸怀,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善于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站在整个人类发展的高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已经成为常识。问题在于,世界眼光也好,人类胸怀也好,都必须把中国实际作为出发的根基,必须以对中国现实的深度认知为基础。离开了这个根基、这个基础,即使能弄出一套新闻传播学体系,对解释、影响、指导、变革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实践也难以起到实在有效的作用。相反,把中国新闻传播发展的经验总结出来,解释清楚;把中国新闻传播改革的问题提炼出来,找到答案,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新闻观、传播观,可以向世界提供中国经验、中国视野、中国智慧,从而大大丰富世界新闻传播思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进入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去,但包括新闻传播业发展道路在内的路径选择却完全可以为世界提供另外一种参照。
以创立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为着力点,实现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建构
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话语体系,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学科建设规律告诉我们,必须首先在创立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上下功夫,以此为突破口和着力点,由点到面,累积成果,才能稳扎稳打地把构建话语体系的工程推向前进。
这是因为,学术观点是话语体系的基本支撑,而概念和范畴则是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单元,一定数量的概念群和范畴体系构成了该学科的理论形态。观点、概念、范畴是学科话语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有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观点、概念、范畴,学术话语体系才能形成。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难以成型,重要原因在于一些研究者曾过分致力于体系框架的搭建,缺少建构“中层理论”的意识,即不注重理论观点、概念范畴的打造,使得新闻传播创新性的理论观点乏善可陈,自主建构的新概念、新范畴十分稀少,其核心观点、核心概念比如受众、媒介、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媒介即信息等等,大都从西方引进,结果,所谓的本土化的新闻传播体系框架也由于缺少基石的支撑而难以搭建成功。这应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大师默顿说的那句话:“如果像社会学早期那样,每一魅力非凡的社会学家都试图创立自己的总理论体系,那么,通往真正的综合社会学理论的道路就会被阻塞。”[9]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的贫乏,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贫困。所以,应当接受默顿的建议,从中微观的研究入手,大力提高创立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的能力,努力改变目前存在的著述论文成批涌现、各类资助经费不菲的课题一个个“圆满顺利”地结项,却贡献不出富有原创性的观点、概念、范畴,使研究严重同质化、低层次的现象。应当力倡作文就要立言,著书就要立说,不断推出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丰富繁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用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之砖石,垒筑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话语体系之长城。创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其途径当然首先是要从中国新闻传播改革发展实践出发,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新闻传播改革的新鲜经验,抓住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紧贴实践发展的理论概括,进行符合中国当下实践的学术创新。同时,也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年代的新闻传播实践和理论予以理性的总结和梳理。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理论和做法今天已不再适用,但它确实曾与革命建设历程相伴而行,是我们的“老本”和“家底”。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割断体制沿革,要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立足当代,熔铸传统,进行对既往话语的现代转换,实现学术话语在继承中的创新。另外,在我国数千年文明史中,有着十分丰富的传播实践和朴素的传播思想,反映了中国人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智慧。早就有学者提出,大量挖掘中国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10]应当下一番铸山为铜、煮海为盐的功夫,进一步对中华民族传播活动、传播思想进行追溯和探寻,提炼总结其中的学术元素、文化精神和理论基因,分析比较它同西方传播学在思维特点、理论深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新概念、新范畴的信息、理论和思想来源。当然,也包括对西方移植引入的观点、概念、范畴进行加工和改造,根据中国实践,纠正既有缺陷,充实新的内容,赋予新的意义,使其成为烙上中国精神印记的全新的观点、概念和范畴。
实践表明,要产生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理论,除了必须具备强烈的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建设理念原创精神之外,也须有很强的理论意识和建构能力,这样,才能使提出的观点、概念、范畴具有较高的学术品质。为此,要从技术层面、逻辑层面、哲学层面共同努力,加强社会科学训练。要善于掌握整理储备资料,精准地把握世情、国情、民情和媒情;要努力掌握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善于进行历史分析和现实比较,注意范式的创新和哲学的提升;要善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解决自身的问题,在跨学科的交流融合中促进本学科的理论创新。
走出核心价值多元的迷惘,以主流价值为统摄推进新闻传播理论创新
有学者指出,当前影响制约中国学术话语自主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价值观的多元化。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社会思潮的变迁和阶层利益的分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价值观多元状态,这也反映到思想与学术理论界。尽管马克思主义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的知识与学术界多种价值观共有却是不争的事实,它使得我国学术创新缺乏核心价值观的统摄。[11]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制度和理论缺乏自觉和自信,误解了传播与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层关系。正是这种核心价值观迷惘和缺失,使我们难以最大化地构成“社会公约数”,形成学术共识。没有主流价值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摄指导,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话语体系,也是不可能的。
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理论力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格局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传播事业,尽管其传播理念、制度安排、运作模式还有种种不足,宣传观念需要进一步更新,新闻资产所有制形式需要进一步探索,新闻传播业的公共属性需要进一步强化,新闻传播的独立功能需要进一步加强,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它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使命任务、原则要求以及基本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和安排,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新闻传播研究者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以维护、建设、完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基本制度、基本模式为价值追求,使学术研究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
有研究者对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的历程进行了反思,指出,经过一番“否定之否定”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离开了政治关怀、权力关系、阶级存在和意识、社会实践与生活的新闻传播理论不仅被凌空捣虚,置身世外,而且像马克思批判的庸俗经济学一样,看似“科学”,实则常常遮蔽了重大政治意味和社会关系。没有政治意识、政治眼光、政治胸怀的研究及著述看上去精致无比,充其量自娱自乐,而终将难成其大,既不能“解释世界”,更无法按马克思说的去“改造世界”。所以,“激活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政治意味与思想活力,愈发显得事关重大,非同小可。”[12]其实,不独国内学者,连国外研究者都看到了这一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里,谈及中国新闻界及其价值观说:“中国目前的媒介精英(或更广泛地说是知识精英)之间的联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缺乏价值基础……这种基于利益的认同是很不牢固的,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一旦政治出现变故,这些记者(包括在体制中的得益者)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站到体制的对立面,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13]任何新闻传播活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传播的研究也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当一些西方思想家大力宣称“意识形态终结”时,实际上是在宣告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这就如同他们提出“历史的终结”的论断一样,充满着西方自由主义或西方现代性的傲慢,其目的在于要人们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所以,我们应当保持应有的清醒,在兼容并包,学习借鉴西方新闻传播思想的同时,坚守价值立场,保持批判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坚持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党性原则,努力构建起具有鲜明的内在价值观的、独树一帜的新闻传播话语体系。
注释:
[1]这一讨论情况可参见2009年9月在西安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和2010年在伊春召开的“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
[2]参见《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作者吴晓明,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5页)
[3]参见《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作者李彬,黄卫星,载《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第3页
[4][美]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7页
[5]参见《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作者吴晓明,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7、8页
[6]引自《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作者陈立新、俞娜,载《新华文摘》2012年第15期第39页
[7]参见《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作者吴晓明,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1页
[8]参见《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吴晓明,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2页
[9][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10]参见《为“传播研究中国化”开展协作——兼征稿启事》。作者钟元,载《新闻传播研究》1994年第1期
[11]参见《提升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作者张志洲,载《红旗文稿》2012年第13期第4页
[12]参见《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作者李彬,黄卫星,载《新闻大学》
2012年第1期,第7、9页
[13]参见《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作者李彬,黄卫星,载《新闻大学》
2012年第1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