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革命领袖的日常生活与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之间有着一种朴素而深刻的关系,那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吃好饭”,而自己,则是以饮食简朴为准则,陈云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革命长者。用当年跟随在他身边的俄语翻译李越然的话说,陈云是严于律己的经济总管。
“不吃请”和“几不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时,陈云的一日三餐的伙食标准是:早饭稀饭、馒头、花卷、咸菜;午饭、晚饭炒一个蔬菜,炒时菜里加一点儿肉末,纯荤菜是没有的,连吃个鸡蛋,陈云都会觉得是一件很“隆重”的事。
到八九十年代了,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起来了,陈云的伙食也有所改善,但依然很简单,他一日三餐是:早饭豆浆、面包、果酱和稀饭;午饭,一荤一素;晚饭,一个炒素,炒素主要就是烧豆腐,主食则为大米饭。陈云吃饭总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他对主食是“讲究”的,因为是江苏青浦(现划归上海)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只爱吃大米饭,饭量不大,为了防止浪费,每次做饭都要工作人员按上海人才会启用的度量单位“半两”来称量好。
陈云饮食主张简朴,除了他一向的节约朴素作风外,还有一层意思是他比较注重饮食的科学健身内蕴,从不大吃大喝,不吃很油腻的食物,更不用说暴饮暴食了,平时就一菜一汤,不吸烟不喝酒。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他是少数几位九十多高寿去逝的健康老人。他青壮年时期出生入死,身患多种疾病,中年时期得过癌症,如果没有极好的健康的饮食调理,高寿是不可想象的。他的夫人于若木是饮食营养专家,陈云饮食的偏素自然体现了夫人的营养思路,豆腐、萝卜、冬瓜、苦瓜,这些都是陈云大补生命元气的“大味”。陈云食偏素,这是战争年代馈赠给他的特殊“礼物”,他经历过长征,出生入死带兵打仗,饥一顿饿一顿是家常便饭,久而久之,“用进废退”,肠胃功能也就病变了,吃不得油腻,没有了吃荤腥的口福。陈云也曾“无奈”地说,“过去战争年代想吃,没有东西吃,现在革命胜利了,有东西吃了,又不能吃,自己真是没有口福啊!”当然,这是陈云的自嘲,实际上,即使有口福,陈云也不会吃的。陈云在吃饭问题上有自己很强的原则性“不吃请”,他也不请人吃,生活极有规律。特别是在工作场合,严格按照党的纪律、按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行事。解放初陈云到东北搞调查,当地领导很热心,也知道陈云饮食偏素,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偏素的酒菜,陈云一见,立即露出不悦之色,站着不入座,只等把菜撤走,换上清淡的一素一荤,他才肯坐下来入席。
建国初,陈云还兼着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当年在中财委联络室工作。李越然从来没见过她搭陈云的车去机关,很是不解,认为这是顺路的事,为什么不可搭车?陈云秘书告诉他,陈云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有“几不准”:家属子女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的文件,不许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实行供给制时,还严格规定子女不许与他一起吃小灶。他特别向于若木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生活、学习。
陈云时时刻刻对自己“不准”。当时中财委在“九爷府”办公,取暖设备坏了,机关准备了电炉,陈云经常穿着大衣办公,不开电炉,工作人员不解,他说,“那个东西很费电,白白烧在那里很浪费。我想没有特殊需要,就尽量少用或不用,我穿大衣办公习惯了。”当时,只有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来商量工作,陈云才会叫工作人员开上电炉。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开会或办公,中午常在一起吃饭,就是四菜一汤,以素菜为主,所谓荤菜就是肉末炒白菜。
1961年,他到上海郊区搞调查,随行的工作人员只有3人,不住宾馆饭店,就住在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家中,每顿饭就是两小碟素菜,喝的是大麦茶。而他这次调查的内容,却是关于千家万户吃的问题,即著名的农村养猪是集体养好还是给私人养好,他得出的结论是私人养成本低,收益高,能更好提高农民收入,保障供给城市,能更快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陈云自己不吃请,自己吃得比较简单,这是他的习惯,但他并不“死板”,不反对条件允许下吃得好一点儿,不反对必要的人情来往。80年代,陈云身边一位保卫人员的爱人生孩子,陈云知道后,专门叮嘱他要照顾好母婴,在饮食上不能马虎。即使是在那个政治斗争火药味浓烈的时代,对一些必要的人情,陈云认为也还是应该的,并不是凡事都要“上纲上线”。在50年代对资改造和“三反”“五反”搞得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些干部怕与资本家交往,怕被腐蚀,杯弓蛇影。陈云对此指出,要有来往,要做工作,而不是被腐蚀,也不要把正常的交往“敌对化”。他曾讲过一个小故事,天津有一位女老板,看到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顾不上吃饭,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公方代表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就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睛说,“你腐蚀我吗?”陈云认为这样做也太不近人情了。
这位中共的财经专家,副总理,自己吃得简单,但精通人情,懂得民以食为天的天下第一大道理,管的事就是与人民群众的吃喝息息相关的经济生产,对这分内的事,陈云管起来一点儿也不简单。1949年7月,他带领一位同志去上海做调查,深知做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就是稳定了全国经济的一半,对扭转全国的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一到上海,就明察暗访,对上海的各类市场进行细致的观察分析,也找了许多代表人物进行座谈交换看法。陈云指出,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就是要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两白”是指大米和棉花,“一黑”自然是指燃料煤炭了。这三样东西是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也是我们要与投机商进行斗争、保持市场稳定的基本物资,只能解决好,不能出现任何问题。陈云经过调查认为,在上海的周边农村,这些东西并不匮乏,现在关健的问题是要解决运输问题,他强调要花大力气来组织运输,还要花钱造船,陈云经过精心测算,具体部署了运输计划,从其他地区向上海调运“两白一黑”。
“我们必须管他们饭吃”
“给人吃饭”,“给人吃好饭”,陈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这么具体,但又有着极强的政策性、政治性;千头万绪,陈云处理起来游刃有余,毫厘不爽。这也是陈云采取“原封不动”地对原国民党人员全部留用并接管沈阳稳定社会的成功经验。
沈阳是东北中心城市,也是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之一。辽沈战役打响时,党中央任命陈云为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把接管第一个工业大城市、稳定社会和恢复生产的重担交给了他。
为接管好沈阳,中共东北局在行驶的火车上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陈云提出了接管思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即对沈阳的所有机构先原封不动,不要打乱,暂按原有系统自上而下地接管,绝对不准破坏,所有接收人员要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听从军管会的命令。对旧职员先接收使用,后改造提高,工厂企业只派军事代表或少数领导干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普通职员均按原职上班。这样做的好处是能有效地避免社会的混乱和大的波动,保证生产照常进行和人心安定。会议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陈云与军管委员会全体人员乘坐火车从铁岭抵达沈阳。陈云的“原封不动”使沈阳“风平浪静”,接收工作很顺利地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平稳,生产没有停顿。到11月4日,也就是沈阳解放的第三天,沈阳最重要的民用军用大工厂如沈阳兵工厂、有色金属冶炼厂、住友机器厂、铁路机车厂、沈阳化工厂、纺织厂等都已完整地接收了。陈云成功地处理了接管中遇到的一系列复杂局面,特别是迅即成立了沈阳公安局,对原国民党警察局的所有工作人员、警察全部留用,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警察进入工作状态,确保了沈阳的社会治安。
由于陈云接管沈阳工作出色,毛泽东对他非常欣赏,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后决定,提议东北局在陈云领导接管沈阳和长春的干部中组建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同时,还在沈阳的接管干部中抽调20至30名干部给黄克诚,参加接管天津的工作。
“原封原样,原封不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原国民党市政及技术人员的留用,是陈云接管沈阳的主要成功经验。这条经验适用于整个中国大中城市的解放接管。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接管,如上海,都采用了“原封原样”的办法,确保了社会的平稳过渡。陈云认为,“原封原样,原封不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党统一战线团结面越宽越好的政策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在旧政权留下的工作人员,公务员、警察、邮政、财政金融等各类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实行了“一揽子包下来”的政策,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大型厂矿企业的管理人员。有同志对此想不通,对他们的政治可靠性表示怀疑,同时对国家的经济承受力表示担忧,因此,对把国民党的旧军政人员包下来有意见。陈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会上,他耐心地对这些有意见的同志说,我们如果不供给这批人,简单地把他们遣送回家,回去后没有饭吃就要走不正当的道路,抢着吃,就要骂共产党,必然造成地方的不安,结果有害于人民。现在我们在1950年国家预算中列出一笔支出,供给这一批人吃饭,使他们安下心来,同时还可以松懈尚未解放的西南地区残余国民党军队人员的斗志,新中国有家可归,将会有很多人跑过来吃饭。有人说我们不会管家,国家财政这么困难,还要供给他们吃饭,是个大傻瓜。其实这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光明磊落,远见卓识,会打算盘。我们必须管他们饭吃,这是毛主席的正确政策,必须执行。
至于对他们能不能给予政治上的信任,陈云与同志们一起经过分析比较,指出,这些人员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也就是70%至90%属于雇佣劳动者。只要领导正确,他们是可以做些事业的。
对民族资本家要网开一面
由于陈云懂经济,接管沈阳有功,党中央决定让陈云主管全国经济工作,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主任。
上任伊始,陈云对全国的经济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分析,他充分估量了我国的实际生产力水平,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大局出发,坚决贯彻执行《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他尽量予以保护扶植,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1950年5月5日,陈云在一份简报里提出,“准备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和定购数量,并适当地放出货币,收购农产品和上海私商的纱布。”在随后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陈云代表政府宣布了这一决定,资本家很高兴。在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有人不理解,陈云解释说,“五种经济成分是兼顾好,还是不兼顾好?当然是兼顾好,因为私营工厂可以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对人民有好处。国家政权、骨干厂矿、铁路运输、金融贸易机关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力量强大,资本家碰不起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注意统筹兼顾,既照顾到我们这一边,也要照顾到他们那一边。否则资本家的企业就会垮台,职工失了业埋怨我们。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公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放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
在上海,陈云专门邀请了具有影响力的私营企业老板与国营企业的领导一起开会,共同商定1951年的生产计划,参加会议的上海民族工商业者胡厥文、盛丕华、郭棣活等人,都很激动地说,党和政府这样信任我们,与我们一道来商量,把国营企业生产的底告诉我们,平衡供应和需求的数字,满足我们的生产能力,这种态度和方针让我们很受鼓舞。过去国民党当政22年,从来没有与我们商量过生产,也不关心我们的生产。还杀鸡取卵,发金圆券逼空我们。共产党是讲信用的,帮助我们生产,帮助我们拓展市场,我们感谢党和政府,回去要努力生产。
做经济工作,就是政治。对税收工作,陈云放在统一战线的政治性高度来要求。他早在1947年在东北财委时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解放后去过天津、上海搞调查并开展具体工作后,在全国第一次税收会议上指出,1950年税收任务的完成,不仅是财政任务和经济任务,而且是严重的政治任务。增加税收的议案,已经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主席也发了言,指出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是有困难的,但也是有希望,有办法的。如果我们不完成税收任务,资本家已经买了公债,赤字仍然很多,不能弥补,物价还是上涨,人们会指责我们共产党的。
1953年,陈云具体负责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在这个历史变革的过程中,他坚持党的赎买政策,采取分步走的方针,先将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然后逐步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他采取的是稳妥的、不挫伤民族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办法,如对上海大的纱厂的公私合营,他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先采取国家加工订货的方式,以取得经验,在局部树立样板后,再行推开。为此,他先后找了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商量,由国家保证供应原料,由他们负责生产,国家给他们代纺织的工缴费,国家采取经销、供销的方式,使他们有利可图,能够积极生产。
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和平赎买政策,资本家中不乏白天开会欣喜表态,晚上妻儿老小抱头痛哭的情况。陈云理解资本家的的“痛苦”,在坚定执行党的政策的同时,又强调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要富有人情味。他说,对资本家,要网开一面,不要两面夹攻,要尽量使他们心情舒畅。企业是与他们的家族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害怕我们会砸了他们苦苦经营的牌子,所以,我们要保护好他们的牌子,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陈云在有关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原有工厂和店铺的招牌是不是需要改掉,我看最好把它保存下来。如果统统改掉,编成号头,使人搞不清楚,还不如‘瑞蚨祥’‘全聚德’等挂着好一点儿,这样资本家也舒服。”
留牌子,留位子,给票子,这就是陈云在这场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中给民族资本家的“网开一面”,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富有人情味的“给出路”政策。
事实证明,“给出路”“给位子”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许多资本家后来担任了国营企业的经理、副经理,走上了一条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贡献才智的新路。当然,当时对此,有一些工人是想不通的,有情绪,一些担任了职务的资本家也很惶然,怕领导不了工人。陈云对资本家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过去工人与资本家是长期对立的,不可能一下子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政府会向工人讲清楚,现在的资本家与过去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过去是为利润工作,现在是为国家的利益工作,国家需要他们,工人是讲道理的,是会认识到团结工商业者的重要的。
“给票子”,这是最令资本家感动的事,体现了共产党的宽宏大量。资本家非常关心改造后的经济出路,赎买就要给钱,给多少呢?怎么给呢?陈云提出给定息,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资本家当时对定息期望值是3%,争取能拿到4%,陈云经过测算,决定给资本家5%,而且一给就是7年,全国的资本家感到“喜出望外”,认为共产党的政策确实是宽大的,是与人为善的。
让人民群众吃饭,吃好
50年代后期,一些私人老字号的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营企业了,但质量却迅速下降,如“东来顺”涮羊肉,这可是北京人雅俗共赏的一好吃口,但那阶段不行了,怎么涮也涮不出个原来的鲜美味儿。北京人可是什么都敢说的,就有人调侃了,说:“社会主义还是不如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的羊肉到社会主义后都不好吃了。”这话讲得刺耳,但人家就是从小小一锅涮羊肉来看问题的,陈云觉得刺耳是刺耳,还得听下去呀,且要找出不好听的原因!这话也传到了毛泽东耳里,毛泽东没有发怒,而是在1956年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专门提出,要让陈云来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羊肉到社会主义以后就不好吃了?
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陈云向来极为重视,平时三个地方经常去,一是北京百货大楼,二是北京东单菜市场,三是北京天桥农贸市场。实际上,陈云听到这话后,立即就去实地踏访,尽管他自己不喜欢吃这膻味冲鼻的羊肉,但他还是进入到厨房了解制作的全过程。回答主席的提问自然是胸有成竹,有了答案。
他说,“东来顺”涮羊肉出现质量滑坡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对私改造后也想当然地“改造”了操作“规矩”,“东来顺”的涮羊肉原先只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涮起来才好吃,这也是“东来顺”的多少年经商之本,可是现在,我们的企业把这个严格的原料标准抛弃了,老山羊、老绵羊、冻羊肉都拿来用,全端给客人来涮了。刀功也不讲究,切得没有以前那么细而薄。“东来顺”十分讲究刀工,多少肉切多少片,羊肉片多宽多薄,都是有严格的规矩的,一天一个切工最多切30斤肉,切得必须很薄才行。现在的羊肉,煮着吃都嫌老,别说涮了,怎么可能好吃呢?影响“东来顺”肉质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原材料的进价上不合理,违反经济规律,做涮羊肉的羊肉价格本来是1.28元一斤,现在因为合营以后统一了进价,必须和其他饭店的羊肉进价持平,一个统一价,于是,涮羊肉的进价必须按照1.08元的最高限价购进,还说,如果价格高了,就不是为人民服务了,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了,不是为消费者服务了,价格因素导致涮羊肉肉质急剧下降。
毛泽东听陈云说着,脸上没有不悦之色,而是若有所思的神态。陈云接着说,不仅是“东来顺”的涮羊肉不好吃了,而且“全聚德”的烤鸭也不如以前那么爽口了,群众的意见也很大。根据实地调查,原因是原来的“全聚德”烤鸭用的是专门的鸭子,这种鸭子从小喂起,有严格的喂养规矩,要喂养100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和公私合营后,“全聚德”烤鸭的原料不再是这样的了,而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给他们的劳改农场的老鸭子,烤出来烤不脆,咬不动,当然不好吃了。毛泽东问陈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陈云回答说,对“统购统销”,要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一是对有些商品,如百货中的一部分,国家不再统购统销。我们要采取将你一军的办法,好的要不好的不要,好的价高不好的价低,这叫逼着你改进提高质量;二是对商品的设计人员,像工厂的设计师,时装店的设计师,要给予奖金。这样,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智,设计出受群众欢迎的产品;三是每个产品要有专门的责任人,要由内行来管理生产;四是要保证供应好的原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厨师也无法烧烂菜皮子。所以,对人民群众的消费要求,一定要重视,要提高消费品的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让人民群众吃饭,吃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目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7期,摘自2013年第6期《文史精华》)
- 责任编辑: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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