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农村商品化和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和农政变迁的主要动力,也是主导“三农”讨论的主流话语。在前资本主义农耕社会的生存经济中,农民生计方式多种多样,且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在经历了商品化过程之后,农民的生计大多需要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的双重支持。通过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强制商品化,同时,一系列政策措施也鼓励农民融入商品经济之中。当农民被锁入市场经济之中,其自主性和自由度均大大降低,劳动与收获不再直接关联。对现代消费社会的拷问发现,商品消费本身不再是为了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满足不断建构起来的欲望和意象。在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任何阶段,人类都不应该忘记生活的目标和终极关怀。

    [关键词] 商品化; 市场经济; 农村变迁; 自主性; 社会发展

     

    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开始了国家巩固和振兴的发展之路。不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转向,“发展”一直确凿无疑地是政府的目标、国民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乎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制的变革都以“发展”和“创造和刺激经济增长”为旨归。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村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发展”通过国家引导、政府干预、市场介入与媒体控制等多种方式,嵌入中国农村的各个领域; 另一方面,“三农”问题逐渐成为被广泛关注的公共话题。以“农业、农村、农民”为基本元素的农政变迁,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无论是人们对农业关于高科技与机械化的追求,还是人们提出的农村与农民“先进”或“文明”的标准,都为我们展示了新的时代趋势: 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在朝着“发展”或“发展主义”方向前进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三农”问题的进路以及人们对“三农”的期望。

    时至今日,粮价的涨跌不再取决于小范围农地收成的好坏。全球化模式下粮食的政治与战略功能,改变了小农生存经济时期供需与涨跌的呼应关系,农民由此与掌控自己命运的理想渐行渐远;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农业技术现代化过程,通过机器和化学手段对农业生物进行加工与再创造,实现农业专业化、规模化、连作化、机械化,以及高产高效的目标[1],却忽略了传统农业涉及的自然因素,破坏了人与自然过往的和谐图景; “土地增减挂钩”的实行,扩大了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同时,造就了更多无工作保障、无土地依靠的农民; 不计其数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涌向城市,衍生出庞大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农村留守人口群体,并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悖论: 所谓“剩余”的劳动力,大多是农村人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新型的农业生产发展最需要的人[2]。总而言之,种种建立在发展主义主导的国家发展基础上的农政变迁元素,都经由同样的机制统一运转,即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农村商品化进程。

    学者的研究也指出,农村工业化、农村商品化与城市化的相伴发展、相互促进,改变了农村“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正把农村经济、社会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3]。不仅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为了缓和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矛盾,“优化”农业产业格局与“合理配置”劳动力必不可少,其具体措施中恰恰是开发土地、从乡村转移农村劳动力至城镇等[4]。可以看出,支持农村商品化的学者通过对传统小农经济“封闭”和“落后”的定义与划分,赋予了农村商品化进程中各项举措的合法性,并将其建构为不可避免的进步趋势。

    然而,事实真就如此吗? 不尽然。当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他们面临的选择虽然各式各样,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命运却殊途同归: 坚守农村的,仍然在种植粮食、栽培林果蔬菜、驯养家禽家畜,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收入对比开销如九牛一毛; 进城务工的,满眼灯红酒绿、物欲横流,却在城市的另一隅从事着艰辛的体力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着只可养家糊口的基本收入,思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 无奈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们,一面打理着家中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离弃的土地,一面相互扶持、彼此安抚。身处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中的农民们,看似驶向不同的远方,却难以逃脱颠沛流离、疲于奔命的种种现状。

    有些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一代农民,逐渐遗忘了祖辈们的农耕方式、无暇顾及仅能创造温饱价值的土地,以为享受着既超越城乡二元结构、又贯穿于生活朝夕的时空“自由”。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也许不应止步于此。经济增长显著、消费种类多元、农民生活需求不断膨胀,我们见证了 30年来市场经济体制为国家与农政带来的种种变迁,我们更需要通过描述朴素的多方叙事,探究以“发展”为号角的农村商品化背后,可能隐藏的资源分配不均与资本再生产的去政治化机制,以及其导致的种种后果。正因如此,本文试图通过反思“发展”,解释在以市场经济为大背景的农村商品化进程中,农民的种种遭遇现象,并追问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终极关怀。

    一、   自主性的式微: 从生存经济到市场经济

    一位河北某村庄的农民,曾经因为养兔子、炸油条等区别于同村其他人的创收方式致富。2011年,他还在炸着油条,但已经不养兔子。当被问及原因,他答曰: “兔子品种不好、也没有市场,最后就作罢了。”在他看来,近 10 年的创收经历并不顺利: 他承包了一块荒山,种植洋槐卖木头,却无法预知木头价格涨跌; 他的水浇地上收获的粮食尚可自给,却几乎没有创造过收入: 苹果、柿子、中药材、核桃……他尝试过多个品种,这其中,有乡级政府以调整种植结构为名半强制要求种植的,有村干部讨论协商后动员种植的,也有农民看到上一年市场价格走高而争相种植的,但几乎都惨淡收场。最后,这位农民总结道: “现在农民靠种植赚钱很难。若规模不够大,没有果商看中,进入不了市场,白种了; 若规模大了,价格往往很低,收入还不如付出,还是白种。乡级政府的规划不能不听,但他们实践经验没我们丰富,引导的结果未必如同预期; 村干部们也都是农民,对于市场理解有限,站不高也看不远; 我们老百姓,都是哪里扎堆往哪里钻,见人家种的好就跟风,结果自己眼光能力不足,猜不中什么能卖高价,又挨不过贱价的时候,最后变成今年种这个明年种那个,年年忙,年年却也没收获。唉! 小农意识啊! ”他说得略显轻松,毕竟他还有炸油条这项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

    与中国大多数农民一样,这位河北农民十年如一日地投入各种农业生产,以求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与蔓延,农村商品化机制成为运转一系列元素的主要动力。这些元素包括科学、技术、资源等,它们被商品化过程逐步改造为挟制农民自由、威胁农民稳定感的工具,被运用于城市和资本对农村冠冕堂皇且毫无保留的攫取过程,并使此过程去政治化。在此背景下,这位农民的农业创收活动屡遭挫折,对未来的期望也日渐彷徨。值得深思的是,正因为他有炸油条这项未与外部大市场联接、仅针对本社区人口的创收方式的稳定支撑,才逃避了外出打工、家人分离的生计安排。然而,在中国,又有多少农民能够幸免于市场经济的漩涡当中呢? 农民对于生活的感受是直观的,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却是有限的。在农耕社会,收成的好坏倚仗天时地利,收成不好的时候,尚且有个埋怨对象; 现在的他们,虽然隐约能感觉到市场给生产与生活带来的种种冲击,却难以回溯,自己究竟从何时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直至今天双脚根植其中,更无法想象,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中的自己,被价格体系同时决定了劳动报酬与购买力的自己,未来还将面临怎样的风险和挑战。而这正是我们关注和需要探寻的问题。

    在前资本主义农耕社会的生存经济[5]75中,农民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尽管过着与城市人不尽相同的生活,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时种地、闲时娱乐,家庭和睦、合家团圆,生活缓慢而怡然自得。他们之所以有这份闲情逸致,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生活大权基本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小规模的有限市场内,价格和产量二者往往可以相互补偿: 当地的收获量越少,单位收获物的价格越高,反之亦然,因为供求是由收获量本身决定的[5]76。正因如此,不论农民的收成是好是坏,他们的购买力仍然大致可以支付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并维持他们生活的动态平衡状态。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与商品化的控制下,这样的情形不复存在。一方面,粮食帝国①的形成,致使地方供需与价格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在美国,粮食帝国通过对外援助、农产品自由贸易、单一食品体系的扩展、中心外围型食品贸易体系形成等方式,将粮食作为武器,兵不血刃地控制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6]。这意味着,对于地方农民来说,收成的多少与单位价格之间稳固的必然关系解体,变化无常的市场行情可能使农民生产的商品丧失一切价值[7]205。另一方面,农民的生活资料,包括其自身与全家的吃穿住行与其他需求,以及农民的生产资料,如肥料、牲畜、农具等,都同时在种类上增多、在价格上飙高。面对商品化农业社会在获取上的压缩与在需求上的刺激,农民的境况日益严峻。

    不仅如此,传统农耕社会生存经济中的“退却方案”[5]79与公共资源在不断消逝,乡村与家族的承担风险功能也逐渐失效。在过去,很多农民家庭会养蚕、养鸡、养猪,或者做粉条、豆腐以及纺织、编织或制作一些手工制品在赶集的时候买卖。如此一来,即使庄稼歉收,他们的生存安全也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农民的生活还有赖于大量的公共资源,森林资源、村有荒地都曾经令村民对于生活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在此过程中,大自然与农民结合成一种施与受的亲密关系———农事曾经是一种神圣的艺术,充满节庆、仪式与感恩[8]137: 农民通过放牧和耕耘给自然以养分,又经由获得各种食物、原材料的方式得到回馈,完成了生生不息的循环。总而言之,在农耕社会生存经济中,农民的生命视野开阔而缤纷,既有大自然以各种植物、动物的形式呈现出生命的多样性,又有丰富的“退却方案”作为备选,农民的获得与需求可以保持一定的平衡。可以说,不论从自然还是社会层面,这个时期的农业社会都形成了一个完整、自给自足而又封闭稳定的系统。然而,在商品化的农业社会,原本农民与自然之间形成的循环被打破了: 森林资源、村有荒地在很多情况下不再是公共资源,原本农民在农闲时的谋生活计往往不再可行,因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消费品选择。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农业社会市场化还破坏了乡村和家族分担风险的保护性功能。在当今中国农村,大量青壮年男性农民外出务工,很多妇女也随之而去,剩下留守老人种地、照顾孙辈,亲人们聚少离多,家不再家,很多农民家庭的耕种面积也由于无暇顾及而越来越少。当一些不再种地的农民被问及为何离弃土地时,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 种地赚不到什么钱,现在要生活、要供孩子上学,要让孩子结婚成家,光种地远远不够。可以说,并非农民自己选择离土,因为,当土地被看作财产或者获得财产的主要手段时,农耕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很多农民过着困窘的生活[8]137: 过去能够依靠土地维持生计的方式在不断减少,需要购买的生活、生产资料却连同数量与价格都在日益增加。于是,市场大潮将他们推向了城市。

    二、   强制加鼓励: 农村商品化的机制

    农村商品化,是稳固市场经济的有效机制,它直接服务于受到西方话语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了近 30 年的中国发展主义路径。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人们一边接受着快速增长的经济逻辑以及“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的政治逻辑,开始算计自然世界、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边穿行于被生产、市场和消费的话语充斥的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已不再是劳动,而是资本[9]。对于农民来说,资本是遥远的梦想,劳动是维持生计的手段,进退维谷是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

    要追溯农民何时双脚植根于市场经济之中,就不得不关注“强制商品化”的过程。强制商品化一般有这样的顺序: 首先是作物产品的商品化,然后是生活资料,接下来是农具和其他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再接下来是劳动力本身( 作为商品劳动力) ,最后是土地( 劳动对象) 的商品化[10]155。作为强制商品化的重要环节,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在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占据重要地位,是资本和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随着“强制商品化”的出现,农民的“退却方案”不断减少或不再生效,与此同时,他们过去所赖以生存的、共有的自然界也常常被明码标价,禁止他们使用甚至靠近。在中国,因为生活资料被商品化,很多农民无法依靠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来维持生计,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目前,来自中国农村的劳工群体已经超过 2. 2亿人,并因此产生了总计约 1. 5 亿的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这一庞大的劳工群体在城市建设和国家发展中献出了自己的劳动力,得到的却是极低的劳动报酬,甚至不足以支付家庭再生产。所以,家庭再生产费用的另一部分,还需要通过留守在家的妇女、老人甚至儿童的农耕活动去满足。对大多数农民劳工群体而言,“强制商品化”令他们离弃了得心应手的农业生产和共享天伦的合家幸福,目睹了城市流行的物欲和遍布农村的伪劣商品,却丝毫不能减轻他们生存和生活的压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还看到贪婪的资本对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觊觎。在“公司农业”、“现代农业”、“工业园”、“科技园”、“创业园”的光环之下,数以万计的失地农民因为土地的强制商品化而无所适从。这些失地农民和大量农村外出劳动力,都是资本和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最好的劳动力储备[11]。市场从中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廉价的土地、发展工业经济的有效人力资源、来自劳动密集型传统部门的大量低价原材料,以及由于购买力不足无法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劳工。农民得到了什么? 他们的收入从账面上看似乎多了些,但对比物价还少得可怜。他们失去了部分土地,失去了部分农民身份,失去了长久的家庭幸福,失去了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

    可以说,市场对农民的强制是隐蔽而悄无声息的,如同马克思笔下的“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虽然市场经济的趋势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中的所有要素都必然而全面地被商品化,但是,它却意味着人们无法在商品关系与其强加的原则之外进行再生产[10]155。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之中,他们已经回不到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的时代。更甚者,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又不得不离弃农村,他们一只脚站在城市,另一只脚还留守农村。在当今社会,横跨农民整个生命的消费板块包括衣食住行、农业投入,以及盖房、嫁娶、生育、送终等,这些对于农民曾经犹如土地一样重要的事物,都统统被市场统治,被商品化扭曲,而呈现出的是多种多样、价格不菲、渐渐关乎表象而流失内涵的形态,此时,农民原本简单、质朴的生活不得不为入不敷出、朝不保夕的窘迫与焦虑所困扰。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谋生似乎成了他们中不少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安排。尽管农村劳动力被加以流动“自由”和劳动“自由”的冠冕,然而,如果他们“选择”不外出务工以换取劳动报酬会怎样? 他们的家庭生计、子女教育又会怎样? 这种自由的实质无非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下的“非如此不可”,即很多农民要么外出谋生,要么全家受穷[11]!

    市场及各路官方力量还在“鼓励”农民进入货币经济体系中去。在与市场经济配套的发展话语体系中,农民被塑造成为物质上“贫困”、精神上“匮乏”、知识上“落后”的群体。当农民自己接受了诸如此类的认知时,就需要接受各式各样的“援助”。一方面,政府部门以种植结构调整之名实行定向补贴,并由基层领导半强制性地动员种植某种作物,辅以各式各样的专家建议与能力培训、五花八门的新品种与新农药、形形色色的新型农机具,还有这样那样的劳动合同签订,都在看似为农民脱贫赋权的同时,将农民“改造”成有利于市场的农产品生产者或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的丰裕和意象的中介作用,消费本身不再是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被意象激发的需要的满足,法国学者居伊·德波称之为伪需要的满足[12]。正因如此,在农民的角度,这种“鼓励性”“援助”,犹如一个契机,仿佛他们一旦积极配合、响应号召,就会被接纳、被提升。于是,在“鼓励”与强制的双重作用之下,他们往往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之中,他们常常感到如此不安: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便再辛苦耕耘也无法勤劳致富,他们看着别人合家团圆、挥金如土,自己却只能在城市的角落黯然思乡,市场使他们成为了“边缘人”。

    三、   锄头加薪水: 农村商品化的结果

    对于传统农耕社会来说,商品化的影响极具颠覆性: 农民被卷入一个陌生、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在实物经济时代,他们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而在货币经济时代,他们有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因为不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交往方式,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地被“社会化”和“商品化”着: 种子、化肥、农药、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无不依靠社会所提供,产品和劳务的最主要功能也是用于社会交换而不再是自我消费性生产[13]。在农村调查中,不止一位农民反映,农业投入在逐年递增,因为农民对于外购种子的依赖愈发强烈,使用的化肥种类在不断增多,用量也渐渐变大; 一对农民夫妇,为了女儿上初中需要缴纳的择校费,曾经一连两年在农村同时从事加工服装、买卖食品以及种植养殖等多项工作,那位妇女由此落下颈椎相关的病根; 还有一位农民,在面临治疗突如其来的重病和承担儿子结婚盖房的双重欠债下,60 多岁了还挺着疲弱的身躯,艰难地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并非农民刻意要走出自产性消费,去追求五光十色的新兴产品: 一方面,当农民被冠以“落后”或“低下”的标签时,知识、科学或技术在呼唤甚至催促他们通过购买来实现自我提升,并尽可能抹去他们对过往生活的种种记忆; 另一方面,广告、信贷等现代社会特有符号的出现,在生产出商品的同时,还生产出沟通上的热情[14]190,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将无穷无尽的消费循环体制内化,并浑然不自知。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商品化机制,支持的是一个生产与消费无限往复的过程,又正是这个过程,使金钱变得尤为重要。对于农民来说,钱从哪里来? 种地卖粮食远远不够,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这里涉及商品化对于农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当前,农村地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去农业化”或“去农民化”趋势。农民还是农民吗? 我们不禁问,连有的农民也忍不住会问自己。相比从前,他们的农业生产逐渐单一化,消费种类却不断增加,后者的增加既源于世界市场对于消费品的推陈出新,也因为农业社会曾经公共享有的一切被不断私有化、商品化。于是,农民不得不在从事农业活动的同时,到城市务工,即收入来源是双重的: “锄头 + 薪水”。中国的城市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 农民工。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农民,也不完全属于城市。他们夜以继日从事着艰苦的体力劳动,却不能从城市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必要的居所。他们的父母妻儿都还留在农村种地,因为仅靠他们在城市务工的薪酬不足以养家糊口。一位河北农民这样概括他所在村庄的家户外出务工情况:“现在村子里的一般家庭格局就是男的外出打工,妇女在家种地,也有都出去打工的,地就靠别人种上,不管家里有没有人,家里的地也得种上。男性外出打工,女性在家种地的情况在村中占 30%~ 40% ; 剩下的家庭,要么是上了年纪没法出去打工,要么是家里有上学的或无依无靠的,只能留在村中。不外出务工的青壮年男子,或者是身体有什么毛病,或者是家里妇女身体不好。留在农村的几乎都是辅助劳动力。”在农村,“去农业化”或“去农民化”的趋势表现为农业生产呈现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并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其中 59. 9% 的留守老人耕种着外出子女的土地,92. 4% 的留守妇女家庭仍从事农业生产,62. 9%的留守妇女遇到劳动力不足问题,33. 6%的留守妇女没有掌握生产技术[15]。在城市,“去农业化”或“去农民化”的趋势表现为无数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弃亲人与土地,为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献身淘金。城市的各种资本组合和大小企业,正在把数以百万计的不需要福利与保险的农村劳动力吸纳进它们的工厂,再返还数以万计的工伤残病劳动力至农村老家[2]。

    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商品化对于农民生存状态的影响。前文已经讨论了农耗社会生存经济中的农民生活,以及他们不论从自然还是社会层面所形成的稳定、封闭的循环系统。当这种循环系统被市场破坏之后,农民原本平静、怡然自得的生活也不复存在。且不论他们必须支付昂贵的生活消费品,哪怕是农具与化肥,都可能致使他们成为“债奴”,入不敷出。如此一来,一旦作物歉收或者农产品贱价,他们的生存安全就将遭受威胁,更不说他们中的一些还面临土地被回收或者买卖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民选择了抗争。由于小农生存经济的逐渐解体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一大批农民带着对农地的失望与对繁荣的希冀走向城市,并制造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兼具两个阶级与两种身份,却被视作“劳动力”多于被尊重为“人”。从尘肺维权到各式各样的讨薪形式,从跳楼事件到“农二代”求学问题,关于农民工的社会热点似乎从未淡出过人们的视野。留守村庄的农民,有时需要对抗地方精英、地方官员、专家与富人,他们“依法抗争”[16]、“以法抗争”[17]、“以身抗争”[18],只为逃避“被强拆”、“被上楼”、“被失地”的不公命运。一系列看似毫不相干的社会事件,暴露的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商品化机制运作过程中,为了资本积累而无视农民生存权益的实质。遗憾的是,不论是“弱者的武器”[19]式的抗争,还是半离开或彻底离开农村到城市出卖劳动力,承受结果的往往只有农民自己。

    我们还不能忽略的,是商品化对于自然的影响。我们姑且抛开商品化、工业化造成的生态与环境破坏,仅从其改变大自然对于农民乃至全人类的意义及其内涵说起。自然可以提供农民打猎、采集、放牧、打渔、烧炭、采矿,甚至是巫术以及避难等丰富的社会功能,然而,商品化背景下的今天,“自然”被实用主义者称之为“自然资源”。可以作为商品的“自然”被划入“资源”一类,与之相对的则被归为另一类。如有价值的植物是“庄稼”,与他们竞争的则被贬为“杂草”; 有价值的树是“木材”,与之竞争的则是“杂”树[20]7。一时间,花、草、苔藓、灌木、藤蔓的区别都消失了,爬行动物、鸟、两栖动物与昆虫亦然,它们都被统称为植物或者动物[20]6,它们的多样性不再被市场关注,市场只强调他们的数量、体积与价格。商品化使与人类建立生生不息循环关系的自然,蜕变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资源资本,使一个五光十色的自然世界,简化成为“单一商品的生产机器”。《土地的黄昏》里的一段话这样概括农村事物对于农民的内涵变化: “乡村空间的传统意义丧失,( 农民) 对自然空间、地点、景物的依赖消失,身体与土地之间的能量交换消失,身体能量不重要了,计算理性变得重要了,安居乐业不重要了,季节性迁移变得重要了。这一切都在改写乡村内部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家园感’变得不可捉摸、暧昧不清,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传统农耕的方式和乡村空间的消失解放了农民的身体吗? 其实他们在哪里都感到不适。在乡村,他们向往城市街道和厂房,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能量消耗的方式; 在城市漂泊生涯中,他们留恋乡村,咀嚼着青草的滋味,家园的感觉成了一个甜蜜的梦幻。”[21]65而甜蜜的梦幻和无奈的现实,恰恰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商品化机制的运作结果。

    四、   建构的物欲与遗失的精神: 商品社会的反思

    资本在流动,从均分变为集中,从公共变为私有,从农村涌向城市。在农村商品化的进程中,农民逐步走出小农生存经济,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当他们试图通过种植蔬果、驯养禽畜发家致富时,世界市场的动荡惊醒了他们的美梦; 当他们试图退而求其次,惟愿仅凭粮食丰收养家糊口时,浩浩荡荡的“征地运动”夺走了他们的土地; 当他们试图安居一方、与世无争的时候,“增减挂钩”与“复垦”圈占了他们的住所; 当他们寄希望于村庄学校发出的琅琅书声时,“布局调整”消灭了大量的村庄小学,使成千上万、小小年纪的农村“学生”远离父母,变成了城市学校的“考生”; 当他们试图远走他乡、另觅出路的时候,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熄灭了他们的激情。经由商品化机制,城市对农村进行了无休无止的掠夺: 利用廉价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吸引而来,又通过各种不平等待遇将年老力衰的农民遣返回去; 利用围绕商品化的各种元素,将自然变成各种由“编码了的文本、设计好的传递系统、命令控制网络、目的性行为以及概率输出”[22]242组成的板块,使得所有资源为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服务,又通过这些元素,冠以一切以“发展”之名的合法性。当初,农民为了挣更多钱、改善生活而离开农村,最终,他们却收获不多。

    现代社会的多数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发展、财富和经济增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试图支配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发展主义或工具主义的思考路径。在《原初丰裕社会》中,萨林斯描述了“闲适”而“挥霍”的狩猎者与采集者们,以及他们美好的生活图景。最后,他无不惋惜地认为,是阶级社会造就了贫穷,贫穷衍生了“匮乏”文化,“匮乏”将“不可能企及”和“无限需求”奉上神坛[23]75。的确,现代社会的商品价值,远远超越了满足个人基本需求的意义。然而,“需求”却一直在被建构。今天的商品,外观一致、价格便宜,用完可弃。于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们,也被“改造”成为诸如此类的流水线商品的使用者: 据估算,在我们所购的所有消费品中,能伴随自己 6 个月以上的只有 1%,也就是说,99% 的商品在 6 个月内即被废弃[24]。“需求决定供给”的谎言应该被“供给制造需求”所取代。生产公司和商家先制造出大量的快速消费品,再酝酿一种“制造—消费—废弃—再制造—再消费—再废弃”的加速循环消费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一句话道出了隐藏在光鲜商品背后的经济学密码: “光是制造出令人满意的肥皂还不够,还必须诱导大家洗澡。”同农民一样,我们也双脚浸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被无处不在的商品以及与之相生相伴的各种商家策略所包围、所奴役,被“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所桎梏。

    在如此商品化的社会里,我们得到了什么? 数之不尽的廉价且毫无意蕴的商品、看似丰富而自由的多种选择,以及纷纷扰扰、庸庸碌碌的生命。我们却失去了更多。在马克思那里,商品化社会瓦解了信任。商品经济将物品演化为商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蜕变为贩卖者与购买者。那些曾经通过内涵深远的礼物串联起来的基于信任、依赖与扶持的长久情感关系逐渐减少,转而成为建立在契约“自由”基础上的短暂、脆弱而可变的社会关系[25]。过去农民在娶亲嫁女时,还送着红绸锦缎,今天却变成赤裸又通俗的 50、100 元的红包随礼; 而在城市,结婚还伴随有越来越分门别类的合约拟定。在卢卡奇那里,商品化麻痹了人性。服务于市场经济的科学、技术等元素,割裂了人的主体及其自身的关系,分离了作为人的灵魂与作为商品的肉体[26]。不只是每年数以亿计进城务工的农民起早贪黑廉价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有城市许许多多的“上班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同样难逃个体被异化的命运。布希亚更加悲观地看到,当商品充斥着整个社会,物的灵光消失殆尽,人却由于难以从周遭寻求心理能量的释放而愈发依赖物品[14]。时至今日,农民再难以回溯通过纯粹手工劳作耕种粮食、喂养禽畜的时光,他们离不开拖拉机、挖掘机或者小型电动摩托,他们与土地、作物和自然的牵绊不再经由劳动直接维系,而流逝于以各种机器和技术产物为中介的人机互动之中。在城市,电子商务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们蜗居家中便可购买关乎衣、食、住、行的任意物品,这种易如反掌的购物方式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物品的依赖程度,致使人们抛弃客观的社交世界,投身于虚拟而没有边界的网络幻境中。正如鲍曼所言: “人们的购买不再是一系列言明的需要,更不是一系列固定的需要,而是一系列的欲望。尽管欲望是一系列连续而短命的物质对象,它是‘自恋的’: 它把自身视为首要的目标。由于这个原因,它注定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不管其他的(身体或精神) 目标提升到什么样的高度。”[27]190借用韦伯关于科层制的比喻,身为市场经济这座不停运转机器中的小齿轮的我们[28]65,“得到”的是各种需求: 包括商品需求、发展需求、增长需求、城市化需求、信息化需求、科技需求,甚至是学者的学术需求,失去的,却是自由!

    需求不断被建构、美德却渐渐在流失。过去,孔子赞赏颜回清心寡欲、超尘脱俗的处世心境:“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庄子道: “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不论是入世的孔孟之道还是出世的老庄哲学,都传递了古之圣贤对物的轻视,对宁静致远的淡泊心志的推崇。当我们回首过往、品味人生,令我们为之追求的,不应是层出不穷、朝生暮死的物品,而是父母之爱、朋友之情,是作为“人”所能拥有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然心境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广阔胸怀。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问,“你想回到传统农业社会生活吗?”在卢梭论述社会出现之前的善良原始人在自然状态的平等生活时,也出现这样的质问———“难道要取消社会,取消你的东西、我的东西,返回大森林和熊一起生活吗?”卢梭回应道,“唉! 你们这些人啊,没有聆听过上苍的声音,只知道人除了安度其短暂的一生外,再没有其他目的。”其实,卢梭十分明白,重返大自然是不可能的,人们应当生活在社会当中,但是,通过对人类生活史的追溯,公民也许可以更好地履行责任,更好地运用各自的天赋来治理好国家[29]185。我们同样也不可能返回传统的农业社会。同时,对农村商品化进程的反思,更不是要全盘否定商品化和市场经济在当代人类实际事务中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商品化和市场机制是否应该成为指导人生以及我们一切工作与生活的信仰?

    (注:本文原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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