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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辛逸:《农业六十条》修订与人民公社的制度变迁
  •  2014-01-13 13:25:09   作者:辛逸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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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由大公社的制度缺陷造成的农村社会经济的混乱,是催生《六十条》的主要原因。《六十条》的三次修改,通过缩小社队规模、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改变农业基本核算单位,否定了“一大二公”的大公社经济制度,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六十条》的修改是党中央与农村基层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巩固和工业化的初步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关键词】 农业六十条 大公社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公共食堂 生产队

      《农业六十条》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简称,自颁布之日起就有人民公社“宪法”之谓。该文件初成于19613月的中央广州工作会议,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经是年6月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修订,更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成型于次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定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余响,是1978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上述四个文件,本文分别简称为第一、二、三、四个《六十条》),此时各地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已暗流涌动,该试行草案“由于考虑到人民公社制度可能需要改变,没有提交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和公布”,遂无疾而终。由此观之,真正发挥公社“宪法”之作用者,应为规范人民公社凡二十多年的第三个《六十条》。

      坊间对《六十条》的研究,主要散见于有关专著和教材中,对其的专门研究寥若晨星。研究论文仅有数篇。专论《六十条》者可分为两路,一曰梳理其源流;一曰评价其作用。两个路径的研究并非截然隔绝,而是互有渗透,互有补充,且评判的结论高度一致。研究其源流者,以薄一波、罗平汉、周震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均视《六十条》为1961年中共“调查研究年”的重要成果。关于《六十条》历史作用,各路方家几乎众口一词,认定“它的制定与试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十年‘文化大革命’大动乱中,农村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农业所以能够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同《六十条》继续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所以,“它的历史作用应当充分肯定。”既有研究虽然反复强调,1961年全党大规模农村调查与《六十条》之间的因果关联,但却忽略了或未完全注意到大公社的制度弊端才是《六十条》诞生的内在的或者说是更主要的动因;多数已有著述虽都指出毛泽东领导了《六十条》制订和修改的全过程,并总结出《六十条》每一次修改的重点,但鲜有通过四个《六十条》的详细比对,进而分析出《六十条》修改的内在的逻辑、轨迹和方向,并能指出《六十条》的三次修改实际上是一个目标明确、逐步渐进的完整过程;各路方家虽都注意到《六十条》修改的各种局限性,但却忽略了或者没有完全注意到,影响和规定《六十条》修改的主要因素,除了意识形态的限制外,更主要的还受到国家工业化战略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等刚性因素的制约。因此《六十条》的修改是不可能如某些学者期望的那样“一步到位”的。上述种种研究的不足,正是本文努力试图达到的目标。能否如愿,有赖专家们的批评指正。

      本文虽基本属于文本研究,但也力图使用北京、甘肃山东等省市的档案,对《六十条》的制订及其修改过程提供若干经验材料的支撑。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狂飙中自上而下创办的大公社,以无偿占有农村基层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为其所有制的基础,以“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为管理模式,以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为其主要分配方式,创建了中国乡村千年未有的一种崭新制度。然曾几何时,大公社制度普及推行仅数月,就暴露出严重的制度缺陷,使全国农村陷入了空前的绝境。自1958年底始,毛泽东亲自领导了纠正大公社偏差的工作,在历时二年多反反复复的“纠左”仍未使农村形势根本改观的情况下,通过颁行一部人民公社的“宪法”,来改革乃至消除大公社的体制弊端,以挽公社大厦于将倾,就成为势所必然和全党的共识。

      大公社是由领导人构想,并在中央文件的具体指导下自上而下在全国城乡迅速推广开来的。全国各地大公社的制度框架,基本上是依据一个中央决议、两个地方的公社示范简章构建起来的。中共中央19588月发布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建立公社的决议》),确定了建立大公社的基本原则、方针和政策;同月,由中央下派官员与当地干部共同起草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以下简称《嵖岈山简章》),还有《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以下简称《七里营章程》),将上述中央的决议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要求,在《红旗》等报刊上发布。仅月余,各地农村的大公社就按照这两个样板章程搭建起来。

      按照大公社设计者的构想,把规模小、结构和功能较为单一的高级社合并为规模大、无所不包、统管一切的政社合一的大公社,是要将大公社“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并且,“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大公社被普遍认为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蔓延开来的“一平二调”、公共食堂、供给制等自然被认为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然而,这种超越现实条件的制度设计,付诸实践的结果,正如1981年《历史决议》所言:“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邓小平对这场社会试验的反思更加深刻,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大公社创建的新制度,不仅没有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反而给乡村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倒退。对此,江泽民同志有深刻地反思:“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出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经充分说明,这样做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

      大公社的制度缺陷首先表现在,其所有制是在无偿剥夺公社辖区内生产资料和社员部分生活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中央《建立公社的决议》明确要求:人民公社“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但又说:“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而且,“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显然是在鼓励各地在建立大公社时,愈大愈好,愈公愈好。《嵖岈山简章》对上述精神的具体化为:加入公社的合作社,“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七里营章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土地全部归公社所有,统一使用社员自留的菜地、耦坑、鱼塘苇地、坟地、场院、庄户地,不论面积大小,一律无代价的收归公社所有”;“原属各小社的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所有”;“原农业社的股份基金,一律转交公社”。除了这两个公社样板章程外,其他各地的公社章程亦莫不如是。比如《北京市昌平区红旗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原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的全部资产,一律转入公社为全民所有”;“社员向农业生产合作社缴纳的两种股份基金,一律转入公社为全民所有”;“原由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分配给社员使用的自留地、自留果树等,由公社收回统一经营”。北京市四季青公社章程的第四章第十二条对各合作社的集体财产和社员私产的“平调”更加彻底:“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集体所有,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牲畜、苇塘、林木、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房屋无代价地转为公社所有。”贵阳市乌当区公社章程第三条规定:“建立人民公社,必须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度。社员所有的土地、果园、林木、园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必须全部实行公有化。”上述自上而下的明文规定,给予主要是县、社两级政府剥夺农村财产以合理和正当的理由,于是乎无偿剥夺大到土地、牲畜、农具小至锅碗瓢盆的“共产风”就在全国农村蔓延开来。大公社所有制显然是“共产风”肆虐的制度根源。

      “共产风”在1958年和1960年在全国农村大刮过两次,而且以后者时间更长程度更烈。它完全打乱了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生活秩序,给农村基层和农民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党史》二卷坦言:“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剥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毛泽东到1960年底已经深刻认识到“共产风”危害,他说:“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他对大公社所有制概括得十分精当:“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

      大公社第二个制度弊端是政社合一,它掌控了辖区内所有的政治经济资源、生产活动和农民生活,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管理体制。强迫实施“三化”,不仅没有如《建立公社的决议》所预言的那样,“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相反,掌握了无限权力的公社各级干部,在农村大刮“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危机。贵阳市乌当区公社章程第28条规定:“劳动组织全部实行军事化,在公社设团部,根据社员居住情况,下分营、连、排、班。……指挥战斗的是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第30条:“社员必须按司令部所规定的时间作息,每个社员不能任意旷工,有事必须请假。在劳动中必须听从指挥,无故旷工要受到批评、处罚或扣发工资。”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大队也实行了“三化”。“全大队25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户搬家十次以上,耕畜、农具、家禽损失也很严重。瞎指挥,盲目扩大双季稻面积,过分密植,造成人为减产。”毛泽东下派到浙江嘉善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的“中央调查组”,向毛泽东汇报说:公社化初期,和合生产队也实行猪羊、耕牛、农具、人口、食堂和自留地的“六集中”。这样一来,大家就以为什么都要“共产”了,干部乱拿社员的东西,社员也乱拿集体和别人的东西。公社和生产队无偿地调用了社员大量的房屋、砖瓦、树木、竹子、农具、猪羊、家具等。和合生产队的社员都被编入连、排、班,连长每晚12点到大队部接受命令,第二天早晨布置下去。早晚点名出勤,行动红旗指挥。在生产过程中,从下种、插秧、耘田到收割,一律由公社做规定,每日一报,完不成就“整风”。19597月,正是单季稻耘田季节,公社规定一律停止耘田,突击积肥6天,造成大量的草荒田。谭启龙在山东菏泽县马岭岗公社调查时发现,1958年“秋季种小麦的时候,公社强调大兵团作战,集中种麦,并规定:深翻不到2尺半不准种;施肥量不到20万斤的不准种;播种量不到30斤不准种。这时种麦季节已过,种了还不到三分之一,群众非常焦急和不满。有的生产队夜间偷种,段庄小队偷种15亩,县检查团发现后强迫他们毁掉另种,还让队长段清竹赔偿麦种”。

      为实现所谓生活集体化,扒屋并村是当时很流行的做法。山东峄县14个公社中就有11个公社对33个村庄进行了合并。该省滕县界河红旗公社将116个村合并为28个,而且按性别、年龄分布居住,男、女青年分别单住一村,男、女老人分别单住一村,不论青壮老年,凡有配偶的一律实行过星期六制度。山东“各县都有一部分实行大规模的移村并村。金乡几天当中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江苏常熟县谢桥公社,全社共有1632户房屋被拆,占总户数的20.87%;涉及人口6998人,占总人口的25.71%。更有甚者,某些基层干部凭借“三化”之名鱼肉乡里,胡作非为。1959411日,谭启龙在给毛泽东、中央及山东省委的报告中说:巨野县独山公社一个妇女向队长请假给小孩治病,队长不但不准假,反而说:“死一个省360斤粮食,小孩子死了作肥料。”……有一个妇女没完成积肥任务,干部叫她把粪吃掉;有的干部强迫青年妇女脱光了膀子干活;妇女向他请假,他派人检查妇女的月经。侮辱人格、体罚群众的花样,有十余种。如顶灯、跪砖、串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熬鹰、戴高帽子、学龟爬等等。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要求全体妇女都必须穿裙子,实现所谓“裙子化”。妇女们只好劳动时将裙子脱下,收工时再套上裙子。据江苏常熟县20公社的不完全统计,有1545名干部犯有程度不同的强迫命令错误。其中,公社一级占16%,大队占41.6%,小队占12%。打、绑、关、押、罚、游行示众、强奸妇女、以致逼死人命,严重违法乱纪的有503人。该县沙洲片7个公社,共办25个“跃进训练班”和“改造队”,把所谓落后、保守分子(不少是贫农、下中农甚至副乡长和乡团委书记)与地富反坏放在一起劳动改造。古里公社二大队一小队有70%的社员进过“跃进训练班”,有15岁的小孩子,有60多岁的老太太。陶铸对这个时期公社部分干部的劣行极为不满,他指出:“一部分公社以下干部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等行为,更是发展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最后,大公社的分配制度即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被当时的中央文件和媒体广泛宣传为已经包含了共产主义的因素;但实行的结果却是乡村粮食的浪费与饥荒的蔓延。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认为:“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毛泽东在1958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嵖岈山简章》第十五条规定:“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其实,这种粮食供给制仅仅是把过去按劳动工分分给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部集中到公共食堂,社员不分男女老幼,不管是否劳动和劳动出力大小,均有权到食堂免费吃粮。中央农村工作部在1958930日《全国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的报告中介绍说:“很多公社,今年已不分现粮,实行以人定粮,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吃饭不要钱。”贵阳乌当区东方公社的伙食供给制,“是把社员所应分的粮食加上由社供应的伙食费拨给食堂,食堂按定量供给社员的伙食”。简言之,这种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就是由过去各家各户自己开伙改为村民以食堂为单位合伙吃饭。

      如果说“共产风”是穷队均分了富队的产;那么公共食堂、供给制就是穷人均平了富人的财。这种近乎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颠覆了乡村传统的分配模式和伦理道德,把社员的劳动动力销蚀殆尽,把乡村的食物消费、浪费一空,最终使大公社难以为继。其一,建立公共食堂所需饭堂、菜地、锅灶、餐具、桌椅甚至粮食、蔬菜等,均是无偿征用农户的私人财产。这引起了农民的恐慌和不满。韶山地区东塘生产队的毛甫生回忆说:“办食堂,就是担着籮收碗、收钵子、筷子,锅也都提走。有的担到坪里打烂一些。”毛润开说:“鸡蛋也要,罈子里菜都拿走。”山东枣庄“党政组织强迫群众无偿交出自家的粮食、锅灶及其他生活生产工具。对不愿交的户,就组织人员到其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除粮食颗粒不留外,群众的锅碗瓢勺及鏊子等生活用具也全部拿出砸烂。此后干部发现谁家里冒烟,就到谁家将其锅灶捣毁。……有的村干部甚至蛮横地说:‘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和身上穿的衣服是个人的,其他的把门一关都是公家的。’”其二,改分户开伙为集体吃饭造成人力、烧柴、粮食等的巨大浪费。刘少奇1961414日在调查湖南长沙县天华大队的食堂后说: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动力去种菜、砍柴,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我看是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面的田没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食堂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还有一条,不好喂猪。再有,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再有一条,叫做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分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此外,办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锅菜,不好吃。其三,不论对集体生产是否出力及出力大小,人人均可免费吃粮的公共食堂,严重挫伤了社员劳动的积极性。甘肃酒泉玉门县赤金公社的新民大队,“由于吃饭不要钱,做活不分好坏,‘核桃、枣儿一起熟’,结果好劳动变成了一般劳动,一般劳动变成了坏劳动,坏劳动变成了二流子。”这个大队的第六生产队,50多个全半劳动力居然有20人不下地劳动。人民公社化这两年,“人多靠住了,龙多旱住了;抬轿子的人少,坐轿子的人多;累死的累活的,不如炕上蹲着的”。其四,公共食堂的兴办,取消了社员的家庭小灶,把所有的粮食集中于食堂,“这就意味着农民把命根子完全交到了基层干部手里。集体食堂制度不仅根本实现不了天下大同的幻梦,反而着实在村庄内部制造出来一批包括‘生产队长、伙食团长和炊事员’等在内的权贵阶层”。四川平县山阳乡柳坪村办食堂时,“炊事员与他们(队干部——引者注)是一帮的,煮的好多米,一见面说规化还是一个人好多红苕好多米,(但)人去了,用钵钵舀,炊事员给每一个人一瓢,他们几娘母老子在中间贪了,生产队长、伙食团长,炊事员就黑了(晚上)吃……他们尽是黑了吃,天天黑了都吃,白米干饭,吃得胖乎乎的。生产队集体一个月还是有几斤菜油,黑了他们几个吃,你们这些社员就没得,所以社员饿死人了,哪个伙食团没有饿死人?”

      综上,上呼下应、大轰大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次试图超越社会经济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社会试验,发动这场社会试验的初衷是为了迅速改变农业落后面貌,并早日迈进共产主义。然而,这场试验推行仅数月大公社就暴露出严重的制度缺陷,集体生产停滞,社员生活下降,一些地区甚至陷入了严重饥荒。毛泽东最早发现了大公社的严重问题,并领导全党开展了对公社的纠偏。二年多的纠偏工作由连续出台一系列临时性、政策性措施始,至建立基本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实际水平的新体制终。这个公社新体制就是由1962年颁行的第三个《六十条》确定下来的。

     二

      为使动荡的农村形势尽快稳定下来,在全党进行大规模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党中央于1961年初逐渐达成共识:组织全党的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制定一个具有法律地位的全国农村必须严格遵守的公社条例。毛泽东于19612月上旬提出:“要搞一个人民公社章程恐怕困难,准备一个工作条例,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能、权利、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规定好。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与第一个《六十条》同时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以下简称《讨论第一个六十条给全党的信》),对制定《六十条》的动机表述得更加完整和准确:“党中央认为,现在急需在总结过去三年多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有了这个条例,公社各级干部和全体社员对于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对于公社各级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就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了解。”

      制定和修订《六十条》的目标是打破大公社“一大二公”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神话,纠正大公社中的制度弊端。毛泽东将此目标具体化为克服两个平均主义。他在广州会议上一语中的:“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六十条》就是试图在制度上消弱乃至根除上述两个平均主义,这也是其不断修改的方向与主题。第一个《六十条》主要是从确立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缩小社队规模等方面来克服生产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以确认社员的私有财产权和家庭副业来部分地限制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第二个《六十条》则通过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试图比较彻底地消除生产队内部社员(家庭)之间的平均主义;第三个《六十条》正式确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两个方面力图根除上述两个平均主义。第三个《六十条》确立的公社新体制得到了毛泽东、党中央的力保与呵护,使得人民公社制度延存二十多年而不倒,农村局势二十多年而基本平稳。

      第一个《六十条》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数十人起草、讨论、修改,三易其稿而成文的。1961225日,毛泽东在广州指定陶铸挂帅,陈伯达辅助,廖鲁言、田家英、赵紫阳、王录等人起草公社条例,要求310日写出初稿。经过多人研讨和胡乔木的修改,初稿于6日完成,共67条,约14千字,随即送政治局常委和10日召开的“三南”会议审议。毛泽东对初稿不甚满意,认为内容有些庞杂、逻辑性不强,且篇幅过大。15日胡乔木修改完成第二稿,共50条,9千字,并首次定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随后印发中央广州会议讨论。19日开始修改第二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每个大区吸收13人参加修改。21日第三稿完成,共60条,约12千字。22日广州工作会议通过了第三稿,29日中央正式向全国下发,定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第一个《六十条》共10章,首先明确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以及公社内部三级各自的责权利,确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条例规定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第一条),公社内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第二条)。在生产大队范围内,“一切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属于生产大队所有。各生产队按包产计划上交的产品和收入,生产大队直接经营所得的产品和收入,也都属于生产大队所有,由生产大队分配”(第十七条)。生产大队所有制的确定,从制度上制止了公社及其上级对农村基层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地无偿平调,也有效地克服了公社内生产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条例另一个减少生产大队间平均主义的举措是缩小生产大队的规模,“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第五条)。对于公社,条例除了规定其行使乡政府的行政职权外(第九条),更多的是要求公社不要对其下级“管得太多太死”,其中包括“不许瞎指挥生产”,“不许硬性摊派”,“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等(第十条)。公社管理农业生产的职权较前大大减小。对于生产队,条例规定:固定给生产队的“资金、物资、设备、林木和牲畜,都归生产队全权支配,公社和生产大队都不能调动”(第二十六条)。这等于承认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同时,条例要求“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第三十三条)。其次,农民的基本财产权和家庭副业的经营权得到了明确的保障。条例规定:“要保障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第四十条)。条例还为家庭副业单列一章(第六章),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第三十六条);社员除耕种不超过当地耕地5%的自留地外,还有权开垦荒地、饲养家禽、从事渔猎、采集和手工生产等(第三十七条);“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第三十八条)。上述有关社员的条款,在制度上制止了上级对社员私有财产的随意剥夺,承认了社员基本的经济民主权利。综上,第一个《六十条》为公社新体制搭建了一个雏形,为进一步克服两个平均主义提供了继续修改的思路和方向。

      与第一个《六十条》同时下发的《讨论第一个六十条给全党的信》,要求“把这个条例草案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显然,中央认为第一个《六十条》还很不成熟,需要广泛地征求意见。公社条例传达后,农村基层和社员的反映总体上是积极的。19614月,甘肃玉门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刘长亮在玉门镇下东号大队宣讲第一个六十条时,“干部和社员精神集中,听到高兴的时候喜笑颜开,碰到不懂的地方插话提问。这几天来,无论在干活休息的时候,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或是在串亲访友的时候,社员们都在谈论‘六十条’”。……第十一队社员鲁建荣(贫农)说:‘这几年一年不如一年,弄成这么个烂摊子,现在毛主席定出了好办法,以后日子就好过了。’……第一队社员总结了这样一句话‘西北局会议救了命,自留地暖热了社员的心,十二条政策鼓了劲,六十项条例定乾坤’。”甘肃张掖地区赤金公社在传达条例时有三种情况:“第一种逐条宣读、逐条讨论,没有抓住关键,形成一般化的传达贯彻,这样的大队约占半数。第二种,普遍传达和重点传达结合,但大队、生产队领导急于摆出自己的意图,不能充分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的大队有一部分。第三种,边读边讲边议边贯彻,既有重点,又抓住了关键,讨论比较深透,这样的大队很少,约占10%。”赤金公社《六十条》传达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薄一波认为,第一个《六十条》,“从后来的反映看,其中解决得比较好的,是社队规模问题和社员的家庭副业问题。”此言不虚,但不一定全面。应该看到,条例中关于缩小社队规模尤其是缩小生产大队规模的规定是与克服生产队间的平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196126日就指出:“我看一个生产(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在第一个《六十条》确定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之后,缩小生产大队规模遂成为克服平均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19614月,山东省委根据公社条例关于生产大队的规模原则上应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第五条)的要求,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地应该相当于一九五七年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多数是一个自然村一个大队。虽然一个原高级社或一个自然村一队,但规模过大,群众要求分开的,应该适当分小。”山东“全省调整体制以后的生产大队平均156户,基本上是一村一个大队,大村一村数队,少数居住集中的小村数村一队。调整后的生产队平均35户”。东北地区在第一个《六十条》公布后,马上做出响应,计划把生产大队由26600个增值35000个左右;相应的,公社由1500多个增至3000个左右,生产队由123000多个增至15万到18万个。甘肃武山县甘谷公社苍耳王生产大队由经济条件悬殊的三个高级社(3个自然村,321户)合并而成。1960年,该大队中产量最高的苍耳王生产队亩产244斤,最低的姜家庄130斤;劳动日值,前者0.58元,后者只有0.396元。但在分配时,全大队实行统一的口粮标准和劳动日值。这不仅挫伤了富队的生产积极性,还加深了村际矛盾。《六十条》公布后,90%以上的社员要求重新分队。就连姜家庄的社员也主张分队,他们说:我们人穷有志气,不连累你们,干不成就分开。大队支委经过研究,决定将大队分为赵家庄、姜家庄、苍耳王三个大队。陕西合阳县路井公社农民侯永禄在1961421日的日记写道:“县上将路井公社划分为路井、独店、孟庄3个公社。又于同一天把路井大队分为路一队、路二队和路三队3个大队。……(路井大队)原来有22个生产小队,2862人;现在路一大队只有7个生产小队,200来户,866人。”可见,全国农村缩小生产大队规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还应该看到,第一个《六十条》关于家庭副业和保障社员私有财产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消除社员间平均主义的举措。因为,确保农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农民拥有一定的经济民主权利,不光是可以抵制上级对农民财产的平调,也等于承认了农民个人财产和生产能力的差别。农民在家庭副业等极其有限的空间内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获得比别人多的收益。可是,人民公社运动期间政策多变,“中央和地方工作组、调查组纷纷报告:发还给农民的自留地,农民不要;苦口婆心地劝说农民饲养家畜家禽,农民就是不听。”为了让农民放心,许多地方政府就像当年土改后发土地证那样,签发自留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等,以示对社员私产的确认。笔者收集了若干这类证件的原件,比如:19611220河北冀县人民委员会颁发的《自留地使用证》,上书:“魏屯公社常宜子生产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户主常金诚全家五口人,留给自留地壹块,共计肆分柒厘伍毫,由本户固定使用二十年。自留地收获的农副产品,不计征购,不顶口粮指标,也不计入分配产量,由社员个人支配,任何人不得侵犯。特发此证。”湖北竹溪县长崔一民196248日签发《竹溪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社员房屋、场所、柴扒、自留地、自留果树产权证书》(溪政字第一六二O六号):“根据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修正草案)的精神,为保证社员对房屋、场所、柴扒、自留荒山、自留地、自留果树的合法产权,特签发此证。下表所列房屋、场所、自留荒山、自留地、自留果树,属业主所有,任何人不得无故侵犯。……”这类证件的发放,保证农民有了二十年的“小自由”,也程度不同地遏制社员间平均主义的一次次回潮。

      毋庸讳言,第一个《六十条》避重就轻,先易后难,先搭建了公社新体制的框架,但没有触及“一大二公”大公社体制中譬如供给制、公共食堂、基本核算单位过大等最核心的问题,对当时农民最为诟病的食堂和供给制采取了名义上自愿实际上保留的政策。该条例第三十四条:“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讨论第一个六十条给全党的信》:“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特别要慎重处理,决不允许把群众(尤其是生活困难的群众)丢下不管。”上述规定使各级政府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半步。对于条例存在的问题,毛泽东的态度是征求意见继续修改。广州会议刚结束他就指出:第一个《六十条》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

      为修改第一个《六十条》,中央决定于19615月中旬在北京再次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425日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工作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56日,毛泽东写信给李井泉、陈正人,提出将5月中旬的会“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食堂、供给制等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在毛泽东和中央的反复督促下,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人纷纷下乡调查研究,收集农村基层对《六十条》的意见,为第二个《六十条》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除毛泽东下派的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返回最初的调查点继续调研外,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县,陈云到上海市郊的青浦县,陈正人到四川简阳县,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邓小平、彭真组织调查组到北京市郊的顺义、怀柔县,朱德到四川、河南等地,邓子恢到福建龙岩地区进行调研。此外还有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或其领导的调查组到本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中央还下派一批调查组到各地农村调研,像是到河北邯郸的谢富治调查组,辽宁海城县胡耀邦调查组,河北徐水、安国县杨尚昆调查组,河南长葛县习仲勋调查组,甘肃天水钱瑛调查组,山西长治廖鲁言调查组,黑龙江双城王从吾调查组,山东泰安平杰三调查组等等。这是中共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村调研。这些调查组发给中央的报告,不约而同地都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像周恩来、胡乔木、邓小平等领导人甚至直接参与了当地公共食堂的解散工作。为什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此时已成众矢之的?批阅大量调查报告后的毛泽东,在49日一语道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已成全党的共识,自然成为下一次《六十条》修改的主要内容。

      对第一个《六十条》的修改在19615月上旬开始。521日,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次日第二个《六十条》初稿提交会议讨论;65日产生第二稿;615日毛泽东审定后正式发出,这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第二个《六十条》。修改后的条例仍为10章、60条,在结构、标题等方面与第一个《六十条》相同;文字增加二千多字,完全未改动的只有8条即第一、五、七、十八(原第十九条)、二十七条(原第二十五条)、三十八(原第三十六条)、四十一(原第三十九条)、五十五条;增写了山林(第二十一条)和公社各级干部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四十七条)两部分。

      第二个《六十条》最大的突破是删掉了第一个公社条例中有关供给制的内容,同时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第三十六条)。为了彻底打消农村基层对解散食堂的顾虑,中共黄冈地委正式宣布:“办不办食堂,办什么样的食堂,完全由群众讨论决定。不参加食堂的社员(包括党、团员和干部),不算违反党的政策,不算思想落后,不算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参加食堂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在粮食、蔬菜、油盐、柴禾等物资分配上,应一视同仁。”这等于搬掉了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巨大的政治压力。公共食堂的解散,既使供给制失掉了存在的主要依托而迅速垮台,又铲除了基层干部利用社员口粮集中于食堂由其负责具体支配而多吃多占的管道,可以说是真正触动了大公社体制的根基,动摇了生产队内社员间平均主义的制度基础。食堂的一哄而散大快人心,在韶山调查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说:群众对食堂解散“的热烈程度难以想象,甚至说成是‘第二次解放’”。毛泽东听说大部分农村公共食堂散了伙,如释重负,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

      取消公共食堂、供给制后,恢复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办法顺理成章。第二个《六十条》第三十五条:“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可是,那些在按劳分配制度下难以解决温饱的困难农户如何安置?同一条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社员,和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这个供给和补助的部分,从公益金内开支”;公益金占生产大队可分配总收入的3%-5%(第二十六条)。这个平均主义的尾巴一直保留到人民公社解体,这是国家长期保持对农产品的高征购和农业水平低下双重压力下的无奈之举。既便如此也应该承认,公共食堂的取消和按劳分配的恢复,对于大公社内农民个人间的平均主义是一个比较彻底地颠覆和解决。

      对于第二个《六十条》,党中央、毛泽东仍然认为是一个未定稿。与第二个公社条例同时发布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除了再次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把这个工作条例的每条、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之外,还提出了各级党委在“深入地展开讨论,并且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的新要求。陕西省委接到新公社条例后,马上召开省级各系统、各部门及所属单位的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学习新《六十条》及中央指示;之后,省内各地、市委分别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集中学习,同时派人分赴所属各县传达新条例;省内各县一般地召开县、公社两级个别县还加上生产大队三级干部会议;“在县的党员干部会议后,以公社为单位召开公社和生产大队两级或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党员干部会议”;最后,进入在普通群众中传达讨论的阶段。“为了把‘六十条’的宣传做得深入扎实,”省委要求“各县委组织一个报告员队伍。”报告员一般由县委各部门负责人或公社党委书记、社长担任,还吸收了部分优秀基层党员干部和中学教师。对普通群众的传达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使‘六十条’,人人听到,人人听懂。讨论中使群众都能畅所欲言;干部和群众都能按‘六十条’办事”。96日,毛泽东批转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贯彻第二个《六十条》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第二个“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公共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但是,各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有些地方“还没有解决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正确地结合的问题”。报告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指向了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制的弊端。

      如果说第二个《六十条》通过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重点解决社员间的平均主义;那么第三个《六十条》的重点就是要在制度上消除生产队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再次领导了这次公社体制的重大变革。1961927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山东、河北省委的汇报时说:现在公社内“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第二个《六十条》第二十条要求的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的“三包一奖”制是“烦琐哲学”,“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两天后,在看过山东、湖北和河北等省委主张推行生产队基本核算制的材料后,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常委:“我们在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为统一全党认识,中央107日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出:“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指示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有关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

     中央的上述指示传达后,各地又开始了新一轮就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制的大规模调查研究。邓子恢109日写给中央的调查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在为该报告写的批语中,“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共华北局、北京市委、房山县委调查组是年12月在房山县吉羊大队调查时发现:“由于大队统一核算,直接生产的生产队没有分配权,这就产生了生产与分配不统一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就使得各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产生了互相猜疑、叫委屈等现象和怕吃亏等消极思想,并且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办法跟大队斗心眼。……主要办法有:(1)(生产队向大队)包产时,多包低产作物,实际上种高产作物;包费工多的作物,种用工少的作物;包经济作物改种粮食作物。(2)评产时,以多报少,夸大灾情。(3)在大片耕地上,扩大‘十边地’,损大公、肥小公。(4)偷大队的生产资料。”二队的杨振方说:“大队统一核算,队与队老埋怨我给你背,你给我背,谁都觉得受屈。”该大队就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展开了一个多月的大讨论,结果参加讨论的党总支7名支委的全体、58名党员中的48人、75名社员代表的全体、40名生产队干部中的39人、760户主要劳动力中的667人都赞同从明年起改为生产队基本核算制。山东省委农工部报告说:全省“大部分地区和单位提出,将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峰认为:“把核算单位放在小队,生产权分配权就集中于小队,可以不搞三包一奖(全国没有一个省实现了三包一奖,都是春包、夏吵、秋吹掉),可以实行大包干,小队除过交公粮卖购粮,剩下的可以自由处理。”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生产大队的三位普通农民,1020日写信《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给上级部门,认为基本生产单位是生产队而核算单位在生产大队,“实际等于一个苹果归‘甲’所有,但吃苹果的权属‘乙’,前者有名无实,后者有实无名。”他们主张“把生产队作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单位,形如过去的‘一家一户’”。如果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务自留地的积极主动情绪,可以导向生产队集体这方面来,这就解决了根本问题。私分瞒产的事,可以根除敛迹”;如此,生产队这个家就会“蕴藏着社员们无穷的幸福生活,并会立即在社员们的面前,展现出光辉的前景,它应该成为构成人民公社的唯一基础”。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三位普通农民构思的公社新体制竟与后来中央的安排几乎完全吻合,令人感佩。来自农村基层的呼声和“地下行动”,同样为人民公社的体制变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全国上下普遍赞同实行生产队基本核算制的背景下,19622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该指示为第二个《六十条》的修改定下了基调。617日,改出第三个《六十条》的草稿;723日改出第二稿;731日出第三稿。毛泽东阅后批示:“引发各同志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这个修改稿于86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同时提交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一天,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区党委认真讨论,“在讨论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吸收一些地、县、社、队的同志和劳动模范参加。”该指示列举了这次修改《六十条》的十个主要方面。此后,在汇总中央各部委和各地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又经过几次修改。929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就是第三个《六十条》。

      第三个公社条例仍为60条,由原来的10章压缩为9章(即把第二个条例的第二、三章合并),但比第二个条例多了4000字左右。由于生产大队在新条例中已不再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这一章由12条压缩为2条;相对应的,由于生产队在新条例中已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这一章就由10条增加到19条。

      第三个《六十条》最大的成果,就是正式确立了在我国农村持续近20年的生产队基本核算制,赋予生产队更加清晰和完整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生产经营权、收益分配权等。从而在制度上基本克服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新公社条例第二十条:“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他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为了保护生产队的权益,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生产队范围内的劳动力,都归生产队支配,不经生产队同意不许抽调;生产队所有的大牲畜、农具,公社和大队都不能抽调。第二十二条:生产队对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在克服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方面,新条例要求生产队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生产队“可以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可以采取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但同时须“确实保证烈士家属、军人家属、职工家属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农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第三十四条)。

      第三个《六十条》在维护生产队、社员的权益、克服两个平均主义方面,还有一些比第二个公社条例积极的规定。比如第十六条:“公社和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生产队提留公积金的数量,由原来“控制在大队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五以内”,修改为“应控制在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到五以内”(第三十五条);公益金的扣留,由原来的可“扣留百分之三到五”,减为“不能超过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到三”。为进一步减轻社员的负担,第十五条明确要求:“公社和大队都不许另派机动粮和自筹粮”。第三个《六十条》还删除了第二个《六十条》关于社队企业的第十二条,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取消机动粮、自筹粮和停办社队企业,堵住了社队平调生产队财产的重要源头。第五十条在重申“每一个生产大队的干部,一般地都要固定在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的基础上,增加了“生产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天数,最少的全年不能少于一百二十天”;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一般地应该控制在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二左右”,修改为;两项干部补贴工分,“可以略高于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但不能超过百分之二”。上述种种规定,基本确立了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

      生产队基本核算和农民收入按劳动工分分配,确实调动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陕西合阳县路井公社路一大队在实行生产队基本核算、粮食大包干后,社员们“为了多分粮、多分钱,人人都争着干活。队长再不怕有啥活没人干,而是社员怕没活干,挣不到工分。有句顺口溜是:铃一响,心乱咧!社员就像猪贱咧,只怕大工分叫队长相好的满占咧”!

      第三个《六十条》颁行后,中央没有提出继续修改和完善的要求,这表明中央对新条例是基本满意的。人民公社的体制调整暂告一段落。“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0年不变的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张春桥一伙和别人如何鼓吹‘穷过渡’,毛主席都没有松过口。”新条例中维护生产队基本所有制、上级不准抽调生产队的生产要素及不准干涉其生产经营、保护社员私有财产权及家庭副业、按劳动工分加照顾“五保户”的分配办法等较完整的这套制度安排,既延续、巩固了城乡二元体制,因而保证了国家对农业剩余的汲取;同时也维持了普通农民低水平物质生活和农村的基本稳定。

      第三个《六十条》仍然是修正草案,始终没有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因而对其的修改和完善就不可能正式结束。对第三个《六十条》的修改始于1970年代初。“1970427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提议修改《六十条》,调查了一下就停了。19723月华国锋主持,一条一条改,改了一半便放下了。19725月召集部分省有关人员开会,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等领导人讲了话,又改了一稿,还有一个修改说明。”1975年,确定计委副主任林乎加负责再改,“搞了甲、乙两个稿子,又停下来了。”197710月,“华国锋指示在甲稿的基础上再修改”。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以农林部长杨立功为组长、由各部委19人组成的修改《六十条》调研小组。修改初稿完成后,调研小组成员分赴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各地的意见很不统一。中央领导人中,“陈永贵、纪登奎就有争论”。山西省委“另搞了一个《六十条》修改稿送到北京,想以他们的稿子取代中央《六十条》小组改的稿子,”结果“未被中央采纳”。中央修改小组的修改稿于19787月报送中央,同年12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这就是第四个《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第四个《六十条》,仍然是60条,增加了“前言”和“附则”,由原来的9章增加为15章,全文却减少了2000多字。与第三个《六十条》相比,新条例主要的修改。第一,大幅增加譬如“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第三章)、“农田基本建设”(第四章)、“农业机械化”(第五章)、“科学种田”(第六章)等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内容;同时增加了“社队企业”(第七章)和“信贷供销”(第八章)等过去删除或被忽略的内容。上述6章除第二十三条提出“国家各部门都要大力支援农业机械化”,第二十七条国家各部门“都要从财力、物力和技术上积极扶持社队企业”外,基本上是对农村基层的要求和指令。第二,将原来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章的主要内容,分解并重新组合为“经营管理”(第九章)、“收益分配”(第十章)和“文化福利事业”(第十一章)三章。这样修改的直接结果,是生产队、社员的地位和权益无形中被降低和减少了,比如原来条例中生产队基本核算制的内容被删除,并明令:“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第三十五条),这显然是为鼓吹向大队基本核算制过渡做铺垫;家庭副业一章由原来的5条减少为只有1条;删除原来的第八章“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虽开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但其通过的第四个《六十条》,在保护农村基层和农民基本权益方面却比18年前第三个《六十条》明显地倒退了,这与当时正在酝酿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在次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第四个公社条例未被提交全会讨论。《六十条》在无声无息中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主流学者认为,《六十条》的制订及其修改,是毛泽东、党中央在严峻农村形势的压力下自上而下作出的政策调整。近来,有的学者对此意见提出了修改和补充,认为普通农民普遍的瞒产私分、消极怠工也对中央的政策调整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间接地参与了中央的决策。刘洋认为:“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开展以来,农民行为总有些超乎预料,并且农民正是以自己的这种超乎预料的行为参与了政策的修改——这是以往的历史研究所容易忽略的。”这个时期中央连续出台了很多纠偏政策,“但在不能满足农民需要的情况下,农民又以他们的消极怠工等行为做出反应,直到下一次政策出台。农民正是以他们的消极怠工行为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制订和修改过程之中”。还有的学者指出:“事实上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他们一直有着‘反道而行’的‘对应’行为,从而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改变、修正,或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与制度。”笔者以为,上述观点用以说明《六十条》的制订及其修改过程也是适用的。

      事实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央的每一次农村政策的调整都与农村基层“反行为”的推动有关。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承认:大公社所有制造成的产权模糊和混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全国性的农民抵抗使毛泽东清醒过来,认为农民的不满“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这就迫使毛泽东开始考虑改变大公社的体制。他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毛泽东为《六十条》定下的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的基调,就是受到了广东一位公社书记的启发。19611月,广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一位公社书记发言:“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引者注)解决了自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县里向农民刮共产风不行了;公社向大队、生产队刮共产风,也不行。但是,农村的共产风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农村还存在两种共产风:一种是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共产风,生产队之间平调;一种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共产风,大家都吃大锅饭。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农村状况的根本好转还是没有希望。只有把包括这两种共产风在内的四种共产风都解决了,农村状况才能根本好转。陈伯达把这个公社书记的意见向刚好在广州的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这个意见好啊!我们这次调查研究就是要以这个为纲。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是个纲。亲自参与此事的邓力群事后评价说:“这位公社书记的意见起了大作用!毛主席亲自把他的说法理论化了,也更准确了。”在后来《六十条》的制订及其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动员全党一定要到农村基层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告诫公社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关于《六十条》的评价,有学者指责《六十条》没有写入“包产到户”是“一大败笔”,甚至假设:“假如毛泽东的思想再能前进一步的话,尊重、支持农民群众的这种创造,那么,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就将拉开”。这样大胆的假设不仅有违史学研究规范,而且忽视了历史环境对《六十条》的制约。以《六十条》的制订和修改为中心的这次农业体制改革,从后来实施的结果来看,一方面,它革除了大公社体制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即所谓“一大二公”,试图构建一种比较适合农村经济水平、适应农村传统和农民习惯的新体制,使混乱的农村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大部分学者都注意到了《六十条》在这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六十条》要恢复和维护“大跃进”之前已经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以保证新中国工业化的最终实现。有鉴于此,任何不利于城乡二元体制巩固的尝试和做法,那怕是能迅速改善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多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也是不可能写入《六十条》的。应该承认,能够注意到这一点的研究者就不多了。

      中共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制定的中心任务是尽快实现工业化。以当时中国的条件和环境,毛泽东认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但要获取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农业剩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国家与小农之间的紧张关系。新中国解决或缓解这一矛盾的主要举措,就是从1953年至1958年逐步构建了“以统购统销为核心、农业集体化和户籍制度为制度支撑的城乡二元体制,确保了长期且制度化的‘以农补工’”。显然,工业化与城乡二元体制是相互依存的。只要工业化还没有实现,城乡二元体制中的刚性制度就不可能松动或取消。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1960年代初,新中国工业化的目标还远没有达到,对毛泽东视为对农业集体化构成致命威胁的“包产到户”没能写入《六十条》感到惋惜,是一厢情愿的臆断。

      毛泽东说:“什么叫工业化?就是说工业的比重要大于农业。现在(1953年——引者注)中国工业化的比重是很可怜的。……我们要工业化,必须在50%以上至70%。”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49年是30%;到1962年《六十条》颁行时为66.4%;超过70%的年份是1978年,达到了74.4%。按照毛泽东的理解,在工业化尚未实现的时候,一切动摇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比如“包产到户”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与第三个《六十条》同时发布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指出:“是单干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农业的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我国农业在实现集体化的过程中,曾经逐年增产,达到过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给了巨大的帮助。”既然农业集体经济是工业化实现的保证,一切被认为破坏集体经济的举措就必须坚决抵制甚至铲除;不仅如此,就连生产队中社员的“小自由”也被视作对集体经济的威胁予以明令禁止。同理,到1970年代末,当中央认为工业化初步实现之时,允许乃至推广“包干到户”也是顺理成章的。

      杜牧《注孙子序》: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六十条》三次修改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与调整,因工业化和城乡二元体制之“盘”所限,都不可能触动公社中的“政社合一”和“队为基础”这两个根本制度。

      (原文刊发时略有修改,本文系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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