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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仰:用大白话戳穿秦晖的战略战术
  •  2014-01-20 11:18:05   作者:sn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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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仰:用大白话戳穿秦晖的战略战术

    字号:T|T2014-01-20 10:16:29   来源:海疆在线 作者:刘仰    我要评论(0)   点击:44

    核心提示:秦晖的战略战术,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就是“颜色革命”的指导原则。“FT中文网”抢在慢吞吞的“天则所”之前发表这篇文章,使得一家外媒具有了直接替代“南周”昔日地位的作用。

     

    西历2014年初,天则经济研究所按往年惯例办了一个“新年期许”的论坛,一群重量级学者参加。由于天则所网站更新较慢,截止我写这篇文章的1月16日,我在天则所的网站上还看不到这次论坛能够公开的全貌或综述,但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这次论坛上的发言实录很快被整理出来,率先在FT中文网发表。这个举动多少有点奇怪。我曾参加过几次天则所的论坛,组织方都要求发言内容确保在天则网站的“首发”,对此我表示理解。不知为何秦晖教授的发言可以破例。当然,这个细节并不那么重要,而秦晖教授发言的内容让我挺感兴趣。


    在FT中文网上,根据秦晖发言实录整理的文章用了这样一个标题,《限权问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解》[1]。人们一般理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相对于纯计划经济与纯市场经济之间的一种状态,通俗点说就是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外资共存的一种经济形式,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的“混合经济”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那么,秦晖对此如何“新解”呢?他说:“对于我来讲,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政府只应该有‘市场经济的权力’,而我们应该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问责’。” 这话什么意思?秦晖说:“我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当然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社会主义……我觉得,要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民众对政府的问责,至少政府责任不能低于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比如香港;要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限制政府权力,政府权力不能大于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是不是不太好懂?我把它说的清楚点。

    秦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解”其实就是说:要求中国政府实现社会主义,但必须只能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所以,我们发现秦晖教授在这里偷换了一些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混合经济”。但秦晖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割裂和拆分,变成两个不同的东西。而且,秦晖在文章中提到了政府的“权责对应”,但对于中国政府,他却没有采用“权责对应”的标准。

    那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用资本主义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呢?秦晖说:“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做不到的,这的确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是必须的,没有这个砝码就压不出权责对应这个我们希望的结果来。”

    由此我们发现几个问题。第一,有些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前者好、后者坏,但秦晖没有这样,他至少表面上认为社会主义也有好的方面;第二,秦晖提倡社会主义的好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的好处当成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手段;第三,秦晖明知要求中国政府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结果“是做不到的”,他的目的何在?秦晖在文章中说:“对它进行社会主义问责,要求它承担比‘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的责任,……不承担你就没有合法性,承担不起想要卸责,你就必须先限权,这不是顺理成章吗?”秦晖教授说:“在我看来就是要这样,这责要问到他负不起为止”。这里的“它”或“他”就是指中国政府。

    那么,秦晖针对中国政府说的“合法性”、“卸责”、“限权”、“负不起”,目的是什么?秦晖说:“如果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不断限制政府权力,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追问政府责任,中国朝着宪政(宪政的要义就是权责对应、契约政府)道路就不远。”于是,我们看到,时隔一年,继西历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贺词事件”后,在2014年初,秦晖用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来要求中国政府,再次把“宪政”当成了目的。秦晖无非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这一年来,对于“宪政”我写过文章,发表过观点,我反对“批判宪政者自己不要宪政”的矫枉过正,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宪政,世界上的宪政并非只有唯一的形态,不能用唯一的宪政模式来强求每一个国家。但是,这个观点显然是一年前《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及一年后秦晖的“宪政”所不同意的,他们的“宪政”无非是一种表述技巧,说白了就是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可以用大白话来解释秦晖精心设计的战略: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用资本主义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结果,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秦晖的战略,那是不够的,我们还应看到这种站略相伴随的战术。

    西历2013年7月29日,“共识网”发表了一篇秦晖的文章,《渐进还是激进——新南非十九年述评》,这篇文章是秦晖以前一篇文章《从南非看中国》的延续。在《从南非看中国》一文中,秦晖认为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更坏。因此,当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后,中国应该怎么办?秦晖在《渐进与激进》一文中说:“对于渐进与激进、‘革命’与‘改良’,我们关心的应该是‘进’的方向,至于渐进还是激进,应该就事论事。只要方向是对的,能快则快,当慢则慢,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抽象地讲都是不必崇拜、也不必害怕的”[2]。换句话说,只要方向是朝着资本主义,其结果不管是叫“普世价值”也好、叫“宪政”也好,秦晖并不排除流血革命这一选项。

    我们不能只把秦晖的观点看成是个人意见的表达,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应该把秦晖的观点看成未来一段时期内某些人、某些“准组织”的行动指南。因此,按照秦晖的战略战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将在舆论和政策领域内看到下述状态:一方面,不断强调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有多好,同时强调中国民众的福利有多差,这一舆论攻势将成为一呼百应的主流,以要求中国政府为中国民众提供更多的福利,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不断强调资本主义对政府的制约,不断要求中国政府减少权力、缩小权力,要求实现“资本主义”。这两种舆论看似无关,其实是高度配合的行为,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政府变成一个小孩子,却要像成人一样挑起重担,然后看着中国政府是否会被压垮。也就是说,他们向民众承诺的各种福利,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民众的幸福,而是要让政府难堪,甚至让政府完蛋。因此,秦晖的战略战术,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就是“颜色革命”的指导原则。“FT中文网”抢在慢吞吞的“天则所”之前发表这篇文章,使得一家外媒具有了直接替代“南周”昔日地位的作用。

     

    [1]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390

    [2]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yyj/article_2013072988632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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