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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
  •  2014-03-10 23:14:25   作者:lwh   来源:凤凰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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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

    导语:他是20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亦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独特参与者与见证人。他早年潜心佛学,后见山河破碎、民生凋敝,遂出佛入儒,入世求解中国治道。他讲论中西文化,开创新儒学;他致力乡村建设,开展宪政实践;他发起民主同盟,力促国共联合抗敌、和平建国;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向毛主席讨要雅量;他面对批斗不改初衷,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且看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的狷狂、担当和傲然风骨。[评论]

     

    狷狂志: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

    梁漱溟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语带狂妄,却是他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

     

    儒者之狂: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1942年,梁漱溟自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脱险后,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信,即《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信中,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虽语带狂妄,却是他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在转型时代,自觉怀抱文化使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担当。而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梁漱溟亦认为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因此他对社会的关怀是超越了政治、希冀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而从晚清、民国到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已经风雨飘摇,这棵大树差不多要被吹断了,于是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梁漱溟自觉承担起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角色。[详细]

    风骨传承:其父言国性不存,我生何用,乃自沉以激励社会

    1918年,梁济(梁漱溟之父)60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十一月十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父亲的自杀对进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活下来,并开始了他传奇而高寿的一生。[详细]

    人生转向:出佛入儒,宣讲中西文化,成为现代新儒家开山者

    梁漱溟二十岁起潜心佛学研究,两度自杀未成,后欲出家为僧,但经几年沉潜反思,他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并逐步转向儒学。1920年秋,他在北大主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起以东方学和儒学为主的研究,以回应当时由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对传统思想之批判。1921年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其后四年再版八次。在此书中,他透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此书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而28岁的梁漱溟也暴得大名,迅速成为众望所归的新儒家的代表。他开始在现实层面上追求一展抱负,在随后的十年乡村建设活动和十年奔走国事的努力中,逐渐成为一个行动的儒者

     

    济苍生:沧海横流,吾曹不出,如苍几何?

    面对20世纪初民生凋敝、风云变幻的中国,梁漱溟疾呼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于是投袂而起,致力乡村建设,开展宪政实践,发起民主同盟,斡旋于国共之间,力促共同抗战、和平建国。

    延续儒家实践传统,梁漱溟的中国梦乡村运动就是我的宪政运动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何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他认为中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从某一面入手,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全面抓起。基于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梁漱溟坚定了他的政治信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主张,那就是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尤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将中国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从而真正完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再转再变。更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乡村建设的工作重建乡土中国新秩序,进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一条健康的轨道。在《谈宪政问题》中,梁漱溟曾明确写道乡村运动就是我的宪政运动,在他看来,中国要实施民主宪政,当以农村为起点,通过乡村民主实验的推广,自下而上地实现民主。一言以蔽之,宪政之路也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详细]

    为国难奔走:建立民盟,斡旋于国共之间,力促团结抗敌、和平建国

    梁漱溟投身现实政治,始于抗日战争之初,止于抗日胜利后内战之初。这个起迄的时间,值得注意。是什么立场、思想主导下,他参与创成民盟又退出?这个问题是个极好的切入点。从这里可看明白他(书生)何以竟而问政。据闻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始终不成立组织,因为他认为一旦建立团体组织,在此一面为密切结合,另在一面则为划分疆界。是什么原因使他一反往常促成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又为进一步发挥作用再促成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回答是:为了绝对避免内战。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建国基础存在基本矛盾(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势难避免内战。而中国不存在只有通过内战才能解决的问题。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各自声明放弃内斗一致对敌,投入抗战。可见原本没有必需用内战才得解决的问题。[详细]

     

    持我道: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梁漱溟始终忠于自己的良知,对于他来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在人人自危的年代,他用一己之身与时势相抗,践行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大勇!

    五四运动进行法理反思:爱国行为亦不能加暴行于他人

    在五四学生运动中,舆论对学生一边倒的叫好声淹没了其暴力行为。前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发表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他所提供的答案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并不限于空泛的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精神才是五四运动的特有精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梁漱溟基于法律常识对学生火烧赵家楼进行了公开质疑。在1919518日的《国民公报》上,梁漱溟发表了《论学生事件》一文,他写道: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以为这实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养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提倡牺牲精神,梁漱溟说的是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内从事爱国活动;陈独秀说的是直接到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外从事国民运动。[详细]

    1953“雅量公案:为农民问题犯颜进谏,遭严斥后直问毛主席有无雅量

    梁漱溟向毛泽东要雅量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大公案。毛泽东与梁漱溟这位民主人士一直有着良好互动,直到1953年因梁漱溟的一次发言而彻底中断,从此梁漱溟由毛泽东的座上客变为反面教员。事情发生在1953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发言重点是谈农民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发毛泽东的极大不满。特别是梁漱溟在发言中引用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让毛泽东极为恼火,在会上对梁漱溟进行了尖锐批评,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又说:假若明言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要求注重农业和轻工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的,可原谅。但梁某则不是,他是恶意的。梁漱溟不服气,先写信与毛泽东争辩: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毛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在之后会议上,他更是多次抗辩,与毛泽东顶撞,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详细]

    文革中因不肯批孔而遭批判,慨然言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石破天惊,四座哑然,旋群情激奋。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详细]

    愿无尽:我生有涯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梁漱溟,从青年到晚年。其脸上的神情,正是不同生命阶段的梁漱溟的内心写照。青年时的迷惘,中年时的坚毅,晚年时的傲然,至人生晚景,道出我生有涯而愿无尽,仿佛是与自己、与世界达成了一种和解。

    我觉得中国现在情形很乐观,比过去乐观

    过去是党的领导太强,几乎广大社会太被动,现在慢慢变了,现在底下慢慢地起来了。现在他们有两个口号,一个叫民主,一个叫法制。过去没有法制,(笑)毛主席的话就是法制,大家都是在被动,几乎就是他一个人在那儿动(笑),大家跟着走,大家捧着他。现在变了,现在有法制,工厂里头车间主任民选,农村的公社,公社有队长、生产队长、大队长,都是推选。(艾:连基层的单位也是)都健全了。就是那个两句了,一个是比较有法制了,一个是比较民主了,民主的势力慢慢起来了,这不是空话,所以在这些地方说,我是很乐观。[详细]

    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我想做的事都做了

    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比如我本来抗战起来之后,就奔走于两大党之间,事情都做了,也还都算是顺利,发起民主同盟,旁人以为我是想搞一个党派,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中国不需要什么党派,不像英国、美国那样。所以我虽然发起同盟,主要是在两大党之间代表广大社会来牵扯着他们,不要他们两个打架、斗争,而推动或者抗战,或者建国。随后我觉得不需要了,我就退出了。现在民盟、民建都还有,我没有参加。[详细]

    我是一个实践者,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不甘于坐谈而喜欢行动。他说自己总是把最大的问题(中国问题)摆在心上,在最大的问题中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做,从不做第二等事。1987年,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位曾经想出世,晚年仍视佛学为思想根本之一的儒者肯定了自己行动的一生: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详细]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探寻一生的中国问题还需后人继续求解

    梁漱溟曾说: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他一生都在孜孜以求两大问题:一个是现实中国的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儒家学说最终缓解甚至解决了梁漱溟的人生问题,而另一个中国问题,梁漱溟探求了一生,行动了一生,没能真正得到解决。时至今日,这两个问题仍不为过。尤其是后者,一代又一代新人不断加入了求解的行列。

     

    结语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发问,始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自杀之前问儿子的最后问题。而百年之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虽然如梁漱溟当时回答的那样,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但这个问题仍值得我们一遍遍追问。因为只有如此,现代社会的每一个公民,才能更自觉地承担起对国家治道的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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