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简介:黄玉顺:中国社科院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新诸子论坛》学术委员、“中国正义论”提出者、“生活儒学”创立者、当代中国“儒学复兴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中国儒学网创办人。
访谈人:宋大琦:社科院哲学博士后、《新诸子论坛》执行编委
1、黄先生好!好久不见您的消息和动态,你的“生活儒学”研究状况怎么样了?
答:您好!呵呵!您说的好久不见我的消息和动态,大概是指的我在网络上的活动吧?确实,我已经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参与网络上的活动了。例如,由“原道”网站和“孔子2000”网站合办的著名的“儒学联合论坛”,在网络上影响很大,我以前经常在上面发表言论,发帖或者跟帖,现在已经好久没有登录过了。主要是因为太忙。我2010年从四川大学哲学系调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这几年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太多。不过,我本人的学术研究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是在进行。呵呵!我的消息和动态还是经常出现的,但主要是以正式的期刊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的形式,所以喜欢网络活动的朋友可能不怎么了解。比如您所提到的“生活儒学”研究状况,到目前为止,冠以“生活儒学”之名的著作已经出版了5本:一本是专著《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这本书即将在美国出版英文版,译者已经申报成功了国家外译项目);另外四本是论文集《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生活儒学讲录》。[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生活儒学讲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此外,还出版了一本文集《儒教问题研究》。[ 黄玉顺:《儒教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另外,我的一本旧著《易经古歌考释》也要出修订版了。[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巴蜀书社1995年3月第1版;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即将出版。]
2、我的看法,您的“生活儒学”理论是目前最深刻的思想体系之一,但人们还不太能够理解。您能给《新诸子论坛》的读者梳理一下“生活儒学”的基本思路和理论吗?
答:呵呵!好大的题目!刚才我说到,我的一系列论文,在结集出版的时候,都冠以“生活儒学”之名。事实上,这些论文、以及最近两年发表的一些尚未结集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并不仅仅是所谓“儒学研究”。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生活儒学”是一种方法论,或者用我的话来说,是一种“思想视域”,许多问题都可以放到“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下来审视。有一种老套的说法: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我的理解,所谓“方法论”,是说的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用这种方式看待世界的结果,就是所谓“世界观”。我有一种说法:世界如何,取决于世界观如何;而世界观如何,取决于如何观世界。在我看来,哲学与科学的最大区别是:科学是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领域的,而哲学则没有固定对象。哲学无所不思。哲学就是给出一个可能世界,人们由此获得一种可能生活。生活儒学的宗旨也在这里。
3、我注意到,您不断地提到“哲学”这个词语。确实,当今儒学的几个流派,您的生活儒学是最有哲学特色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据我所知,有人批评“生活儒学”不是儒学,而是一种哲学。这就涉及这样的问题:儒家的基本学问形态是不是一种哲学?或者说,哲学在儒学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甚至,“生活儒学”还是儒学吗?
答:我知道有这样的批评。最典型的是陈明曾经批评我是“哲学帝国主义”,呵呵!这涉及怎样理解和使用“哲学”这个词语的问题。十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大讨论,其中一派观点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没有所谓“中国哲学”,只有“(西方)哲学在中国”。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有讨论这个问题。
我这篇文章使用的是狭义的“哲学”概念,是指的以本体论为核心内容的形而上学。说到“形而上学”,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与我曾经谈过的中国有没有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致的。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志伟教授和我之间的一场争论。他认为,形而上学是西方特有的东西,即metaphysics,出自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传统;中国没有形而上学。我当时曾打过一个比方:中国当然没有“vitamin”(维他命)这个词语,但怎么能由此证明中国从来没有维生素呢?当我们用《易传》关于“形而上者”之“学”去翻译“metaphysics”、并且大家认同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意味着大家承认中国从来就有自己的形而上学。[ 张志伟:《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对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的批评》,《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黄玉顺:《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答张志伟教授》,《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两文均由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哲学”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当然,这是狭义的“哲学”概念。
广义的“哲学”概念更是如此,例如,海德格尔宣称“哲学的终结”,但人们仍然可以称他的思想为“海德格尔哲学”;后现代主义致力于解构哲学,但人们仍然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如此等等。我比较倾向于胡适的“哲学”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页。] 古今中外的哲学都是如此,儒学亦不外乎如此: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儒家这种“从根本上着想”、“根本解决”,就是用仁爱来阐明一切。生活儒学亦然:用最原初、最本真的仁爱情感来阐明一切;这种仁爱情感作为生活情感,乃是生活的最原初、最本真的显现。所以,生活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是: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
我将“生活”视为本源的视域,有人因此认为“生活儒学”其实并非儒学。这又涉及怎样理解儒学的问题。这不禁使我想到程颢的话:“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 程子当年拈出“天理”、建构“理学”,但后来一直有人质疑:这还是不是儒学?孔子那里根本没有“天理”概念啊。不少人甚至认为,理学其实是一种佛学。其实,这类质疑都是由于不懂得一个道理,我经常说:儒家没有新的,儒学是常新的。汉代经学、宋明理学、以至于现代新儒学,无非儒学的不同理论形态。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人批评现代新儒学不是儒学,例如批评牟宗三的思想不是儒学,因为他牵涉了康德哲学;批评梁漱溟的思想不是儒学,因为他牵涉了佛学、甚至柏格森哲学;这就犹如有人批评我的思想不是儒学,因为我牵涉了海德格尔哲学。
4、您刚才两次提到海德格尔。据我所知,对您的“生活儒学”还有一种批评,认为您是借助海德格尔现象学引入问题意识,这并不是儒家的思想传统。
答:呵呵!确有这种批评。也有人这样批评张祥龙。我刚才说了,这就正如不断有人批评宋明理学不是儒学、而是佛学,批评现代新儒学不是儒学、而是西学。说到“西学”,我经常向我的学生强调:儒学在历史上的两次复兴,都与“西学”有关。一次是宋明理学的兴起,与“西天取经”意义上的“西学”——佛学有关;另一次是现代新儒学的兴起,与“西学东渐”意义上的“西学”——欧美学术有关。不仅“西学”,儒学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复兴,都与道家等诸子百家思想有关。例如董仲舒的儒学,就与名家、阴阳家等学术密切相关。儒家从来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开放的。我当年师从蒙培元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谆谆教诲我: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灵。从康有为开始,近代、现代、当代的儒学,无不与西学有深度关涉。
当然,这还只是表面的现象观察。问题的实质还是“思想视域”问题。我注意到,今天的某些儒者有一种常见的思维模式:中西对立。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他们的问题意识只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他们有一种很常见的心态:你西学无论怎么好,也只能解决西方的问题,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得靠儒学,或者说,儒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果,我概括为“中国文化特殊论”、“儒学特殊论”,儒学被理解为一种地域性的、特殊性的知识,没有普遍性、普适性。但这绝不是哲学家的问题意识,也不是儒家应有的问题意识。哲学的问题意识是人的问题。正如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不是西方的问题、而是人类的问题,中国哲学、儒学的问题意识同样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的问题。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 孔子的问题意识绝非“鲁国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天下”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
为此,儒学的发展需要综合的思想资源。今日儒学的发展,亟需走出中西对立的思维模式,走出“中国文化特殊论”、“儒学特殊论”。中西思想之间需要对话,需要互相诠释。这种对话、诠释不是主体性的,甚至不是“主体间”的,因为:通过对话、诠释,中学、西学双方都会获得某种新的主体性,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自身。对话与诠释生成了某种主体性,在这种意义上,对话与诠释是前主体性的,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因此,哲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会以任何学派的立场作为判断真理的尺度,无论那是西学的、还是中学的,是现象学的、还是儒学的。生活儒学也是在与现象学的对话中生成的,正如宋明理学是在与佛家和道家的对话中生成的、现代新儒学是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生成的。对于生活儒学来说,儒学不是对话、思考的前提,而是对话、思考的结果。
但是,生活儒学仍然还是儒学。这是因为,通过对话与诠释所生成的思想,恰恰根本上与儒学一致。这种“根本一致”尤其体现在“仁”或者“仁爱”观念上。一种彻底的哲学、彻底的思想系统,在于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就是用唯一的观念来阐明一切,这个唯一的观念就是其本体或本源,它不仅为真善美买单,而且也为假恶丑买单,这就犹如上帝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原罪。儒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用仁爱观念来阐明一切。正如程颢所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 程颢:《识仁篇》。] 所谓“与物无对”就是“绝对”,意思是说,一切都是相对的,唯有仁爱才是绝对的。我注意到,今天的“儒家原教旨主义”有一个特点:在他们的心目中,儒学的根本不是“仁”,而是“礼”,亦即儒家在历史上曾经建构过的某种社会规范、制度、及其礼仪,有人甚至为“三纲”辩护,表现出一种“君臣”情结。这些年所谓“儒家礼仪”很时髦,不少人在倡导恢复“古礼”。但他们从来没有透彻地思考过:哪些礼仪应该恢复?为什么?取舍的标准是什么?例如,三叩九跪的礼仪是不是应该恢复?为什么?标准何在?他们完全忘记了孔子“礼有损益”的教导:任何具体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任何特定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只具有历史的相对的意义。他们不懂得孟子所讲的“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唯有“仁”才是儒家坚持的大本大源。而生活儒学正是将仁爱情感视为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将仁爱理解为生活或者存在的原初本真的情感显现。
- 责任编辑:lwh
-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