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惠到交换:理解农村人情变迁的视角

    余 练[①]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在人类学研究中,互惠概念是解释人情的经典范式。但是近年来,农村的人情性质发生了蜕变,以资源转化型、财富聚敛型和拉关系型人情为特征的交换性人情替代了互惠性人情,并逐渐加剧。探究人情变迁的机制可以发现,农村人情的变迁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正在被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子化社会所取代,人情的性质随之变化。

    [关键词]人情;互惠性;交换性;社会结构;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32X(2014)01- 

    一、问题的提出

    人情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最普通的现象,受到海内外学者的一致关注,学科上属于人类学和社会学范畴。人类学对人情的关注点是“礼物”性质,比如莫斯提出“礼物之灵”,关注礼物精神方面的不可让渡性[1]。不同于莫斯,马林诺夫斯基基于对美拉尼西亚的长期田野调查,用“互惠原则”来解释礼物的交换现象,认为:一切权利和义务都“被置入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并由此得出结论,互惠或者“馈赠——接受原则”是美拉尼西亚社会秩序的基础[2]7。以后,人类学家萨林斯在礼物互惠原则的解释框架下,继续提出了礼物互惠的3种类型: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3]。互惠概念不仅对“礼物”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互惠概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对社会模式的概括,以至于它已经变成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关键词。

    中国学者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展开对人情的研究。学者们更愿意把人情与“面子”、“关系”和“礼”等概念联系起来,实质上也包括了互惠原则,只是中国学者不是侧重于人情(礼物)动机层面,而是侧重于社会行为、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角度对人情进行剖析[4-5]。研究中国人情,首先放弃互惠概念的是杨美慧,杨美慧对城市中的礼物交换进行研究后,提出了“礼物经济”,认为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构成了一种和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权力[6]。也就是说,杨美慧的研究注意到了人情的功利性和工具性的一面。近年来,农村人情的突变现象颇为引人关注,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7] 20-27 [8] 106-112,更有学者以区域差异来分析研究我国转型期人情的社会基础[9-10]

    以上对于人情(礼物)的研究颇为深刻,同时敏锐地观察到近年来农村人情的异化或者变迁,但是主要还是概念和理论上的研究,是一种静态视角,也很少涉及农村人情变迁的实质,缺乏社会变迁角度的思考。因此,通过实地访谈,探究当下人情性质的变迁及其原因,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调查背景和方法

    本次调查地点为东北丹东市赛马镇双村。赛马镇双村位于赛马镇西南部,距镇政府12公里,地域总面积35.6平方公里,由原双林村、朱家村、獐毛村三村合并而成,下辖13个村民组,总户数633户,总人口2294人,农业人口2196人,非农业人口98人。党员60人,劳动力1300人,耕地面积4867亩,林地面积6900亩。双村主要以农业为主,但是近年来,双村所在的赛马镇大量开发煤炭、矿石等矿产资源,带来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也包括双村在内的很多行政村,生长除了不少的煤老板和矿老板,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村庄的贫富分化[]

    本次调查成员6人,分别来自北京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上海社科院,其中1名为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其余均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调查时间为201276 27日,为期20天。本次调查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先对全村进行了前期性村庄模式调研,之后,针对不同问题作了专题性后期调研。调研基本为个别访谈,访谈对象从镇干部到村干部、村中“能人”“精英”到一般村民均有涉及,累计访谈人数30人,其中少数干部进行了多次访谈。

    三、农村人情的变迁

    变迁,可谓农村人情的一个关键词。传统社会的人情不仅在经济上互惠,在非经济方面也有其互助和合作。然而,近年来,随着资源转化型人情的加剧、财富聚敛型人情的突出和拉关系型人情的抬头,人情的性质逐渐地由互惠走向了交换,同时交换的内容也是多层面的。

    (一)传统社会的互惠人情

    互惠是马林诺夫斯基在拉美尼亚田野调查之后提出的解释地方经济体系中礼物流动性质的一个概念。随后,萨林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等概念。互惠和馈赠成为了人类学中讨论礼物的核心词汇之一。互惠的核心是“赠予”,拆分为两个词就是“给予—亏欠”。在中国的人情范畴中,有两个词与人情密切相关,一是“人情债”,二是“人情味”。细解这两个词可以发现,他们都体现了“赠予”和“给予—亏欠”内涵,也就是说,无论是人情债和人情味都与互惠原则有关。如果说,人情债主要讲的是一种经济上的互惠,那么人情味主要体现的是一种互助与合作的互惠。以下,我们就从两个层面来看传统社会中人情的这种互惠机制。

    1.经济互惠。传统上的人情遵从经济上的互惠。人情,原初的目的有帮助和辅助之意,特别是生命仪式上的帮扶。在长时期内,农村地区并没有足够多的资源举办生命仪式中的人情。改革开放之前,农民的生活条件相对贫乏,甚至在自身衣食不足的情况下,很难渡过生命中的重大仪式性人情,赶礼是对主家的一种救助,也是一种帮扶。通过这种感情式的经济救助,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循环,这也是资源的一种再分配和优化,在适当的时候,送礼者也会得到相应回馈。可以说,经济互惠在传统人情上的体现是直接的。

    2.非经济互惠,即互助与合作的互惠。传统上的人情也是非经济的互惠,表现为人情仪式上的及时互助和合作与非仪式性的日常生活中的互助和合作。互助和合作是传统熟人社会的一种作为重要的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之一,比如,在仪式性人情中,相邻对主家的帮助—洗碗、端饭打杂等事务就是一种非经济的互助和合作,所以有人说农村的办人情的费用不高,其成本就是由熟人社会中的互助和合作替代。仪式性人情中的互助和合作对农村社会有一种良性的后果,那就是加强了社会团结,再生产了社会秩序,这反过来也就带来了非仪式性的日常生活的互助和合作的开展。

    传统的人情是一种互惠原则之下的人情,“给予—亏欠”,“赠予”是人情的内核,既表现为经济上的互惠,更表现为非经济的仪式性人情中和日常生活中的互助和合作。时过境迁,近年来人情礼金的不断攀升、财富聚敛的人情和关系礼的突显诏示了人情的性质正在发生蜕变。

    (二)互惠到交换:人情性质的蜕变

    10年来,农村人情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人情周期缩短、人情规模扩大、人情对象随性、人情金额恶性膨胀、人情名目越来越庞杂繁多、人情仪式消弭殆尽[11]。笔者在调查时,“人情”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虽然还谈不上怨声载道,但从一些言语中,能感知到当地的人情已经变味。他们埋怨道“办得越多,亏得越多,但是人情这张网啊,你还不能冲破”。正如有关人士人指出的,“人情成了农民的沉重负担”“人情费用使一部分农民债台高筑”“人情猛如虎” [12]。由此可见,人情作为一种互惠、互助和维系人际关系的原初意义正在发生着蜕变,人情衍生出来的其他负面效应正在侵蚀着人情的正向意义。总体而言人情的蜕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

    1.资源转化型人情

    学者阎云翔指出,礼物的流动存在着“单向馈赠”,这种馈赠存在于村民与干部、干部与上级间,还有比较隐蔽和少见的等级化随礼[2]153。所谓的单向馈赠,又被称为“否定性互惠”,指一方收到礼物但不履行回偿义务的情形[2]150。阎云翔笔下的“单向馈赠”和“否定性互惠”实际上都是馈赠者为了谋求“权力和声望的增加”[2]155,即社会分层中的下层向中层或者上层进行“礼物”(人情)的输送,馈赠者以获取相应的权力和声望为目的。近年来,这种“单向馈赠”,不仅成为一种“否定性互惠”,而且具有了明显的资源转化色彩,即馈赠者借助办人情向权力掌握者输送大量的礼金,将经济资源转换为潜在的社会资源,同时掌握权力者把权力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案例1:孔某,双村五组村民,乡镇炸药临时管理员,由于当地的煤矿较多,而挖煤利润大,炸药需求量大,他成为了一些人巴结的对象。2010年,孔某家在村里盖房子,房子盖好后办酒席,收到的礼金高达36万元,而盖房子的成本仅20万不到。礼金中,5 000元以上的就有20份(多为煤老板)。事隔两年,20121月,孔某又添了一个女儿,收取的礼金高达46万元。

    案例2S镇计生办主任毕某,其母亲过世,办人情收取的礼金高达60多万元。村民表示,“别看他官不大,上户口的事还是得靠人家”。

    在村里,村干部是收取礼金的大户。而且“这些礼金都是不用还的”,很明显,这是一种“单向馈赠”。实际上,这样的“馈赠”不仅仅是一种人情,而更多地具有了强烈的交易性和工具性特征。孔某和毕某由于其特殊的工作岗位,掌握某种资源的分配权力,“馈赠”就带有了明显的交易色彩,其本质是一种资源的转化和交易。资源转化型人情,是资源从低等级向高等级的单向流动。目前农村里这种赤裸裸的资源交换型人情正在愈演愈烈。农民们对此表示:“现在随礼最多的不一定是最亲的,真朋友不在赶礼多少”。

    2.财富聚敛型人情

    传统社会里,人情是一种长期互惠行为,“平礼”是人情“给予”和“亏欠”的一种长期平衡关系。但是,由于人情金额上升、周期缩短,以及家庭掌握的社会资源、家庭规模的大小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导致了人情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了不平衡性。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言,很大一部分人情费用于了办酒席和消费,所以,总体而言,人情的恶性膨胀对社会是不利的[7]23-24。这种人情不仅影响大,而且具有传染性。

     “如果一家人3年不办人情,就急得嗷嗷叫”,这是人们对人情巨大支出后的一种强烈反应。结果是,大家巧立名目创新仪式办人情,以收取“回礼”填补透支,财富聚敛性质的人情随之增多。传统的办人情仪式包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居屋拆旧迁新等。此外上学当兵、生日祝寿也成为了办人情的由头,这直接导致人情频次快速增加。在双村,每年7月到9月是人情的高峰期,此时考大学办酒席蔚然成分,镇里几乎每天都因为家里有人考上大学办人情;金秋10月是结婚的高峰,赶人情的密度较高,只有年底办人情较少。

    案例3:张家儿子考大学,头一年考完后办了一次人情,结果没有考上,第二年,复读再考,又办了一次人情。

    村民说,“现在的人,只要小孩参加了高考都办人情,管他是二百分三百分”(即不管成绩如何皆要庆祝)。考上大学办人情本是无可非议之事,但是不等结果出来就大办人情,实属荒唐。这种情况还不是最极端的,有村民反映:“现在愤恨的是,有的人遇到啥事都办礼,就连生个猪仔都有办的”。陈柏峰在湖北江汉平原的调查就有,某农户建两层楼的房子,建好第一层时请客办一次酒席,建好第二层,又请客办酒席。最极端的是“杀人请客”,即犯案者家属为了筹钱“疏通关系”举办酒席。另外,村里还存在假收养、假结婚、假买房办酒席现象[8]110。这些“假”的背后,实际上都是巧立名目聚敛钱财之目的。据调查,双村村民平均每年的人情支出在1万左右,如果3年不办事,那么就是三五万元的净支出,为了不亏本,不得不巧立名目办酒回收礼金。

    聚敛财富型人情近年来逐渐增多,这是人情支出不断增多的一种恶性循环。人情在本质上是一种互相救济和帮助的行为,它是在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通过长期的交往而建立起的一种互惠行为。随着人情礼金的增加,周期的缩短,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堪重负,互惠互助的人情变成了巧立名目,聚敛财富的人情。

    3.拉关系型人情

    一般情况下,人情主要是为了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且在经济上进行互助。在客观上,个体通过人情的展演可以“消极”地获得一定社会声望和维持一定的社会网络。但是这种消极的、客观上的后果,却成为了一些人刻意相互追捧的主动积极行为,这就是拉关系型人情。

    在双村,乃至整个S镇,拉关系人情主要集中于村干部群体中。据村民讲,在双村,一般农户的人情支出在20006000元不等,但是村干部的人情都在上万元和数万元不等。

    案例4:董书记(曾任书记,2009年落选),62岁,1995年开始在村里担任村干部,他的人情开支每年都是数万元。与一般农户不同,董书记的人情交往不仅来自于自然村,还包括整个行政村,甚至涉及镇上的老板、乡镇干部等。

    据村民讲,村干部的人情支出较大,有的甚至还是村民的10倍,像董书记这样的算是少的,有的甚至达到了数十万元。为什么村干部作为村庄中的能人,甚至是富人,他们还要极力扩大人情圈,抬高随礼金呢?这与村干部群体特有的“动机”和“意图”密切相关。村干部,作为村里的“精英”,在村中有一定的威望,但该“威望”却依赖于一般村民,尤其村庄选举中。2003年,S村开始全面推开村民自治,村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就拿案例4中的董书记来讲,他1995年被乡镇指派为村书记,是“内部指定”,但村民自治后,书记的位置开始受到挑战,并在2006年的竞选中落马。最近5年,村干部的竞选越演越烈,贿选甚至通过走人情拉选票的事情比比皆是。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董书记在2009年的竞选中,做足工作,通过各种人情的方式拉选票,但却没有顺利上位,董书记认为,个中缘由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人情选票拉得不够。我们调查组入村时,董书记正在准备2012选举时再次通过人情选票上位。集结群众资源“送人情”“拉关系”是村干部人情扩大的主要目的。

    人情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的润滑剂,是社会维系的重要手段,它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主观上示好,客观上建构友好社会关系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客观上的“后果”却成为了一些人主动追求的积极行为。人情就在这种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态度变化中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村干部的转变与他们所需要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密切不可分的。对于村干部来说,通过人情建立好良好的私人关系,一方面有利于自己的选举,另一方面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展开。

    (三)交换:人情性质的蜕变

    在人类学研究中,除了用互惠概念理解礼物的性质外,还有一种观点是把礼物与商品对等。萨林斯有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在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的分类中,礼物交换和商品交换其实是一个续谱中的两个终端,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亲属关系距离,近亲关系导致一般性互惠;随着亲属关系的疏远,互惠类型也会成比例地向消极(互惠)一端发展。阎云翔对此解释,“人们倾向于在亲属间交换礼物而在非亲属间交换商品”,这一观点颇有新意。后来有研究者进而把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形成了一个礼物的分析框架[2]12。无论是用亲属关系的远近来衡量互惠的性质,还是把礼物和商品进行对比,其实都是对礼物的性质进行类分,并没有对礼物性质得出总体的判断,另外用商品类比于礼物也遭到了诸多批评,重点是提到了礼物的“不可让渡性”。笔者认同传统社会中礼物的“赠予”和“给予—亏欠”的逻辑,但是近年来农村人情的变迁虽没有演化为纯粹商品逻辑,但却表现出了强烈的交换性质[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权力与资源的交换。人情中权力与资源的交换,主要来源于社会地位和权力的不对等,这种人情不存在“平”,因为是“求着办事”,关系礼就是人情中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交换。案例1的孔某,由于是乡镇炸药临时管理员,盖房收礼高达35万元,其中多数是煤老板,完全属于社会权力不对等造成的交换性关系礼。社会地位低者通过“礼物”交换“稀缺”资源,进而达成目的。这种赤裸裸的关系礼,使得人情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其次是经济资源的相互交换。帮扶本是人情的原初目的之一,经济上的互惠是人情的一项重要功能,但是近年来,人情经济上的互惠渐渐改变,财富聚敛和经济压力造成的交换性质日益明显。人情中经济资源的交换加重了人情中的主体——“理性人”色彩,道德成分和“人情味”的东西在减少,纯粹的经济目的发挥了作用。这是由于不断攀升的人情礼金造成的,以至于“如果3年不办人情,就急得嗷嗷叫”。在经济资源的交换中,人情出现了一种反弹,举办人情的事由越来越离奇,如考学、母猪下崽、修房等,不断翻新的仪式,完全以聚敛财富为目的,不堪重负的人情逼着长期“亏欠”者也想办法举办人情,形成恶性循环。传统时代,由于农民经济资源的贫乏,人情在经济上的互惠对人们渡过某些重要的生命仪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如今农村社会,纯粹以收钱为目的的人情越来越多,并不一定是因为家境贫乏。人情的“人情味”基本消失殆尽。

    再次是社会资源的交换。社会资源的交换可以从人情构建“社会资本”的角度去理解。案例3中的村干部,每年人情开支有数万元甚至上10万元,是一般村民的10倍。村干部,在“被动”人情与“主动”人情中,实现了笼络社会关系和集结社会资源的目的。如煤老板等富人,通过大笔的人情支出,去建构自己的人脉,从而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威信,并与一般的村民区别开来。人情的多少并不一定严格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来确定,很多大额的人情可能都是有合作关系的“朋友”给出的。朋友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的分量原来越重。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中“自己人”与“外来人”的区分,在对人情礼金表现上的解释变得越来越乏力。

    四、农村人情蜕变的实质分析

    人情本应该是互惠、互利的,但是,为什么“人情”正朝着违背人心的方向发展,每个人都陷入到这个怪圈,只有极少数人在人情中获得利益?无论是资源转化型的人情,还是财富聚敛型人情,或拉关系谋声望的人情,都使得人情发生了名实分离。要理解人情这种周期链条逐步缩短和人情圈泛化、名实分离的变迁,必须看到社会结构的变迁,即当今农村熟人社会的半熟人化。

    1、熟人社会结构中的人情机制

    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社会形态是“熟人社会”,它是一个按照差序格局组织起来的“自己人”的认同圈。“自己人”的建构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为血缘,其次为地缘。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费孝通先生认为,“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 [13]。在传统社会,人们主要依靠血缘建立社会关系,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因此,村落社会的结构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组成,而是以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宗族、房支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每一个个体生活在家庭中,家庭又嵌入到宗族的房支结构,众多的房支构成了一个宗族,个人很难超越宗族之上。在以宗族为认同单位的社会结构中,人情的范围、规模、大小具有很强的刚性。人情首先是在一定的血缘内按照差序格局的形态有了“多少”的限制,其次,人情圈的规模也是一定的。血缘构成社会连接的天然纽带。一个人从出生起就被限制在宗族的亲属结构和关系网络中,他的“自己人”认同单位是先赋的,而非建构性的。鉴于此,人情只是对这种先天的血缘关系进行确认和固定,它主要是对血缘关系和一定的地缘关系起着润滑的作用。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对人情的“给予—亏欠”有着长远的预期,人情不是一次性的,有的只是长期互动往来。每个人都离不开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经济上的互惠是一种帮助和救济,非经济上的互惠同时强化了人们在文化上的认同。离开了这个刚性的,以宗族血缘为关系的人情圈,人们在社会上特有的身份地位就会收到挑战,也因此,传统的熟人社会和互惠性的人情之间有一种相互强化作用,并建构起了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乡土社会。

     2、社会结构转型:半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变迁

    社会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在当今社会流动性愈加明显的农村,社会的原子化与“半熟人化”日益明显[14],在社会学中,这被冠之以社会的“结构转型”。传统社会中,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正在被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为基础的“半熟人社会”所取代,人情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以血缘为主的“自己人”认同单位开始受到挑战。“理性”农民越来越重视自己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的建构。“半熟人社会”或原子化的农村,血缘关系圈变得越来越狭小,宗族、房支等大家庭被核心家庭取代,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开始日益受到重视。血缘具有先赋性,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具有建构性,后者完全可以通过人情的方式,将“外人”内部化为“自己人”。虽然通过人情建立起来的“自己人”没有依靠血缘关系建立的“自己人”稳固,但是它确是原子化社会中社会关系互动的重要手段之一。不仅如此,越是原子化速度快的农村社会,其人情对社会关系的建构作用就越加明显。在双村,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除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从来不和其他人有人情上的往来,此人被大家评价为“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虽然当地泛滥的人情被人们所诟病,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人情是一张网,没有人能冲破这张网,否则就会一事无成”。不赶礼的老人正是因此被人诟病为“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原子化社会的人情不属于宗族性的刚性人情,其规模、大小、名目等不再受制于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自己人”认同圈,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跨血缘、地缘。牌友、酒友、生意关系往来者等被纳入其中,人情的大小、多少根据自己的喜好、憎恶和需要来定,于是出现了“送礼最多的,不一定是关系最好的,通常是狗肉朋友”。同时,人情的名目也开始混杂起来,一切都没有了“规矩”和“章法”。依靠血缘关系构建起来的熟人社会日益被分解为以核心家庭为本的“半熟人社会”或原子化社会,社会关系的建构更加依赖人情这种手段。不再依托于血缘关系的刚性人情,缺少了舆论和约定俗成的限制,在市场化和理性化加剧的今天,失去“监督”,变成以“交换”为目的,资源转化、财富聚敛和拉关系谋声望型人情。

    五、余 论

    行文至此,本文讨论了近年来人情变迁的3个方面,这3个方面突出的是人情性质的变迁。互惠性质人情被交换性的人情所取代,这既包括了经济资源的交换,也包括权力和社会资源的交换。那么,这到底是一种理性行为还是非理性的呢?有学者指出,目前的人情消费之风,是“农民的行为并非没有理性,它涉及道德考虑、工具性和情感因素,体现了一种追求行为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社会理性’”[15]。在某种程度上,笔者同意以上的看法,与其把人情的变化看作一种“异化”,不如把人情的“变化”放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来理解。这里的社会变化特指社会结构的变迁,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以差序格局组织起来的“熟人社会”,逐渐地被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为纽带,通过人情建构起来的“半熟人社会”或原子化社会所取代。因此,与其把人情的变化看作一种异化,不如把人情的变化看做一种中立和客观的现象。

    刚性的人情被缺乏公共规则的、个体性的、弹性人情所取代,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互惠人情到交换人情,纵然有不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很难说不是农民理性的选择。人情,在当下农村社会虽然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它在日益原子化的农村社会不可或缺。既然如此,那么,如何避免人情的负面效应,发挥人情的正面效应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种人情的变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足够多,超过了正效应,那人情维系的机制就会自动的瓦解。比如,在一定的外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部分农民退出人情,人情圈改变,人情规则出现崩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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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胡杰成.理性或非理性?——试析目前农民人情消费之风[J].调研世界,2004(12):3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资助项目(12CKS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11YJC710064

    [收稿日期]20130424[修订日期]20130926

    [作者简介] 余练(1986— ),女,重庆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

    [②]双村拥有大量的钠长石、风化岩以及铁等矿产资源,其中钠长石储量可达5800万吨,花岗岩储量更为丰富,目前这些矿产资源正在被开发。

    [③]对“交换”性质人情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保留一种谨慎的态度。“交换性”人情不是说“礼物”完全等同于“商品”,“交换”是相对于“互惠”而言。在本质上,礼物不同于商品,具有不可让渡性。正是礼物的“不可让渡性”,在近年来人情互动中,不少人利用其不同于商品的“不可让渡性”而进行了工具性的利用。人情原初的“互惠”性质渐渐弱化,逐渐让位于“交换性”的人情。交换性人情是一种趋势和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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