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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村老人的需求状况
  •  2014-06-01 23:50:29   作者:whl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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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村留守老人的来源及状况

    最近这十年左右,年轻人基本都在外面打工,村里的田地都是交给留守老人种的。即使是七十岁后的留守老人也会下地干活,而不能够安想天年,含饴弄孙。这里面的核心原因是整体的经济高速发展,并且主要是是一种沿海的外向型经济,导致年轻人被迫离家到沿海打工。并且打工的工资比较低,低到工人不能够完成在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而需要通过家庭代际分工内向剥削父母。留守老人是这个剥削链条的传导的末端,中国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处在代工生产的依附地位,而农民工又是外向型产业中劳资双方的弱势方。同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是要通过内向型剥削同时又要要求社会稳定,从而产生了在政策层面对于农民的剥削——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无法通过平等的户籍制度加快融入城市,此生根本无法融入城市,最后还是终老于故土。同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加上较低的工资收入使得农民工本身无法在城市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大多数的农民工会把孩子留在乡村。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经济、政策、国际大环境。像这样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所发生的这种对内剥削的问题是一个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上每一个国家都会经历的。只不过是不同国家的内部资源、结构不同,以及向外转移剥削压力的条件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这个时候要解决的矛盾问题就是既要剥削工人又要实现工人的再生产还要维护社会的原有稳定秩序,又还要调整新秩序改变老秩序,以便满足市场化改革要求。一般给资本主义差屁股的都是这些社会中原来的道德机构,按照自己的既有道德原则进行社会救济。英国是利用国教的教区进行救济,在这个时候出台了《济贫法案》,利用教区的力量将市场化的劳动力尽量限制在教区内进行监督和救济,同时现代的各种救济机构和专业也是在教区和国家的力量下产生的,福利院、疯人院、济贫所、社会统计、现代的监狱,包括社会工作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诞生于教会内部。

    我们国家社会的原有道德载体是村落社会和家族,因此我们对在城市中的工人救济是通过村落、家庭、国家,工人的家庭养老由老人在村落中自行解决,孩子的教育生活也是在村落中完成,工人的失业和丧失工业劳动力的救济也是由农村完成。而在村落中去实施和完成这些任务的主体就是这些留守老人,而这些老人就是“老好人”,老好人很善良,总是为了帮助别人而自己吃亏,老好人很弱势,别人总是觉得他们傻好欺负,他们是旧时代的道德楷模,却是新时代的非理性人。因为他们的善良和弱势,他们是自愿或者被迫留守的,他们自愿或者非自愿处于市场经济食物链的底端,成为被剥削者的被剥削者,他们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体系中吃得最少,干得最苦,同时也被我们所漠视。

    杨老太,女,81岁,年龄虽然很高,但是身体还是很健朗,说话声音中气很足。她儿子是在村里养了600多头猪,但不和她住在一块,两家隔了个山头,她每天还是去放牛砍柴,在自己家菜园子种菜,种了很多菜,自己吃不完就拿去给儿子。她说:“只要还能做得事,就帮儿子做点事,要不然就是老不死了。”再一次挑水浇菜时摔断了腿,现在做事情不如以前利索了,但还是在种菜。

     

    在家庭和村落中他们是这样一些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再召之又来,再挥之又去,一去不复返——很多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在病痛中选择了结束生命,又有一些老人即使被病痛折磨得痛苦难耐也不愿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害怕坏了子女的名声。

       林桂喜老人,男,70岁,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结婚后就分家了。前些年自己还能动弹,还帮小儿子带孙子。两个儿子每年都外出务工,后来老人腿脚风湿行动不便,不能照顾孙子了,孙子就和儿子在外面了。后来就是老人一个人住在老屋了,去年老人查出有胃癌,老人不想拖累儿子孙子就自己喝药自杀了。死的时候,枕头底下还藏了一千多块钱。

    留守老人们的经济问题,或者说经济问题中的留守老人是一个现代化的时代问题,时代问题是在时代中产生的,也只能用时间来解决。国家层面可以进行干预和缓解,而不能解决。国家宏观层面能够做的就是解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善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问题、调整经济结构中的产业政策、加强惠农支农力度等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

    而我们社会工作能够做得大一些的就是社区工作,改善社区的生产条件,让一些年轻人能够回流农村就业,改善当地的农业生产设施。但这是我们的能力所不能及的,在经济层面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小组工作传授一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

     

    农村留守老人的生产技术需求

        农村老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种了一辈子的庄稼,从而固守过去老的种田经验和传统,不知农作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生产技术已经大大提高。“我种了一辈子的田,还要你来教我!”,水田栽种的技术中,抛秧技术已经很成熟,通过秧盘育苗以及特定的抛秧种苗已经能够实现抛秧水田与栽秧水田产量同产量的目标。但是农民老观念里还是万万不能接受抛秧的,“不插到土里,苗怎么长出来啊!”,“抛秧的田有的密有的紧,紧的见不到太阳,肥料又不足”,“你看那些抛秧的田长得乱七八糟,哪有插秧的田漂亮,歪歪扭扭长不齐”。其实这个不怪老农只是怪技术进步太快,而又没有及时推广新技术。当我通过采访第一次知道抛秧的具体技术方法时,也是接受不了抛秧的,而当我第一次看到七零八落漂浮在水田间的秧时,我也认为“此农过于懒惰马虎,可惜了这么娇嫩青翠的秧苗和良田”。生产技术的缺失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意识问题,留守老农们并不知道自己缺技术,只是我们知道他缺技术,因此这是我们社工介入的绝好切入点。留守老人们干活最怕的就是弯腰起身,下蹲起身,因为他们年老的身躯中的最薄弱环节就是他们的腰背和膝盖。作为学人我们身体的薄弱环节是眼睛和脖子,所以我们的老师和同学要多打羽毛球锻炼眼睛和脖子,而老农就是不要弯腰起身的插秧劳作。

    同时老农缺乏的还有根据市场进行农产品生产的意识和能力,他们喜欢种一些产量大的稻谷,在老农淳朴而又节俭实惠的世界里,谁家的稻谷产量最大谁就最有本事,恨不得一季中稻打谷千斤。老农很可爱,可是市场是无情的,城里人有钱了,吃饭总是会有剩饭,而这些剩饭也不会拿去喂狗喂鸡,虽然我们养狗但是我们的狗是不吃剩饭菜的。不像老农干活累吃得多,还要喂鸡喂狗,有些还喂猪。这个时代的农业生产是由我们这些市场经济中的相对胜利者决定的,农业生产的产出不是由生产者决定,因此不是由老农对于米饭的价值观决定的,而是由我们这些相对胜利者对于米饭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作为社工我们能给老农的就是,这个品种能赚钱,别人种了一亩地赚的钱比你这个品种赚的多。这个真金白银事实是的实实在在地,他们能有反应和感知,至于为何这个品种产量少还能赚钱,因为我们喜欢吃这个品种的优质大米。这个时候留守老农就是老好人中的弱者,缺乏对城里的新时代的人们的需求的感知能力,也缺乏对于市场的应变能力,缺乏逃脱自己旧有时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理性创造力。他们是时代的他者。留守老人们没有进入市场的意识不是我们从老农的口中得知的,而是从已经进入了市场的他者得知的,只有获得了市场意识的人才知道谁没有市场意识,老农不知道自己没有市场意识。因此在这里社工可以用这个实例改善他们的具体选种行为,也是在灌输我们的市场意识(“社工工资低,能不做就不要做社工的市场行为”)。其实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我们并没有增加他们的多少实惠,而只是增加了我们的实惠。我们教会了他按照市场出牌,而我们的喜好决定市场,而市场的长远价格是由供举和需求决定的,而长期供举和需求曲线是绝对有弹性的,真正决定老农收入的是农业劳动力的人数和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我们教会他们的只是如何降低我们喜好产品的市场价格。不论如何,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要转化农业人口,而这些留守老人就是那些进不了城,因此转化不掉的人口。这是一群在现代化中等死而又不断为现代化提供低廉农产品和实现劳动力的低价再生产的人。他们作为一个市场中“食物链底端的光合作用生物”以及他们老好人的角色就已经决定了不论我们给予这些老好人多少帮助,最后都是通过他们参与的市场、他对于他的村落和子女的付出间接给予了我们社会帮助。对于老好人,我们唯一能够给他们的帮组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给予他们健康延长他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延长他们劳动的时间和活力,给予他们生产劳动技术其实就是在给予他的子女和我们社会创造财富。

     老林夫妇,两人都年近70,大儿子一家在广东打工,年头走,年尾回,有时过年也不回家,小儿子一家定居在南宁,很少回家。老林夫妇常年在家,还要照顾大儿子留下的孙子,儿子给的钱不完全够家庭开销,老林妻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老林自己种田种菜,妻子放牛养猪,基本是一年忙到头。

    唯独给予他们的关爱和亲情是他们主观能够体会到的,子女的进步和发展就是这些老好人的夙愿。他们站在那个时代的土地和村落、那个时代的生产条件、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用那个时代培养的仁爱之心——亲亲相隐以致大爱天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激流勇进、高歌猛进、歌舞升平奉献每一滴泪和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他们留下悲凉的泪水。

        林老伯,男,65岁,无收入来源,分家后儿子到南非打工,女儿出嫁了,儿子一年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就给老伯钱,还给老人庆生日祝寿,庆生的礼钱是老伯自己收的,过年过节时女儿们也会给老伯包红包。他舍不得用,一是留着以后的棺材本,二是留给孙子考大学时包给孙子。孙子办大学酒时,老人给孙子包了2000块的红包,老人很是开心,逢人便夸自己的孙子考上大学了。

       老杨夫妇,都年近70,大儿子在深圳打工,年头走,年尾回,小儿子几家住在南宁,偶尔回家过年。老杨夫妇两人常年留守在家,儿子给的钱并不够两老人的生活开销,并且老杨的身体欠佳,常年吃药,还要给两个儿子“顶人头”(农村酒席的份子钱),老杨自己放牛种田,妻子养猪。一年从年头忙到年尾,几乎天天干活。

     

     

     

    留守老农的生活与健康需要

     

       总体上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过程,所以社会的疾病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现代化的疾病模式转变过程,主要是由医疗卫生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造成的。而农村老人的生活和疾病状况集中体现了我国的这种疾病转变模式。1998 年调查比较农村地区非传染性慢性疾病有明显增高趋势而传染性慢性疾病有下降趋势[ 1] 在传统社会因为缺医少药,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就是传染病,而随着医疗和生活水平的改善,现代社会中传染病减少而慢性病增多。现代医疗保住了人的命,可是现代的生活方式与人们没有完全适应现代生活方式都使人们处于长期的亚健康状态——慢性疾病增多,身上零件总是这坏那坏。最为典型及体现农村现代化的就是老人的高血压疾病。“按疾病类型分农村地区慢性病患病率较高的疾病依次是高血压、慢性胃肠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1] 。与1998 年比较农村地区患病率升高的主要疾病是高血压 上升134%。”中国人多患高血压,主要是因为中国人饮食口味比较重,尤其是偏咸。而中国农村,尤其是老一辈农人,因为高强度的农业体力劳动消耗使得他们在饮食中需要大量补充盐分,因此在农村尤其是体力消耗大的山区丘陵地带形成长期的重口味的烹饪风格和饮食习惯。但是现在农业生产中已经开始逐渐增多机械化劳动,比如机耕船、旋耕机、抛秧、收割机等,人们的体力劳动逐渐由机械完成。即使自家没有农业机械,农人也多会花钱请农机进行劳动。现代化改变了老农的生产方式,却没有马上改变老农的口味,因此他用那个时代的口味补充这个时代没有过多流失的盐分。同时他用那个时代的饮食社交观念来消费这个时代的收入,今天老农依然保持那个时代的朴素习惯——大鱼大肉招待宾客,经济收入增多加上传统饮食社交观念的结果是我们整个社会都吃多了。在生活中我们能感知,若是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到县城、农村作为一个排序,就会发现越是后者越是喜欢把大鱼大肉的饭局作为主要的社交方式(有闲阶级)。社工应该介入,尽量转变老农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告诉他们那个时代吃的咸是富有的象征,而这个时代吃得清淡是一种优雅、健康、潮流、理性和节制。在人还是动物时大自然来安排人的饮食,稳定的传统社会中习惯来安排人的饮食,而变化这着的现代社会理性的科学来安排人的饮食。所以,老农应该大致知道自己的健康营养食谱,这是可以通过社工小组工作介入而获得的。

       在当地农村及其他地方农村调查都会看到很多人,尤其是长期留在农业生产中的老人,身体下肢,主要是小腿内侧上半部有很多蚯蚓状和成团的曲张静脉。很多老人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反正觉得不痛不痒的,没必要花钱去医院看病。对于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来说,由于下肢静脉内经常有血液淤积,血液回流到心脏比较困难,使下肢静脉的压力增高。久而久之,静脉就发生曲张了。传统的老办法是干活时在小腿打上绑腿,防止一天的长期站立干活而导致血管回流减慢而扩张静脉血管。但是病情严重的化就必须要进行手术了,而问了好一个农民,尤其是老人一般都不愿意为一个没感觉出病痛的去静脉曲张去做手术。所以,社工有必要向老农普及一些针对他们的基本医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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