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时候,开群众批斗地主大会,这个地主也是背,土改没少挨数落,镇反差点丢了性命,摊到文革了还没得消停,革委会拿他作为“顽固不化”的“五类分子”要斗就拉来斗斗,要关就绑去关关,可他偏是不服气,硬说自己不坏,对短工好。
为了揭穿他伪善嘴脸,就在万人大会上,叫来当年为他打过短工的“老瞎”给诉苦。他原来不瞎,前几年村上跟邻村为边界武斗,被打瞎了双眼。过去他读过书,知道啥叫应果报应,他觉得这就是报应,所以从此以后开始不断反省,大队革委会来动员多次要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总找理由推辞,这一次公社下了死命令:抬也要把他抬到会场。
去之前,大队做了不少工作,以诱导为主,意思说,叫你去揭露旧东家的罪行,你是被剥削阶级,一定要站在革命的立场,把憋了多年的苦水倒出来,揭穿地主阶级的阴谋。“老瞎”说自己不会胡编,大队的人就给他起草诉苦书,内容简短,利于他记住。可一到台上,谁也不晓得他是真忘记了,还是故意忘记,诉苦书里的内容一个也没说上,却说:
这个东家,哦不是,地主,对我们非常非常不好,农忙了让我们整天在地头干活,宁可让他家人把饭菜送来吃,早饭是大团子菜肉馅的,也有稀饭,咸菜萝卜干,还有煮鸡蛋;中午是大米饭,菜有几个,主要是大块红烧肉,从来不做鱼,怕吃鱼耽搁时间……大队的人听了急眼,赶紧上台耳语,结果他把不该说的“你们让我记的词不记得了”也在话筒里说出来,引起哄堂大笑。
那时候我还小,恨地主,是因为课文上说周扒皮“半夜鸡叫”,老师在政治课上也老灌输说,地主剥削,不劳而获,使农民遭受二遍苦,受二茬罪……吃粥我把声音弄大了,边上吃粥能吃出静音来的外公猛然用筷子砸我头,训斥不长记性,吃的像猪吃。我便反抗说,你没资格说我,你是五类分子!外公家有田几十亩,土改时评了个上中农,我概念中也算地主,觉得他这么管我,是地主思想在作怪。
我母亲说,家里有好多亩桑田,到蚕茧季节,没日没夜要干活,因为蚕子晚上最爱吃食,也最爱犯病,晚上不能睡觉,要死盯着,否则只要死一只,一盘篮的宝宝都会死光光。忙不过来时也请村上短工,都是乡邻乡亲,不得慢待,所以总要好饭好菜伺候,让他们觉得这家人厚道,于是就有好口碑。母亲是这个大户的长女,家有粮行两处,还有这么多田地,殷实富足,可她从小到大,一直跟着娘和兄弟们一起干活,因为勤俭持家的家训规范着。
外公在文革中也受不少苦,挨斗。中农成分其次,主要是还有一个头衔“保长”。我小时候,经常听到“伪保长”这个词,孩子们是用来骂人的。后来晓得,汪伪统治时期,也是实行的保甲制度,乡村自治,我外公在他们村,属于大户首富,为人也不错,人人尊敬他,稀里糊涂的就被推举上去了。母亲说,文革中开批斗外公大会,也叫人上去诉苦的,结果找来找去,没找到一个愿意的,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原来是以前村上的无赖,老光棍,吃光用光,土改时分到了点房子和地,过得才像个人样。他诉苦就是瞎编排,气得外公要吐血。
母亲还说,外公当了保长,赔本的买卖,村上有人家揭不开锅了,他要拿粮食去接济,谁家遇到不测灾难,又要动员大家去帮扶。他是不想当,但没办法,人家都认他的为人,所以服帖他。上面选这种人,是看有没有能力稳住局面,他有这能耐,所以上面也硬不让他甩手。文革时,这却成了挨斗和改造的理由,所谓天变道也变。
叶匡政在《土改中农民如何学会“诉苦”》,说到乡村社会本来不存在地主跟农民之间对立,一向彼此相安无事,土改时他们想出个公开诉苦的法子,让参与诉苦的农民因公开诉苦,从而迫使跟旧东家处在对立面,关系再也无法修补,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这篇文章,马上让我想起上述的过往,都是亲身感受,记忆犹新。
现在我所认识到的,不是教诉苦的诡道问题,而是它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性。自古以来,中国乡村一直是士绅精英分子影响下的高度自治的社会,但士绅没有永恒的士绅,穷人也没有永恒的穷人,角色会经常转换,一切都是时间问题,命运结果的问题。而这种状态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正常秩序,只有土匪强盗进行捣乱,通过非常手段获得财富,从而改变生活面貌。穷人则都基本认可,乡村富裕阶层除了命好之外,都有来头,往往祖上好,下辈也好,一般都须经过几代人妥善经营,开拓和守成之功。
那种非常“诉苦”是要挑起双方矛盾对立化,使正常矛盾变成势不两立。具体方法也显得“下三滥”,自己为什么辛辛苦苦一辈子还这么穷,地主他们不劳动却为什么这么吃香喝辣,用这种非关联性的此消彼长对比手段,来偷换个体命运特定的基本概念,混淆视听,完成阴谋。而且这种非黑即白的逻辑,以后仍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行其道,使得中国一代代人深受其害,固化了一些不良的价值观和思维习惯,乡村社会秩序混乱至今,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且随着乡村社会对城市渗透,此不良风气便自然而然带到城市里,今天貌似井然有序,其实骨子里没有几个人遵守什么秩序,完全要依靠法律法规来强制性地约束才成,道德自觉人伦自觉化归空无,这才是中国社会最为可怕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