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那么他就准备着犯下任何罪行。
——托马斯·潘恩
按照不同的分类,社会控制可以分为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又可以分为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还可以分为硬控制和软控制。所谓硬控制,就是基于法律,规定,政策等文件和条例进行社会控制,而软控制就是道德,惯习,习俗等进行社会控制。
在学界,最早提出“社会控制”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罗斯。他所说的社会控制主要是指社会对个体或集团的行为所作出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是强制性的,也可以是非强制性的。但是,从美国的社会学家眼中,我们无法窥探出中国本土的社会控制,除了法律、法规和习俗以外的另外一种社会控制方式。究其根本,因为两种文化的差异性,所以导致了两国的基层政府官员进行村庄治理的时候所作的政治行为也可能不同。
中国的政治,从历史的层面来讲,因为“政治早熟”,所以我们把“政治”(Politics)本身变为了一种“权术”,权术背后的“厚黑学”与“阳谋论”始终贯穿在乡村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实然,正是因为权术,所以对待农民时也常常采用具有厚黑色彩的政治语言和行为。从“愚民政策”到“政治失信”,农民所面对的一个政治群体的语言,更多的是希望(只是希望,没有监督)政府官员能够履行政治承诺,但是,这样的“希望”(Hope)就逐步的演变为一种“政治忽悠”。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政府与官员践行了政治承诺,那么农民就会认为其是“好政府”和“好官员”,反之,农民也没有办法“反议”,只能“忍气吞声”,最多是背后的谩骂或者是“艺术抗争”(比如写诗、歌谣等形式,再进行口传)。但是农民的心里还是非常期待“青天大老爷”出现,所以政治忽悠才得以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一种“软控制”。这种形式,不同于习俗,也不同于法律,只是政治承诺,但是成败,作为与不作为,都是基于“把希望给你”,但是办不办,做不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反抗了,那么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基于保守的文化,农民往往选择“忍气吞声”。
正是因为“忍”的文化传统,所以乡村干部也就用这一套方法,一是可以获得农民的好评(民意也可以决定政治前途),二是可以很好的“管理一方平安(平安更多的是“地方稳定”的意思)”。
政治忽悠,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抓住了农民的保守心理,抓住了农民“忍”的文化传统,抓住了一种“政治智慧”的要义,所以被从上到下的利用起来,从而达到“不出事的逻辑”(贺雪峰、刘岳,2010)。然而,政治忽悠作为统治的技术,其害处又在于,如果被识破或者超越了农民的心理底线,那么会比“鱼死网破”的危害还大。如果说因为失范所带来的惩罚可以被农民所忍受的话,那么欺骗往往让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得不偿失。殊不知,政治忽悠其实就是在自我消解自我的统治力。更关键的是,政治忽悠能否被识破?还可能是,农民没有耐心了,把“欺骗”直接变成问责政府的罪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管理技术。虽然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符合乡村社会文化心理的一种“策略主义”(欧阳静,2011),但是,万一失控,其极有可能成为某个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据资料显示,历史学家秦晖将农民起义归为六种类别:(1)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2)官府实行严厉的经济垄断。(3)官府进行严厉的户口控制,一种是百姓想要迁徙却被限制,另一种是百姓不想迁徙却被官府强行迁徙到偏远地区去垦荒。(4)官府吏治腐败,法外敲诈。(5)官府和民间对组织资源的争夺。宗教等组织提供了一种民间结社的形式,官府是不允许民间结社这种现象存在的,所以官民之间会发生冲突。(6)天灾与外患等非社会因素。这其中虽然没有提及“忽悠”会导致什么不当的后果,但是,如果谎言如果被反利用,忽悠被农民学会,将其作为反抗的一种,那么综合种种原因,危害性也就不言而明了。比如,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不就是很鲜活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