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农业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了很重要的推进,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研究范畴的界定——关于农业的社会学视角。尽管初步将我们在农业研究领域归纳为农业经济学,但实际上,我们的研究路径和目前主流学界的研究路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不是纯粹的市场中的农业经济行为分析,而是将农业领域的经济行为高度嵌入在政治(国家治理)和社会中来进行透视,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还远离纯粹为资本积累服务的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一步推进,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将农业问题的研究和治理转型与农民社会形态学结合起来分析,就有了必要性。实际上,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从农民学到农政问题实现转换的原因。或许,中国农业转型的彼岸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生产体系,但是我们认为,目前最精彩的,还是有关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治理转型和农业从社会形态中脱嵌出来的过程,以及农业资本在积累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并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克服各种阻碍,调整生产的组织形式和资本积累的策略,进而将农业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剩余的积累。所以孙新华认为,我们做的是关于农业社会学的研究。

    二是农业治理转型概念的提出。中国的农业生产体系,很显然具有特色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源于它是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系——单位制和集体制中转化出来。所以农业的市场化转型,首先就涉及到它如何从原有的政治和治理体系中脱嵌出来。自19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实行大包干以来,大农业领域的市场化在不断推进,农业在不断地去集体化;农业税费改革,很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拐点,之后,国家的农业政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农业治理体系发生巨变,如何将这个治理转型的逻辑归纳出来,龚为纲的博士论文系统地概括了农业治理转型的含义,农业治理转型的维度,并将农业治理转型的内在机制提炼为三大原理——交易费用原理、组织费用原理,以及治理边界原理。进而在农业治理转的框架下,分析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结构)的重构逻辑。

    无独有偶,冯小在安徽芜湖的调研则发现,农业经营主体重构之后,对地方政府的农业治理行为提供了约束性的条件,并进一步倒逼农业治理转型。很显然,她的分析发现,在农业治理转型推动了农业经营主体重构之后,新的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改变了农业政策的运行环境,理所当然会对农业治理体系带来挑战。她和龚为纲得出不同的结论,或许是因为观察对象本身的差异,安徽芜湖走在农业转型的更加前沿的位置,而湖南H县的农业经营主体的重构则正在发生过程中。总而言之,农业治理转型和农业经营主体重构(农业结构的变迁)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内在逻辑,需要得到更为系统化的清理。目前存在的问题可能在于,对农业转型的研究,力度还不够,目前理论上的门槛还没有跨过,各位在农业转型的理论上还没有上去,进而很好地结合经验来归纳中国的农业转型,还普遍力度不够。这有待将来的研究得到系统的总结和归纳。

    另外,余练、孙新华、冯小等三位的博士论文也致力于分析当代的中国农业转型过程及其逻辑,这些不同的分析,着眼于中国沿海和内地不同地区的农业转型经验,提炼带有中国特征的农业转型逻辑,应该说会大大推进当代中国的农政变迁研究。中国的农政变迁研究过程极为特殊,学术界已有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政变迁研究着眼于非洲、拉美、印度等国家的比较多,而且集中于分析60-90年代的绿色革命。中国的农政变迁研究,一方面姗姗来迟,一直到工业化中期的21世纪,中国农业资本化的过程才开始启动,这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归纳的西欧的农政变迁过程完全不同,非常鲜明的特征在于当时的农业中的资本积累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另一方面国情和国家的农业政策体系以及治理体系都完全不同于前面的亚非拉国家,比如说拉美的农业转型的一个背景是有大地产的传统,非洲则以失败国家居多,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农业治理体系,印度则是土地私有制的农业体系,这些都注定了,中国的农政变迁过程必然带有中国特色,目前我们的一个共识就是,要注重将国家的农业治理体系纳入到分析过程中来,而不是像经典作家那样,从市场化、商品化、技术进步等过程来解释中国的农政变迁及其驱动逻辑。

  • 责任编辑:sn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