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集体经济,至今已走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变迁和实现形式的变化,农民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况。现阶段,考察和把握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的历史联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以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农民发展

    当前,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诉求,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农村集体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如何理解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及对农民发展产生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回顾和总结建国以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民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

    建国之初,基于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影响下新中国对工业化目标的追求,在探索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应运而生。其体制演变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分为两个典型时期,即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时期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在此经历了探索、形成、稳定和创新的重要阶段。

    (一)初步探索与形成期:农村集体经济逐步确立

    第二次国内革命即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为解决劳动力、牲畜和农具的严重缺乏而组织的耕田队、犁牛站和劳动互助社等,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端。随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坚持自愿、互利原则下,为解决实践中生产要素缺乏的困难,积极倡导农民建立的变工队、互助组和换工班等,也是其重要的实现形式。“互助组是一种建立在家庭经济基础上的集体(亲邻)劳动协作组织。”①它以生产要素交换的形式实现家庭间的互通有无,劳动互助,一般由几户、十几户农民组成,组员的土地、其他生产资料和产品归个人私有,以户为单位独立经营。这种互相协作并不固定,比较灵活,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互助组只是一种简单的农业生产互助实践,而非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只是协作小农经济的一种,而非真正的集体经济。

    随着互助组的发展,因其集体劳动与分散经营的内在矛盾、松散的外部联合下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农业生产的妨碍,1953年底初级社在比较成熟的地区出现。初级社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实行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采取按劳分配和土地入股分红相结合。可见,初级社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方面已具有了集体的性质,基本具备集体经济内在质的规定,但由于农户可以根据社里土地统一经营的状况,获得自己土地入股的分红,因而它是一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准集体经济。

    尽管初级社具有肯定农民是产权主体,劳动报酬兼顾数量和质量等制度合理性,但其合作经营与土地私有之间的内在矛盾还是限制了发展。从1955年夏季开始,在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的“冒进”思想影响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不断加快,受前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影响,初级社大批转向高级社。高级社将社员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化为无差别的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高级社具有集体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②。

    以“两权分离”为最根本特征的农村集体经济,是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而由合作经济逐步过渡而来的。它的具体形式从所有制性质、组织方式,以及经营方式、分配方式都发生了内在变化(详见表1),逐步实现了生产资料从个体私有到集体所有的转变,农村集体经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二)稳定和曲折发展期:农村集体经济单一刚性演进

    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久,在“大跃进”和批判右倾的政治气氛中,又开始把农村生产关系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人民公社化运动拉开帷幕。短短两三个月内,从小社并大社,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由若干高级社联合而成,从而集体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此时,它已不是单纯的集体经济组织,而是一种集政权、经济、社会为一体的“政社合一”组织。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依据农村经济生产发展状况,集体经济两次对体制进行微调。1960年《农业12条》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明确生产大队是农村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只是包产作业单位和生产资料的使用者,这种体制只是解决了公社及大队与大队之间无偿平调、占用生产资料的问题,由于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分配单位不一致,无法解决一个大队内各小队之间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问题。

    于是,1962年《农业60条》规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小队,重新明确了土地、牲畜和农具等所有权归生产小队,肯定了生产小队的生产管理权和分配决定权,调动、保障了生产小队的积极性与自主权,确立了新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详见表2)。

    从1958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基本延续了高级社时期的体制,保持了相对稳定。但其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分配平均主义的体制在强化生产组织性和计划性的同时,由于脱离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急于向更高所有制过渡,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由内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逐渐演变为“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这种局面亟需得到缓解和改变。

    (三)继续发展和创新期: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改革实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系列重要因素孕育和促成了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农村集体经济打破了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高度集中的集体统一经营被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所取代,在保留集体经济的某些统一经营职能的同时,将集体的土地和各项生产任务承包给农户经营,农民先后创造出了包工、包产、包干三种形式(详见表3),承包对象从作业组或专业队进一步发展为把作业承包到劳动力,打破了集体劳动形式。分配方式也逐步取消了集体的统一分配而代之以农户自负盈亏,按最终产出结果考核农户的承包内容。③实践证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双层经营体制既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家庭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设计初衷是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集体统一经营是主导,家庭分散经营是基础,二者有机结合、共同发展。然而,随着双层经营体制的深入推进,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实践中过分强调“分”,而忽略了“统”,过分强调了家庭经营,而忽略了集体经营,从而造成了两个经营层次发展失衡,使这一体制事实上成为一种“有分无统”的小规模家庭经营。

    面对双层经营体制的弊端,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权衡各种争论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就是在保持政策稳定性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强集体统一经营的能力,弥补家庭经营的不足,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由此,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如农户自愿联合与合作,产生了大量的村级联合经济组织,如各种农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公司+农户”等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涌现,实现了集体经营方式的体制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势头强劲,它与我国农村不同的地域,如各村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外部经济与政策环境、周遭的产业布局等相结合,衍生出了许多因地制宜的实现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创新型态势,从过去单一化经营模式向多元化经营模式转变(详见表4)。

    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农民发展

    历史表明,不同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会对农民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制约。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实现形式和发展机制,能够保证集体经济的良性和健康运行,并较好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促进农民的发展;反之,则会使农村集体经济陷入恶性和曲折发展,农民的利益难以保障,制约农民的发展。

    (一)农业合作化:增强联合与坚持共富中的农民发展

    土地改革后,小农经济以简陋单薄的生产资料和手工操作为主,其“封闭式经营妨碍向农业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④。广大农民虽变成了自耕农,但由于其对土地的深度依赖和眷恋,传统小农方式下劳动的分散性和孤立性较强,合作意识、集体意识和组织意识较弱,限制了农民发展。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凡有农民小私有者大量存在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即使这个国家很落后,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痛苦的阶级分化过程以后再转到社会主义革命。”⑤借助农业合作化运动,集体经济实现了对小农经济和传统农民的改造。最初的互助组与初级社以简单的劳动协作,解决了困难农户的生存问题,高级社提高了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加强了劳动合作。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将其有效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既克服了个体经营生产资料严重不足、无力抵御自然灾害袭击、生产效率低下等弊端,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强了联合、加强了协作,初步培养孕育了合作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坚持自愿互利和逐步过渡原则的基础上,农业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标志着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取代个体经济因素,成为农村主要的经济因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建立。广大农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农业合作化运动并非完美无缺,在引导互助组升级改造过程中,个别地区曾出现过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现象,但这与把握了五亿农民发展方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相比,只是附属品。从根本上讲,农业合作化将个体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消灭了易于产生剥削制度和两极分化的根基,彻底消灭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彻底消灭了农民永远陷于贫困的经济根源,初步改变了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封闭性、狭隘性和农民发展缺乏凝聚力、向心力的“一袋马铃薯”的现实,使个体农民变成了集体经济的成员,引导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方向,这是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获得发展的唯一道路。

    (二)人民公社化:美好期望与现实落差中的农民发展

    随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将农民的私有财产变为集体所有,剥夺了农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基本功能,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不仅破坏了个人利益的基础,而且损害了集体利益,所有生产资料姓“公”后,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产生了大量浪费和盲目投资现象,导致生产效率低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侵害了农民的利益。

    第一,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体制下,合作社和农民的财产“归大堆”,刮“共产风”导致农民的财产权益缺失,虽然强调要本着尊重和自愿原则,但很多地方出现了“强制”方式,忽视了农民意愿。

    第二,人民公社内“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把全部农村生产要素合并在一起,画地为牢,⑥农民被死死地捆在一起,没有流动和选择的自由,也没有自由选择退出的权利。同时,在一定时期由于家庭副业、自营经济和市场交易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彻底扫除干净,所以农民只能被“束缚”在耕地上,导致了“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怠工现象,限制了农民发展。

    第三,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队普遍采取了“工分制”作为劳动的计量和分配依据。由于这种分配制度忽略了实际劳动态度和工作质量,极大挫伤了农民积极性。第四,人民公社通过“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家庭劳动社会化”的管理体制控制着农民的一切,“公社及其下属单位决定人们应获得多少报酬,会被分配到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具体到每天应该干的工作……都存在着大量的限制,因此,集体组织对农村人口的生活拥有很大的权力”。⑦

    第五,人民公社体制长期低效率运行,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尤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近10%的中国人民没有足够的食物……据报道,在安徽省,‘农村还有不少人吃不饱穿不暖’”⑧。甚至一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自然灾害有,但不是年年有,根本问题是那套‘左’的政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对集体经济失去信心”⑨。“人民公社的最初目的,不仅是要解放群众的生产力,而且还要使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⑩。这种体制原是谋农民之去贫困共富裕、求农民之彻底解放的理想制度设计,是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一次尝试和创新,它凝结了对我国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借助于“政社合一”的组织体制,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倡导科学种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增强,粮食生产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农村集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建设积累了资本,培养和孕育了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和精神,奠定了农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然而,它在实践中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最终结出了青涩的果实。这一体制下农民普遍贫穷的状态,抑制了人的物欲和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把一切对个人爱好和生活情趣的追求都看做是亵渎神圣的丑恶现象,这种超现实的道德和价值引领,只讲奉献、不讲利益,只讲精神、不见物质的平均主义,消解了农民的竞争精神和进取意识,忽视了对“以人为本”值原则的尊重,突破了“以人为本”价值原则的底线,造成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衰退。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体确立与实力羸弱中的农民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我国不同地区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发,具有极强灵活性和包容性的一种农村集体经济的新体制。它以极大的勇气打破了封闭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民的深度束缚,将“统”与“分”的决定权交给了农民,赋予农民相对独立的经营权利和财产权利。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激发了巨大的改革热情。“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新的实现形式,突破了过去集体经济以扭曲的微观经营激励机制伤害劳动积极性的旧格局,农民潜力的合理挖掘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为主要特征的经营形式,兼顾了当时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合理的利益分享格局的形成,确保了农户的利益。

    然而,由于农村改革实践中对集体经济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双层经营体制“统”与“分”的关系失衡。一方面,集体统一经营目标、方式、体制等的“薄弱”,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农业发展的要求,难以承担起原有制度设计中集体为个体农户充当“保护伞”和提供相应服务的功能,削弱了保护个体农民的集体实力;另一方面,由于农户经营规模小、组织程度低、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大、交易成本高等,出现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家庭承包经营的“弱势”,致使个体农户缺乏市场竞争力。

    目前,多样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发展的重要平台。股份制、合作制等各种互助性经济组织,将分散的资金、劳动力、土地与市场组织起来,有效地解决了生产“小农户”和流通“大市场”的对接和适应问题,增强个体农民的联合,使农户收入的提高成为可能。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根据生产实际,运用新技术、新成果、新信息,解决生产经营中的现实问题,使农民在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科技推广等方面学到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多的锻炼,有效提高农民生产技能和综合素质。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按劳分配、按股分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以及“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宗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创造农民积极参与民主决策自觉进行民主监督的条件,从而增强其合作意识、民主管理和监督能力,从经济和政治层面促进了农民发展。

    三、考察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民发展关系的启示

    反思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考察农民发展的状况,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民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优质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以农民为本位,以其利益、需要和权利的实现为尺度的,会带动农民思想观念、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提升;反之,则使农民发展受到限制。因此,以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民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必须深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解,坚持农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瑏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道路,这一道路在农村的根本体现就是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其内在的制度优势,决定了它是促进农民发展的根本保障。

    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必然是多角度对其内涵的把握。从学理角度出发,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所有制概念,指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成员共同支配,这是农村集体经济内在的本质属性;从现实角度理解,农村集体经济既是指由集体统一组织生产劳动、统一进行劳动产品分配的一种经营方式,也包括农村成员共同所有的实体经济组织或物质性收益,如乡镇企业、集体控股企业以及由集体土地转让、品牌使用、合作经营等方式取得的收益部分。可见,今日农村的集体经济与集体化时代的农村集体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完整体系。它具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整合农民发展价值体系,提升农民主体力量,确保和坚持农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等质的优越性。当前以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民发展的根本,就要升华认识,破除对其狭隘理解和粗浅归类。

    (二)必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民发展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不论作为一种普通的道德范畴、社会价值观念,还是一种社会调节系统,集体主义都是与人类的发展相伴随而行的。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就是通过集体劳动来征服自然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最终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和自由。列宁也认为,在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是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的。以个人单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小农经济不可能使大多数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纵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如华西村、南街村、九星村等,他们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发展模式引领了未来农村的发展方向,描绘了共同富裕的发展前景。实践证明,“集体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在农村,我们终归还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但绝不是要到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僵化的束缚农民干劲与活力的农村集体经济,而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充满活力与生机,能够满足和提升农民物质和精神需要,激发农民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获得体面和幸福生活的更高层次的集体经济。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民才能获得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础。

    (三)必须重视人的因素,确保农民发展的核心地位人的因素是影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把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放在首位,重视人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从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农民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修订相关内容。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农民作为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双重作用。

    第一,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现阶段,实践证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了必要的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实现了农民横向和纵向的有机联合,有益于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真正产业化的深加工企业的发展和带动,缩短从农业生产到终端消费的距离,既增加农民利润,又增强农民市场话语权,使农民主体地位得以更好确立。

    第二,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根本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实现农民发展,因此不能为实现集体经济而发展集体经济,违背农民的意愿,剥夺农民选择的自由,强行推行某种“有益于”农民的做法,如涉及农民权益保障的土地规模经营和合法流转问题,必须在依法、有度、自愿基础上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避免对广大农户利益的侵犯。

    第三,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中,最初的互助组是农民自发的实践;符合国情乡情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经营形式都是农民自发的创造;前所未有的劳动力流动是农民自己走出来的,而集体统一经营方式的体制创新,也源于农户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因此,广大农民在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创新中具有无限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必须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

    (四)必须以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构筑农民发展的重要舞台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就是其实现形式变迁的历史。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一的高度集中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难以适应农业的多层次发展和满足农民的多元化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创新发展,因地制宜的实现形式不仅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农民发展构建了新的平台。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实现形式的局限性和封闭性仍是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难以解决村级集体经济生产规模小、含金量低、市场竞争力弱等现实问题。因此,要实现“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的目标,必须将实现形式作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突破口,要敢于解放思想,努力探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借助先进生产技术和现代生产手段,提高家庭经营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依托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和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增强统一经营的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和组织化程度。这是建立农民利益连结机制、提高农民社会组织程度、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

    (五)必须正视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明确的政府责任保障农民发展的基本权益纵观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其发展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也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政府的政策和扶持一直是破解难题的制胜法宝,也是农村集体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源。当前,一系列重要因素如思想僵化、舆论偏见、特别是政府缺位、政策缺失等制约和影响着农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造成了农村集体经济有名无实的状态,导致其在实践中的裹足不前,甚至是发展的停滞。


    在缺乏有利发展环境下农村集体经济问题的出现,是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农村经济改革中探索适合农村村情的、有效的实现形式。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无法证明农村集体经济的无效和落后,更不能因为暂时的发展困境和制约因素而放弃农村集体经济。当前要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必须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确保在政策、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和提供相关的服务,以形成农村集体经济的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实现农民全面发展。“我们必须创造未来,而不能复制未来”。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在农业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寻求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践形式,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定会凸显质的优越性和量的优势,真正成为农民提升自我、发展自我的坚实平台。

  • 责任编辑:徐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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