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文章首页 >> 三农之外 >>
  • 鄢一龙:中国话语的“一体三用”
  • 2014-09-13 21:54:15  作者:鄢一龙  来源:观察者网  点击:0  评论:0   
  • 分享到:
  • 当代中国,“左”、“右”之争可以说吵的厉害。极右和极左,实际上都是教条主义这一根藤上结的形状迥异的两个瓜,他们脑袋里都有个公式,从本本上的教条可以推导出现实,只不过各有各的圣经。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道路是历经千辛万苦探索出来的,与其纠结与“左右”之争,不如老老实实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动形成中国学派

    合三用于一体

    甘阳有“通三统”之说,以为中国当代社会中有三个传统在相互碰撞,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传统,另一个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 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与此三统相应,论者也多以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等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分野。

    三统如果能通固然很好,但是事实上彼此相隔。右派、左派、新儒家不但难以互通声气,反而各说各话,彼此都看不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大有相互撕裂之势。官方希望能够寻求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构建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往往弄出一个四不像的“拼三统”。

    何以故?根本不立,光说三统,不明其体,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者说各有各的源头和流向,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难以交汇。许多人都力图寻找共识,殊不知,当下中国最大的共识就是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中国的巨轮既不会沉船,也不会掉头,或者改道,而是按照自身使命所昭示的历史轨迹乘风破浪前行。

    谈到中国话语构建,我们可以借用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和用,古人说体用虽然各有分歧,但是大体上都主张体是根本(或为形质、或为本性等等),用是体的运用和显现。直到近代,张之洞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劝学篇》,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体用被赋予了新含义,并开启了争讼不止的西化和保守之辩。

    对于人类的思想而言,何为体?毛泽东同志说的好: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32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可见,只有实践才是体,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理论构建的源头活水。

    目前,在我们在大学里讲授的社会科学,不论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绝大部分是西方学者构建出来的,几乎看不到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以至于甘阳有“世界之大,没有中国”之叹。

    西方的理论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代西方话语体系构建经历了二三百年时间,各种理论提出都不外乎着眼于解决西方社会的问题,并反映西方社会的独特实践经验。

    同样,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也只能以立足于中国当代伟大实践。中国已经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经济政治体系,同时,当代中国文化也具有很多中国元素与中国味道。中国的实践实际上已经驶入了现代社会科学(xi fang hua yu)体系的未知水域,反而是社会科学发展大大滞后于实践。这其中,当然有方法与理论的落后,最根本的还是心理上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文明自卑感。

    中国人当不敢坐下来的贾贵已经一百多年了,在洋先生面前一直是站着的,能够把先进国家的理论学清楚,用以指导中国实践,把英文说利索就是很大的光荣了。今天,从器物层面上看得很清楚,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西方的太阳在徐徐下降。是时候让中国人坐下来,好好总结一下中国的实践,并和世界上愿意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来共同探讨、共同发展人类的学术。

    以实践为体,还意味着破除抽象普世论(xi fang zhong xin lun)的迷思。

    抽象普世论背后实际上是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混淆的机械思维。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客体,当然可以有超越国家民族,甚至地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和理论,社会科学则不然。当然,自然科学是否有放之宇宙而皆准的普遍规律?现代物理学一些发现实际上已经使得这一点很可疑了,这是另话,按下不表。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何谓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类的活动是“革命的实践”和“实践批判的”、“改造世界”的活动。 [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一卷,第54-57页。]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老人家这里虽然没有一语道破,但是实际上蕴含着一层意思,实践是介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之间的第三性。

    也许毛泽东同志比他的许多先行者都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对于实践的观点,这一点不但体现在他不朽的篇章《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也散见在他的一些充满智慧闪光的谈话中。1973年7月,他和杨振宁、周恩来等人吹哲学时说:“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4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这里,毛泽东比公孙龙、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说的无比晦涩的一条真理,以一种再清楚不过的方式揭示出来。普遍性只存在在特殊性之中,真正普世性必然是建立在多元性之上。

    正是由于实践活动兼有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双重属性,所以不同国家的不同具体实践,会产生出不同的,但是可能同样有效的道路与制度体系,同样也可以构建出不同的话语体系。

    反过来,任何成功的、有效的独特探索都具有普世意义或者说普世价值。这是由于人们总是要相互参考借鉴的,大家都是各有千秋,可以取长补短的,只有最没出息的国家才一味照搬照抄。如同秦腔唱的那样:“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我们不能说美国模式才是舅,才是普世价值;中国模式就不能有朝一日也当当舅舅,成为普世价值。

    体一立,用遂明,凡是可以为实践提供参照和借鉴都可以为我所用,“合则用、不合则不用”。从用的视角看,中国确实存在马克思主义、西方话语、中国传统这“三统”。

    通而观之,我们不妨倡一说:中国学派是一体三用,以当代中国实践为体,以三统为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理论为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所用。

    因此,要通三统必需先将理论和现实的“头足倒立”再次倒过来。不论从哪一统出发,都必需先承认当代中国实践这个体,三统存续与开新在于成为附丽于中国实践的用,在于为理解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引导中国未来提供精神资源。而不是试图从三统出发来倒过来推导中国现实,那无疑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

    换而言之,三统必需以中国的实践为检验标准,返本开新,合三用于一体;而不是将自身作为实践之标准,故步自封,剪裁现实,撕裂现实以应三统。

    当然,任何话语体系的构建都不是平地起高楼,都不可避免地与现有的理论体系发生关联。这里就有个体用的问题,即三统如何为中国话语所用的问题?

    以下分三统而论之。

     

     以西方理论为用

    面对着一个基于西方社会实践,经过二三百年发展已经日趋成熟和精细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往往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如果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考察中国的实践,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而且即便削了中国的足,也未必能够套上西方的鞋。

    与此同时,西方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严谨科学的理论体系,如果抛开西方理论另起炉灶,显然不但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还会造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倒退。

    怎么办?以中国实践为体的同时,还要以西方理论为用。为用不是套用,而是批判的利用。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要和西方理论形成“二阶连续性”,而不是“一阶连续性”。[ 美国学者沃马克在研究毛泽东1957年前后政治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提出了“二阶连续性”的概念,认为1957年前后毛泽东的虽然行动方式发生转变,但是价值和思想方法仍然保持连续性。参见: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27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一概念启发我思考中国话语体系和西方话语体系的连续性问题。]

    人类的知识体系就像一棵大树。元知识是根部,基础理论、中层理论构成主干和枝干,而具体理论则是枝叶。一阶连续性是理论观点的套用,就是试图将中国的话语嫁接到枝叶上,成为西方话语的附庸。二阶连续性,则试图在根部和主干上实现沟通,对于具体理论观点批判,甚至推翻的同时,却并不否认其更为深层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体系。

    政治学者王绍光最近提出了中国的“代表型民主”[ 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开放时代》,2014年第二期。]可以说是中国话语构建过程中如何和西方理论形成二阶连续性的一个经典案例。这一个概念在挑战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同时,却又不挑战民主理论,反而是丰富和发展了经典民主理论。

    当然,强调二阶连续性并不是完全排斥一阶连续性。西方的理论体系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是非常多元,许多西方现成的理论、流派和中国实践高度契合,确实不妨拿来就用。

    这就使得中国的话语体系与西方理论体系既有分野,又有共通之处。同时,由于汲取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的营养,中国话语的体系构建就不需要花费和西方那么长时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中国学派,而不是中国自言自语派。

    中国传统需要创造性转化

    中国有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精神资源。对于现代中国话语构建来说,更为重要的命题是传统话语多大程度上提供了资源,而不是当代实践多大程度上诠释了传统话语体系。用古人话说,当代中国面临的是六经如何注我,而不是我如何注六经的问题。[宋·陆九渊《语录》:“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中国话语与传统话语的关系要超越长久以来的批判/继承的二元对立叙述。中国话语并不需要通过批判抑或继承传统确立自我的体统,而是需要汲取传统营养来丰富自身。中国话语要通过对传统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指出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101页,2014年。]从而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种创造性转化不但是中华文明返本开新,谱写新篇的需要;也是传统话语影响当代中国实践,贡献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途径。

    创造性转化是指对于传统文化同情性理解的基础上,改造中国文明,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化,汲取传统文明的合理成分,抛弃其不合理成分,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举其大者有三:

    一是传统价值理念的创造性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来源。例如,从法家富国强兵中开出法治、富强等新内涵;从王道之中,开出民主、和谐、友善等新内涵;从大同思想中,开出平等、公正等现代价值理念。

    二是传统治国之道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来源。中国传统善治之道,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能够治理如此泱泱大国,数千年而不大更造,难道是偶然吗?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一书中曾经概括了传统的治道:儒家的德化、道家的道化、法家的物化。这其中蕴含着极高明的见解,时下论中国治理者可谓不少,何必都祖述西方的治理理论呢?

    三是传统文明体系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体,对世界各国人民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传统文明经过吸纳西方文化,完成现代性转化之后,将实现文明之再造,涅槃重生,并成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不竭源泉。

    “道并行而不悖”,传统文化融入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并不取消其自身道统的演进,反而提供了“开新”的契机。儒学、道家、法家、佛学等历久弥新的传统观念形态,将得到传承与创新,并进一步光大,进入发展新期。

    土的掉渣,才能洋的辉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有其道统传承的。

    201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分六个时间段对社会主义五百年,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4-24页,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新中国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苏联模式一脉相承,并不断超越,将社会主义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此,中国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双重的。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改革开放,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新路总结提炼为马克思主义新成果。

    这是一个山沟里走出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土地上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也许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将别人的嘲讽接过来作为自己的光荣,殊不知只有扎根中国的大地,才能是革命的政党永远年轻,没有土哪有洋,只有土的掉渣,才能洋的辉煌。

    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回顾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真正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命题。当今世界,也只有中国探索的这一套社会主义体系对于资本主义构成真实的挑战。中国模式以其巨大规模和相对于西方的异质性构成了对于西方中心论真实意义上的挑战。实践证明中国模式是成功与有效的,同样也证明是正确的。只要中国没有失败,社会主义就不会失败;只要中国成功了,就会为其他更多的国家指明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需要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主体纳入,而不作为继承的对象。如同中国六十年实践不可分割,六十年形成的官方思想体系也不可分割。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建国不久后,他就提出了要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建设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制度体系。邓小平的成功恰恰在于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部分,并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正确部分。如果将两者分开,势必面临着前后三十年相互割裂,相互否定的问题。

    中国话语构建是当代中国实践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伟大飞跃,是实现中华民族精神层面上的伟大复兴和上层建筑建设。中国话语构建是“一体三用”,以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为体;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所用,开创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古为今用,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洋为中用,与西方理论形成二阶连续关系。

    回望历史,任何创新学派潮流的形成,都是对于一个大时代实践的精神回应,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一个实践创新不断涌现,思想争鸣空前活跃的中国气场中。

    只要我们以中国实践为母体,汲取“三统”之营养,未来几十年,我们也许可以目睹 “中国学派”的形成和茁壮,并逐步改变近代以来不但器物落后于西方,同时在话语上自愧不如的格局。

    中国将结束借来话语言说旧时代,而进入一个自主话语言说的新时代。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实现黑格尔说的那样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完成精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

     

  • 责任编辑:liting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