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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物》杂志探访中国邪教转化者:来一个转一个
  •  2014-09-15 12:56:32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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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远“5·28”麦当劳杀人案让“全能神教”重新走入了公众视野,邪教人员行凶手段之残忍让人发指。上兵伐谋,面对邪教“洗脑”,政府部门又是否有相对的预防反制措施呢?《人物》杂志9月刊采访了南京鼓楼区防范办(全称是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笑称在经过了一系列摸索之后,如今已经能“来一个转一个”了。

    他们同时也坦言,转化邪教徒是一份重建信仰的工作,在为他人塑造信仰的过程中,转化者们也会遭遇精神危机: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邪教?如何快乐地活?死亡又是什么?“我们也在修炼,做好人的一个过程。”

     

    一场以“惨败”收场的真人试验

    程东晓先生算得上中国最早从事反邪教工作的政府人员之一,将邪教思想从一个人大脑清扫出去,再填补进正确的价值观是他的基本职责所在。

    最初接受这份工作时,他有点茫然无措。此前,他是南京市下关区工业局办公室主任,2000年,他被领导指派到南京市下关区的防范办担任教育转化科科长。防范办全称是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是政府为应对邪教问题设立的专门机构。2000年前后,有邪教组织号召教徒到天安门讨说法,呈现对抗政权的趋势,在多数国家,正统宗教是反邪教的主力,政府作为中立者起仲裁作用。在中国,由于没有占主流地位的宗教,政府教化者的角色让不少邪教组织转变为与政府尖锐对立的状态。最近几年,国家开始将反邪教政策调整为“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人”。

    56岁的程东晓平头、大眼,式样平常的T恤衫平整地扎进西裤。很难说是出于职业习惯还是性格使然,他常常显得热情洋溢,善于主动挑起话题,又不给人以压迫感。回顾自己十余年的邪教转化工作——某种程度上是被动选择的职业——程东晓总结,这是一场与人的精神世界斗争的战役,其间艰难,外界难以想象,他入职后遭遇的第一单任务,是一场以“惨败”收场的真人试验。

    那是14年前,南京市委防范办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对一个邪教组织的教徒进行转化,6位来自天文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教授加入攻坚小组,程东晓负责后勤,观摩学习。他们的任务是,合力扭转一位叫李梅的美术老师。

    在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里,教授们和李梅展开激辩。程东晓回忆,教授们费尽唇舌,却一个个“败”下阵来,气氛看似剑拔弩张,实则双方都在各自的逻辑里打转。“就是他说服李梅,李梅去说服他。”14年后的一个夏日早上,程东晓向《人物》形容这个羞辱性的结果带给他的震惊,“肃然起敬这个词肯定是不合适(指对邪教)。”他琢磨了一会儿说,“他(指邪教领袖)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所以邪教改变的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练不练功的问题……而是改变了人对整个世界、社会、事物的一些总的看法和观点。”

    程东晓奉命边开班边探索,第一期计划改造10个邪教成员,区公、检、法共抽调10个干部,“一人包干一个”。首要困境是如何让邪教徒吃饭。大部分人是违法被强制进入学习班的,往往带着殉道的决心,称这个封闭的场所为“洗脑班”,即便最温和的反对者也“像雕塑一样”无动于衷。

    程东晓“磕下”的最顽固案例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邪教徒。她断定防范办要迫害她,于是绝食,成天躺在床上,大小便也不挪地,只求一死。学习班专门雇了两个老太太,每天苦口婆心劝,“姑娘啊,你吃点吧。”没用,只好强行喂水喂饭,把她拖到浴缸里擦洗。程东晓像上班打卡一样,每天端着茶杯来找她谈,不但要忍受长时间坐在臭烘烘的房间里,还要努力表现得愉悦热情。最初,他只能自说自话,从法律、道德谈邪教教义,对方置若罔闻,高兴时,在小纸条上写,“你讲得对”或“你讲得不对”。

    现在回想,程东晓仍头皮发麻,“所有的事你都说完了,你没话说了。真是很难很难。”“谈话”进行到第14天,对方表态,答应隔天开口。第二天早上,程东晓跑来见她,她指指自己的喉咙,摆摆手,示意发不出声。原来,在进班以前至少半年的时间,她就拒绝跟任何试图转化她的人对话,这导致她失声了。她费劲地哈着气,几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勉力挤出一点微弱的气声。接下来,程东晓用5天时间说服她主动吃饭,3个星期说服她刷牙洗澡,前后一共40多天,她才相信学习班并非迫害之所,当她走出学习班时,他们已经成了互相信任的好朋友。

    70多岁的退休老人石林被“连哄带骗”结束了绝食。跟他交谈的是程东晓的同事何成浩,借调来防范办之前,他是南京市一所中学的德育处主任。何成浩先是赞扬老人有骨气,又批评他对自己的邪教首领不够忠诚。老人一听急了,你胡说,我怎么不够忠诚?何成浩说,X老师(指邪教首领)现在肯定不想让你死,他要靠你拯救更多人呢。老人一听,有道理,要死也得把原计划13万字的“护法心得”写完。在配合地吃完一碗面条和一袋椒盐饼干后,老人在陪护人员的细心伺候下睡了,至此也结束了日常的对抗。

    “来一个转一个,来一个转一个”

    当邪教成员停止对抗,开始吃饭喝水,开口讲话时,转化工作进入第二步——思想教育。为避免对立情绪,一般情况下,程东晓和他的同事会小心谨慎地尊称邪教领袖为“你的师父”或“某大师”,谈及邪教教义时,“歪理邪说”这类词不能使用。“你就是一个大法弟子,你就是站在一个大法弟子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他说。

    最初的探索十分笨拙,“吵,没有经验,就那么吵。”程东晓说,喉咙出血也无济于事,他常常被驳得哑口无言,“那道理滔滔不绝”。说不动对方,就在笔记本上挨个记下来——“回来我就开始查资料”。转化工作就像一场火拼激烈的漫长辩论赛,“他(她)在想着对付我们,我们再对付他。争分抢秒,斗智斗勇。”

    以“破法”为目的,程东晓和他的同事开始研究邪教教法的漏洞,“师夷长技以制夷”。除了邪教徒,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邪教的教义,比如一部邪教教法强调,电子围绕原子核做圆周运动,与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程东晓模模糊糊地觉得不对,专门找到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一位化学老师给他重上初中化学课。老师从原子由原子核、电子构成讲起,最终告诉他电子做的是“不规则运动”,程东晓兴奋地揶揄“统管宇宙的主佛”犯的错误如此低级。类似的错误还有,“光年”被当作“时间单位”使用;法国君主制的覆灭被归结为巴黎公社的功绩……“把他(指邪教成员)思想搞乱。”程东晓压低声音告诉记者。

    程东晓的同事何成浩有时仅仅通过发问,就能让邪教成员产生松动。“我说不通他,但是我可以问得倒他。”比如,前文提及的老人石林,是一名网络工程师,退休后在家登录外网,受此影响,加之“文革”时家庭遭遇的不公正对待,对国家、社会风气抱怨颇多。何成浩用请教的姿态将精心准备的3个问题抛给他,其中针对老人反党反社会的情绪,何成浩设计了“为什么要以双重标准评价国共两党”?陪护石林的人员后来告诉何成浩,老人被问题困扰得半夜辗转反侧,后来干脆一骨碌爬起来,呆坐着。从后来的结果判断,这是老人被成功转化的重要节点。

    摸到行之有效的门路是几个月后的事。在日复一日、令人疲惫的辩论中,程东晓和同事们发觉专题讨论更高效。一次只深谈一个问题。比如,谈练功能否治病,无论对方跑题多远,转化者必须不屈不挠地折回话题。他们寄望一次性击碎邪教成员在某个问题上的幻想。“(确保)这个问题上面我能把你说通,或者我能把你压住。”程东晓打出一个有力的下压手势。

    2002年底,程东晓把这些经验编纂成一本93页的小册子,在南京市防范办系统推广。蓝封皮的小册子中列举“以法破法”的50例前后矛盾的经文。“一点一点把邪教领袖这个神的形象打掉。”程东晓说。与最初战战兢兢的畏难情绪相比,如今,南京鼓楼区防范办的转化工作者格外自信地认为没有“转不过来的人”。钱绍杰从事反邪教工作10年,如今是鼓楼区分管教育转化的副主任,被问及转化经验,他说,“熟能生巧嘛。”接着笑着摆了摆手,“来一个转一个,来一个转一个。”

    脑海中“叮”的一声,邪教思想走了

    在曾是区人大代表、街道居委会主任的张兰身上,程东晓目睹了人在“悲痛欲绝”时的状态。学习班内,张兰想通了所有问题,除了一个——对邪教领袖的幻觉。她盯着邪教领袖的照片看,看着看着照片就飞到了半空,在房间里蹿。她使劲儿掐自己,疼出了声,但照片还在几米开外来回飞着。“我还真是没有办法解释它。”程东晓上网搜索,最后打印出四五厘米厚的资料,跟张兰说,这个问题实话说,我们研究不深,请你看看人家专家怎么说的吧。一个多月后,张兰说,问题解决了,要求见程东晓。

    程东晓一进门,她“咣当”一声跪下,膝盖骨磕在坚硬的地板上发出沉重的响声,抱着程东晓的腿开始痛哭,声嘶力竭,“我那么多年了,我相信他(邪教领袖)。”程东晓蹲下来,抱住她,轻拍她的后背,哭泣持续了半个小时,她开始剧烈呕吐,几个人把她架到洗浴间,吐了半个小时才止住。“什么叫痛苦,真是感觉到了。”程东晓说完,长舒了一口气。几乎所有进入学习班的邪教成员都会经历类似的身心之痛,当一个人深信不疑的信仰被剥走时,就像深度成瘾的吸毒者经历戒毒,嚎哭、撞墙,时有发生。

    教育转化工作初期,按照规定,每个邪教受害者在声称自己转化后要接受一道测试——在邪教首领的彩色照片上打叉。很少有人能够表情自然地完成,不是失控发抖,就是在脸部边缘打一个小小的叉,还有人战战巍巍半天狠下心来,半闭眼,最终把叉打在下巴上。打叉归来,一些年纪大的人不停地揉着胸口,脸红出汗,血压骤升。“考过了这道题的学员好像都是被高压电打了一下的那种状态,蔫蔫的。”李桂莲说。临到李桂莲打叉时,她“一个大叉打到底!”当时她自己都惊讶了。很多邪教受害者都有类似的顿悟瞬间,类似脑海中“叮”的一声,邪教思想走了。

    听上去,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瞬间,很难判断转化是否成功。“三书五稿”(即邪教学员主动上交决裂书、保证书、悔过书,以及5篇揭批邪教的思想认识书)被防范办视为转化成功的重要指标,也有一些人出于权宜之计写完应付。“我们都上过这方面的当。”程东晓说。邪教转化工作更严峻的问题便也在此:每年有大量学员出班后,被原来的功友“策反”。尤其人生遇到难事,很容易“反复”,重归邪教。

    5年前,程东晓在南京创办了“爱心家园”,这是“学习班”结束后的新阵地。一个用来解释两者承接关系的比喻是,如果学习班是医院,爱心家园就是出院后的疗养机构。“要出班,可以,到爱心家园参加活动3个月。”程东晓一般这样要求。这个农家子弟出身的政府官员,形容自己执着起来和那些邪教顽固者相当,“和敌对思想争夺群众”。

    “把原来邪教掏的一个大窟窿给他们补上”

    “爱心家园”位于南京市一个上了年头的小区深处,由一个废弃的小学改造。绿树掩映之中的一栋两层狭长小楼就是活动场所。小院四周围墙上贴满了制作精美的宣传展板,内容包揽传统文化、反邪教常识等等。送往爱心家园的“新人”刚脱离邪教,脑子空空,亟须新的世界观。程东晓直截了当:“就把原来邪教掏的一个大窟窿给他们补上。”不要求无神论,也不要求共产主义思想,如果信神,范围限于法律规定的五大正教。

    最初,佛教成为相对自然的重塑路径,因为一些邪教借用了佛教的符号和概念,但类似信仰不能走得太深,否则“之前学邪教的状态又出来了”。曾有本叫《光话》的书让10多个爱心家园的成员听得痴迷,交了几千块钱要去上海现场听课。这本书从一滴水也有灵性说起,慢慢说到来世今生,继而给出行动指导。后续,爱心家园花了很多时间才把这本书的影响慢慢消化。

    更有甚者,爱心家园还遭受过宣扬邪说者的“踢馆”。曾有一位讲授“先生开示”的教授申请到爱心家园讲宗教,何成浩等工作人员以为是普通讲座,同意了。后来,他们才察觉,这是某邪教的“变相的大法”,宣讲者号称比某邪教领袖还先知先觉。

    《弟子规》是一本教育儿童待人接物的书,它不强调神佛理论,而是通过规范自身行为,感受生活的细微幸福。爱心家园认可这本书的“安全无害”,大力推广,“几乎人手一本”,学员们像小学生一样如饥似渴,“疯狂得不得了”。有段时间,程东晓发现,学员们问候他的方式都不一样了,作揖和鞠躬风行。

    前不久,他们还借《弟子规》之力成功转化了一名“全能神”的信徒。一位退休护士,因为公开散发“全能神”宣传材料,被强制送进了学习班。初进班时,她绝食抗争,成日倒头睡觉。工作人员从早到晚放《弟子规》的讲解视频。开始时,这位护士大喊“吵死了,不要放”。渐渐地伸头去看一会儿,又过了几天,从床上爬起来,跟陪护人员坐成一排盯着电视机看得津津有味。

    剥去爱心家园的反邪教性质,它看起来就像个热情高涨的中老年兴趣协会。参加者平均年龄55岁,女性占绝大多数。5年来,这里陆续开办过十几个兴趣小组,健身气功、手工绢花一度风靡。

    由于这种集体主义教育的反复宣扬,加上共同的切肤之痛,爱心家园的成员们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命运共同体”。不止一位成员告诉《人物》,他们依赖爱心家园,不能想象如果离开这里自己还能快乐。

    很多人在3个月“巩固”期结束后,申请加入“爱心家园反邪教志愿者”(简称志愿者),专门研究如何转化未觉醒的教徒。“由反对政府到被我们拉过来帮助政府做事情。”程东晓很高兴,被转化者现身说法有先天优势,“我帮教那么多年,真正到『法理』这块的时候,就是『法理』上破法、借法的时候,一般要问他们。”

    神奇的例子是李桂莲,作为志愿者帮教小组的组长,碰到了疑难问题,防范办的工作人员会说,“请李老师出马”。温和热心的她精通“法理”,又热衷探讨,面对最顽固的被转化者,最夸张的说法是——“她三下两下就解决了。”

    “这一生能幸福点,快乐点。”

    即便程东晓和他的同事竭尽全力,转化之路也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畅。程东晓谈起10多年前他转化过的一个邪教受害者时颇为惋惜。那是一个大学老师,坐了3年牢,邪教信仰丝毫不动摇。母亲跪在面前求她醒悟,她面无表情,“像雕塑一样”。参加了两年学习班初见成效。离开时,程东晓叮嘱她,回去要遵纪守法,“不要做让我们防范办为难的事情”。她跟母亲返回新疆原籍,结婚、生子、工作。前几年,程东晓到新疆出差,向当地防范办打听这个人,得知她被当地的邪教组织策反,离了婚,被抓之后,再次判刑。“后期如果在我们这儿,我肯定把她转化。”程东晓呓语似的反复念叨着。

    很多邪教组织视爱心家园为“仇敌”。一些进入学习班的邪教徒后来坦承,之前,他们不止一次在夜里悄没声息地把大院围住,“发正念”,尝试用咒语铲除爱心家园。

    杜宏程是鼓楼区防范办的副主任,有超过10年的反邪教工作经验。转业前,他是航空部队的机械师,给人一种沉着的气质。他拒接外地陌生号码,大多是骚扰电话,一上来指名道姓的,“姓杜的”、“反动派杜科长”,“一开始不太适应,尤其是听到诅咒一类的电话。”杜宏程说,“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搞得时间长一点,心理强大是最基本的……这个素质还没有,那你无法面对很多困难的东西。” 他告诉《人物》,自己和程东晓的名字被某邪教组织列入了一个被诅咒的名单内,“将来要『反攻』的话,要进入审判名单的。我们要被海外法庭起诉的。”杜宏程笑着压低嗓音说,“(我们)是破坏他们的关键人物。”

    虽然才从事反邪教工作4年,胡以文坚持认为自己外表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你看我表情。”他向《人物》记者指了指自己脸说,“好像是呆板一点了。”鼓楼区政府办公大楼其他部门的人经常对他们指指戳戳,说防范办的人多少有点怪怪的,从外表就能分辨出来。

    王文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课题的核心成员,接受《人物》采访时反复强调,从事邪教转化工作很特殊,有时需要专家心理干预。他曾经认识一个警察,转化某邪教教徒,谈着谈着自己睡不着觉,“真的就神经出问题了”,“他们当时的那些领导,特意说让我去跟这个人谈谈话,要帮助帮助他。乱了。”

    程东晓和他的同事们几乎都遭遇过邪教的“反转化”。何成浩告诉记者,“他们都说,你挺不错的,你素质蛮好的,你要是练的话,你很快就能成为大师,你就能得到圆满。”

    某种意义上,转化是一份重建信仰的工作,在为他人塑造信仰的过程中,转化者们也会遭遇精神危机: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邪教?幸福到底是什么?程东晓和《人物》分享自己的结论:时代缺失信仰。“毛泽东时代我们不缺信仰,很多人现在都说毛泽东这样那样,其实毛泽东时代人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很穷,物质上很贫困,但是精神上这东西……”程东晓怀念过去,自认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时常看到有一些党员身份的政府人员在佛殿里,磕头烧香,觉得太不像话。“叫我去跪到那里磕头,我做不来。”

    程东晓的同事杜宏程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他生于1960年代,80年代初刚进入社会时,爱国主义是他的信仰。“就喜欢把自己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行为和一个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安全联系起来。”如今,他已经很久没有考虑信仰问题,“已经被封存了。”他用不算太严肃的口吻说,自己没有被邪教裹挟的一个原因是也许他还算满足“比较俗气地活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组曾做过一个问卷,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邪教受害者。“改革开放后,好多人都有一种无组织感,社会崇尚金钱,这种气氛让大部分人都成了挫败者、屌丝,大都市里边钢筋水泥的丛林,人们缺乏人际交往;再加上我们在中小学教育过程中间,缺乏怀疑。”王文忠说,邪教实际“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让人感到不再孤独。

    如何快乐地活?死亡又是什么?人类常常被这些问题困扰。“人人都在修炼。”程东晓说,“我们也在修炼,做好人的一个过程。”从这点来说,他们也许和邪教受害者“殊途同归”。“每天遇到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转化,你不转化就纠结,你就卡在那儿了。”已是志愿者中模范人物的李桂莲告诉《人物》,“转化”这个词在她看来不再指思想扭转和改造,“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在转化。”现在,她“全然接纳”一切,知足顺从。

    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史秀华体会更深,以前,她长期不快乐,一度皈依佛门,令她失望的是,师父只教她无休止地反复诵读阿弥陀佛,并不提供解决之道。“我就是想人生要快乐,应该是快乐的,所以我碰到不快乐的时候就怎么也想不通,晚上睡过来、翻过去就是想不通这个问题。”史秀华说,邪教就是在这种情绪下“乘虚而入”,对她的疑问,邪教备有简单直接的答案和易于操作的方法,还承诺“终有回报”。史秀华疯狂投入,成为南京某邪教组织“有名有姓的人”,还把家里十几口人带进邪教。在经历10多年的转化矫正后,她不想强调在此期间经受的内疚、焦虑以及无力感,只是不断念叨,自己这一生,无论是误入歧途,还是重归社会,始终没有停止对“做一个比较好的生命”的向往。

    “这一生能幸福点,快乐点。”60岁的史秀华轻轻说着,她的口气已非某种热切的希望,更接近一小声恳求。

    (文/钱杨 采访/钱杨 陈竹君 编辑/张卓 摄影/桉树。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梅、石林、张兰均为化名。实习生丁楠、兰雪滢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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