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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09-16 14:39:12   作者:陈讯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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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抛夫弃子:理解农村年轻妇女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视角

    ——基于黔南S乡的调查与分析

    陈 讯

    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悄然出现年轻妇女“抛夫弃子外逃”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透视出转型期农村社会中传统的婚恋模式、婚姻行为和婚姻观念及婚姻伦理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还隐含着农村年轻妇女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选择,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抛夫弃子  年轻妇女  美好生活  仪式婚姻  事实婚姻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体制转型,经济转轨,人口城乡流动加速,社会转型加快,农村传统的婚恋方式、婚姻行为、家庭观念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学者们主要从农村的婚恋模式、婚姻行为与家庭观念的视角来进行相应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一是认为打工潮对农村婚姻家庭带来众多影响。[1]它不仅导致了青年人的婚恋模式变化,而且还引发了婚姻观念的变革。[2]二是认为在国家体制转型和社会变迁下,打工潮的兴起是女性婚姻观念变化的诱因。[3]也有学者认为在“性解放”、“性自由”等思想观念的冲击下,农村社会中传统的婚姻观正在发生了嬗变。[4]三是从闪婚的动因分析农村青年人的婚姻行为,[5]认为闪婚现象跟农村的社会基础和村庄性质紧密相关。[6]同时,也有学者认为闪婚与跨省婚姻是农村打工青年面临的婚姻结构性困境的一种选择。[7]并进一步分析了导致闪婚闪离现象的背景、原因及其内在机制。[8]四是对“新逃婚”现象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认为农村社会中出现的“新逃婚”现象是地方性规范式微带来的结果。[9] 

     综上,在既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视角对农村婚姻行为和婚恋模式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这就为认识和理解转型期农村社会中的婚姻家庭变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些研究中仍缺乏对“抛夫弃子外逃”现象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亟待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以黔南S乡为例,结合婚恋行为、婚姻观念、家庭伦理与婚姻责任来对 “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的进行分析,揭示出转型背景下农村年轻妇女为追求美好的幸福生活的形成机制,为理解转型期农村社会中的婚姻家庭嬗变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黔南S乡“抛夫弃子外逃”现象

     黔南S乡(以下简称S乡)2011年年末人口为17358人,人均收入为3300元,其中外出打工青年人为3877人(女性为1648人),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6亩,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其婚姻形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合法婚姻,即通过民政部门办理手续缔结的婚姻。二是事实婚姻,因当事人双方(或一方)未达合法的结婚年龄,只能通过举办婚姻仪式而缔结的婚姻。在本文中,“抛夫弃子外逃”现象主要是指35岁以下女性抛弃丈夫、丢弃孩子逃离家乡,两年以上不回家,不与家中联系,既不承担夫妻义务也不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在外地独自生活或与异性同居现象。在S乡,“抛夫弃子外逃”现象产生后,若是合法婚姻,当事人要么通过自己或亲朋好友去处理,要么寻求政府及相关部门帮助;若是事实婚姻,那么当事人只能自己处理或寻求亲朋好友帮助,在寻找未果的情况下则被迫放弃婚姻过着单亲家庭生活,也有少数当事人会重新组建家庭。经统计自2000年至2009年S乡“抛夫弃子外逃”共为36例。其中,2001年1例,2002年0例,2003年1例,2004年2例,2005年3例,2006年4例,2007年6例,2008年9例,2009年10例,呈递增之势。

    二、“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的特征

    (一)年龄与文化程度

         从36例“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的年龄统计看,20岁以下共7例,占19.44%;21岁至25岁共18例,占50%;26岁至30岁共8例,占22.22%;30岁至35岁仅为3例,占8.33%。可以看出,25岁以下的妇女占相对多数。同时,从文化程度上统计看:具有小学文化共7例,占19.44%;具有初中文化共27例,占75%;具有高中文化(及以上)共2例,占5.56%。可以看出,初中文化以下占绝大多数,呈现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特征。

    (二)原因与子女状况

     从36例“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的原因统计看,家庭贫困型为29例,性格不合型为2例,女方越轨型为3例,男方施暴型为1例,其他型为1例。可以看出,因家庭贫困导致“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的占80.56%,是主要原因。同时,从子女状况统计看,生育一个小孩共29例,生育2个小孩共6例,没有生育小孩仅为1例;其中小孩年龄最大为11岁,年龄最小为2.5岁。在孩子抚养问题上,由男方单方抚养共35例,占97.22%;女方抚养仅为1例,仅占2.78%,这说明一旦“抛夫弃子外逃”现象出现后,大多数孩子是由男方来抚养。

    (三)通婚圈与类型

         从36例“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的通婚圈统计看,跨省婚姻共13例,占36.11%;跨县婚姻共21例,占58.33%;县内通婚仅为2例,占5.56%。这表明跨省跨县通婚更容易导致“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的产生。同时,从类型上统计看主要有几类:一是丈夫外出打工,妻子在家逃跑共7例,占19.44%;二是夫妻双方都进城市打工,但不在同一城市,妻子逃跑共9例,占25%;三是夫妻双方都在同一城市打工,但不在一起上班,妻子逃跑共14例,占38.89%;四是夫妻双方都在家,妻子逃跑共6例,占16.67%。可以看出,夫妻双方都进城打工导致妻子“抛夫弃子外逃”的现象占相对多数,而夫妻双方都在家的情况所占的比率相对较小。

    三、“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的婚姻逻辑

     在《礼记·正义》中指出:“婚礼者,将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11]古德在《家庭》一书中曾指出婚姻本身是一桩公共事务,对局外人和亲属都至关重要。[12]雷洁琼在论述《中国的婚姻制度变革》中则认为,婚姻的目的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继承家庭私产。[13费孝通曾对婚姻作出过精辟的论述,指出婚姻的目的是确立社会性父亲,婚姻的意义是建立双系抚育。[14]可见,婚姻不是男女之间个体性行为,它是建立在相应的社会规范之上,受社会规范约束,其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是传宗接代和延续香火以及继承家产的重要载体,是家庭再生产的保障。

    (一)婚姻目的手段化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受人口流动的影响,S乡的通婚圈逐步扩大,青年女性远嫁他乡的现象逐步增多,出现了适婚男性难娶现象。这对于那些已达到婚龄的青年男性的父母来说,迫于为儿子娶妻生子来延续香火的压力,使他们对儿子的婚姻预期逐步降低,尤其是家庭贫困的父母更是如此,千方百计为儿子娶媳妇来完成传宗接代便成为主要目的。同时,对于那些大龄适婚男性来说,娶妻生子不仅是完成自己人生任务,还隐含着实现父母的愿望的重任。在这种背景下,导致了传统的婚恋模式、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开始嬗变,婚姻的目的异化,其手段性逐步增强。因此,外出打工便成为他们找对象的主要目的,导致了未婚同居、或以不正当的手段使女性怀孕现象层出不穷,而女方一旦在恋爱中怀孕,男当事人千方百计要求女性生下孩子,已完成人生任务的目标。而对于恋爱中怀孕的女性来说,因自我保护意识不够和受教育程度较低,使她们过早进入婚姻的围城之中,当她们体验婚姻并不幸福和美满时,“抛夫弃子”外逃便成为她们摆脱不幸的途径。

    (二)婚姻意义个体化

         婚姻的意义在于确立双系抚育,以用社会的力量保证出生的孩子由父母双方共同抚养,这客观上要求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使婚姻保持稳定,为家庭的更替提供保障。从S乡的调查表明,在现代性的渗透和市场化的冲击下,婚姻的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婚姻当成手段去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不断增强,导致双系抚育责任削弱,从而使婚姻的意义走向个体化。按照当地人的话说:“只顾自己,不顾孩子”的现象逐步增多。因此,在一些年轻夫妻之中,一旦没有物质作为后盾的情况下,往往导致妻子 “抛夫弃子,一走了之”,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同时,作为婚姻的男当事人,当妻子生完孩子为自己完成了人生任务后逃跑,他们中大多数人也能坦然接受,正如笔者访谈孟某时,他说:“她要逃就逃吧!腿长在她身上我也阻止不了,她已经给我生了个儿子,没有她我照样把儿子养大。反正我也有儿子,我也对得起父母和祖宗了,没有女人日子也一样能过下去”。可以看出孟某对婚姻意义的理解,即他的婚姻意义表现在传宗接代上,至于孩子的抚养则次之。可见,在S乡婚姻的意义逐步远离了双系抚育,并逐步异化为当事人双方各取所需的个体化行为,这无疑进一步催化了年轻妇女“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的不断涌现。

    (三)婚姻责任弱化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婚姻不是当事人双方的私事,它需要承接家族联姻和承担起相应的社会功能,从而立足于村庄社会中。作为婚姻当事人双方不仅要生育孩子,而且还要承担起养育孩子以及教育孩子的责任,从而完成人类的繁衍和家产的继承,实现家庭的再生产。改革开放以来,在打工潮冲击下婚姻的目的和意义正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婚姻主体的婚姻责任逐步降低,双系抚育的功能逐步弱化,婚姻的工具性逐步增强。从S乡年轻妇女“抛夫弃子外逃”的现象考察表明,随着物质在维系婚姻稳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年轻妇女追求物质生活上的要求逐步提高,以个体化生活为体验的目的在婚姻维系中日益凸显,从而导致了对孩子的抚养责任和义务弱化。笔者访谈罗某时,她说:“没有物质基础,就没有办法过日子,婚姻还有什么意义,那里还有心思去抚养孩子。” 可见,罗某的婚姻责任意识正在逐步弱化,而她的这种婚姻观念与婚姻价值取向正契合了“抛夫弃子外逃”的行为。当然,在那些“抛夫弃子外逃”的年轻妇女中,因大多数人不懂事、文化低,他们往往是凭借一时的激情就跨入了婚姻,激情过后没有物质作为保障的情况下“抛夫弃子外逃”便成为一种重新追求美好生活的选择。同时,在那些妻子外逃后,作为婚姻中的男当事人并不一定会千里寻妻,而是与父母一起将孩子抚养大,甚至有的男当事人将孩子扔给父母抚养,自己继续外出打工。

    四、“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的形成机制

         在转型背景下,人口城乡流动加速,农村社会中的通婚圈逐步扩大,传统的“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缔结方式逐步瓦解与自由婚恋逐步形成,婚姻梯度转移现象日益凸显,女性在婚姻市场的博弈中逐步取得优势地位,导致了农村社会中“女好嫁、男难娶”的现象,无疑为农村的婚姻家庭带来巨大冲击。

    (一)国家体制转型与地方规范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婚姻制度经历了从严审批向程序简化转变,这对婚姻的结缔、维系和解体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改革开放前,在办理结婚和离婚时当事人不仅要出具相关的手续,还要可能会面对来自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阶级成分审查,不仅审查严格,而且程序也较为繁琐。改革开放后,结婚和离婚办理逐步走向简化,尤其是离婚过程中基层政府和村级组逐步退出了婚姻调解,是婚姻逐步变成了家庭内部事务和个体性行为,无疑为婚姻的解体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如:在S乡,在1990年代中期前若婚姻当事人要申请办理离婚手续,不仅村级组织会介入调解,而且乡政府的相关部门也会介入,这客观上加大了离婚的难度。但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嵌入到农村社会中的行政权力全面退潮,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对离婚的干预越来越少,这就为离婚从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便利。按照当地人的话说:“现在婚姻自由,只要双方自愿,结得快、离得也快”。同时,在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中的地方性规范逐步弱化。受婚姻自由的影响,在农村社会中父母、长辈及亲朋好友对婚姻的干预度越来越低,婚姻逐步变为当事人的家庭事务,若夫妻不和或矛盾加剧时,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夫妻双方自行解决,这客观上为婚姻的解体创造了条件。以及受人口流动的影响,村庄舆论对婚姻破裂现象逐步失去了制约力,这不仅为年轻妇女“抛夫弃子外逃”行为提供了宽松的舆论环境,而且也客观上消解了男当事人在村庄中“丢脸”的舆论压力。

    (二)人口流动加快与婚姻梯度转移

         受打工潮的冲击,S乡从1900年代中后期以来人口大规模流动逐步形成,据统计在2003年外出打工为1989人(其中女性为773人),到2011年外出打工人数增加到3877人(其中女性为1648人),增加了1.95倍。在人口大规模流动背景下通婚圈不断扩大,使跨省跨县通婚逐步增多,婚姻市场逐步形成,这就导致了婚姻梯度转移现象加剧,使农村社会中优质女性嫁入城镇的机会成本增大。相反,男性想娶城镇女性或优质女性的难度增大,造成了婚姻供需失衡,导致了“女好嫁,男难娶”的现象。如:在S乡海洋村22岁至35岁的青年男性中,没有找到对象的情况达67人(全村总人口为1023人),而20岁以上的女孩子要么出嫁,要么已经有了对象。因此,在一个既定的婚姻市场内一旦出现供需失衡,那么以物质为后盾开展竞争就不可避免,而那些因家庭贫困或自身条件差的男性就意味着有“打光棍”的潜在风险,迫使他们进城打工后,找对象结婚生子便成为了首要任务和人生目标,这往往会导致他们不择手段的找异性,甚至特意使女朋友怀孕来达到结婚的目的。而那些未婚怀孕待产的青年女性因年龄小、文化低和不懂事,过早地被拉进了婚姻的围城,这客观上为“抛夫弃子外逃”现象埋下了隐患。

    (三)物化下的婚姻价值变革

          在市场经济理性行为的冲击和现代性因素的全面渗透下,物质要素在维系婚姻稳定的作用逐步增强,人们的择偶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钱就可以娶,不管你的钱是从哪里来,关键是要有钱,没有钱就意味着“打光棍”的潜在风险。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男人能偷蒙拐骗是本事,只要有钱就行,有钱就可以娶”。而那些结婚的夫妻中,一旦物质上陷入困境,婚姻的不稳定性就呈现出来。因此,这就导致了婚姻陷入恶性循环,即:女性不分美恶丑地嫁,男性不择手段地娶。当他们组建家庭并生育孩子后,往往因物质匮乏导致婚姻解体。从S乡“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统计看,因家庭因经济贫困逃跑的共29例,占80.56%,这表明物质要素已深深地渗透到婚姻维系之中,婚姻的传统价值正在逐步沦陷。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婚姻附属于生育制度,其意义在于建立双系抚育,是在“家”的意义下派生出来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在打工潮的冲击下,人们的婚姻责任逐步弱化,追求个体性生活体验和浪漫爱情的欲望增强,这就导致了一些年轻妇女抛弃丈夫和扔下孩子外逃,以便于她们轻装上阵,重新开始追求美好的生活。因此,当下农村社会中,婚姻逐步远离了生育制度,婚姻主体追求个体性生活体验的欲望逐步增强,婚姻的价值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五、结语

         从S乡年轻妇女“抛夫弃子外逃”现象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社会中的婚姻家庭正在发生蜕变,以物质为基础的个体性生活体验逻辑深深嵌入到婚姻之中,婚姻赋予人们的意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仅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婚恋模式、婚姻行为和婚姻观念,而且还造成了农村社会中单亲男性家庭增多,为农村的婚姻家庭带来巨大的影响。随着打工潮的大规模形成与通婚圈的扩大,男性在婚姻市场博弈中逐步处于劣势,女性的优势地位逐步凸显,导致了那些因家境贫寒或自身条件较差的未婚男性,他们进城打工的首要目的便成为娶妻生子,当他们达到目的后又无法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来维系婚姻时,造成了妻子“抛夫弃子外逃”现象。这种现象的不断出现,与其说是年轻妇女无情地“抛夫弃子外逃”,还不如说是她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无奈抉择。

     

     ——此文刊于《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略有修改。

    参考文献:

    [1]  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  谢芬芳:“打工潮下农村青年婚恋观的变革”,《传承》,2008年第7期。

    [3]  陈璁:“从历史角度看当代女性婚姻观的变化”,《.科教文汇》,2007年第3期。

    [4]  方卫虎:“农村婚姻状况的忧与思”,《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5]  施磊磊:“青年农民工‘闪婚’现象的动因探析”,《青年研究》,2008年第12期。

    [6]  王会:“闪婚现象及其村庄社会基础研究”,《南方人口》,2011年第3期。

    [7]  陈锋:“‘闪婚’与‘跨省婚姻’:打工青年婚恋选择的比较研究”,《西北人口》,2012年第4期。

    [8]  王会、欧阳静:“‘闪婚闪离’打工经济下的农村婚姻变革”,《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3期。

    [9]  陶自祥、邢成举:“摇摆的家庭:农村‘新逃婚’的呈现及其产生机制”,《南方人口》,20128月第4期。

    [10] 《礼记正义》卷61,见《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680页。

    [11] 威廉﹒J﹒古德著,魏章玲译:《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12] 雷洁琼:“新中国建立以后婚姻与家庭制度的变革”,载高健主编《中国家庭及其变迁》,香港:香港亚太研究所出版社,第24页。

    [1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7129页。

  • 责任编辑:王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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