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19至20世纪的现代哲学的主题是:理性的历史意味着什么?人们通过科学思想、技术装备、政治组织这三种庞大的形式追问应该如何评价理性对现代世界的统治。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是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他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了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不久举家迁至柏林。

    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除了学习法律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

    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后就读于柏林大学。1889年完成了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法律博士学位。两年后,韦伯写出了《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一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

    1888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团体。在1890年,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划,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韦伯负责这次研究,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也因此巩固了韦伯身为农业经济专家的地位。

    1896年韦伯获聘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授。父亲去世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不得不减少教学量,并且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离开,最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

    在摆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由韦伯担任副编辑。在1904年,韦伯开始在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有关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了根基。

    1912年,韦伯试着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后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

    1914年大战爆发后,马克斯·韦伯参加军队服役,负责驻在海德堡的几家医院的工作直到1915年底,期间《世界性宗教的经济化理》的一部分(《序》和《儒教与道德》)出版。

    1916年他多次去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执行各种非正式的秘密使命,尽力劝说德国的领导人物避免扩大战争,同时他也断言德

    文化商品、文化市场早就存在于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形成也并非朝夕之事,但当霍克海默、阿多诺于1947年率先提出“文化工业”,指出当代文化已被纳入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制,成为一个工业部门,并因此而背离了传统的文化理念时,他们的概念和解说还是具有相当的震撼性。其实,回顾西方现代史及其理论解释,“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及其所指称的对象、事态就内在于西方文化的现代进程之中。

    这一进程的主旋律就是“理性化”。恰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的:19至20世纪的现代哲学的主题是:理性的历史意味着什么?人们通过科学思想、技术装备、政治组织这三种庞大的形式追问应该如何评价理性对现代世界的统治。在回答“理性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并予以评价的哲学家、思想家中,马克斯·韦伯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这不但因为他真正把这个问题全面推广到对现代西方科学、技术、政治理性化过程的独特性和后果的研究之中,而且因为他以此为中心,通过各文明理性化过程的比较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文化理论。

    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远祖

    不同于福柯所说的“19至20世纪的现代哲学”,韦伯思想中的“理性”并不限于18世纪的启蒙理性,而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这就是“合理化”。韦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探讨集中表现为对“西方的”,也即“理性的”资本主义的独特性探讨。所谓独特性,是指一种并非基于传统和习俗,而是基于一种深思熟虑的、系统的调整经济手段以实现赢利目的的经济制度。为此,韦伯以两个区分为起点:第一是资本主义经营不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利益的“逐利”行为。在他看来,“营利”或“追求利润”、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金钱,就其本身而言,与资本主义完全无涉。

    理性资本主义具有这样一些“社会的”要素:合理的自由的劳动组织;指向消费者市场可能性的理性的生意交易形式;家计与营业的分离;理性的帐薄记帐形式,等等。然而,韦伯认为,理性资本主义的这些“社会”因素仅仅涉及到资本主义的形式方面,而“现代资本主义”的独特性意味着,它是根据某种“经济伦理”组织经济活动的。所谓经济伦理,所指的是行动——植根于宗教心理的、事实的种种关联之中——的实践激活动力,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得以发展的文化—心理条件,也即“西方”或“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动力。资本主义“精神”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成为韦伯关注的焦点。韦伯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远祖,就是16、17世纪清教教会与教派的“新教伦理”。

    服从上帝意志的“新教伦理”让人的生活行为纪律化和条理化,与“资本主义精神”,亦即不停地从经济活动中获得更多利润,而不是沉迷于安逸或自我放纵,这两者之间却具有一种“选择性亲和力”。一是对劳动的态度。传统的经济伦理把劳动看作苦役,一种必要的恶,一种不值得过多关注的事。而在资本主义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劳动被看成是高贵的和高尚的活动,在个人尊严和个人自我评价方面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二是雇主的经营实践。传统的经营活动一般是比较舒适的慢节奏的,通过长期的惯例而不是由市场规则确定的价格和利润,通常一成不变。但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雇主则是在系统地追逐利润,他按照生产和有效管理的法则组织其劳动力,把利润用于企业的再投资,并明白自己在从事一场严峻的竞争搏斗。

    韦伯意识到,对“西方文化独见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的本质”的把握,不可能在西方文化内部获得,而只能在比较文明研究的视野和框架中才能实现。“身为近代欧洲文化之子”,韦伯自觉而强烈地意识到,只有在一个涉及到人类文明的“普遍历史的问题”框架中,才能通过比较,真正把握西方的独特性。也只有在西方,才有现代科学、独立的艺术、专业性的官员、宪政国家以及对我们今日命运最具影响力的资本主义。既然体现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西方的“理性主义”与新教伦理直接相关,那么,非西方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这种“西方文化独见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的原因,也应在其宗教传统中去挖掘发现。其结论是,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根植于的人的生活行为的伦理理性化,它有三个意涵。首先,理性主义意指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这种理性主义乃是经验知识及技能的成果,可以是广义的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其次,理性主义意味着(思想上)意义关联的系统化,即把“意义目的”加以知性探讨和刻意升华的成果,可称之为形上学—伦理的理性主义。其三,代表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由于它乃是意义关联及利害关系制度化的结果,可称为实际的理性主义。

    文化艺术失去了终极意义的依托

    像黑格尔、马克思一样,韦伯的思考也是整体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性制度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人生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韦伯看来,西方艺术的结构、形式组织、风格等与科学、技术、法律、国家等一样,都属于一个统一的理性化进程。

    通过对音乐、建筑以及绘画等的比较研究,韦伯原则性地提示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特性。第一,现代艺术的自律性。作为其“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研究的一个总结,韦伯在1915年11月发表的《中间考察》中概括了政治、经济、审美、性爱、知性五个领域的理性化过程,断定宗教的博爱伦理与任何一种遵循自身规律的目的理性行为都会形成一种动态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正是理性化的动力之一。以审美和艺术而言,自古以来,宗教既是艺术创作无穷的源泉,也是将艺术创作加以传统束缚而使其风格化的一股源泉。绘画、雕刻、音乐、建筑、工艺等艺术品及其创作过程都是以宗教热诚为基础,并与教堂、寺庙的财产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基督教所要求的艺术内容与艺术自身的感性形式始终存在着深刻冲突,艺术形式内在地具有超越宗教象征、寓意的要求,这不但形成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分裂,也威胁着宗教的权威。所以对宗教来说,作为体现巫术效用的媒介的艺术,不但没有什么价值,而且还令人生疑。一边是宗教伦理的升华与救赎追求,另一边则是艺术之固有法则性的开展,两者之间趋向一种日渐增加的紧张关系。从古到今,艺术经历了一个自身合理化的过程。首先是宗教改革的荡涤,然后是18世纪启蒙主义的破坏,形成了西方世界世俗与宗教分离的格局,使得政治、经济、审美、性爱、知性五个过去彼此不分的领域分途发展。对审美自律、艺术独立的经典阐释是康德美学。韦伯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康德基础上,在西方理性化的进程中,把18世纪以来的现代自律艺术理解为西方现代性的建构。这就是说,在科学(理性)、伦理(正义)、艺术(美)等知识分化的过程中,艺术摆脱了宗教伦理的控制,而把自身建构为一个由自主性价值组成的系统。这种独立的艺术不再服务于宗教,而是关注属于自身的感性形式和审美标准,其救赎功能只限于此世人间:把人类从日常生活中解救出来,从渐增的、理论的、实践的理性主义的压力下解救出来,此即通常所说的艺术是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美的领域:

    主智主义的开展与生活理性化的进展改变了此一状态。因为,如此一来,艺术便逐渐自觉地变成确实掌握住其独立的固有价值之领域(kosmos)。艺术从此据有某种(无论在何种解释之下的)此世之救赎的功能,亦即将人类日常生活之例行化中——特别是处于理论的、实践的理性主义压力愈益沉重的情况下——解救出来的功能。

    这种分化具有解放的意义——使文化艺术从宗教、道德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但它同时是灾难性的——在世俗化的理性面前,文化艺术失去了终极意义的依托,不得不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这不仅意味着艺术的非神圣化——艺术表现领域的世俗化、艺术家光环的失落和艺术重要性的降低,而且意味着艺术认同的危机——艺术仅仅是人们保存和收藏的对象,一种商品。

     使用新技术手段的现代艺术反倒可能是意义贫乏的产品

    艺术的“进步”是指其技术/工具的理性化。“理性化”主要是工具理性化,艺术的理性化基于技术/工具的进步。在文化艺术各领域中,韦伯深感兴趣的是音乐。在他看来,音乐的意义是非(工具)理性的,只有在音乐技术和音乐乐器上,才有进步可言,也才可以对之进行“经验的”的研究。在1917年《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诸科学之“价值中立”的意义》一文他指出:“对于‘现代欧洲人的兴趣’的观点而言,音乐史的中心问题确乎是:为什么只有在欧洲,并且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和声音乐才由几乎在所有民族中都相当发达的复调音乐中被发展了出来,而其他地区的音乐的理性化,则都向另一条不同的、甚至大部分正好相反的道路:透过‘音程分布’(大多是四度音),而不是透过‘和声分布’(五度音)去发展音程?换言之,关键在于‘和声式的意义诠释下的三度音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亦即:这种三度音为何不但被当作三和弦的一个音节,而不是被当作纯粹是节拍器的一个章节——没有这种节奏学,现代的乐器音乐是无法想象的。”韦伯认为,这主要涉及到一些在纯技术上而言的理性的“进步”问题,古希腊人就知道半音阶,但当时的音乐技术无法使之成为和声性音程的半音阶。只是在记谱法、新的乐器、复调歌曲等理性化的音乐技术的参与下,半音阶才成为和声音程的一个必要成分。韦伯区分了音乐领域的价值与经验(技术):

    某一特定的、不管多“进步”的技术之应用,是不会告诉我们关于艺术作品之“美学上的价值”的任何事情的。不管所应用的技术有多么“原始”,如此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如:不具任何透视知识的图画——也可以在美学上与那些最完备的、在“理性的技术”的基地上被创造出来艺术作品相匹敌。只要“艺术的意愿”只限定在适合该“原始的”技术的那些形塑上。种种新的技术性手段的创造,首先仅仅意味着分化的增加,也只提供了在“价值提升”这个意义下的“艺术之不断增加的‘财富’”的可能性,事实上,它(=新的技术手段的创造)也往往会产生形式感“贫乏化”的相反效果。但对于经验性、因果性的考察而言,艺术之最重要的、可以一般加以确定的发展环节,却恰恰就是“技术”(就这个词语之最高的意义而言)的改变。  

    所以,不能抽象地在艺术领域使用“进步”这个概念。在美学价值上,现代艺术与古典的、甚至原始的艺术没有可比性。只要“艺术的意愿”与其技术手段相匹配,原始艺术也可以是完备的、完美的。相反,使用新技术手段的现代艺术,反倒可能是意义贫乏的产品。韦伯强调的只是,要经验性地考察艺术史,只能以其“技术”为对象。这里的艺术“技术”,包括与艺术相关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与工具手段等。

    文化的理性化意味着意义的丧失

    韦伯所研究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而是实践的生活行为的理性化过程,是那些与“所有实践伦理的形式”和“生活方式的理性化”有关的理性化过程。宗教—形而上学世界消失后,现代社会必然面临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两种危机。首先,文化合理化造成意义的丧失。既然不再有整合一切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给世界提供意义,而分裂的各个价值领域又只能自行其事,根据自己的原则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那么出现的情形就是,一方面到处都是意义,每个人、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意义,另一方面各种意义都处于对立和冲突之中。在这样一个“诸神之争”的社会中,人们不再可能为自己的行动寻找到一种统一而完整的意义。其次,社会合理化造成自由的丧失。现代理性资本主义,若要用效率和生产力来衡量,当然是最先进的经济体系,但促成理性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却与西方文明的一些伟大价值,如个人创造性与行为自主性即自由,产生冲突。现代生活的理性化,特别是体现在官僚制组织形式中的理性化,越来越将人们带入“铁笼”(an iron cage)之中。  

    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铁笼之中,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那些老观念和旧理想会不会有一次伟大的新生,甚至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出现被痉挛性妄自尊大所美化了的机械麻木。因为,完全可以这样言之凿凿地说,在这种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空心的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  

    韦伯所说的“铁笼”也就是席勒所谓的“铁一般的规律”,它强大无比,所有的现代人概莫能外,都难逃其影响。理性化是我们时代的命运,却不是我们的福音。艺术确实进步了,但这种进步只是技术手段而非美感价值。艺术之外,更具理性化特性的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科制层(或官僚制),前者是“无生命的死机械”,后者是“有生命的活机械”,它们共同作用的后果是自由和意义的丧失。现代人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推动它理性化,相反,却是我们如何反对这个机器,以维护人性免受灵魂的分割,免受普遍的科层制的支配。

    韦伯的研究在20世纪激起了久久的反响。他较少专门讨论现代文化,更没有提出“文化产业”这一概念,但其以理性化来解释西方现代性和现代文化,却包含着一套潜在的文化理论。循他而来,本雅明在技术进步的意义上发挥了“除魅”的理念,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将韦伯未充分展开的隐忧——现代性的现代文化丧失自由与意义——发展为文化产业批判理论。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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