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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的道义经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再认识[]

    ——基于安徽省L村的实证调查

     

    张建雷  王会

     

    摘要:我国农地制度的安排并非基于经济上的效率最大化原则,而是体现农民生存伦理的“道义经济”原则。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虽然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的需求产生了差异性,但土地仍承担着农民生存保障的道义责任。在此基础上,农户之间分散的、自发性土地流转体现出道义经济的互惠原则。土地流转中的“自己人”逻辑和“礼俗”性地租,既能够减少土地流转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能够保障村庄中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家庭生计的改善。而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引入,以市场机制替代了自发性土地流转的互惠机制,消解了土地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道义责任,对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的家庭生计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土地流转  道义经济  “礼俗”式地租  互惠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指导方向。理论研究表明,土地流转能够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进而促进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1]。因此,在效率指引下,土地流转将提升土地产出率和土地利用率[2]。许多学者据此强调土地流转对于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如马晓河等人认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基础[3],黄祖辉提出通过完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促进土地高效流转以适应农业规模化经营[4]。土地流转所带来的规模经营效率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决策。近几年来,在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下,农村土地流转呈加速推进态势,2007年土地流转总面积占整个承包地面积的比例为5%2009年为8%2010年达到13%[5]

    但是,一些经验研究的证据对规模经营的效率说提出了质疑,如罗必良认为,受边际效益递减,资产的不可分性,以及高昂的监督和代理成本限制,农业并不是一个有显著规模效益的产业[6]。林毅夫、刘凤芹等指出,资源禀赋约束(地少人多),农业生产投资不具有专用性,以及劳动力兼业和农业机械可租赁的条件,决定了小块土地的耕作效率[7][8]。另一些学者的经验研究则发现,以效率说所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不仅没有带来相应的效率提高,反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如改变了村庄的阶层结构,导致农民的半无产化等,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9][10]。显然,理论预期与经验世界相悖。

    有学者指出,受客观人地关系限制,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按人或劳均分土地的农地制度,所体现的并非是土地边际收益最优的原则,而是土地边际收益的均等化[11]。笔者认为,这种土地资源配置所体现的更是农民生存伦理的“道义经济”原则,即保证所有的农户都得到最基本的生存条件[12]P51。因此,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认识,必须注意到农民生存伦理以及村庄人地关系的深刻变动——这恰恰是强调土地流转效率论者所忽略的。

    斯科特指出,农民的道义经济有两个重要体现:生存伦理和互惠机制,其中,满足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即“安全第一”的原则,而社区中的互惠机制则能够有效地规避各种生存风险[12]P16-43。据此,本文从道义经济的角度研究农村土地流转的产生条件和形成机制,并通过对土地流转的两种不同机制的比较,以探究土地流转对于农户生计和村庄生活的影响。

    20143月笔者在安徽L村进行了实地调查。L村有人口10213521人,下辖31个村民组,耕地5061亩,山地面积1081亩,人均耕地1.5亩。村庄北部为平原圩区,南部为丘陵地带,90%的耕地分布在圩区。主要农作物以水稻、小麦和油菜为主,一年两季。村内共有劳动力人口1900人,其中1300人在外省打工。本文的分析和讨论主要基于在L村调查的土地流转情况展开。

    二、土地的道义经济与农户的分化

    (一)土地分配的生存伦理

    1978年以来,在我国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中,大多数地区都采取了“农地普占”的方式,即根据村庄人口或劳动力均分土地[13]。这是因为,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村庄中的每个合法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村庄土地的权利,即村庄成员权[14]P12。在我国大多数村庄,人多地少是一个基本事实,村庄成员权则保证了每位村民都享有均等的地权,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尽管从经济效率来看,这种土地制度不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降低了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愿望,阻碍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因而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15]。但是,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约束下,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不仅是一种农业经营制度,还承担着9亿农民的生存保障的道义责任。因此,从道义经济的角度,土地均分所带来的一些效率损失是有意义的,它是为农民提供生存保障所付出的代价[16]

    在生存伦理的支配下,土地的分配既按照人口平均分配,也根据田块的好坏平均搭配。如L1982年分田,村庄中的耕地分成三等:门口田、瘦田和差田。门口田最为肥沃,且交通便利,水利条件好,其次是瘦田,再次是差田,差田多分布在山脚处,位置偏僻且灌溉不便。分田时,采取“好坏均占”的原则,既要保证每户人均耕地数量的均等化,也要保证每户所分得的田块好坏的公平性。其结果自然是地块的零散化,形成了分散的、均田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方式[13]L村一组45户共190亩田,共计分成了200小块,户均4.5块。一组的组长WGX8.2亩田,更是分成了12小块,由于耕种实在很不方便,WGX同本组的村民调换,最后调换成了5块。地块的分散并不利于农作,从而会带来土地耕作的效率损失,但根据田块好坏平均搭配土地却符合农民的生存伦理,并提供了一种风险分担机制,以抵御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不存在外出务工比较收益的条件下,土地不仅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存需求,而且还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农民为了家庭的消费而生产,并非为了追求利润,因此,农民的经济行为中并不存在成本收益的比较,而是遵从“安全第一”的原则[12]P19。在此条件下,很少会有农户愿意将自己的土地流转出去,反而普遍具有扩大耕作面积加强对土地的劳动投入的需求。L村村民最经常的一个做法是对田块周边的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拓荒,或占用公共的机耕道,导致“地越种越多,机耕道越走越窄”。对于面临着生存压力和自然风险的农民而言,占有土地是一种基于生存伦理的理性选择。

    (二)分化的农户及其土地需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1.6亿的外出农民工,其中六成多在地级以上城市,两成多在县级城市,不到一成在小城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减少了部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农户之间产生了分化,不同的农户对土地有了不同的需求程度。人地关系的改变成为土地流转的基本条件。

    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根据农户的收入构成,将农户分为4类:纯农户、Ⅰ兼户、Ⅱ兼户和非农户。农业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收入80%以上的为纯农户,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生产收入50%-80%的为Ⅰ兼户,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生产收入20%-50%的为Ⅱ兼户,农业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收入低于20%的为非农户[17]。本文根据此标准,对L村一组的45户农户进行了划分(见下表),并据此讨论不同农户的土地需求差异。

    1  L村不同类型农户及基本情况

    类别

    纯农户

    Ⅰ兼户

    Ⅱ兼户

    非农户

    收入情况

    1万元

    1-2万元

    2-3万元

    3万元

    外出打工时间

    很少打工

    3个月以内

    超过3个月,农忙时在家务农,其余时间在外打工

    常年在外打工,仅过年时回家

    土地流转意愿

    希望流转入土地

    希望流转入土地

    自己耕种

    希望流转出全部土地

    户数(比例)

    1125%

    715%

    1329%

    1431%

    数据来源:质性访谈中,笔者同村民组长共同做出的统计。

    1、纯农户

    纯农户的家庭收入几乎完全来自于农业,没有外出务工或从事其它非农行业。L村一组共有纯农户11户,均是由60岁左右及以上的老人组成的核心家庭。由于岁数较大,没有其它的非农就业机会,务农收入成为纯农户的最重要及唯一的生活来源。按照L村户均5亩耕地的水平,纯农户的年收入约在5000元左右。收入水平不高,处于村庄中的最低层次,但足够维持其生活在温饱线以上。在这部分农户中,虽然没有非农劳动的就业机会,但部分农户的劳动能力仍足以扩大耕作面积。因此,他们往往通过流转入外出打工的亲戚或邻居的耕地,形成10亩左右及以上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从而可以将其收入水平提高到1万元。有了1万元左右的收入,纯农户足以在村庄中体面的生活,从容地参与村庄中的人情往来。更重要的在于,有了土地的保障,自己的养老也有了保障,而不用完全跟子女要钱花,看子女的“脸色”。

    2、Ⅰ兼户

    农业收入构成这类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非农业收入构成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L村一组共有Ⅰ兼户7户,年龄在45-60岁之间,由于没有外出谋生手艺,或家中有老人、病患者无法外出打工,多是农闲之余在家门口附近(县乡范围内)打小工,如做泥水工。小工的日工资约100元,但就业机会不稳定,每年的打工收入很少达到1万元。加上务农收入,家庭年收入水平维持在1-2万元。对于这类农户而言,一方面由于土地较少,不得不外出打工,补充家庭经济。另一方面,外出就业机会的不稳定,因而又必须以土地作为家庭生存的保障。因此,Ⅰ兼户有着强烈的扩大耕地面积的意愿,他们往往通过土地流转将其农业经营规模扩大至10-20亩,使其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到2-3万元,这近乎外出打工的收入,能够使其能够体面的完成“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任务。

    3、Ⅱ兼户

    这类农户的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收入,农业收入构成家庭收入的补充。L村一组共有Ⅱ兼户13户,年龄在45-60岁之间,有一定的手艺,如做木匠、瓦匠或装潢工作,日工资约150元,既在外地打工,也在本地打工,打工的范围较广,就业机会也较多。一年中通常有半年时间在外打工,年收入在2-3万元。农业收入作为口粮经济构成其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通常由在家里的妻子或老人种田,丈夫在外打工,农忙时回家帮忙。由于外出打工收益较高,这类农户并无扩大耕地面积的意愿,但也无流转出土地的意愿,而是自己耕种,将农业作为家庭经济的补充。

    4、非农户

    这类农户的家庭收入全部来自外出务工收入,他们已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L村一组共有非农户14户,年龄多在45岁以下,举家常年在外地打工,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在这类农户中,已经在城里买房子的有3户,均是做包工或当老板,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但由于外出打工的不确定性,只有少数能够在城市中定居,随着年龄的增长,多数要回到村里,转为Ⅱ兼户或Ⅰ兼户。因此,他们多是将土地暂时流转给自己的亲戚或邻居,并在外出就业行情不好的时候随时收回。土地仍构成这类农户将来返乡或应对未来家庭生活风险的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虽然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并不相同,但土地仍承担着农民生存保障的道义责任。对于纯农户和兼业户而言,农业收入或构成其家庭收入的基本来源,或构成其家庭生活的重要补充。即使是已经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户,由于无法在城市中长久立足,土地仍构成其未来返乡生活的重要保障。

    三、道义经济下的农村土地流转

    农户的分化构成土地流转的社会基础,在不同类型的农户中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土地流转意愿[18]。在外出打工的比较收益下,非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最低,土地往往成为其外出打工的“累赘”,因此,非农户有着较强的将土地流转出去的意愿。纯农户和Ⅰ兼户则有着较强的流转入土地的意愿,以提高其家庭收入水平。因此,土地流转多发生在这三种类型的农户之间。

    (一)土地流转中的“自己人”逻辑

    在农村社会中,民间风俗、乡土伦理对土地流转有着重要的影响[19][20]。民间自发的土地流转大多发生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流转双方一般是同村的兄弟、亲戚和邻居,双方之间有着较强的血缘和地缘连带。因此,土地流转遵从着乡土性的社会规范,而非利益计算性的市场逻辑。流转的程序非常简单,无需书面凭证,通常是达成一个“口头协议”。这既是由于熟人社会中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本身就构成为一种重要的信任机制,也是由于土地流转并非是一种市场性的交易行为。L村一组的14户非农户,全部将土地流转了出去,这些农户有常年外出打工的,也有在外做生意开店的,还有在当外包工头做老板的,每户流转出的土地面积2亩到7亩不等,共流转62.1亩土地,流转双方关系多为亲戚邻里关系。

    根据访谈,非农户在选择自己的流转对象时,首先考虑到自己的父母、兄弟以及直系亲属,在血缘关系之外则是自己的邻居,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一个最基本的“自己人”单位[21]。将土地流转给“自己人”并非是为了取得经济利益,而是出于乡土伦理的考量。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亲情和友情能够有效地减少土地流转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对于非农户而言,流转土地主要是将土地交由自己信任的人暂时“托管”,因此,他们希望能够维持一种弹性较大的土地流转关系,即在将来返乡时可以随时收回土地,并要保证土地不能荒废,以便收回土地时可以随时耕种。对于纯农户和Ⅰ兼户而言,这种土地流转方式虽不稳定,但能够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并能够切实增加家庭的经济福利。因此,乡土社会中的“自己人”关系使得土地流转的双方都能够获得一种安全感。

    (二)“礼俗”式地租:土地流转中的互惠机制

    村庄中的土地流转并没有形成一个遵从商品交易规则的土地租赁市场,发生在亲戚、邻居等“自己人”之间的土地流转成为村庄生活中重要的互惠机制。土地流转成为村庄中人情往来的载体,流转双方所遵循的并非是各自土地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村庄中互惠性的伦理规范,这直接体现在土地流转中的费用的非货币化特征上。

    L村一组的土地流转中,父子、兄弟之间的流转通常表现为免费赠送的形式,不产生地租。叔侄、堂兄弟和邻居之间的流转费用也仅为100斤稻谷,这100斤稻谷多是作为非农户过年回家时的口粮,并非是利益计算的结果。一组组长WGX除了种自己家8.2亩地之外,还分别流转了侄子家的6亩地和兄弟的4.5亩地。这样,WGX共计种了18.7亩地,每年夫妻两个纯务农收入就接近2万元。WGX仅是在每年过年时给两家分别送100斤左右的稻谷,WGX说“没有规定要给多少,想给多少就给多少,给个百把斤,都是自己家人,是那个意思嘛。”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地租是除去生产成本和农业资本正常利润后的剩余利润,即地租是一种剩余[22]。但是,在土地流转的“自己人”逻辑下的地租更是一种“礼俗”式地租,即地租成为村民之间相互馈赠的“礼物”,体现为人情交往的互惠逻辑。由于非农户的家庭收入全部来自外出务工经商,有限的土地收入对他们而言意义不大,他们更在乎的是保持土地不至荒废。并且,由于村庄中土地资源有限,将自己的耕地交给无法外出打工的亲属和邻居,也是缓解其家庭经济压力的一种援助方式。对于纯农户和Ⅰ兼户而言,通过流转入土地能够扩大耕种面积,提高家庭收入水平。虽然务农的收入有限,但是在不存在外出就业机会或外出就业不稳定的条件下,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收益的累加,足够保证其体面的生活和家庭的再生产。但是,若存在着较高的货币化地租,显然会对他们构成极大的压力。因此,作为流入土地的“回馈”,他们担负着为流出土地的非农户管理土地,防止土地荒芜的义务。土地流转中的费用并非是用于支付地租,而是村庄人情交往中礼俗性的“馈赠”和“回馈”。

    因此,由于土地仍担负着农民生存保障的道义责任,农户之间自发的土地流转体现为道义经济的互惠原则。土地流转中的“自己人”逻辑能够有效地减少土地流转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为流转的双方提供安全保障。土地流转中的“礼俗”性地租使得村庄中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户能够近乎无偿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进而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作为“回馈”,流入户有着替流出户管理土地的义务,以便利他们未来返乡时的耕作。

    四、大规模土地流转与道义经济的式微

    2006年农业税费的全面取消和农业补贴政策,提高了农业经营的效益,2008年中央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鼓励农民以多种形式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许多地方政府为推动土地流转工作,出台了一些列优惠政策,鼓励外地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及农业企业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在此背景下,L村兴起了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实践。

    (一)大规模土地流转及其市场逻辑

    2009年在镇政府的推动下,当地的一家生产黄酒的工厂流转了L村两千亩耕地,以作为该酒厂的稻谷基地。酒厂同村集体签订了为期15年的流转合同,一亩耕地的租金为每年500元。政府补助酒厂每亩50元的规模经营补贴,并优先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安排在了L村,以改善农田水利设施。2010年,L村的村民ZWY以同样的价格流转了本村500亩耕地,种植主粮作物,ZWY同村民签订了10年的流转合同。这样,酒厂和种植大户共计流转了全村一半的耕地。

    不同于自发的小规模土地流转,大规模土地流转都签有正式的合同,明确的租期,并实现了土地的连片经营。更根本的不同则在于,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以市场化的手段将土地从农民的家庭生计中剥离了出来,实现了土地流转的商品化运作[10]。在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中,土地的配置改变了其原所承担的保障农民基本生存和稳定就业的道义责任,成为投资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手段。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地租的产生。

    在市场条件下,随着土地的流入方和流出方之间的谈判和交易的展开,“地租作为一种剩余”日益被突显了出来[22]。地租的产生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流转双方对土地的预期收益比较,二是土地流转市场中的竞争机制。在农民分化的前提下,不同类型的农户对于土地有着不同的预期收益。非农户对土地的预期收益最低,其次是Ⅱ兼户,纯农户和Ⅰ兼户的土地预期收益最高。对于后两者而言,由于农业收入构成其家庭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为维持家庭生计的稳定性,他们必须要占有土地产出的全部剩余。但规模经营的投资者显然不可能一无所得,因此,地租价格最先在非农户、Ⅱ兼户和投资者之间达成平衡。500元租金的标准(农户种植两季农作物的亩均年纯收益在800元左右)足以满足非农户和Ⅱ兼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并对纯农户和Ⅰ兼户产生一定的吸引。地租的竞争机制表现在,投资者以较高的地租价格打破了村庄自发性土地流转中无地租的格局,并以此形成了土地流转的市场门槛。如在酒厂以每年500元一亩的价格流转之后,ZWY也只得以同样的价格流转土地。地租价格的形成使得纯农户和Ⅰ兼户逐渐退出了村庄中的土地流转,最终形成了由资本所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流转格局。

    (二)村庄互惠机制的瓦解及后果

    一些学者从村庄阶层结构的角度考察了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影响[23],本文试图从村庄关系的层面进一步深化对大规模土地流转问题的理解。

    在大规模土地流转中,市场机制替代了村庄中自发性土地流转的互惠机制,这直接导致村庄互惠机制的瓦解。在自发性土地流转中,非农户同纯农户和Ⅰ兼户之间的土地流转,既存在着前者对后两者家庭生活的道义支持,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社会性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在大规模土地流转兴起后,土地流转按照市场交易的原则展开,谁支付的地租高谁就能从农户手中获得土地的经营权利。因此,在自发性土地流转中,土地的经营权向村庄中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户(纯农户和Ⅰ兼户)集中,体现的是道义经济的原则。而在大规模土地流转中,土地的经营权向资本集中,体现的是土地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在相对较高的地租收益下,村庄中的非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了种植大户,这就使得纯农户和Ⅰ兼户退出了土地流转,村庄自发性土地流转中的道义性互惠机制瓦解。2010L村一组的14户非农户和大部分兼业户均将土地流转给了ZWY,大规模土地流转后18户纯农户和Ⅰ兼户的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的7户兼户有5户不再耕种土地,或举家外出打工,或妻子在家,丈夫外出打工。11户纯农户中有两户不再耕种土地,其余农户耕种面积都大大缩减,由之前普遍高于5亩变为普遍在5亩以下。大规模土地流转后,该组18户纯农户和Ⅰ兼户的总耕种面积由140亩降为43.3亩。

    可以发现,大规模土地流转兴起后,不仅自发性土地流转的互惠机制瓦解,纯农户和Ⅰ兼户退出了村庄中的土地流转,而且一些Ⅰ兼户也退出了农业生产。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由于自发性土地流转并不存在地租价格,15亩左右的农业经营年纯收益超过1万元,再加上男劳动力农闲时打小工的收入,形成中等规模农业经营的Ⅰ兼户的家庭年收入可达到2万元。这已接近外出打工的收入,能够使得Ⅰ兼户农民体面地完成家庭任务。但大规模土地流转后,他们的农业经营规模重新缩减至5亩左右,又由于本地范围内就业机会的不稳定,这构成对其家庭生活的极大压力。因此,他们必须选择放弃农业经营,到外地寻求更多就业机会的可能。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家庭中妇女失业的可能。

    互惠机制的瓦解对纯农户的影响最大。由于年龄的限制,他们并不存在外出打工的可能。在自发性土地流转的互惠机制下,他们往往通过小规模地流转儿子或亲戚、邻居的耕地,扩大自己的农业经营面积。虽然他们流转的耕地面积不大,且较零碎,所由此获得的农业收益的增加也不多,但却能够显著地提高老年生活的质量。大规模土地流转之后,失去了自发性土地流转所带来的农业收益,老人的家庭经济收入大幅度削弱。以LDY为例,LDY夫妻两人原耕种9亩地,其中有大儿子的6亩,年纯收入近1万元,足够两位老人的养老和体面生活。而在大儿子将土地流转给大户以后,老两口耕种的只有3亩土地,年收入最多为3000元,仅能维持两位老人的温饱。

    大规模土地流转中,村庄互惠机制的瓦解对纯农户和Ⅰ兼户的家庭生计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于以务农收入为家庭收入主要构成的纯农户和Ⅰ兼户而言,农业经营大户通过市场机制将他们挤压出村庄中的土地流转,极大地减少了其家庭经济收入中最重要的来源。而对于非农户而言,短期来看,他们从大规模土地流转所提供的较高的地租价格中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但长期来看,由于大规模土地流转对流转期限的长期限定,他们也同时失去了将来返乡的保障。

    大规模土地流转所带来的土地承载农民生存保障的弱化,意味着土地的道义经济的式微,即土地对农民的生存伦理和生活互惠功能的消解。土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的弱化本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自然结果,但是,在当前农民无法在城市中获得稳定就业的前提下,人为地推动人地关系的变化必将极大地损害农民的利益,对农民的家庭生计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五、总结

    本文认为,我国农地制度的安排并非基于经济上的效率最大化原则,而是体现农民生存伦理的“道义经济”原则。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虽然不同类型农户对土地的需求产生了差异性,但土地仍承担着农民生存保障的道义责任。在此基础上,农户之间分散的、自发性土地流转体现出道义经济的互惠原则。土地流转中的“自己人”逻辑和“礼俗”性地租,既能够减少土地流转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能够保障村庄中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家庭生计的改善。而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引入,以市场机制替代了自发性土地流转的互惠机制,消解了土地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道义责任,对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的家庭生计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下,土地对于农民有着特殊的意义,土地流转不单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经营问题,还是一个关乎到“农业,农村,农民”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总体来看,土地流转同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程度相适应,并与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依赖程度有关。基于家庭生计的考量和村庄社会的互惠互利原则,农户之间自发地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这种自发性的土地流转具有稳健、灵活的特征,保证了土地产出向村庄中经济上的弱势农户集中,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因此,农村土地流转并不是盲目的规模越大越好,而必须尊重当前农村的现实条件,综合考虑到不同类型农户的家计情况,尤其是农村中处于经济上弱势地位农户的家庭生计。对于土地流转中农户自发的制度创新,应予以尊重、引导和规范,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排斥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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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郭亮.不完全市场化:理解当前土地流转的一个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0(4)

    [21]王德福.做人之道:熟人社会中的自我呈现.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D]2013

    [22]田先红.地租怎样确定?——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的社会学分析.中国农村观察[J]2013(6)

    [23]王德福、桂华.大规模农地流转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1(2)

     原文发表于《学术论坛》2014年第5期



    []本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交叉项目》“新形势下长三角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研究”的支持,在行文思路上得益于同熊万胜教授的讨论,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

    [] 201297日李克强在中央组织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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